资本积累论
现在好象洛贝尔图对总生产物价值的分析显著地超越了古典学派。再接下去，亚当·斯密的教条竟然也被批判了。因此，令人奇怪的：洛贝尔图的饱学的崇拜者，如瓦格纳、梯泽尔、梯尔这一批人，对于在经济理论中这样重要的论点，没有替他们所钟爱的孩子 [10] 争夺压倒马克思的“优先权”。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正如在一般价值论上，洛贝尔图的“优先权”是大可怀疑的。如果他有时看起来好象有了正确的领会，但这不久就表明是一个误解，或至少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他之不能解决国民生产物的三分法，可以从他对亚当·斯密教条的批判中得到很好的例证。对于这个三分法，他只是在暗中摸索。他说：
“大家知道，自从斯密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把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劳动工资、地租和资本利润；从而各阶级的收入，特别是各种项目的地租，被当作生产物的一部分，这不是新的见解。但经济学家马上又误入了歧途。他们——里嘉图学派也不例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不承认总生产物、即制成品，也就是国民生产物全部，是工人、地主和资本家共同参与的统一体，而把未制成品的分割当作三种合伙人的分摊问题，制成品的分割则当作另外一种由两种合伙人分摊的问题。从这种理论看，未制成品和制成品构成不同的收入项目。第二个错误（尽管西斯蒙第和里嘉图没有犯这个错误）是他们把劳动没有物质资助，也就是，没有土地，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自然现象当作经济事实，并把劳动分工需要资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资本）的社会事实当作一个基本的论据。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虚构的基本经济关系，根据这个经济关系，并考虑到社会上有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三种不同所有者，他们得出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如下：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用在生产上而产生的，资本利润是从资本家使用资本在同样目的上而产生的，最后工资是从劳动的贡献中产生的。萨伊学派巧妙地阐述这个错误论点时，甚至捏造出与各种所有者在生产物中的分额相适应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职务的概念，并把这些分额解释为这种生产职务的结果。第三个错误是：一方面从生产物的价值中得出劳动工资和各种地租，而另一方面又从劳动工资和各种地租中得出生产物的价值，于是这一方取决于另外一方，而另外一方又取决于这一方，他们就这样最后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了。这种荒谬之处是令人一目了然的，例如有些作者企图在连续的两章中说明‘地租对生产价格的影响’以及‘生产价格对地租的影响’”。 [11]
尽管有这些精彩的评论——其中最后一点特别精彩，它在某种程度上走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一点所作的评论之前——洛贝尔图安心地接受了古典学派及其庸俗的信徒们的基本错误，这就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在总生产物的价值中所需要用来补偿社会上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这就使得他较容易保持对“工资分额下降”的突出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下，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其一相当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其二相当于工资全部，即可变资本，而其三是资本家阶级的总剩余价值。在这个组成中，相当于可变资本的部分是相对地在下降，这是因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在c+v+m中c对（v+m）的关系经常发生变化，其变化方向是c的相对增加和v+m的相对减少。这是一个人类劳动效率递增的简单规律，它适用于一切在经济上进步的社会，不问其历史形态如何，换言之，它不过意味着活劳动越来越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更多的生产资料变为使用的对象。如果v+m合起来是在降低中，那么它的一部分，v，也将相对于生产物的总价值而降低。如果反对这一点，企图阻止它的降低，那么，这就等于与不断增长的劳品生产率的一般影响相对抗。而且，在（v+m）中间，还有一种趋向于v相对地降低和m相对地增加的变动，这就是说，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用在工资上的部分将越来越缩小，而作为剩余价值被占有的部分将越来越加大。这是关于劳动生产率递增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公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它的适用性并不亚于一般规律。用国家的力量阻止v对m的比例变小，这意味着劳动力这个基本商品被排斥在进步之外，因为所谓进步就是要降低所有商品的生产费；这意味着这一种商品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经济影响。不仅如此，“工资率下降”是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另一种说法，而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它既是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动力，也是在这个生产制度内部的技术进步的原动力。用立法手段阻止“工资分额下降”是无异取消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对它的整个制度给以致命的打击。让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事实：个人资本家，正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知道生产物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的总额所组成的，这种知识是他所不能把握到的。根据资本家的理解，价值是一种派生形态，经过竞争颠倒过来后，就成为生产费了。尽管实际上生产物的价值是分解为价值的组成部分c，v和m，但在资本家心目中，生产费是c，v和m的总和。而且，在他看来，这三者是以下列歪曲的、派生的形象出现的：（1）他的固定资本的磨损，（2）他垫支的流动资本，包括工人的工资，以及（3）流行的利润，即他的全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这样，我们试问：如何通过洛贝尔图所设想的那种法律，强迫资本家在生产物的总价值面前维持固定的工资份额呢？这种做法，完全和用法律规定用在任何商品制造上的原料，不得多于、也不得少于全部生产物价格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同。显然，洛贝尔图很夸耀他的高见，认为是新的亚几米德式的发现，想用它来根治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病症，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方面来看，他的看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这只能是混淆价值论的结果。洛贝尔图曾说：“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物之具有交换价值，正如在古代经济中它具有使用价值一样”， [12] 在这里，他的糊涂思想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古代社会的人必须吃面包和肉以维持生命，而现在的人只要知道了面包和肉的价格，就已经满足了。所以，从洛贝尔图对于“固定工资分额”的偏执狂得出的最明显的推论是：他对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没有理解能力。
前面的引文已经表明洛贝尔图只考虑到简单商品生产，这是与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生产消费品以满足“人类需要”的错误见解相协调的。他常常谈到“资本的补偿”，谈到使资本家能够“按从前的规模继续他们的企业”的必要性。但他的主要论点是直接反对资本积累。把剩余价值率固定下来，防止它的增长，这就等于使资本积累濒于瘫痪。西斯蒙第和吉尔希曼都承认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是一个积累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他们两人都认为再生产平衡的破坏导源于积累的倾向，因而他们否定积累的可能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一方建议压制生产力，作为一个补救办法，另一方却赞成把生产力更多地使用到奢侈品的生产上，并把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在这个问题上，洛贝尔图却是孤芳自赏。前二人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现象而收到或多或少的效果，而洛贝尔图却要反对这个概念本身。“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都先后赞同这个原理，即资本只能节约和积累来发生，并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13]
洛贝尔图坚决起来反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判断”。他用六十页的篇幅详细地说明：（甲）资本的源泉不是节约，而是劳动，（乙）经济学家们对于“节约”的“谬见”，是从他们认为资本本身有生产性的误解所引起的，（丙）这个谬见最后又是从另一谬见中产生，即“资本就是资本”。
吉尔希曼对于资本主义“节约”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有很好的了解。他精辟地论述如下：“大家都知道，资本的积累不仅仅是准备金的窖藏，也不是在库房中存储金银货币而不动用它。想节约的人之所以进行节约，就是要把自己所节约之数，作为资本，由自己或他人加以利用，借以从中取得收入。只有把这些资本投入新企业，进行生产，从而提供所需的利息时，这种收入才有取得的可能。例如某甲造了一艘船，某乙修了一座谷仓，某丙开垦了一块荒地，某丁定做了一架纺织机，而某戊为了扩大他的制鞋工业，买了更多的皮革和雇了更多的工人，依此类推。只有当所节约的资本供这样的使用时，它才能提供利息（指利润），而利息是一切节约的目的物”。 [14]
这就是吉尔希曼如何笨拙地，但总的说来，正确地描绘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事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积累就构成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在正确的本能下，所赞成的节约的全部意义。吉尔希曼，象西斯蒙第一样，认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积累，因此，他之反对节约和积累是与他的前提相符的。这里，洛贝尔图更为“深思远虑”。他从里嘉图的价值论中，学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是资本的源泉的见解，但他完全被这个初步的知识所蒙蔽，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运动的所有复杂关系。既然资本是由劳动产生的，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节约”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一个骗局而已。
为了要解开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所造成的一大套复杂的谬见，洛贝尔图，正象我们所猜想到的，以一个孤独的庄稼汉为例子，通过对这个不幸的人物进行冗长的解剖来证明他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他已经发现了“资本”，当然，这就是说，那根“原始的木棒”，这根木棒就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用来从知识的树上采集资本理论的果实的。洛贝尔图问道：“节约能不能产生这根木棒”？既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节约”不能生产木棒，它是由鲁滨逊·克罗叔（Robinson Crusoe）用木头做成的，那么，我们已经证明了，那个“节约”理论是十分错误的。再者，这个“孤独的庄稼汉”用他的木棒从树上打到一个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他的“收入”。
“如果资本是收入的源泉，那么，这种关系已由这个最原始的，最单纯的事实加以证明了。如果把木棒当作收入或部分收入——由击落的果实所形成的——的源泉，这样说法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不违背事实和概念呢？我们能不能把全部或部分的收入的产生原因归之于木棒？我们能不能把它全部或部分地当作木棒的产物”。 [15]
当然不能。既然这个果实不是击落果实时所使用的那根木棒的产物，而是结果实的那棵树的产物，因此，洛贝尔图证明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主张收入来自资本的话。洛贝尔图利用鲁滨逊的经济为例子，清楚地阐述了所有的基本经济概念之后，他把这样所获得的知识推广到一个没有资本所有制或土地所有制的虚构的社会，即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中去，接着再推广到有资本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即现代的社会中去，于是请看：鲁滨逊经济的一切规律逐条逐条地都适用于这两个社会了。这里洛贝尔图建立一个资本和收入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他乌托邦式幻想的顶点。既然他发现鲁滨逊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而已，于是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也同样地与生产资料等同起来了。这样，一举手之劳，他把资本简化为不变资本，然后他以正义和道德的名义抗议把工资，即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当作资本看待。他猛烈地攻击可变资本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一切灾祸的原因。他痛心地说：“请经济学家们注意我所说的，请他们毫无偏见地考察一下，到底他们对呢，还是我对。这是在现行的制度下关于资本的所有错误见解的焦点。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工人阶级存在着不公平的最终源泉”。 [16]
这是因为“正义”所要求的，是构成工人的“实际工资”的货物不应算作资本的一部分，而应归属于收入的范畴。尽管洛贝尔图很知道资本家必须把他们垫支的工资当作他的资本的一部分，正象垫支在直接生产资料上的另一部分一样，但在他看来，这只能适用于个人资本。当成为社会总生产物的问题，整个再生产的问题时，他马上宣称资本主义的生产范畴是一个幻想，是恶意的谎言，是错误。“资本自身、组成资本的项目、从全国来看的资本，是大大不同于私人资本、资本资产、资本财产以及在现代用法下‘资本’一词通常所代表的一切”。 [17]
个人资本家用资本主义方法从事生产，而整个社会却必须象鲁滨逊般的，作为一个集体所有主，使用共产主义方法来从事生产。
“在一切不同的生产阶段上，国民总生产物的或多或少部分是被不算作真正生产者的私人所占有，或者真正生产者经常作为这些少数私人占有者的仆役而生产这些国民总生产物，而自己并不分享自己生产物的所有权——这两者间，从一般的、国民的、观点看，没有什么区别”。
无疑地，整个社会内部的关系的一些特点是产生于：（一）作为居间者的“交换”制度，（二）生产物分配上的不平等。
“可是，所有这些影响并不妨碍全国生产的运动和国民生产物的形成，它们今昔一样，总是保持同一状态（在共产主义下也是如此）；同时，这些影响，从全国观点来看，也在任何方面不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对比”。
西斯蒙第与亚当·斯密及其他许多人相同，竭力想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中解决资本和收入的概念。洛贝尔图却用一个较简单的方法，他把资本主义生产为整个社会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态抽象掉，他简单地把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而把消费品叫做“收入”，以后他就停留在这里。
“土地所有制和资本所有制，只对相互往来的个人，发生主要的影响。如果把全国看作一个单位，这种所有制对个人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 [18]
我们看到洛贝尔图一接触真正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总生产物及其运动时，他对生产的历史特殊性，表现出空想家所特有的迟钝态度。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语：“提到整个社会时，他假装社会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这对洛贝尔图，也恰恰适用。洛贝尔图的例子再一次说明在马克思以前的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努力摸索，想把劳动过程的物质观点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观点，加以协调，想在协调个人资本的运动和社会资本的运动之间进行调和，但结果是到处碰壁。这种努力通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例如萨伊和麦克洛克的浅薄见解，他们只承认个人资本的概念，以及蒲鲁东和洛贝尔图的空想见解，他们只承认劳动过程的概念。在这里，我们才开始领会到马克思的深入分析如何对这个问题放出了伟大的光明。他的简单再生产图式把所有这些和谐的或矛盾的观点都搜集起来，借以说明整个问题，并使无数复杂的混乱关系分解为惊人简单的两行数字。
如果对资本和收入持有这些见解，显然不能理解资本的占有问题。诚然，洛贝尔图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占有说或是“掠夺”，并在它所侵犯的财产权的法庭前对它进行起诉。
“工人的个人自由在法理上应包含对劳动生产物价值的所有权，但在实践上，却使工人在土地和资本的所有制压迫下不得不放弃产权的要求；但所有主并不承认这个巨大的、普遍的过错，好象他们本能地害怕历史将会按照无情而不可改变的逻辑而发展。” [19]
“因此，（洛贝尔图的）这个理论详尽地证明一般赞美现今的所有制关系，而同时又不能把所有制奠基于除劳动以外的东西之上的人，是对他们自己的原则发生矛盾的。它证明今天的所有制关系事实上是建筑在普遍地破坏这个原则上面，它证明现今社会上所积聚的巨大的个人财富是掠夺的结果，而这种掠夺，从远古时代起，随着在社会上每添一个新生的工人而越来越加重”。 [20]
既然剩余价值被叫做“掠夺”，那么，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必然成为今天经济组织中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了。 [21] 布里索（Brissot） [22] 的粗鲁的具有革命音调的怪论——“财产是盗窃”——曾经成为蒲鲁东的第一本小册的出发点，但洛贝尔图的命题是另外一件事情，认为资本是在财产上所进行的盗窃。只要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所有权法则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的法则一节 [23]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历史辩证法的杰作——与洛贝尔图的理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的“优先”之处。洛贝尔图从“所有权”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占有大肆攻击，这种攻击有效地妨碍他看出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如他对“节约”的攻击以前曾妨碍他看出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源泉一样。这样，他处于比吉尔希曼更坏的地位，他缺乏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条件。
这实质上就是洛贝尔图要生产无限制扩张，而不要“节约”，也就是，不要资本主义积累！他要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增长，而同时，他要一个由法律固定的剩余价值率。总之，他表明他自己实在无法把握住他所希望改良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基础，也无法理解他所激烈批评的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结论。
因此，梯尔（K.Diehl）教授认为洛贝尔图，就其“新收入理论”以及对资本的逻辑范畴和历史范畴的区分（指本来意义的资本，以别于个人资本）而言，是经济理论的先驱者；而瓦格纳（Adolf Wagner）教授称他为“经济社会主义中的里嘉图”，这正证明了瓦格纳既不懂里嘉图，也不懂洛贝尔图，更不懂社会主义。列克西斯（Lexis）甚至断言洛贝尔图在抽象思维上，与他的“英国论敌”至少相等，在巧妙地发现现象中最深远的关系上，在富于想象的气魄上，尤其在对经济生活所采取的伦理观点上，他比他的“英国论敌”高明许多。然而，洛贝尔图在经济理论上的真正成就（除去他对里嘉图地租论的批判外），他有时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明确区别，他对剩余价值整体的研究，并有意识地与剩余价值的部分表现区别开来，他对斯密关于商品的价值分析的教条的批判，他对危机的周期性的确切表述以及他对危机症象的分析——所有这些旨在超越斯密、里嘉图和萨伊的研究，尽管本身是有希望的，但由于基本概念的混乱，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洛贝尔图的崇拜者却不懂得这些东西。正如默林（F.Mehring）所指出过的，洛贝尔图的奇特的命运是：有人把他在经济学上的所谓威力捧上天，而同样的那些人对他在政治上的真正功绩却加以斥责。但我们暂且不管这种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的对比。在经济理论的领域内，他的崇拜者在他以空想家的无用的热心所挖掘的不毛的土地上，为他树立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另一方面，在平凡的苗圃上他曾播种一些肥壮的种籽，而这些苗圃却任其野草丛生而不加一顾。 [24]
从整个看，我们不能说积累问题超越这个普鲁士，包美拉尼亚 [25] 的探讨所引起的第一次争论而有很大的进展。如果说经济和谐论已从里嘉图水平降低到巴斯夏——叔尔泽水平，那么，社会批评也同样从西斯蒙第降低到洛贝尔图。1819年西斯蒙第的批判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而洛贝尔图的改良思想，在初次问世时，就是一个可耻的倒退，而其后在反复申述中，则更是如此。
在西斯蒙第一方面和萨伊与里嘉图一方面的争论中，一方面证明由于危机之故积累是不可能的，因而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提出警告；另一方面证明危机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积累的无限制发展。尽管他们两方都从错误的前提立论，但每一方在逻辑上都是前后一致的。
吉尔希曼和洛贝尔图两人都从危机的事实出发，事实上也不得不从这一点出发。这里，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积累问题，是完全与危机问题等同起来了，并在为危机寻求对策的尝试中，这个问题走上了歧路，尽管半世纪的经验很清楚地表明从周期出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形态。争论的一方认为对策是在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完全消费掉，也就是，不要积累；另一方认为对策是在用法律来稳定剩余价值率，这也等于是完全放弃积累。洛贝尔图的这个奇想产生于他的强烈的、明确的信念：他认为在没有资本积累下，生产力和财富有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可能。正当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这样程度，使马克思有可能作出他的基本分析之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解决再生产问题的最后尝试却坠落到荒唐和无聊的空想中去了。
[24] 此外，洛贝尔图遗著的编辑者曾给他举行了一种最坏的纪念仪式。这些饱学之士，如瓦格纳、柯扎克（Kozak），维特（Moritz Wirth）等等，在洛贝尔图遗著的序文中，象在前厅的一群粗鲁的仆人一样，为了自己琐屑的个人仇恨和嫉妒，争吵不已，并相互谩骂。他们甚至不顾公认的礼貌，对他们各自发现的手稿，不确定其日期。举例而言，默林曾指出所发现的洛贝尔图的最早的一个手稿，不象瓦格纳所武断的那样，发表于1837年，而最早发表于1839年，因为那篇手稿在最初几段中，提到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事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应该知道宪章运动发生于1839年。在瓦格纳教授所写的洛贝尔图的绪论中，我们对他的装腔作势以及他不断提到的“要求他花时间的事情太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瓦格纳只是与他的饱学的同事们谈论，因之，他讲得使一般群众不懂。对梅林在一群专家们面前所作的温文尔雅的纠正，他正象一个大人物一样，默不作声。梯尔数授在“国家学手册”中同样地默不作声地把1837年的日期改为1839年，而没有用一个字来说明何人何时这样告诉他的。 普脱卡默尔和墨耳勃莱希（Puttkamer and Muehlbrecht，1899年）的“通俗的”，“新的和廉价的”版本做了最后的修改。有几个争吵的编者合作编这个版本但在绪论中他们仍继续他们的争论。在这个版本中，瓦格纳的旧第二卷变为第一卷，但瓦格纳在第一卷的绪论中提到它时仍作第二卷。“第一社会书简”，被放在第三卷，“第二、第三社会书简”被放在第二卷，而“第四社会书简”被放在第一卷。“社会书简”，“争论”，“解说”的一部分……的次序，年代和逻辑的程序，发行和写作的日期都被混淆起来，乱七八糟比多次火山爆发后的重叠地层还要难以分清。大概为了尊重瓦格纳教授起见，洛贝尔图的最早手稿的日期仍定为1837年——而这是在1899年出版的，尽管默林已在1894年作了纠正。如果我们以此与马克思遗著由梯茨出版的梅林版和考茨基版比较，我们看到如何显然是表面的事情却反映了更深刻的关系：一方面对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的权威的科学遗著的谨慎小心的态度，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官方专家如何胡乱处理一个人的遗著，而这个人，在他们对自己有利的神话中，还披捧为第一流的天才哩。物以类聚，——这是不是洛贝尔图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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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问题的新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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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10] 英国—印度政府，已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谢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调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湾至印度间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经过1831年冬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详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间，英国军官和职员考查和测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没有带来有用的结果，但后来通过波斯湾，在地中海与印度间建立一条联络路线的计划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铁道计划，1879年卡麦仑（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计划中的铁道设置线。奥本海（M.F.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第二卷，第5页及第36页）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国会议员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5页。 同上书，第58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1页。 指洛贝尔图——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72页。 同上书，第4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9—63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标”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20亿利弗（“Tableau Éconoque avec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o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
[11] 施莱德（S.Se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铁道”，1900年，第3页。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弗·伊林〔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页（译文录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附带地说一句，同一著者曾经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没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同上书，第416页。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同上书，第416—4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1—632页。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
[12]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页。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格·加·安东（G.K.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经济年报”）1900年，第1341—134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论”，第116页。考茨基从数学上给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消费必然会增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增加。这个证明有两点应加以评论：第一、象马克思一样，考茨基没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费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费的增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维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增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议论无疑地驳斥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自鸣得意的看法：在消费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没有接近基本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诉我们道：“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们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们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增长得不象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们自己领域之外，必须从那些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间，为这些消费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场。这种市场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场不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缩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场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场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危机理论，照我们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书，第80页）。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调和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象我们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货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同上书，第210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同上书，第10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
[13]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页。乌滕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e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设土耳其铁道被迫付给国际资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举出如下的账表：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兹（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说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说：“我现在居住在大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亚有许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给我们土地并给我们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绝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报，第1594—15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练（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质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转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的增加，则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较多量的原料及辅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旳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说，与它的客现因素比较而言，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抖，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同上书，第23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同上书，第417页。 同上书，第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同上书，第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6页。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
[14] 查理士·摩拉维茨（Charles Moravitz）：“从财政上看土耳其”，1903年，第84页。 同上书，第42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9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25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26页。 西斯蒙第：“政治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页。 同上书，第86—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2—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9页。 “国富论”，卷二，第19页，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
[15] “此外，在这个国家，一切都还是困难而混乱的。如果政府要实行烟纸或纸牌专卖，那么，法国与奥—匈帝国为了它们的贸易利益计，马上会加以否决。如果问题牵涉到石油，俄国就会提出抗议，甚至那些利害关系很少的强国也要根据某种协定才能表示同意。土耳其的命运好象跟桑丘·般沙（Sancho Pansa）（西班牙作家西万提斯小说中吉诃德先生的持盾侍从——译者注）及其进餐时的命运一样；财政部长刚刚想做一些事情，就有某一个外交官出来扼着了他的手腕，否决了他的想法”。（摩拉维茨：前书，第70页） 谢林：“北美农民竞争“，第433页。 标歇：“国民经济的兴起”，第五版，第147页。桑巴特数授的理论是在这方面的最新的贡献。他辩论道：我们不是向国际经济前进，而毋宁是越走越离开国际经济。“我认为，相反地，今天的商业关系没有形成文明国家间，相对于它们的整个经济来说，一个较强的纽带，而毋宁是一个较弱的纽带。各个国民经济，比之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前，并不较多地，而是较少地把世界市场考虑进去。至少……如果说国际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是在逐渐增长，那是错误的设想。事实是恰恰相反。”桑巴特傲慢地拒绝了国际劳动分工逐渐增长的假设，以及国内需求缺乏伸缩性，因而对国外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增加的假设。他自己确信“各个国民经济将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而且对所有工业部门，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将越来越超过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第二版，1909年，第399—420页）。这个压倒一切的发见是以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特殊的概念为前提。根据这个概念，所谓“出口国家”，由于某些理由，只是那些以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农产物，即以自己的“土地”支付进口品的国家。在这个概念下，俄国、罗马尼亚、美国和阿根廷是“出口国家”，而德国、英国、比利时则不是“出口国家”。既然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迟早将要求以自己的过剩的农产物供应国内的需求，显然，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将越来越少——国际经济从而也将消失。桑巴特的另一发见是：有些“非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以输出资本的利息形态，越来越多地取得，“无偿”的输入——但对于桑巴特教授而言，资本的输出以及工业品的输出是绝对可以不加考虑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将要达到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境界”（第422页）。好不摩登，好不耸人听闻，好不难能可贵啊！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页。 同上书，“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第二卷，第一号。 同上书，第429页。 同上书，第87页。 例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57—459页，557—582页。 同上书，第640页。 同上书，第19—20页。 ↩
[16]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方法”，第84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3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页。洛贝尔图在一生中反复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仅劳动的工资，而且地租和资本利润被算作货物的生产费。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批驳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有两个基础：（一）对资本的错误理解，把工资看作资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样，而实际上工资与地租和利润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产费和企业家的垫支或企业经营费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1842年版，第14页）。 洛贝尔图：“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问题”，（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186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章，第434—435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页。 同上。 “国富论”，卷二，第21—22页。 ↩
[17]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书，第224页。 同上书，第236页。弗·伊林（列宁）以确定不移的语句表述同样的见解如下：“浪漫主义者（他对怀疑派的称号——译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按即剩余价值——译者），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就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海里去呢？售卖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他对国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明，与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的相较，远为正确。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页。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已经有同样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狭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资本与广义的资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贮备量，后者包括在现今的劳动分工下，经营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绝对必要的资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现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资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资本的概念相符”（同上书，第23—24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33页。关于这一方面，洛贝尔图在实践上如何表现为一个，按照当今“大日耳曼人”的样子，极其清醒的和现实的德国殖民政策的预言家，尽管对工人阶级的不行情况，他曾在道德上大声疾呼。这种态度，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在上面引文的附注中，他写道：“我们继续简单地看一下开辟亚洲，尤其是世界最富饶的市场，中国和日本，以及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重要性。这可以延缓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个能言善辩的被剥削者的复仇人坦率地揭露历孜孜为利的剥削者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愚蠢和犯罪的过失”，他们的“罪恶昭彰的不公正行为”一直尽可能地继续下去）。“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世界缺乏智慧，也缺乏无私精神和道义的决心”。（洛贝尔图的哲学上的听其自然的态度是无可匹敌的！）“经济上的利益，我们承认，不能成为武力干涉的合法根据，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问其文明情况如何，严格应用近代自然法和国际法，到底是行不通的”（这里不能不想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多利兰的话：“上天的确维护某些满足，但其中还要经久一些”）。——“我们的国际法是基督教伦理的文化产物，既然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同一文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如果超越这种界限而应用它，那是情感而不是自然法和国家法，而印度的暴行应该已经治好我们这一点了。基督教的欧洲应该具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精神，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看作野蛮人。于是，年轻的欧洲民族将重新燃烧起创造世界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曾经促使古代人民把他们本土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这些年轻的欧洲文明可能以共同行动在世界史上再度政府亚洲。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将促进最大的社会进步，形成欧洲和平的稳固基础，缩减军队，对亚洲进行古罗马式的殖民地化——总之，促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益的团结一致”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幻想鼓动着这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预言家几乎进入诗意中了，而更令人警异的，这是出现于正当基督论理的文化完成这样的光荣功绩，如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印度暴行——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他们的血腥镇压印度叛乱中所犯的暴行——的时候。——在1850年，洛贝尔图在他的“第二社会书简”中，表示他确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改变财富分配，所必需的“道义决心”，历史将被迫用“革命的鞭子来反对它”（同上书，第二卷，第83页）。然而八年以后，这个忠诚的普鲁士人却宁愿挥动基督伦理的殖民政策鞭子来压迫殖民地国家的土著居民。当然，从这个“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那里，看到他还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热心拥护者，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而他的“缩减军队”的论调不过是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语句中的诗人式的放纵不羁罢了。在他的“社会问题解说”一文中，他解释道：“整个国家租税负担永远向底层转移，有时形成工资货物价格的腾贵，有时形成货币工资的降低”。这里，对兵役制他是从国家的负担方面来考察的，他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它与租税不同，它相当于没收他们全部收入若干年”。他又马上接着说：“为避免误解起见，我要指出我是我们现行军事制度（就是反革命的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尽管它可能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并要求有产阶级作出巨大的财政牺牲”。（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这更不像一头狮子的吼声了！ 关于西斯蒙第和里嘉图的论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站在拥护萨伊和里嘉图的立场上说：“西斯蒙第被迫承认他所攻击的学说是正确的，并把所有的要点都让给他的敌手了”；还说：西斯蒙第本人“已抛弃他自己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至今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最后还说，“这个争辩的胜利是属于里嘉图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第176页）。这表明作者缺乏辨别能力，——姑从宽来说——在自命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中这样的缺乏辨别能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0—641页。 同上书，第22页。 ↩
[1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讯说，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继续到那年之初为止。 古希腊神话的收获神——译者。 同上书，第29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82页。 同上书，第108—10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22页。 ↩
[19] “我在加拿大西部旅行时，只访问过占有一千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场一个。据1881年加拿大的普查，当时在马尼多巴（Manitoba），约2,384,337英亩土地，仅仅为由9,077人所占有，因此，每人平均得2,047英亩以上。这个平均数，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远不能达到”。（谢林：前书，376页）八十年代初，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加拿大固然还没有十分盛行。但在1887年谢林就曾记载过于某一股份公司所有的“拜耳农场”（Ball-farm），这个农场，占有不下22,680公顷的土地，很明显地是仿照“达利姆普尔农场”而建设起来的。在八十年代，谢林以极其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加拿大竞争的前景，他估计西部加拿大的“丰饶地地带”，有311,000平方公里平地，即占德国全部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域，他认为实际上其中仅有38,400,000英亩是耕地，至于说有希望的小麦产地，则其中不过只有15,000,000英亩而已（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37—338页）。根据1912年6月中发行的“马尼多巴自由新闻”，1912年夏季加拿大春麦的播种面积为11,200,000英亩，而美国的春麦面积为19,200,000英亩。（参看1912年6月18日发行的商业新闻“柏林日报”，第305号）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3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四卷，第23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93—94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2页。 ↩
[20] 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61—36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5页。 同上书，第95页。 同上。 ↩
[21] E.修尔茨：“美国的经济生活”，“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1912年，第四册，第1724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第二版，第一卷，第185页。 同上。 ↩
[22] 巴苏托的伟大领导者摩西（Moshesh）——由于他的勇气和政治才能，巴苏托人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着——当时还活着。可是，和奥仑治自由国的波耳人不断战争，使得他和他的部下陷于极端困境。二千名巴苏托战士被杀害，家畜被夺去，家室被破坏，作物被毁弃。这样，这个部落陷入被饥饿所迫的亡命者的状态，他们除了几次请求英国政府的保护以外，简直无路可走。（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牛津，第四卷，第60页） 布里索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译者。 同上书，第95—9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9—650页。 ↩
[23] “领土的东部是马谢那兰，英属南非公司得罗奔古拉王的许可后，最初在这里创办起来”。（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第77页） 按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译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0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9页。 ↩
[2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21页。 ↩↩
[25] 包美拉尼亚（Pomerania）是普鲁士的一个省，洛贝尔图在那儿置有地产，并居住在那里，故这里指洛贝尔图本人——译者。 乌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集”，圣彼得堡，18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