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1] 这里所述的卢森堡生平事迹，主要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5卷，第545—547页。 事实上，列纳尔（Renner）博士，就是以这个假定作为他的租税专论的基础。他说：“一年之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因此，一年的租税，只有从那些部分中收取：即，利息、利润、地租及工资。”（“劳役者与租税”，维也纳，1909年，第9页）列纳尔以后立刻就想到农民的存在，可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解决了：“例如，有一个农民，同时兼做企业家、工人、地主。他的经济收入，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合而为一”。象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范畴，同时应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当作一身兼企业家、工资劳动者和地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论。如果象列纳尔那样，把农民列入一个单独的范畴，那么，他在经济上的特点就在于他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也不属于于工业无产者；同时，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而是代表简单商品生产的。 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1859年，在全德国曾散发一本小册子——著者是雄尔逊（Viersan）的工厂老板梯尔嘉得（Diergarlt）曾热心劝告德国要在适当时期确保东亚市场，它赞成用显示兵力的办法从日本及东亚各国取得商业利益。以民众所贮积的零星资金来建设德国舰队，长时期来曾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尽管普鲁士有几艘船只，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足道的。可是，为了要在东亚进行通商谈判，普鲁士决定装备一支舰队、并由有能力的、谨慎的、普鲁士政治家奥伦堡伯爵（Graf zu Eulenburg）担任这个远征团的团长，这个团还负有科学的任务。奥伦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执行他所接受的委托，尽管和夏威夷群岛同时进行谈判的计划，不能不放弃，远征团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成功的。当时的德国新闻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每次发生的困难报导时总是说那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并对舰队示威的开支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尽管如比，这种情况却并没有使新时代的政府动摇。成功的果实终于为继起的政府所获得了”。洛茨（W.Lotz）：“德国的商业政策思想”，第80页） 铁道网的发展如下表（公里）： 直至最近为止，中国的家庭工业，还广泛地由资产阶级兴办，在古老、较大的城市，如有三十万居民的宁波中便是如此。“大约三十年前，妇女自制挂帽衬衣及其他东西，以供她的丈夫及自己的需要。当时宁波青年女子，如果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反而向商人去买用品，那就是耸人听闻的事”。（周尧清〔译音〕博士：“宁波工业经管的形态”。屠滨根，1909年，第51页） 1854年输入77,379箱。以后由于国内生产的扩大，输入略有减退。然而，中国仍然是印度栽培地的大主顾。1873—74年之间，印度生产鸦片640万公斤，其中，约610万公斤销售至中国.印度现今（1912年）仍每年输出480万公斤，价值150,000,000马克的产品，几乎是全部输到中国及马来群岛的。 穆勒在他的“英领印度史”内，为得要证实在原始关系上，土地经常而且到处属于国王的财产那个命题，于是从种种庞杂的典据内——如蒙哥拨克（Mungo Park），赫罗多德（Herodot），波尔纳（Bolner），亚可斯达（Acosta），嘉锡拉索·德·拉·伯加（Garcilasso de la Bega），亚伯·格罗锡尔（Abbe Grosier）,巴罗（Barrow），狄阿多鲁士（Diodorus），斯特拉波（Strado）等——无选择地，无批判地搜集了许多材料。他把这个命题应用到印度上去，他说：“根据这些事实，只能得出如次的结论：土地财产属于国王，因为，如果土地财产不属于国王，那末，就无法指出它是属于何人的。”（詹姆士·穆勒：“英领印度史”，1840年，第四版，第一卷，第311页）对于这个经典式的推论，穆勒的编者H·H·威尔逊（Wilson）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注释（威尔逊是牛津大学双语教授，精通古代印度的法律关系）。他在序言中认为，著者想用英领印度全部历史，来证明边沁（Bentham）的理论见解，因而他用了最可疑的材料来描画印度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原型并不相似，而且几乎违反了人道主义。）其后，他附加了下面的脚注：“大部分原文与脚注，在这里都是不相干的。从伊斯兰教徒的习惯中引用的例子，假定是正确的，也和印度人的法律与权利无关。然而这些东西又是不正确的，穆勒的向导使他迷失了道路。”于是，威尔逊率直地反驳国王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印度的情况（同上书，第305页脚注）。亨利·梅恩（Henry Maine）也指出英国人企图把他们对印度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说成是从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而梅恩承认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英国人最初所作的假定，是从他们的前任，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王的绝对财产，一切土地的私有权，只有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存在。伊斯兰数的教义与相应的伊斯兰教徒的习惯掩盖了古代关于国王权利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虽然分配给国王的土地产品的份额，比之西方统治者所曾要求获得的，要大得多，但它并不否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农村公社”，第五版，第二卷，1890年，第104页）另一方面，马克西·柯瓦列夫斯基曾彻底地证明这种借口“伊斯兰教义与习惯”，只不过是英国的神话而已（参看他用俄文所写的著名作品：“土地公有制崩渍的原因、过程与后果”。莫斯科，1879年，第一部）。迄今为止，英国学者及其法国同僚们例如对中国，仍坚持同样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全部土地都属于皇帝所有（参考欧·弗兰克博士“中国的土地财产与法律关系”1903年版中对这个神话的驳斥）。 马克思：“资本越是大，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一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是发展，则在由生产到消费（个人的消费和产业的消费）的进程中，在流通中，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量会越是大，从而，每一个特别资本越是有把握可以在市场上，寻到各种现成的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页。 司徒卢威在他的俄文论文集的序言（1901年出版的）中说：“1894年当著者发表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判’时，他在哲学上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倾向于坦率的、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生义。从那时起，著者认为在实证主义以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看不到整个真理，它们就不再充分决定他对世界的看法。恶意的教条主义不仅恫吓进行不同思考的人，而且还窥测他们的道德和心理，它把这样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享乐主义者思想的反复无常’。它不能理解批评的权利本身对于一个活着的、能想的、个人是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著者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尽管他可能将经常处于被指控为‘反复无常’的危险之下”。（“杂志”，圣彼得堡，1901年）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5年）。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5页。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第251页。 见“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特别是第202—205页，第338—341页。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4页。 伏隆左夫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B.B.先生——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76页。 卡尔·罗贝尔图—雅格卓夫博士（Dr Carl Rodbartus Jagetzow）：“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三卷，第172—174页，184页。 洛贝尔图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吉尔希曼的论点。据洛贝尔图的著作的编者说，刊载原文的“民主主义新闻”已找不到了。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9页。 “货币在双重交换中，仅仅完成了中介任务。交换终结时，人们显然是以生产物来支付生产物。因此当一国持有某种生产物过多时，销售这些东西的办法，就是生产其他种类的货物”（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巴黎，1803年，第一卷，第154页）。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嘉图于1819年被选入国会后（当时由于他的经济著作已享有盛誉），曾写信给朋友说：“你知道我已经当了下院的议员，但我怕我在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我两次想发表演说，但我越到非常窘迫。我没有希望克服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时被袭击来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况。”（里嘉图致麦克洛克信件，纽约，1895年，第23—24页）。象这样的羞怯在大言不惭的麦克洛克身上是找不到的。 “爱丁堡评论”（Edinburg revien）上的论文，本来是以欧文为攻击目标。这篇论文用二十四页的篇幅，对欧文的四篇论著，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四篇论著是：“关于社会的新见解或人格构成论”（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关于制造工业制度的影响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为工人阶级向美国及欧洲诸政府提出的两个请愿书”（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America an Europe），“小论三篇及关于贫民雇佣的会议录”（“Three tracts”, and “An Account of Public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Employments of the Poor”）。匿名者企图详细地支出欧文的改良主义思想，毫没有抓住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原因。它的真正原因是：过渡按到开垦荒地（这是里嘉图的地租论！），谷物法及压迫农业家和工业家的重税。因此，自由贸易与放任自由——这就是他的起点与终点。在积累无障碍地进行下，生产的增大，将为自己创造出需要的增大。欧文被他指责为对萨伊与詹姆士·穆勒的“全无所知”。他说：“欧文无论在推理上或在方案上，都表示他自己对一切支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全无所知”。而笔者更从欧文欧文转向西斯蒙第，提出如下的论争：“他（欧文）认为当竞争无阻碍地不受什么人为的统治，而工业也任其自然发展时，机器的使用，可使几种财富物品的供给，增加到超过必要的数量，这样形成的商品的过剩，终于使工人阶级失业。这个论点，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著名的西斯蒙第在其大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上所强烈主张的，因此，我们恳求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让我们指出他的谬误，并企图证明消费力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1820年伦敦前议会议员所写的“关于外国贸易限制的有害结果的考察”一文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很有趣味的记录摘要。这篇有自由贸易主义倾向的论文，大体上是以最阴惨的语调，描述英国工人的地位，其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大不列颠的工业劳动者阶级，从富庶与繁荣的顶点，突然陷入贫困与悲惨的极端，在上届议会会议期间的某次讨论中，曾述及格拉斯哥与其近郊的织工工资，最高时期，平均为每周约25先令乃至27先令；但到1816年，即降为10先令，1819年又降到5先令6辨士或6先令那样小得可怜的数目。近来，工资实质上也并未有所提高。”根据同一证据，在兰开夏，织工的每周工资，只达到6先令到12先令左右，而每天须劳动十五小时。“半饥饿的小孩们”，一周想获得2先令或3先令，必须每天工作十二时到十六时。约克夏的贫困状态，恐怕更为厉害。关于诺廷汉制袜工人的申诉，著者曾说，根据他自己亲身调查的结果，工人们的声明，一点也没有夸张。（“爱丁堡评论”，1820年5月，第66卷，第331—33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5—646页。 “简单再生产，是以I（V＋m）≒IIC为前提。这个前提，不只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相容（虽然在十年或十一年的产业循环中，往往会有一年的生产比前年度的总生产小，所以，和前年度比较起来，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没有）。并且，在人口年年的自然增殖中，简单再生产要能够发生，那个代表总剩余价值的1,500，就只好由相应增加的不生产的婢仆去分享了。但反过来，资本的积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情形下，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7页） 在魁奈：“经济表”的第七附注中，他在批驳重商主义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的理论后，接着说道：“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不能增加，除非这个生产本身有所增加；否则，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会损害每年财富的生产……所以，我们不能以货币数量的多寡作为判断国家贫富的根据；因此，对于一个有规则地进行流通和在信任和充分自由条件下开展商业的农业国家，货币的数量，如果等于地主的所得，那么，可以算作大大地超过足够而有余了。”（“经济表的分析”，Oncken版，第324—325页）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提法，在这里和下面都用“每年生产”一词，虽然这个提法，严格地说，只一般适用于农业。工业生产或资本周转的周期未必与日历年度相吻合。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19页。 “魁奈的‘经济表’……说明国民生产的有定额价值的年生产物，如何通过流通来进行这样的分配，使得再生产得以进行……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综括成为它们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规定了的经济的社会阶级间的流通”。（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38页。） “如生产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再生产也同样会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707页） ↩

[2]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22卷，第291—305页。 卡特尔及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现象，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它们产生于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积累和分配利润的现存的范围。 经过施瓦利尔（M.Chevalier）与柯布登（R.Cobden）代表法国与英国政府进行初步商谈后，“不久即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给国务大臣孚尔特（M.Fould）一个备忘录，宣布他的意图。这个宣布象是一个晴天霹雳。经过过去一年事情的发展，一般认为在1861年以前，关税制度不至有任何修改。群情很是激昂，但尽管如此，条约仍然于一月二十一日签了字”。（阿·德维尔：“1860年以后的法国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学报”，第51卷，第136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第74页。 在农民经济史的最后阶段，当资本主义生产已发生全部影响，这种关系，当然是颠倒过来了。小农被毁灭后，男子常常依靠资本家企业主的家庭工业和工场的奴隶般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农业经营，则全部落在妇女与老人及小孩的身上。符腾堡的小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著者引自谢伯特：“中国战争”，1903年，第二卷，第179页。按这个御史是兵科给事中刘光三，他的奏折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13—41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译者 即向英国政府缴纳地租的孟加拉地主——译者。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585页。重点是马克思本人加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附注21a。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252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3页。 同上书，第32页，附注。 同上书，第255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和西斯蒙第的见解之间显著的相同之点，曾在他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中给了详尽的证明。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0页。 尼古拉·昂，即达尼尔逊，也就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O.H.先生；在恩格斯的书信中，称之为丹尼尔斯昂——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52—5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二卷，第104—10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29页，其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和利润理论有详细的分析。 事实上，在这里，萨伊的唯一成就也不过是把前人所发表的见解用夸大其辞和教条的形式来重述一下而已。正如柏格曼（Bergmann）在他的“危机理论”（斯图加特，1895年）中所指出的，在乔治·杜克（Josiah Tucker）（l752年）的著作，杜尔阁在法文小册子中的注释，魁奈、杜邦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对供给和需求间的自然平衡，或甚至两者的等同性都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然而这位忧郁的萨伊（马克思曾这样称呼他），作为和谐论福音的传播者，要求把“市场理论”的伟大发现，归功于他；他还谦逊地把自己的著作，与热力、杠杆和倾斜面原理的发现相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论”第六版的序言和目录中，他说：“本书中所阐述的交换和销售理论将改变世界的政治”。詹姆士·穆勒在其1808年出版的“为商业辩护”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马克恩称他为生产和需求间自然均衡论的真正创始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编，第七章。 论文的标题，原文是“Examen de cetta question:Le pouvoir de Consommer S’accroit-il toujours dans la société avec le pouvoir de produire?”罗西的“法学年报”，我们找不到，但是西斯蒙第已将该论文全部编入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中。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罗伯特·普拉格译，柏林版，1901年，第一卷，序言，第1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39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6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6页。 里嘉图：“原理”，第八章，“论租税”，英国Mac Cullock版，第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13—514页）以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所直接动用的货币作为这个交换行为的起点。正如恩格斯正确地在他的附注中指出，这并不影响流通的最后结果，但这个假设不是社会流通的正确条件。马克思自己曾在“资本论”第二卷，第492—495页有较好的阐述。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区别不必形成在人口中的特殊门类。它会在若干精神领域的存在中表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必须予以物质的支持。同样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内发挥这些不同的功能。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斯图嘉特，1905年版），第一卷，第179—252页。 一利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法郎。——译者 在我们的论述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了。对总生产来说，这是对的，而我们下面所探讨的就只是总生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剩余价值再分成的几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因这样再分对于再生产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性。 ↩

[3] 列宁：“政论家札记”，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 例如曼弩依罗夫（Manuilov）教授，在他给伏隆佐夫的一件复信（这个答复当时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赞美）中写道：“此处应当把生产军需品的企业家集团与资本家阶级全体，加以严格的区别。就生产大炮、步枪及其他军用品的制造业者看来，军国主义的存在，无疑是有利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武装和平体系的废弃，对克鲁伯公司来说，是意味着破产，那可能是很好的；然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某个特殊的企业家集团，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们，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租税负担如果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大众身上，那么这种负担愈大，则人民大众的购买力以及他们对商品的需要，也就愈减少。”这种事实，可以证明“军国主义从军备生产方面来看，确使某些资本家发财，但同时，它也损害一些资本家，一方面意味着收益，而另一方面意味着损失。”（“法学杂志”，圣彼得堡，1890年，第一册，“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1857年至1868年间俄国关税率按照自由主义路线的修正以及关于保护关税的荒谬的康特林（Kantrin）制度的最后取消是全部改良事业的标志，也是必然的结果，而这种改良措施是由灾难性的克里木战争所促成的。然而关税的减轻，也反映了地主绅士的利益，因为这些土地占有者，作为外国商品的消费者和出口谷物的生产者，是关心俄国与西欧间的自由贸易的。农业利益的辩护者“自由经济学会”：声言“自1822年至1882年的过去六十年中，俄国最大的生产部门农业济受了四次巨大的损害，从而使俄国农业拜于极端危险之境。这四次损害都可直接归咎于过高的关税率。反之，在1845年至1877年的三十二年间，由于实行了温和的关税，尽管经过三次战争与一次内乱（意指1863年的波兰暴动——著者）——每次都或多或少地使国家财政陷于紧张状态——没有发生过象以前那样的危急情况”。（“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关于修改俄国关税率的备忘录”，彼得堡，1890年，184页）近年来为自由贸易或温和的保护关税作辩护的人在俄国没有被看作是工业资本利益代表人，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作为自由贸易运动的理论支持者，上述的“自由经济学会”，在九十年代，鼓动反对保护关税，把它当作把资本主义工业“人为地移植”到俄国来的一种手段，并且以反动的“民粹派”的精神，把资本主义斥之为近代无产阶级的温室，“那是一群不能移动的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他们无物可失，也老早就没有好名誉”。云云（同上171页）这充分证明直至最近，俄国的自由贸易或至少温和关税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不代表工业资本的利益。参阅罗得欣斯基（K.Lodyshenski），“俄国关税史”，彼得堡，1886年，第239—25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四册，第四章“商业财富依赖收入的增加”。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纽约，1891年，第二编，“我们如何到此？”，第一章，“农民的变动情况”，第56—57页。又参看西蒙土：“美国的农民”，第二版，芝加哥，1906年，第74—75页。 谢伯特：“中国战争”，第二卷，第179页。 遗产分割与强制以土地抵偿债务，不断破坏了农村公社。这是在现今印度到处看到的公式。（亨利·梅恩：“东方与西方的农村公社”，第113页） 棉业在英国输出的重要性，从下列数字中可以看出来： 同上书，第二卷，第402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29页。 同上书，第34页。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27页。 同上书，第252页。 “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第322页。恩格斯对俄国情况有不同的估计。他反复地企图使尼古拉·昂相信俄国不能避免高度的工业发展，而俄国所遭受的痛苦不过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矛盾。因此，他于1892年九月二十二日致尼古拉·昂的信上说：“所以，我认为现代的所谓工业生产必然意味着使用蒸气、电气、纺织机械的大工业，以及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俄国从敷设本国铁路的那时起，采用所有这些最新式的生产资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你们不能不修理你们的动力机、客车、铁路等等；为了能够廉价地这样做，你们又不能不在国内把一切在修理上所需要的东西，自己制造出来，从战争技术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舰、近代大炮、机关枪、子弹、无烟火药等）的时候起，为了生产这些项目所必需的一个大工业对于你们也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必需品了。所有这些项目，如果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金属工业，也不可能制造出来，而金属工业，除非其他生产部门，尤其是纤维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也是不可能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书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5页）恩格斯在同一信中又说：“在俄国工业单单依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它只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国内的需要增长得很慢，在我看来，在现时俄国的生活条件下，它还将下降，因为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是：它以创造国内市场的同样过程来毁灭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通过毁灭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来毁灭国内市场。然而农民没有这样的家庭工业就无法生活。作为农民，他们是破产了，他们的购买力降低到最低限度，除非，他们在新的生活条件下扎下了新的根子，除非他们变成无产阶级，他们对于新兴的工厂只形成一个极小的市场。”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4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06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99页。 此书献给詹姆土·穆勒，1827年出版。 “百科全书评论”中萨伊的文章，第23卷，1824年7月号。 同上书，第七编，第七章。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见“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79页。 同上。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618页。 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8—649页。（卢森堡原著所引，有误） “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于这个资本主义方式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仅与积累的前进并驾前驱，而且也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并行。它们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因为与单纯积累，即社会总资本的绝对增加，相伴的是这个总资本所由构成的个人资本的集中；并因为追加资本的技术构成的变化是与原来资本技术构成的类似变化相伴发生的。所以，随着积累的增进，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变化了，如果原来的假定是1:1现在逐渐变为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增加，从总价值中，不是1/2，而是1/3，1/4，1/5，1/6，1/8等等，转化为劳动力，而另一方面，2/3，3/4，4/5，5/6，7/8转化为生产资料。既然劳动的需要不是决定于整个资本的数量而是只决定于资本中的可变部分，这个需要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递减，不是象以前假定的，比例地增加，它相对于总资本量而降落，而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加，以递增的速度下降。随着总资本的增长，它的可变部分，或包含在其中的劳动，确实也增加了，但在比例上是不断下降的，积累只当作一定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的扩大来发生作用的中顿时间，是缩短了，为要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劳动者，甚至为要在旧资本的不断的形态变化中雇用既经在机能中的劳动者，不仅总资本有以累进比例来加速积累的必要。这种增大的积累与集中，只会成为一个源泉，以致引起资本构成上的新变化，促使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更加速地趋于减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92—99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88页。 指实际修建而言。——译者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以下同），第二卷，第462页。 杜庞特：“经济表分析”，载“农业、商业和财政”杂务，Finances（1766），第305页（附注）（见Oncken版“魁奈传”）。魁奈明白地说，他所描述的流通是以两个条件为根据：没有干扰的贸易和限于从地租中征收的租税制度：“但这些事实有不可缺少的条件；商业的自由使生产物在良好的价格下出售，……并且，农业家除了这个收入外不必缴付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征课，而这个收入，假定为七分之二，必须成为君主的收入”（同上引书，第311页）。 ↩

[4] 列宁批判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主要论点，见他所写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和“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一书。“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编入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论文集”，于1898年出版；“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的初版于1899年出版。卢森堡在本书中，曾屡次引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语，但没有提到过“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一书，不知何故。 最后，劳动力更新的正常条件的退化，其结果将使劳动力本身退化，劳动平均强度及生产率缩减，从而，也危害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但是，资本将长时期感觉不到这些后果，因此除了当这些后果引起一般工资劳动者的更激烈的自卫办法时外，它们在目前不在资本的经济考虑之内。 恩格斯也具有这种见解。1892年6月18日他致尼古拉昂的信中，说道：“英国学者为自己的爱国利益所蒙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由英国所作出的自由贸易榜样，到处被人顽固的拒绝，并且与自由贸易相反，采取保护关税制度，固然，他们 不敢简单地承认 现在差不多已经普遍实施的保护贸易制，只是对抗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措施，而自由贸易是完成英国工业垄断的手段。这种自卫措施多少是合理的——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绝对愚蠢的，举例来说，在德国，这种手段是很愚蠢的，因为，德国在自由贸易之下，已经成为大工业国；而它现在实施对农业生产品及原料的保护关税，从而增大了工业生产的生产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向保护关税转变的运动，并不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对不能忍受的英国工业的反抗。这种反抗所采取的形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可能是错误的，不合适的，甚至更坏的；但这种反抗的历史必然性，在我看来，乃是显而易见的事”。“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书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1页。 福莱公司代表依特（Eyth）工程师说：“开罗、伦敦、里芝（Leeds）之间，开始了热烈电报往来。‘该公司150台蒸汽犁何时交货呢？’答复是，‘全部开工一年内交货。’——‘那是不能满意的，如果明春没有150台蒸汽犁运来亚历山大港，那就麻烦哪！’——答复是，‘不可能的！’，——这个工厂当时的生产能力，一星期只能出产三台蒸汽犁。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机器每台值50,000马克，全部订货总共是7,500,000马克的交易。其次是伊斯美尔·帕沙（Ismasl Pascha）的电报，‘工厂立即扩建需要多少钱？总督准备出资。’你们可以设想，里芝不会坐失良机的。此外，英国和法国的其他工厂也被要求供应蒸汽犁。亚历山大码头上的仓库，原来为堆积总督所用货物之地，现在充满了各种汽锅、车轮、滚筒、轶索、铁箱及钱柜等等。而在开罗的二等旅馆内，充满了蒸汽犁手——这些 人是由五金匠、铁匠，农村青年及无事可作而满怀希望的青年人，匆忙地训练起来的。因为，这种蒸汽犁，至少必须有一个拥有专长的文化开拓者来驾驶。亚历山大港的爱芬第（Effendi土耳其人对官吏和学者的尊称——译者），把所有的东西杂然成堆地送到内地，其目的是腾出空位，给后来的船舶卸下货物。这些东西运到它的目的地，或者无宁说运到目的地以外的其他场所时，成怎样情况，什么人都不知道。尼罗河岸上放有十个汽锅，附属汽锅的机器却在十里外存放。这里堆积着钢丝绳，但你必须再走二十小时，才能找到相应的滑车。在某一处，坐在一大堆法国制的铁箱上的是一位饥饿而绝望的英国装配技师，他是开动这机器的。在另一处，他的同伴在绝望中以酒解愁。爱芬第与卡第勃（Katibs）奔走于赛得与亚历山大港之间，求救上帝，编制无穷无尽的清单，清单的名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最后，这种机器的一部分开动了。蒸汽犁在上埃及的天空中冒烟。文明与进步更加推进了一步（“生的力量，关于技术方面的七个讲演”，柏林，1908年，第219页） 引自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新时代”杂志，1885年，第344页。（这篇论文最初登载在1883年俄国某一杂志上） 谢伯特：“中国战争”，第207页。 以这样见解来阐述英国政府殖民地政策的，可以久居印度的英国政权代表者康达哈尔的罗柏兹爵土（Lord Roberts of Kandahar）为代表。他对土兵暴动爆发的原因，除了认为单纯地“误会”英国统治者慈父般的意图外，不能提供其他解释。他说：“在印度叫做土地权授与法的制度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土地所有者对他的地产的地契和权益都受到审查，他对政府所应付的租赋也加以限制。……和平与秩序后复之后，过去在土著各朝代的统治下，以极端残暴和腐化的方式所实施的土地税制必须加以研究和修改。以此为目的，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了调查和访问，结果发现在许多场合下，有地位，有势力的家族或是掠夺了地位较低的邻人的财产，或是逃避了按地产价值比例计算的租税。尽管调查和访问是在极端善良的意图下进行的，但仍然使地位高的阶级感到非常不满，同时，也不能见谅于一般群众。处在统治地位的家族极端憎恨我们要实行公正确定地权和估算土地税的企图……在另一方面，即使农业居民，在我们的统治下得到很大的利益，他们仍旧不会了解政府使用一切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和改善他们的前途的仁政。（“四十一年来的印度”，伦敦，1901年，第一卷，第307页） 德国的苯胺颜料的五分之一，靛蓝的一半，输往中国、日本、英领印度、埃及、亚洲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国。 同上书，第420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333页。 同上书，第2—3页。 同行书，第260页。“……司徒卢威非常不正确的地方，就在于当他想要驳倒他所称为您对未来的悲观主义的观点的时候，把俄国的现代状况和美国的状况等量齐观。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有害后果，也会象在美国一样很容易克服的。这里他竟完全忘记了，美国的起源就是现代性的、资产阶级性的；它是由力求建立纯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封建制度下逃脱出去的那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创立起来的。而俄国却有着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基础；即先于文明时代的氏族社会，这个氏族社会固然现时已在彻底瓦解，但它仍然还是资本主义革命（这是个十足的社会革命）所借以动作或进行活动的基础或资料。在美国是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完全确立了，而在俄国却通常都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例外。由此可见，在俄国，变动定会带有更强制和更尖锐得多的性质，并且不免要有比美国更大得无比得痛苦”。（“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斯昂〔即尼古拉·昂——译者〕书简”，1893年十月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502页） 我们可以提一下现存的“民粹派”悲观主义的健将们，尤其是伏隆左夫，始终坚持他们的见解，尽管在俄国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这一点与其说为他们的脑力带来光彩，不如说为他们的性格带来光彩。提到1900和1902年危机时，伏隆左夫在1902年写道：“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僵硬的教条很快地失去了影响人们思想的力量。个人主义者的最新成就是暂时的，对于这一点即使他们的正式辩护人也是明白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回到了原来的见解，这些见解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遗留下来的。”（参阅“政治经济学评论”，1902年十月号，转引自阿·芬·叶诺塔叶夫斯基的“俄国现代经济，1890—1910年”〔圣彼得堡，1911年，2页〕）即使在今天，硕果仅有的“民粹派”分子没有看出自己理论的“暂时性质”，却认为经济现实是暂时的。巴列尔（Barrére）说过：“只有已经灭亡的东西才一去不复返”，其意义何在呢？ “经济理论纲要”，圣彼得堡，1895年，第157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19页。 同上书，第173页。 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三版，伦敦，1826年，第239—240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7页。 里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三版，伦敦，1821年，第474页。 西斯蒙第的“来比锡书市”，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图，五十五年之后，又在杜林（Duhring）——的科学“体系”之中复活了。当恩格斯对这位不幸的博学之士，进行尖锐的批评时，恩格斯认为这种思想——以“来比锡书市”的想象上的危机，来解释实在的工业危机，正如以玻璃杯内的水花，来解释海上的风浪——充分证明了杜林的“地道德国学者”的真面目。但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摘的许多其他境合一样，只不过是偷偷地剽窃他人的东西而已。 同上书，第一卷，序言，第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399—401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18—619页。 剩余消费。 “近代产业的特征的生活过程，相当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的十年循环（其间有各种小的变动把它中断）形态，就是以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多少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作为基础，但产业循环的各种转变，也生出新的过剩人口，并为它的最有力的再生产因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9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9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83—586页，关于在偿还基金方面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见同上书，第207—208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148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57页。 ↩

[5]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62页。 克罗表伯爵、E.拜林：“现代埃及”，伦敦，1908年，第一卷，第11页。 “1864年6月30日的三项税法实际上构成一方案，它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大的征税方案。国内税法的安排，正如威尔斯（David A.Wells）所说的，采取了顿尼布鲁克市集上的爱尔兰人的办法：‘见头就打，见商品就课税’。（陶锡格：“美国关税史”，纽约，1888年，第163—164页） 咸丰十年八月三日（1860年九月六日）的上谕，其中有这样的叙述：“朕抚驭寰海，一视同仁，外洋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吉利，佛兰西与中国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间，在广东遽启兵端，闯入我城池，袭掳我官吏，朕犹以为总督叶名琛刚愎自用，召衅有由，未即兴问罪之师也。八年间，夷酋额尔金赴愬天津，当谕总督谭廷襄，前往查办。该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门。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因所请条约，多有要挟，复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商定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讵夷酋普鲁斯，桀骜不驯，复于八年，驾驶兵船，直抵大沽，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轰剿，始行退去。此由该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酋额尔金，葛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陆，赴京换约。不意该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车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兵撤退后，复至天津”。（著者引目濮兰德和白拉克浩司〔J.O.P.Bland和E.T.Blackhouse〕合著：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t〔有中译本，书名“慈禧外纪”，陈冷汰等译，1914年，中华书局版〕，这里引文录自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2卷，18—19页（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译者 铁木尔在他的“施政原则”（1783年由波斯文译成英文）中说：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56—758页。 同上书，第521页。 同上书，第191页。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50，55页。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得评论”，第284页。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7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10页。 同上书，第176页。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伦敦，1827年，第51页。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1页。 同上书，第47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81—382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71页。 马克恩：“资本论”，第二卷，第40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9—6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55—45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727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592页附注。 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 同上书，第149页。 同上书，卷二，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页。 ↩

[6] 此外，从埃及农民身上强夺的钱，仍然通过土耳其而成为欧洲的资本，1854年、1855年、1871年、1877年及1886年的土耳其借款，是以几次提高的埃及贡赋为基础的，而这些借款是直接支付给英格兰银行的。 陶锡格：“美国关税史”，第166—167页。 那些使中国开港通商的欧洲英雄们的功绩，对中国国内史中一个可爱的插曲提供了背境。清朝圆明园被劫掠之后，“中国的戈登”发动对太平天国进攻。1863年他甚至取得清军的指挥权。事实上，这个起义的镇压，是由英国军队做的。然而，当多数欧洲人（其中也包括一个法国提督）为了支持清朝而丧失生命之时，欧洲商人，却利用战争机会捞一笔钱，所以对他们所拥护的清廷和与之作战的叛乱者双方，都供给武器。“此外赚钱的机会，也诱惑了可尊敬的商人，使他们对双方同时供给武器与弹药。由于叛军取得这些供应，较之清军，更为困难，他们不得不以高价收购，于是他们得到优先供应的视会，从而他们有力量不仅足以抵抗他们本国的政府军而且还足以抵抗英法军队”。（墨.弗.布兰特（M.V.Brandt），（“东亚三十三年”），1911年，第三卷，“中国”，第11页。） 瓦伦伯爵（Count Warren），“印度居民的道德状态”，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土地公布制崩溃的原因、过程与后果”，第164页。 据英国最近的蓝皮书所揭露的关于普土马佑（putumayo）的秘鲁阿马逊公司的实况，证明了在自由的秘鲁共和国领搣内，即使没有殖民统治的政治形态，国际资本，事实上，把当地土人引入到接近奴隶制的关系，这样它就占有原始乡村里的生产资料，以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自1900年以来，这家由英国及其他外国资本家投资的公司，掠夺了将近4,000吨普土马佑橡胶，在伦敦市场上抛售。在这期间，三万个土人被杀害，剩下的一万人之中，大多数被殴打成为残废。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622页。 同上书，第231页（重点是原著中有的）。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32页以后。 其中修莫勒教授在他所著的“通俗商业政策考”一书中，明显地显示出德国教授们所发展的“三帝国理论”（即英国，俄国和美国）的反动性质。这个可尊敬的学者对于“新重商主义”，也就是，三大恶棍的帝国主义阴谋，抑郁地摇头叹息。“为了较高地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他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和欧洲关税同盟。“由于世界的经济紧张局势，德国的主要义务是为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必要时，准备作战，并符合作为世界强国的盟国的要求”。可是，稍后，修莫勒教授又在别处说，他并不像谴责这些世界强国再度走上大规模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德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世界三大强国一样，采取征服政策，但它必须，于必要时，能够冲破外国对北海的封锁，以便保护它自己的殖民地和巨大的商业，它也必须有能力对它所结成的同盟国提供同样的保证。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必须把与法国合作作为一个任务来看，其目的就是要对世界三大强国的过度侵略政策加以某些限制，这是为了保护所有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世界三强已构成了所有小国的威胁；三国同盟还有责任确保缓和政府和殖民地并吞行动，减轻片面的、没有节制的保护灌水，减轻对弱小分子的剥削和虐待。整个较高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取决于下列的事实，即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应在世界三大帝国之间瓜分，这三大帝国不应建立残酷的新重商主义。”（“十九世纪欧洲贸易政策的变迁”，“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第二十四卷，第381页）。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80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144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65页。 同上书，第64页。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9页。萨伊用下列咆哮的结尾语，指控西斯费第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敌人：“它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近代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除了双手外的所有的财产，从而使劳动者在竞争中陷于不利时，不能得到住何安全的保证，这是什么话！社会之所以剥夺劳动者，是因为要保证使每一类的企业家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也就是，自己的财产。我重复地说：没有比主张对财产的使用加以管理的见解更为危险的了”，因为“双手和才能也是财产”（同上书，第30页）。 这篇论文“论消费与生产间的平衡”是收在“新原理”的第二版第二卷内（第408页起）。西斯蒙第告诉我们当时讨论的情况：“里嘉图最近逝世了。他的逝世不仅使他的家族和朋友感到深切的悲恸，而且使那些从他的卓越才识中获得教益的以及受到他的崇高情感启发的朋友们也感到无限的惆怅。在里嘉图生前的最后一年，他来日内瓦住了几天。对于我们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曾讨论了二、三次。在讨论中，里氏表现了他杰出的优雅、诚实和爱好真理的风度，他的头脑清晰，出乎他的门徒们意料之外，尽管对于他在教室中所要求的抽象思考能力，他们是习以为常了。”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0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1—11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0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3—625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56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三联书店版，第580—58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86—87页，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57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