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5]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62页。 克罗表伯爵、E.拜林：“现代埃及”，伦敦，1908年，第一卷，第11页。 “1864年6月30日的三项税法实际上构成一方案，它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大的征税方案。国内税法的安排，正如威尔斯（David A.Wells）所说的，采取了顿尼布鲁克市集上的爱尔兰人的办法：‘见头就打，见商品就课税’。（陶锡格：“美国关税史”，纽约，1888年，第163—164页） 咸丰十年八月三日（1860年九月六日）的上谕，其中有这样的叙述：“朕抚驭寰海，一视同仁，外洋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吉利，佛兰西与中国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间，在广东遽启兵端，闯入我城池，袭掳我官吏，朕犹以为总督叶名琛刚愎自用，召衅有由，未即兴问罪之师也。八年间，夷酋额尔金赴愬天津，当谕总督谭廷襄，前往查办。该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门。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因所请条约，多有要挟，复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商定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讵夷酋普鲁斯，桀骜不驯，复于八年，驾驶兵船，直抵大沽，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轰剿，始行退去。此由该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酋额尔金，葛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陆，赴京换约。不意该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车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兵撤退后，复至天津”。（著者引目濮兰德和白拉克浩司〔J.O.P.Bland和E.T.Blackhouse〕合著：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t〔有中译本，书名“慈禧外纪”，陈冷汰等译，1914年，中华书局版〕，这里引文录自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2卷，18—19页（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译者 铁木尔在他的“施政原则”（1783年由波斯文译成英文）中说：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56—758页。 同上书，第521页。 同上书，第191页。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50，55页。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得评论”，第284页。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7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10页。 同上书，第176页。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伦敦，1827年，第51页。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1页。 同上书，第47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81—382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71页。 马克恩：“资本论”，第二卷，第40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9—6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55—45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727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592页附注。 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 同上书，第149页。 同上书，卷二，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页。 ↩

[6] 此外，从埃及农民身上强夺的钱，仍然通过土耳其而成为欧洲的资本，1854年、1855年、1871年、1877年及1886年的土耳其借款，是以几次提高的埃及贡赋为基础的，而这些借款是直接支付给英格兰银行的。 陶锡格：“美国关税史”，第166—167页。 那些使中国开港通商的欧洲英雄们的功绩，对中国国内史中一个可爱的插曲提供了背境。清朝圆明园被劫掠之后，“中国的戈登”发动对太平天国进攻。1863年他甚至取得清军的指挥权。事实上，这个起义的镇压，是由英国军队做的。然而，当多数欧洲人（其中也包括一个法国提督）为了支持清朝而丧失生命之时，欧洲商人，却利用战争机会捞一笔钱，所以对他们所拥护的清廷和与之作战的叛乱者双方，都供给武器。“此外赚钱的机会，也诱惑了可尊敬的商人，使他们对双方同时供给武器与弹药。由于叛军取得这些供应，较之清军，更为困难，他们不得不以高价收购，于是他们得到优先供应的视会，从而他们有力量不仅足以抵抗他们本国的政府军而且还足以抵抗英法军队”。（墨.弗.布兰特（M.V.Brandt），（“东亚三十三年”），1911年，第三卷，“中国”，第11页。） 瓦伦伯爵（Count Warren），“印度居民的道德状态”，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土地公布制崩溃的原因、过程与后果”，第164页。 据英国最近的蓝皮书所揭露的关于普土马佑（putumayo）的秘鲁阿马逊公司的实况，证明了在自由的秘鲁共和国领搣内，即使没有殖民统治的政治形态，国际资本，事实上，把当地土人引入到接近奴隶制的关系，这样它就占有原始乡村里的生产资料，以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自1900年以来，这家由英国及其他外国资本家投资的公司，掠夺了将近4,000吨普土马佑橡胶，在伦敦市场上抛售。在这期间，三万个土人被杀害，剩下的一万人之中，大多数被殴打成为残废。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622页。 同上书，第231页（重点是原著中有的）。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32页以后。 其中修莫勒教授在他所著的“通俗商业政策考”一书中，明显地显示出德国教授们所发展的“三帝国理论”（即英国，俄国和美国）的反动性质。这个可尊敬的学者对于“新重商主义”，也就是，三大恶棍的帝国主义阴谋，抑郁地摇头叹息。“为了较高地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他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和欧洲关税同盟。“由于世界的经济紧张局势，德国的主要义务是为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必要时，准备作战，并符合作为世界强国的盟国的要求”。可是，稍后，修莫勒教授又在别处说，他并不像谴责这些世界强国再度走上大规模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德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世界三大强国一样，采取征服政策，但它必须，于必要时，能够冲破外国对北海的封锁，以便保护它自己的殖民地和巨大的商业，它也必须有能力对它所结成的同盟国提供同样的保证。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必须把与法国合作作为一个任务来看，其目的就是要对世界三大强国的过度侵略政策加以某些限制，这是为了保护所有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世界三强已构成了所有小国的威胁；三国同盟还有责任确保缓和政府和殖民地并吞行动，减轻片面的、没有节制的保护灌水，减轻对弱小分子的剥削和虐待。整个较高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取决于下列的事实，即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应在世界三大帝国之间瓜分，这三大帝国不应建立残酷的新重商主义。”（“十九世纪欧洲贸易政策的变迁”，“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第二十四卷，第381页）。 “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九卷，第80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144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65页。 同上书，第64页。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9页。萨伊用下列咆哮的结尾语，指控西斯费第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敌人：“它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近代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除了双手外的所有的财产，从而使劳动者在竞争中陷于不利时，不能得到住何安全的保证，这是什么话！社会之所以剥夺劳动者，是因为要保证使每一类的企业家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也就是，自己的财产。我重复地说：没有比主张对财产的使用加以管理的见解更为危险的了”，因为“双手和才能也是财产”（同上书，第30页）。 这篇论文“论消费与生产间的平衡”是收在“新原理”的第二版第二卷内（第408页起）。西斯蒙第告诉我们当时讨论的情况：“里嘉图最近逝世了。他的逝世不仅使他的家族和朋友感到深切的悲恸，而且使那些从他的卓越才识中获得教益的以及受到他的崇高情感启发的朋友们也感到无限的惆怅。在里嘉图生前的最后一年，他来日内瓦住了几天。对于我们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曾讨论了二、三次。在讨论中，里氏表现了他杰出的优雅、诚实和爱好真理的风度，他的头脑清晰，出乎他的门徒们意料之外，尽管对于他在教室中所要求的抽象思考能力，他们是习以为常了。”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0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1—11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0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3—625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56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三联书店版，第580—58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86—87页，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57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