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

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2500万人的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末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真正现实以外的〕［注：原意是：“不信教国家中的”。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这一头衔的称呼。 ――编者注］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象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复。”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数据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反题：竞争。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68] 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酬”。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实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他说：“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收捐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和平民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纳税。” [69] 至于捐税、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税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税，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推论，这些短短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评论，甚至是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专讲这些问题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二卷第269页）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二卷第265页）有四十个埃巨的人［注：伏尔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温顺、勤劳的农民，每年收入40个埃巨。埃巨（écu）是法国18世纪以前的币名，价值三金镑。 ――译者注］大概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 [70] 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许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上，土地所有权始终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鲁东先生的horror vacui〔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地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漠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地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逐渐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地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愈多的土地，价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经营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当所有者执行神秘的义务，以社会集体的代表者的身份对待耕者的时候，土地经营者却命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地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必须具备所有权的全部魔力，才能从耕者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一创造者。地租，或者更恰当地说，土地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额，就是地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注：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这句话的转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 ――编者注］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以便从耕者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地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重复应予说明的范畴，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注：用所有者（propriétaire）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propriété），用收租者（rentier）的干预来说明地租（rente）。 ――编者注］。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来决定地租，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必要性，产生了地租；蒲鲁东关于地租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象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话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 ――编者注］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 ――编者注］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可能发生象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地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一部分收入［注：在1885年的德文版中，没有最后的两句，而在前面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数字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占有者。”――编者注］。在封建租佃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蒲鲁东先生的耕者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地租。可是，一出现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经营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经营者的耕者。劳动者沦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象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地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地，正象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它实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蒲鲁东先生曾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20个法郎，那末，原值10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20个法郎。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产生而绝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经营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10个法郎的地租。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10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末，平均市场价格就是15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20个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15个法郎，那末地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分配都不可能，因为地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10个法郎生产的一公石谷物能卖20个法郎时，地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掌握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但是，首先一公石谷物要按20个法郎支付，然后再把取自消费者的多余的那10个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走到第一个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地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它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针，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目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地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地租的实质。”（第二卷第265页）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首先我们看看所谓地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资本的利息比其它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它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间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它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土地的本性多少是永恒的缘故。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贵的，但自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贵了。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地租。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经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生产更加完善”的后果）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地下降。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17世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参看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 [71] ）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当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第一卷第110、111页）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其次，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资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某些利润超过一般水平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贫困的加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self-acting mule〔自动骡机〕［注：自动纺纱机。 ――编者注］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如果说用来反对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的加强是同盟和罢工的唯一结果，那末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莱昂・福适先生在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当然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波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调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们无法操纵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英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贫困；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第一卷第261、262页）在英国的各城市中，波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波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没有工人打先锋，他们就对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组织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门之外，说这是ticket-meeting〔凭票入场的集会〕，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把会上的发言大登特登。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现在我们来听听波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并没有权力操纵工资，因为产品价格不决定于厂主，其所以不决定于厂主，则是因为厂主没有权力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工人们了解到，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主人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贫困的加剧。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但是，使蒲鲁东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贫困加剧呢？不是。他对波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它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一卷第334、335页）蒲鲁东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迫使议会批准了这种法律。 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愈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会议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72]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 ――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在给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破坏工业的正常工作，妨碍厂主满足订户的要求，扰乱商业和加速采用机器，这样，你们的一部分劳动就会毫无用处，机器将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你们一定会徒劳无益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劳动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绝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它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 [73] ，拥有会员80000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持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它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 ――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74] 注释： [58] 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经济著作：“经济表”1758年版（《Tableau économique》1758）和“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版（《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1766）。 ――第139页。 [59] 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1770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说明”（《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 ――第139页。 [60]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3卷；全集1841年柏林第二版第5卷第320页（G.W.F.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Bd.Ⅲ；Werke，2-te Aufl.，Bd.V，Berlin，1841，S.320）。 ――第141页。 [61] 这几个字马克思引自卢克莱茨的诗篇“事物的本性”（第3册第869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 vitam mors immortalis ademit》）。 ――第144页。 [62] A.de Villeneuve-Bargemont.《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该书第一版于183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第153页。 [63] 马克思引用的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的法文本：《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T.Ⅰ，Paris，1802，p.33―34.――第160页。 [64] 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Raison，folie，Chacun son mot；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à la portée des vieux enfants》.Paris，1801）。马克思引证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响”（Infl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勒蒙特在这一著作里引了上一著作。 ――第160页。 [65] A.Ferguson.《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T.Ⅱ，Paris，1783，p.108―110.――第161页。 [66]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Ch.Babbage.《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Paris，1833，p.230）。 ――第168页。 [67] A.Ure.《Philosophie des manifactures，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Bruxelles，1836，t.Ⅰ，première partie，chapitre Ⅰ.――第171页。 [68] P.Rossi.《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T.Ⅰ―Ⅱ，Paris，1840―1841.――第178页。 [69] J.Steuart.《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T.Ⅱ，Paris，1789，190―191.该书英文第一版于1767年在伦敦出版。 ――第180页。 [70] 伏尔泰“有四十个埃巨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ecus》）。 ――第181页。 [71] 威・配第“政治算术”（W.Petty.《Political arthmetick》），见他所著“政治算术论文集”一书，1699年伦敦版（《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London，1699）。 ――第191页。 [72]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1791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制宪会议通过的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订的刑法典，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职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销。 ――第194页。 [73] 全国职工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Trades）是工联的组织，1845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第196页。 [74] 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 ――第198页。

《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