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
马恩全集第四卷――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注：形而上学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维和认识的方法。 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指脱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它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始源，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 ――译者注］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 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 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 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 现在场面变了。 蒲鲁东先生使我们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 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 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 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 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 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 [58] 。 蒲鲁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 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 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 [59] 。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 各经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 蒲鲁东先生和其它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 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 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 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 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 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 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 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 这就是措词的含意。 固然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 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 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 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 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 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 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 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 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三卷 [60] ）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泡制。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是运动的抽象。 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 是抽象形态的运动。 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 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 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畴呢？ 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 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 “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 “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 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 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 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 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 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 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 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 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 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 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 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 [61] 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它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 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它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 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 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 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它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 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 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 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 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 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 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 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 ［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 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 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 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 ――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 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 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 他只有辩证法。 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 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 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 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 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定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 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智能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第二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 蒲鲁东先生的话从来没有说得这样公正。 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 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 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 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 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 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 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 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 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 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 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 不是。 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 更不是。 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 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 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 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 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 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 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熬。 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蒲鲁东，第二卷第102页） 在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实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续存在。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 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 它只能发现真理。 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 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 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 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 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象中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 ［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就象它们作为后果可以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 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交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 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 人类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 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 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 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 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 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 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 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 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 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 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 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 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 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 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 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 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 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 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 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 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 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 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 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 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 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数据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数据当做过去世纪的人和生产数据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是把目的和人换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历史” [62] ，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 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 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 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 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 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 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 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 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 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 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 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 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 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 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 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 ［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此处是“劳动阶级”。 ――编者注］ 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 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 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 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 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 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 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 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 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 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 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 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 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 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 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 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 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 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 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 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 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 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一系列的经济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慧上 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第93页）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 （第一卷第94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 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 目的，毁灭自己。”（第一卷第94页） 应当解决的任务 ｛ 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 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 （第一卷第97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 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 种姓、行会、工厂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应当解决的任务来解释。 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 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 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 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 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 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 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 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 扎伊尔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 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63]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虽然这样，但蒲鲁东先生仍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说，似乎让・巴・扎伊尔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特吧；suum cuique〔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扎伊尔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 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毫无疑问是由于我那本书 [64] 的标题欠妥。 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 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特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一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评价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 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末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 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 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 所以可以说，在工厂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 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市局社会史试论”1783年巴黎版 [65] ） 在结束这一场文献的涉猎的同时，让我们指出一点：我们明确地否认所谓“所有的经济学家常常更多地强调分工的有益方面”。 只须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蒲鲁东先生那里，从分工这种被看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中怎样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 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 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第一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 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 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需要证明的〕。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 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 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 界限。 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 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 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们。 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 不是。 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 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 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 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 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肯定地说，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 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辩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 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真是绝纱的辩证法！ 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 可是不然。 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 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他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 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 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 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分工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 其实什么是机器呢？ 这就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 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它把权力原理带入劳动领域……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一点。 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以为这种现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属于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题――它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 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 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 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 不是。 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 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 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 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 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工厂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 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厂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 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厂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 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 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厂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 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议。 工厂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 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 工厂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 工厂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杂费开支等等。 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厂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 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部门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 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 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 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简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结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经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 [66] ）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 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 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 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 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vice versa〔反过来也一样〕。 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 例如，过去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 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厂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 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 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 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 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 ［注：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 ――译者注］ 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 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现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还用得着说吗？ 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 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 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 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 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结果。 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 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 因此，在18世纪中，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 尤尔博士说道：“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罗拉）……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 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高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 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代工厂里我们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须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 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厂手工业渐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 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 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厂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减轻，而其余如针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 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 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 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工厂的工作中几乎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须由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 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他就愈是有主见，愈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机械体系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损失。 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两种能力，如果人们在青年时期就把它们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顺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平平常常经过短期训练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调配他，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 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但在平均化原则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调的操练”等等。 “……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内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 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 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同水平而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得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一卷第一章 [67] ）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 勒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 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 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 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 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 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 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 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竞争的好的方面 ｛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有同等重要的 意义……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 竞争的坏的方面 ｛ “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 它的必然后果是 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般的想法 ｛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 必然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应当解决的任务 [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 全部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 ［注：傅立叶主义者。 ――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 “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对象，月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润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 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 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 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 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 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组织和特权即将废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末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 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 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 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