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十一 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

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或伯恩施坦派在替小生产辩 护的时候，经常拿下面一种情况作根据。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小农饲养的牲畜比大农多得多。他们说，这样，小农就能更好地给土地施肥。他们经营的技术水平是 比较高的，因为在现代农业中肥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户饲养的牲畜所提供的肥料，出任何人造肥料不知要强多少倍。

爱德·大卫在《社 会主义和农业》一书中说这个论据有决定性的意义（俄译本第326、526、527页）。他写道：“粪肥是农业的灵魂”，并加上了着重标记（第308页）， 他把这条道理当作维护小农业的主要根据。他引用德国统计材料说，按单位面积计算，小农户饲养的牲畜比大农户多得多。大卫深信，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在农业中 大生产优越还是小生产优越的问题，并证实了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理论和作为农业的灵魂的粪肥。

大卫和许多拥护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论据就是统计。他们比较了各类农户的牲畜数字（按单位面积计算），并且默然地假设，相比的数值是同样的，也就是 说，同样数量的某一种牲畜，无论在大农户或小农户中，都具有所谓同等的农业价值。他们还假设同样数量的牲畜可以提供同样数量的粪肥，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 质量大体上相同，等等。

显然，上述论据能不能成立，完全要看这种常见的默然的假设是否正确。上述论点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我们摆脱枯燥 的、粗糙的、笼统的统计材料，而去分析一下小农业生产和大农业生产的全部社会经济条件，那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个论点恰恰把尚待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的 东西。马克思主义断言，小生产的牲畜饲养条件（我们看到，土地的管理和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也如此）比大农户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伯恩施坦 派，却作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说：由于小农勤奋，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条件比大农户好得多。如果要用统计材料来阐明这个问题，那大卫所引用的统计是完全不符合需 要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牲畜数量的统计调查，而是牲畜质量的统计调查。德国的经济文献中有这类调查著作，可能还不止一种。在经济文献中，有 人根据详细的调查试图阐明大小农户内部的条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的著作虽然满篇都是从各种农学著作中摘来的无数毫不相干的引文，但是惟独对上述尝 试只字不提。下面我们就把大卫不该回避的这些著作当中的一部介绍给读者。

德国著名的农业问题著作家德雷克斯勒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农业 统计调查”结果的专门著作。关于这份调查，作者公正地指出，“就调查结果的确切性来说，这份调查恐怕是无与伦比的”。他调查了汉诺威省的25个居民点 （22个村和3个地主庄园），不仅分别地搜集了每个农户的土地数量和牲畜数量的材料，而且还搜集了牲畜质量的材料。牲畜质量是用一种特别精确的方法来判定 的：“根据对每头牲畜尽可能精确的估算，即根据内行人作出的估算”，确定每头牲畜毛重多少公斤。[注:大卫清楚地知道农学家们的这种计算单个牲畜毛重的方 法。他在第367页详细地讲到各种肉用牲畜、产乳牲畜和耕牛等等毛重有多少。他抄录了农学家们的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想到，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说 来，重要的并不是区别牲畜的品种，而是区别小农户和大农户，“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牲畜饲养的条件。]这样就得出一份各个不同规模的农户每种牲畜毛重 的材料。而且这种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1875年，第二次在1884年。德雷克斯勒尔发表了这批原始材料[注:1875年的材料发表在《社会政治协会 丛书》第24参第112页（《农民状况》第3卷），1884年的材料发表在《蒂尔农业年鉴》第15卷（1886年）。]，他把三个田庄分别列出，把所有的 村分为三大类，把各村的农民农户按土地数量又分为七类（超过50公顷，25—50公顷，12．5—25公顷，7．5—12．5公顷，2．5—7．5公 顷，1．25—2．5公顷，1．25公顷以下）。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共包括11种牲畜，读者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图表会有多么复杂。为了得出一份综合性材料， 使大家能看出总的和基本的结论，我们把全部农户分成五大类：（一）大田庄；（二）土地超过25公顷的农民农户；（三）7．5—25公顷的；（四）2．5— 7．5公顷的；（五）不到2．5公顷的。

这几类农户的数目和他们的土地的数量，在1875年和1884年分别如下：

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先来谈一谈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经济类型。德雷克斯勒尔认为，凡是71/2有，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少不了要使用雇佣劳动。这样一算， 就有325个农民农户雇用工人（187年）。土地在21/2与公顷以下的农户，不得不受雇于人。有2．5—7．5公顷土地（平均是4．3公顷）的农户，据 德雷克斯勒尔计算，有一半可以不从事雇佣劳动，另一半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可见，在全部农民农户中间，有325户是资本主义农户，有221户是既不雇用 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小“劳动”农户（我国的民粹派一定会这样说），有1670户是受雇于人的半无产者农户。

可惜，德雷克斯勒尔的分类 方法和德国的一般统计分类方法不同，后者是把5—20公顷的业主划为中等农民。但是，这些中等农民大多数要雇用工人，这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的“中 等”农民就是小资本家。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占极少数：在2216户中只占221户，即只占十分之一。

这样，以上各类农户按经济类型可表述如下：（一）大资本主义农户；（二）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大农”）；（三）小资本主义农户；（四）小农农户；（五）半无产者农户。

从1875年到1884年，农户总数和土地总数都减少了。减少的主要是小农户：有21/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从1449户减少到1109户，即减少了 340户，差不多等于1/4。相反，最大的农户（超过25公顷的）却从54户增加到61户，它们的土地从2638公顷增加到3215公顷，即增加了577 公顷。可见，德雷克斯勒尔所称赞的那个地区的经济普遍改善和文化提高，意味着农业集中在人数愈来愈少的私有者手中。由于这种“进步”，2219户中有将近 400户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到1884年只剩下1825户），其余各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从4．2公顷增加到5公顷。有的地区资本主义使某一农业部门积聚化， 使许多小业主沦为无产阶级。有的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新的小农户（例如，市郊农村的牛奶业和象丹麦这样一些出口乳制品的国家的牛奶业就是如 此）。还有一种地区中等农户瓦解，小农户增多。笼统的统计掩盖了所有这些过程。要研究这些过程，就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

上面谈到的那 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畜牧业的改进上。但是，牲畜总头数却减少了。1875年共有7208头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到1884年只有 6993头了。按照笼统的统计，牲畜头数的减少只能表明畜牧业的衰落。其实是牲畜的质量提高了。如果不是计算牲畜的头数，而是看一下全部牲畜的“毛重”， 那就可以看到，1875年是2556872公斤，1884年则是2696107公斤。

畜牧业的资本主义进步不单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表现在这方面，而是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表现在以优代劣和增加饲料等方面。

在最大的农户中，牲畜头数减少了。在最小的农户中却增加了，而且农户愈小，增加得愈快。看来，岂不是小生产进步而大生产退步了吗？这不是证实了大卫的理论吗？

但是只要看一下牲畜平均重量的材料，错觉就会消失了。

[注:各种小牲畜都按照通常的标准折合成大牲畜。在一年内，11种牲畜中的每种牲畜有多少头，是大致算出来的，因为只有重量的材料，没有牲畜头数的材料。]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农户规模愈大，牲畜的质量就愈高。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或半无产者农户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例如，在 1884年，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之间的差额竟超过百分之百：大资本主义农户每头牲畜平均重量为619公斤，而半无产者农户为301公斤，也就是少二分之一 以上！因此可以断定，大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假设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完全相同，这是多么肤浅啊！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饲养牲 畜的情况一般比较差。现在我们有事实可以证明。关于牲畜毛重的材料使人能最确切地了解到牲畜饲养的种种条件，如饲料、牲畜棚、耕作和照料等条件。德雷克斯 勒尔的专门著作中的调查结果可以说已经对这一切作了总结。我国的瓦·沃·先生和德国的大卫，极力赞扬小农在照料牲畜方面如何“勤奋”。其实，小农不管怎样 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 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着重评价的不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使农民受压榨，而是劳动者（在最苛刻的剥削条件下为 资本劳动的人）的“勤奋”。

从上述材料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在这10年中，牲畜的质量一般都提高了，而且各类农户也都有所提高。但是 普遍提高的结果，并没有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了大小农户之间畜牧业条件的差别。普遍提高没有使大小农户拉平，而是扩大了它们之间的悬殊，因为在提高的过程中， 大农户比小农户进步得更快。下面就是1875年和1884年各类农户的牲畜平均重量的比较。

提高最多的是大资本主义农户，其次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小农农户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其他两类农户提高也很有限。德雷克斯勒尔也同绝大多数论述农业经济 问题的农学家一样，只注意到问题的技术方面。他在比较了1875年和1884年的情况以后得出第五个结论说：“畜牧业[注:德雷克斯勒尔在这里指的是除役 畜（即所谓的Nutzvieh）外的所有牲畜。关于役畜的材料，我们将在下面单独引述。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种或哪几类牲畜，总的结论还是一样的。] 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牲畜头数减少了，质量却提高了；在这三类村庄[注:德雷克斯勒尔按照地理位置和其他经营条件，把22个村庄分为三类。我们只引用一些 综合的材料，以免文章中满篇都是数字。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类村庄，结论还是不变。]中，每类村庄牲畜的平均毛重都显著增加了。这就是说，在牲畜的繁 殖、饲养、照料方面或多或少普遍（ziemlich allgemein）有重大的改进。”

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或多或少普遍”这几个字，正好证明作者忽略了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或多”指的是大农户，“或少”指的是小农户。德雷克斯勒尔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他只注意各类村庄的材料，而没有注意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材料。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役畜的材料。这些材料能说明狭义的农业的经营条件。上述各类农户的役畜数量如下：

可见，绝大多数半无产者农户（即2．5公顷以下的农户，1884年这类农户在1825户中占1109户）根本没有役畜。这类农户甚至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 业户。总之，就使用役畜的情况来说，这些有93％或84％根本不使用役畜的农户，是无法同大农户相比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把大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作一 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前一类（（一）类）农户中，132头役畜共耕种766公顷土地，而在后一类（（四）类）农户中，632头役畜才耕种1774公顷土 地（1884年），这就是说，前者每头役畜平均要耕种将近6公顷土地，而后者将近3公顷。可见，小农户饲养役畜的开支要多一倍。小生产意味着经营技术手段 的分散和由此而造成的劳动力的浪费。

造成这种分散的部分原因，是小农户不得不使用质量低劣的役畜，即不得不拿牝牛当役畜来用。牝牛占役畜总数的百分比如下：

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牝牛耕地的情况增多了，牝牛已经成为半无产者农户和小农农户的主要役畜。大卫想要把这种情况叫作进步，这就同完全站在资产阶级 立场上的德雷克斯勒尔一模一样了，后者在自己的结论中写道：“许多小农户改用了对它们更合算的办法，就是拿牝牛当役畜。”这种做法对小业主所以比较“合 算”，是因为这样比较省钱。所以省钱，是因为优质的役畜换成了劣质的役畜。德雷克斯勒尔和大卫这些人所赞赏的小农的进步，同日暮途穷的手工织布工的进步是 完全一样的，这些手工织布工正在改用愈来愈低劣的原料，改用工厂生产的下脚料。

1884年耕地的牝牛的平均重量是381公斤[注:不 用于耕地的牝牛平均重量为421公斤。]，而耕马是482公斤，耕地的犍牛是553公斤。后一种役畜气力最大，1884年它占大资本主义业主役畜总数的一 半以上，在中小资本家中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小农中不到五分之一，在半无产者农户中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农户愈大，役畜的质量愈高。役畜的平均重量如下：

可见，总的说来，役畜的质量下降了。实际上，在大资本主义农户中有显著的提高，在其他各类农户中，却停滞或下降。从1875年到1884年，大生产和小 生产在役畜质量方面的差别也扩大了。小农户改用牝牛当役畜，是德国普遍的现象。[注:这一点情参看上面第8章《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见本卷第 172—183页。——编者注）]我们的材料也确凿地证明，这种改用牝牛的现象说明农业生产条件更加恶化，农民的贫困更加严重了。

在快要结束对德雷克斯勒尔专门著作的材料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再引述一个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的牲畜头数和重量的统计材料，这是大卫根据德国一般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

关于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的材料，这是大卫使用的唯一材料。在我们举的例子中，以及在德国整个农业中，这些材料都说明按单位面积计算的大农户的牲畜头数 减少了。例如，在1884年，半无产者农户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比大资本主义农户多一倍（1．18比0．59）。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样计算就是把无 法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牲畜重量的材料揭示了农户之间真实的对比：按单位面积计算，大生产的牲畜重量最大，因此肥料也最多，这说明，大生产在这方面条件也 最优越。由此可见，大卫的结论说小农户的肥料总的说来比较充裕，这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里应当注意到，第一，我们的材料没有涉及只有殷实业主才买得起的 人造肥料；第二，按重量来比较牲畜的数量，会把大小牲畜等同看待，例如，会把一个大农户68头牲畜的重量——45625公斤——同一些小农户1786头山 羊的重量——45097公斤（1884年）——等同看待。实际上，大农户在粪肥方面的优势，比我们的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得多。[注: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援引的 （第6章）（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克拉夫基的一段话：“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 用来垫牡畜棚的就少了。”]

总之，大卫提出“粪肥是农业的灵魂”这句空话，从而回避了畜牧业方面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对事情作了完全歪曲的说明。

在一般牲畜特别是役畜的质量方面，在牲畜的饲养、改良以及厩肥利用的条件方面，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得多。

十二 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

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注:本文是作者写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 的批评家”》中的一章（第12章），本应收入不久前出版的《土地问题》一书第1册（1908年圣彼得堡版）。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一章发稿迟了一些，没 有能收入该书。因此现在发表的这一章所用的引文都出自上述著作。]

丹麦的农业关系和农业制度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我们已经看到 [注:弗拉·伊林《土地问题》第1册，《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第10、11章。（见本卷第199—222页。——编者注）]，现代土地问题 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爱·大卫常引用他的著作）竟把 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注:亨利希·普多尔博士《国外的农业协作社》190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Ｖ页。普多尔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在我们俄 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者赫尔岑施坦在第一届杜马的 演说，以及民粹主义者卡拉瓦耶夫在第二届杜马的演说就是如此。

我们看到，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丹麦的“小农”经济确实最普遍，农 业也最繁荣，因它能适应市场的新要求和新条件。如果说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小农业可能得到“繁荣”，那么丹麦在这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是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好 的。因此，仔细地了解一下丹麦的土地制度，是有双重意义的。我们从整整一个国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土地问题上修正主义究竟玩弄的是什么手法，在“理想的” 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真正的根本特点究竟是什么。

丹麦的农业统计是仿照欧洲其他国家编纂的。但是在某些方面资料更为详 细，数字加工整理得更好，这就使人能注意到一些通常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按土地面积多少划分农户类别的一般材料。我们把丹麦通用的土地计量单位“哈 尔特康”换算成公顷，根据丹麦农业统计的说明，每1哈尔特康合10公顷。[注：《丹麦统计。统计年鉴》第8年卷（1903）第31页脚注。下面引的所有关 于丹麦的材料，都是指丹麦本土而言，就是说，不包括博恩霍尔姆岛。]

丹麦农业统计提供了1873年、1885年和1895年的农户分 类材料，所有的农户共分为11类：无地的，0．3公顷以下（确切些说，1Q32哈尔特康以下），0．3—2．5公顷，2．5—10公顷，10—20公 顷，20—40公顷，40—80公顷，80—120公顷，120—200公顷，200—300公顷，300公顷以上。为了不过于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们把 这11类合并为较大的6类。

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丹麦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 民手中。毫无疑问，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这两类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只占农户 总数的11％，但集中在它们手中的土地却占土地总数的62％，即占五分之三以上。丹麦农业的基础是大、中资本主义农业。所谓“农民国家”和“小农经营水 平”的论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是各种有学衔或没有学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事实的歪曲。

这里必须指出，丹麦同已经完全确立农业 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最大的那两类资本主义农户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是很小的。1873年，占总数13．2％的资本主义农场 共占全部土地的63．9％；1885年，11．5％的农场占全部土地的62．3％。在比较不同年份的材料时，应当经常注意到大农业的这种稳定性，因为在著 作界中常常可以看到，有的人拿枝节性的变化作比较，从而抹杀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 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1895年，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共占农户总数的72．2％，它们的土地却只占11．2％。无论在1885年 还是在1873年，这个比数基本上也始终是这样的。小农户往往属于半无产者之列，我们看到，德国的统计已经证明，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无疑是半无产者 户，土地在5公顷以下的农户有一部分也是半无产者户。下面，我们引用一下各类农户牲畜头数的材料，我们将会看到，拿这些为数众多的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 的代表者来说，是谈不上真正独立的和比较巩固的农业的。有47．2％即有将近半数的农户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无地户和2．5公顷以下的农户）；还有25％ 即四分之一的农户（2．5—10公顷）是贫穷的小农。这就是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当然，根据土地数量的材料只能大体地从总计数字上来判断一个 商业性畜牧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但是，读者会看到，我们下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关于畜牧业的材料，只是使已经得出的结论更加充实罢了。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从1873年到1895年，丹麦大小农户之间的土地分配情况有哪些变化。在这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两头农户增加、中间农户削减这种典型的资 本主义现象。在拥有2．5公顷以下土地的最小农户中，农业户（即不把无地户计算在内）的百分比在增长：1873年是27．9％，1885年是 31．8％，1895年是34．8％。在中间各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不断缩小，只有最大的一类农户，即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始终没有变动 （0．7％）。拥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最大的农户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在这三年中逐年有所增长，即14．3％—15．2％—15．6％。在中等 农户（10—40公顷）中，这个百分比增长得不很多（25．5％—26．5％—26．8％），但是这类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减少了。其次，在2．5— 10公顷这类农户中，这个百分比有了不规则的提高（9．1％—9．5％—9．4％），在最小的农户中却不断地提高（1．5—1．7—1．8）。结果产生了 极其明显的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两头增长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现象，应当看一下各类农户在不同年份的平均土地面积。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从这些数字我们看到，大多数类别的农户的土地面积非常稳定，增减幅度很小，只有1—2％（例如，279．8—282．3公顷或22．01—22．28公 顷，等等）。只有最小的农户例外，它们毫无疑问是更加小了：从1873年到1885年，这类农户（2．5公顷以下）的平均面积减少了10％（从0．83公 顷减到0．75公顷），从1885年到1895年也是如此。丹麦农户的总数增多了，但是土地总面积几乎没有变动（从1885年到1895年，土地总面积甚 至稍有减少）。所增加的农户大部分是最小的农户。例如，从1873年到1895年，农户总数增加了30752户，而2．5公顷以下的农户就增加了 27166户。不难了解，在这种条件下，丹麦以全部农户计算的平均面积的减少（1873年是15．5公顷，1885年是14．1公顷，1895年是 13．7公顷），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最小农户更加小了。

如果把农户类别分得更细一些，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就看得更加明显了。1895年丹麦农业统计（《丹麦统计。丹麦的农业》第4辑第9号Ｃ类）序言中，编者算出的各类农户数目的变动情况如下：

可见，增加的是一些极小的农户，有的是种植特种作物户，有的则是雇佣工人“户”。

这个结论值得谈一下，因为教授的辩护“科学”总是喜欢从全部农户平均面积减少的事实中得出农业小生产胜过大生产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最大的农业 取得了进步，除最小的农户而外，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规模都保持原状，而最小的农户却更加小了。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小农业衰落和贫困化造成的。也可能有另一种 解释，说这是从狭义的农业过渡到畜牧业造成的，但是这个理由不适用于所有的最小农户，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过渡在各类农户中都有。对于丹麦这样的国 家说来，要判断农民经营的规模，主要是根据畜牧业的材料，而不是根据土地面积的材料，因为在畜牧业和牛奶业发展极为迅速的情况下，同样的面积上经营规模可 能是大不相同的。

大家知道，在丹麦看到的正好是这种情况。丹麦农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商业性畜牧业迅速发展以及向英国输出乳制品、 肉类、蛋类等等。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普多尔的庄严的宣告，他说丹麦“牛奶业的巨大高涨，应归功于畜牧业和畜牧业经营的分散化”（上引书第48页，黑体是普 多尔用的）。就整个观点体系来说，普多尔是一个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地道的小商人，这种人任意歪曲事实，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错把自 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的市侩大卫，竟不加批判地也跟着普多尔胡说八道！

其实，正是丹麦特别清晰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畜牧业的积聚。普多尔 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完全是由于极端无知，由于他歪曲了自己书中所引的各段统计材料。普多尔引用了（大卫则盲目地重复）丹麦各类畜牧户分别拥有的牲畜头 数。据普多尔的计算，占总数39．85％的有牲畜的农户每户平均只有1—3头牲畜，29．12％的农户有4—9头，如此等等。普多尔得出结论说：可见，大 多数农户是“小”农户，出现了“分散化”等等。

第一，普多尔引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一点必须指出，因为这位普多尔自吹自擂地说，在他 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所有“最新的”统计材料。而修正主义者正是靠引证这些无知的、蹩脚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著述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一点， 普多尔和大卫之流论证的手法也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91]和民粹派经常采用的，因此不能不谈几句。用这种推论手法，必然会得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 “分散化”的结论，因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最小的和小的企业所占的百分比总是最大的，而大企业占的百分比总是微乎其微的。普多尔和大卫之流忘记了一件 “小事情”，即整个生产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占比重很小的大企业手中。

根据1898年7月15日最近一次调查，丹麦的牛的实际分配情况如下[注：《丹麦统计。统计表》第5辑Ｃ类第2号。1898年7月15日的畜牧业统计。1901年哥本哈根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和为数很少的大农户在丹麦整个畜牧业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理想国”的所谓生产“分散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1— 3头牛的小农户共有68292户，占农户总数的37．9％；它们有牛140730头，只占总头数的8％。而783个最大的业主，即占业主总数0．4％的大 业主，却拥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牛，共有133802头，占总头数的7．7％。小农户平均每户养牛2头多一点，就是说，用这点牛经营商业性畜牧业，显然是不够 的，要出售乳制品和肉制品，除非缩减自己的饮食（我们再提一提下面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卖出黄油，自己再买来比较便宜的人造黄油等等）。最大的业主平均每 户有171头牛。这是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是生产乳制品和肉制品的“工厂主”，是技术进步和各种各样农业联合组织的“首脑人物”，他们受到崇拜“社 会和平”的市侩的赞赏。

如果把中小业主加在一起，有9头牛以下的业主共有121875人，占业主总数的三分之二（67．5％）。他们 共有450984头牛，占总头数的四分之一（25．8％）。有30头牛以上的业主只有7931人，占业主总数的4．3％，但是他们拥有的牛数同上面几乎同 样多，共有435616头（25％）。这可真叫“分散化”。

把上面丹麦统计中的小类别并为三大类，结果如下：

可见，丹麦全部畜牧业有四分之三集中在不到总数三分之一的58766个业主手中。这三分之一的业主攫取了丹麦农业资本主义“繁荣”的绝大部分好处。同时 必须指出，富裕的农民和富有的资本家所以占这样大的百分比（占32．5％即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人为地把所有无牲畜的业主除开不算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百分 数要小得多。我们看到，据1895年的调查，丹麦农村业主总数是265982人，据1898年7月15日的牲畜调查，业主总数则为278673人。 58766个富裕业主和富有业主占这个实际农村业主总数的21．1％，即只占五分之一。无地的“业主”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12．4％（1895年：在 265982人中占32946人），无牲畜[注：确切些说，是无牛的业主，可惜丹麦统计没有提供没有任何牲畜的业主的数字。根据这一统计，我们只能了解有 某一种牲畜的业主的数字。但是牛无疑是丹麦整个畜牧业的主要基础。]的业主则占丹麦农村业主总数的35．1％，即占三分之一强（1898年——在 278673人中占98032人）。大卫先生之流看不到丹麦农业的资本主义繁荣是建筑在农村居民普遍无产阶级化和大批“农村业主”丧失生产资料的基础上 的，因此，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能描绘出丹麦农业和畜牧业整个面貌的材料。 1898年7月15日的调查提供了关于拥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各类农村业主的牲畜头数的详细材料。丹麦统计中类别分得特别多（共分14类：无地的、1/32哈 尔特康以下的、1/32—1/16、1/16—1/8、1/8—1/4、1/4—1/2、1/2—1、1—2、2—4、4—8、8—12、12—20、 20—30、30以上），我们还是把这些材料归纳成我们已经采用的六大类。

附注：1898年关于按土地数量划分农户的材料和1895年的有所不同。这也许是保持不变。根据1895年的调查，按农户分类的土地有3645750公顷，此外，户，这从牲畜头数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从这些数字首先可以看出，丹麦整个畜牧业的积聚程度有多么高。超过40公顷土地的大资本主义业主，仅占业主总数十分之一（10．7％），但却集中了 五分之三以上（62．6％）的土地和将近一半的牲畜：马是46．6％，牛是48．4％，绵羊是32．7％，猪是44．6％。

如果把富 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业主和这些资本主义业主加在一起，则共占业主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27．0％），但他们却集中了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土 地、占总数四分之三的马匹，占总数五分之四的牛、十分之七的猪和近50％的家禽。而将近四分之三（73％）的绝大多数“农村业主”，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 10公顷，总的说来，它们是无产阶级化的和半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在全国农业和畜牧业的总产值中占极小的比重。

其次，关于各种牲畜的分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养羊业和养猪业。目前由于市场条件和海外国家的竞争，欧洲大多数国家

的 养羊业都无利可图，成了日趋衰落的畜牧业部门。国际市场的条件要求用他种畜牧业代替养羊业。与此相反，养猪业成了欧洲特别赢利的和发展得很迅速的肉品畜牧 业部门。统计材料向我们表明，丹麦的养羊业也在日趋衰落，而养猪业却在特别迅速地发展。从1861年到1898年，丹麦的绵羊从170万只减少到110万 只。牛从110万头增加到170万头。猪从30万头增加到120万头，几乎增加3倍。

只要比较一下小农户和大农户各有绵羊和生猪多 少，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前者最保守，最不善于适应市场的要求，迟迟不能重新安排经营以适应新的条件。大资本主义农户（40—120公顷和120公顷以上 的）把无利可图的养羊业缩减得最厉害（绵羊占28．9％和3．8％，而其他牲畜占33—37％和8—12％）。小农户的适应性比较差：它们饲养的绵羊仍然 较多，例如，2．5公顷以下的农户饲养的绵羊占绵羊总数的9．3％，而其他牲畜只占总数的6—5％。它们的猪占8．1％，比绵羊的比重小。而资本家养的猪 占35％和9．6％，比绵羊的比重大。资本主义农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关于农民，现在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是 没有具备能成为真正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条件。[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5页。——编者注]市场要求一切业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的条件， 迅速适应新的条件。但是没有资本是无法迅速适应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户必定是最保守、最落后、最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

为 了对这大多数贫苦农户和极少数富裕农户的真实经济面貌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我们来看看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的材料。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 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自然要掩饰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阐明在繁荣的资本主义业主和贫困的小业主之间在经济类型上和生活水平上有什么差 别。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占农户总数一半的最低的三类农户都是贫苦农民。其中没有马、没有奶牛的“业主”占大多数。只有2．5公顷以下这一类，每户摊得上一 整头牛、一只绵羊和一头猪。显然，这一半农户根本谈不上从肉品畜牧业和乳品畜牧业得到什么好处。对于这一半农户说来，丹麦农业的繁荣，就是它们依附大业 主，不得不寻找“副业”，即不得不用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永远贫困，经济处于半破产状态。

当然，这个结论只是适用于所有这 些贫苦农户。我们根据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农业统计材料已经指出，土地少的小农户中也有大畜牧业主和大烟草业主等等。实际的分化比我们根据丹麦统计材料所能 设想的要深刻得多。但是，这种分化，由于在各类农户中都分出极少数种植特种作物的农户，只是加重了几类贫困户中的大多数业主的贫穷困苦。

其次，从上述材料还可以看出，就是拥有2．5—10公顷土地的这类小农，也不能说生活上比较有保障和经济上稳固。我们再提醒一下，这类农户共有 63000户，占农户总数的22．8％，它们平均每户只有0．9匹马。无马户大概要用牝牛来耕地，这样不但使农业的经营条件变得更坏（地耕得不深），而且 使畜牧业的经营条件也更坏了（牛更加瘦弱）。奶牛每户平均只有2．7头，即使自己家里少喝牛奶，少吃肉类（这种缩减是极端贫困的鲜明标志），那这几头牛也 只能提供很少的产品去出售。“全国”向英国销售牛奶和肉类的贸易很“繁荣”，但是象这种平均每户只有2．7头奶牛和3头猪的农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必然是很 微小的。这样小的农户要经营商业性的农业和畜牧业，就意味着出卖家庭生活必需品，使饮食恶化，使贫困加剧，同时还意味着零星出卖产品，这样出卖产品条件最 为不利，无法积存现金以应付必不可免的急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资产阶 级和修正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诀窍”无非就是不去专门研究这类占农户总数绝大多数的、低于“平均水平”（丹麦业主的“平均水平”是1．6匹马和 3．8头奶牛）的小农户所处的条件。不但不专门研究这类农户，而且一概用一些“平均”数字和“生产”与“销售”普遍增长的例子来加以掩饰，闭口不谈只有很 少数富裕农户才可能在销售中获利的事实。

我们看到，只有10—40公顷这一类农户，才拥有可能谈得上“繁荣”的牲畜数量。但是这样的 农户只占总数的16％。这类农户平均每户有21．6公顷土地，它们是否可以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还是一个问题。在丹麦这样农业高度集约化的情况下，这样大 的农户不雇用雇工或日工大概是不行的。遗憾的是，无论是丹麦的统计，还是大多数论述丹麦农业的著作家，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去研究雇佣劳动问题 以及多大的农户需要使用雇佣劳动等等问题。根据丹麦1901年的职业调查，我们只知道，在“日工”及其他这一类中有60000名男子和56000名妇女， 这就是说，在972000个按生产地位分类的农村居民中，有116000人是日工。雇用这上十万雇佣工人（除了他们之外，小农也从事雇佣劳动，作为“副 业”）的究竟仅仅是30000个大资本主义业主（拥有40—120公顷土地的有27620个，土地超过120公顷的有2201个），还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富 裕农民，即有10—40公顷土地的农民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关于最大的两类农户，即关于丹麦农业中的“30000”个上等户，用不着多谈了，因为上述数字一开始就清楚地勾画出它们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了。

最后，丹麦农业统计中涉及到的并经过部分整理的最后一份使大家感兴趣的材料，是可以说明下面这个问题的：作为我们“理想国”“繁荣”的主要基础的畜牧 业，是愈发展愈分散呢，还是愈发展愈集中。同1893年的统计相比，我们已经引过的1898年的统计提供的材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关于牛这种牲畜。这种的 确是最主要的牲畜的总头数，我们还可以拿1876年的材料同1898年的材料作一对比。

1893年到1898年这段时期，在丹麦所有 的畜牧业部门中养猪业发展得最快。在这一时期，猪的数量从829000头增加到1168000头，即增加40％，而马的数量从410000匹只增加到 449000匹，牛的数量从1696000头增加到1744000头，绵羊的数量甚至减少了。究竟是谁主要从组成了无数个协作社的丹麦业主的这个巨大的进 步中得到了好处呢？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的材料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全国养猪的业主分为四类：有50头猪以上 的大业主；有15—49头猪的大中业主；有4—14头猪的中小业主；有1—3头猪的小业主。统计的编制者按这四类提供了如下材料：

这些材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畜牧业在迅速地积聚。农户愈大，从畜牧业的“进步”中获利愈多。大农户的猪增加了71．7％，大中农户的增加了58．4％， 中小农户的增加了33．4％，小农户的只增加了3．8％。发财的主要是为数很少的“上等户”。这五年中，猪的增加总数是339000头，其中有 261000头即四分之三以上，属于32000个大农户和大中农户（而农户总数是266000—277000！）。在这种畜牧业中，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 挤：五年来，大农户的比重增加了（从9．6％增加到11．6％），大中农户的比重也增加了（从42．3％增加到47．5％），中小农户减少了（从 25．5％减少到24．2％），小农户减少得更多（从22．6％减少到16．7％）。

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粗略的面积统计，而是能确切 反映生产规模的农业经济统计，正如牲畜头数的材料确切地反映[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大农户的牲畜比较大。就是说，在这方面，笼 统的统计也缩小了积聚的程度。]畜牧业的规模一样，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看到资产阶级教授和机会主义者所否认的积聚过程。

但是更有趣的是牛的总头数的有关材料，1898年统计的编制者拿1893年同1898年的材料作了对比，我们还可以再把它们同1876年7月17日的调 查材料（《丹麦统计。统计表》第4辑Ｃ类第1号。1876年7月17日的畜牧业统计。1878年哥本哈根版）作个对比。这3个年代的有关材料如下：

这些材料包括的时间较长，涉及的又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牲畜，它同上面引的材料一样，使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积聚的过程。丹麦畜牧经济的发展，畜牧 业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从1876年到1898年，牛的总数共增加了424000头，其中有76000头属于有50头牛以上的农户， 有303000头属于有15—49头牛的农户，也就是说，这38000个上等户的牛增加了379000头，几乎占增加总数的十分之九。资本主义积聚的图画 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

从1876年到1898年，养牛户总数增加了12645户（从167996户增加到180641户），即增加了 7．5％。而丹麦的总人口从1880年到1901年（即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则从1969039人增加到2449540人[注：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在 1880年是28％，在1901年是38％。]，即增加24．4％。显然，“有产者”即有牲畜的业主的人数相对地减少了。私有主在人口中占的比重更小了。 最小的业主（1—3头）的人数在不断地、绝对地减少着。中小业主（4—14头）的人数增加得极其缓慢（从1876年到1893年增加了12．5％，从 1893年到1898年增加了2．5％），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大资本主义畜牧业获得了真正的和迅速的增长，从1876年到1893年，大中农户比 大农户增长得快，而从1893年到1898年，最大的农户增长得最快。

如果我们根据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考察一下有200头 牛以上这一类最大的农户，我们就会看到，1876年这类农户有79户（占畜牧业主总数的0．05％），共有牛18970头（占牛总头数的1．4％），而到 1898年，农户数增加到195户（占总数的0．1％），即增加一倍多，共有牛52385头（占总头数的3．0％）。最大业主的户数增加了一倍多，而生产 几乎增长了两倍。

从1876年到1898年，大生产在不断排挤小生产。小农户的牛在总头数中占的比重不断缩小：从1876年的 11．0％减少到1893年的8．4％和1898年的8．1％。中等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也不断缩小，不过稍慢一些（38．2％—31．8％—31．7％）。 大中农户所占的百分数从1876年的39．0％增加到1893年的46．8％，但从1893年到1898年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只有最大的农户不断增 长，排挤了其他各类农户（11．8％—13．0％—13．4％）。

畜牧业的条件愈有利，商业性畜牧业的发展和它的进步就愈迅速，资本 主义积聚过程也愈迅猛。例如，在哥本哈根市（那里在1880年有234000人，在1901年有378000人）的郊区，乳制品和肉制品的销路自然是最有 保证的。这一地区的农村业主养的牛比丹麦其他地区的业主养得多，在1876年平均每户是8．5头，在1898年是11．6头，而全国的平均数分别为7．9 头和9．7头。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最有利，积聚过程也最迅猛。

下面就是按上述分类方法综合出来的该地区1876年和1898年的材料：

在22年中，私有主的绝对数字甚至减少了！大量的牲畜集中在更少数业主手中。无论中等业主或小业主，在这22年中人数都更少了，牲畜也更少了。大中业主 的产业扩大了50％（从22000头到35000头）。大业主扩大了一倍以上。在1876年，有200头牛以上的最大的业主有2户，共有牛437头，而到 1898年已经有10户，共有牛2896头。

普多尔、大卫之流以及其他自觉和不自觉的资本奴仆，在为改善销售条件、发展业主的联合组 织、促进畜牧业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操心，他们无非是想让哥本哈根郊区的那种制度更早地推广到全国，推广到所有的农业部门，也就是使生产异常迅速地集中在资本 家手里，加速对居民的剥夺，使他们无产阶级化，缩小私有主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扩大从农村中被资本主义赶进城市的人口的比重，如此等等。

总括起来说，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已经让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尽管目前社会经济统计的水平还很低，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整 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农业和畜牧业中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

第1—4章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第5—9章载于1906年2月《教育》杂志第2期；第10—11章载于190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伊林《土地问题》文集第1册；第12章载于190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当前生活》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95—268页

【注释】

《列宁全集》第1版依照俄文第4版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按写作时间收载于不同卷次，前9章载于第5卷，后3章载于第13卷。本版将这部著作的正文全部收入本卷，而将它的准备材料单独编为一卷。——84。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87。

在俄国，奉行马尔萨斯主义的有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尼·布尔加柯夫等人，他们认为俄国农民群众的贫困和破产是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92。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 保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 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 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定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 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 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 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 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