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一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62]

（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

去年，《俄国财富》[63]通过维·切尔诺夫先生之口宣告：“……证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已被击败而退出了阵地，——这就等于去敲敞开的 大门了……”（1900年第8期第204页）这个“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多么奇怪的特性啊！多年以来，欧洲的一些有学问的和学问很大的人都郑重其事地 宣告（而报章杂志的撰稿人则反复地加以重述）：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批判得”退出了阵地，可是每一个新的批评家对这个似乎已经被摧毁的阵地总是要重新轰击一 番。例如，维·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杂志上以及《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文集中同读者“谈论”赫茨著作的时候，就用了整整240页的篇幅“去敲敞开的 大门”。赫茨的这部本身又是在谈论考茨基著作的书被转述得非常详尽。这本书已经译成了俄文。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要驳倒同一个考茨基，于是 出版了整整两大卷的研究著作。现在看来，“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这些堆积如山的批判性出版物压得粉身碎骨，大概谁也找不到它的残骸了。

一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我们先来看一下批评家们的理论全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64]上就发表过文章批判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而且当即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批 判”手法。他以一个真正骑手的剽悍无所顾忌地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把考茨基没有讲过的话硬加在他的头上，有些情况和论据考茨基本人已经作了确切的阐 明，而他却责备考茨基忽略了这些情况和论据，并且把考茨基的结论冒充自己的批判结论奉献给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充作内行，责备考茨基把技术和经济混为一 谈，但是他自己在这里不仅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而且暴露出他根本不愿把他从自己的论敌的著作中引来的那几页材料看完。不用说，这位未来的教授所写的 文章满篇都是对社会主义者、对“崩溃论”、对空想主义、对相信奇迹等等所进行的陈腐的攻击。[注:针对布尔加柯夫先生发表在《开端》上的文章，我当即写了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由于《开端》停刊，该文发表在1900年《生活》[65]第1期和第2期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4—132页。 ——编者注）。（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现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和农业》1900年圣彼得堡版）里，彻底 清算了马克思主义，使自己的“批判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当作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的 基石。他给我们摘录了确定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每次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增加而是递次减少）的经典作家的著 作。他还给我们列举了承认这一规律的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单。他要我们相信，这个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明确地 加以肯定就够了”，如此等等。布尔加柯夫先生说得愈坚决，我们就看得愈清楚，他是在开倒车，倒退到用虚构的“永恒规律”来掩盖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 学那里去了。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显而易见”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如果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提供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 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这就是常见的（也 是唯一的）为这一“普遍”规律辩护的论据。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个论据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它抛开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这些最重要的 东西。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数量，就 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 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加劳动和追加 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让我们 来看看下面的情况：经营的是三圃制，播种传统谷物，靠饲养牲畜积肥，没有改良的牧场和改良的农具。很明显，在这些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能够投入土地的追 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但就是在这种仍旧有可能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的有限范围内，每次追加投资的生产率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降低的。拿工业 来说吧。我们用世界贸易还没有开展，蒸汽机还没有发明以前的面粉业和冶铁业来作个例子。在这种技术状况下，能投入手工打铁炉、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的追加劳 动和追加资本是极有限的；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还没有为工业的新形式建立基础以前，小型打铁炉和磨坊必然会得到大量推广。

可见，“土 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没有改变的情况。所以，马克思也好，马克思主 义者也好，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象布伦坦诺之流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高谈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及其抽象的、永恒的、 自然的规律。

布尔加柯夫先生为“普遍规律”进行辩护，竟提出非常可笑的论据。

“从前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的东西， 现在却要人来生产了。那时，风雨疏松了养分充足的土壤，人们只要花很少的力气，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生产劳动落到了人的肩 上；不论在任何地方，人工过程日益代替自然过程。如果说，在工业中这种现象说明人征服了自然，那么，在农业中，这却表明生存日益困难，因为自然界的赐物减 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是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如生产工具或肥料等等的增 加，反正都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说：食物生产的日益加剧的困难，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增加，还是表现为人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反正都一样）；“重要的是：人 获得食物所花的代价愈来愈大了。用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量，用生产的人工因素代替生产的自然因素，这就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第16页）

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两位先生曾得出高论，认为不是人借助机器进行工作，而是机器借助人进行工作，看来，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两位先生的成就是颇 为羡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人的劳动代替自然力等等的时候，也象上面两位批评家一样，堕落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水平。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 的，就象普特不能代替俄尺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减少利用中的困难。说原始人获 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这是拙劣的童话，连刚进大学的学生听了也会给布尔加柯夫先生喝倒彩。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人完全被生存的困 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所压倒。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 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机器、工具和货币更加集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 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布尔加柯夫先生接着说：“我们承认这个规律， 但是决没有肯定食物生产的困难在不断地增加，也决没有否定农业的进步，因为肯定前者和否定后者，就等于违背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疑问，这种困难不是不断地 增长，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农学上的发现和技术的改良，正在把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暂时制止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所表明的趋势。”（同上）

这不是太奥妙了吗？

技术进步是“暂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递次降低（而且并非永远如此）的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 这就如同说，火车在车站停车是蒸汽机运输的普遍规律，而火车在两站之间行驶却是使静止的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

最后，关于农 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大量资料，也有力地推翻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普遍意义。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也承认：“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那么，为 了获得食物，就必须经常相对地〈请注意这一点！〉增加劳动量，即增加农业人口。”（第19页）西欧农业人口在逐渐减少，这是由于粮食的进口排除了土地肥力 递减规律的作用。解释真是妙极了！我们这位学者只是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现象，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农业国家和进口粮食的国家，都 可以看到。美国和俄国的农业人口都在相对地减少，法国的农业人口从18世纪末起就在减少了（见布尔加柯夫先生上述著作第2卷第168页上的数字），而且， 这种相对的减少有时甚至会变成绝对的减少，而粮食的入超，在30年代和40年代还是微不足道的，粮食出超的现象只是从1878年起，才完全绝迹。[注: 《法国农业统计。1892年的调查》1897年巴黎版第113页。]在普鲁士，农村人口从1816年的73．5％，相对地减少到1849年的71．7％和 1871年的67．5％，而黑麦的进口从60年代初才开始，小麦的进口从70年代初才开始（同上，第2卷第70页和第88页）。最后，我们考察一下欧洲进 口粮食的国家，如近10年来的法国和德国，就可以看到，在农业取得无可怀疑的进步的同时，农业工人的人数却在绝对地减少。在法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 6913504人减少到1892年的6663135人（《农业统计》第2册第248—251页）；在德国，农业工人从1882年的8064000人减少到 1895年的8045000人[注:《德意志帝国统计》新编第112卷：《德意志帝国的农业》1898年柏林版第6页。在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 事实，彻底摧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马尔萨斯主义[66]，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不高兴。于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就耍了一个花招：不谈本来意义上的农业（耕 作业、畜牧业等等），而谈（在引用了每公顷农产品增产数量的资料以后！）“广义的农业”，按德国的统计，温室蔬菜业、商业性蔬菜业、林业和渔业都包括在 “广义的农业”之内！结果，实际从事“农业”的总人数增加了！！（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3页）正文所引的只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数。以农业为副业 的人数从3144000人增加到3578000人。把这两个数字和前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是不够恰当的，但是即使如此，增加的数字也是很有限的：从 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因此可以说，19世纪的全部历史，用极为不同国家的大量资料确凿地证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 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完全不发生作用，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村人口为日益增多的总人口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

顺便指出，这些大量的统计资料也彻底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他认为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比可变资本 （劳动力）增长更快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农业”。布尔加柯夫先生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援引了（1）“亚·斯克沃尔佐夫 教授”的话（此人最出名的一点就是硬说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是恶意的宣传）以及（2）在经营集约化的情况下耕种单位面积土地所需的工人增多的事实。这是 时髦的批评家们通常对马克思的有意误解。请想一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理论，竟被单位面积可变资本增多的事实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竟没有发 现，他自己引用的大量统计资料恰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从1882年到1895年，德国整个农业中的工人人数从8064000人减少到8045000人 （加上以农业为副业的人，才从11208000人增加到11623000人，即只增加3．7％）；而牲畜头数在同一时期却从2300万头增加到2540万 头（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即增加了10％以上；5种主要机器的使用架次从458000架次增加到922000架次，即增加一倍多；进口的肥料从 636000吨（1883年）增加到1961000吨（1892年），钾盐从304000公担增加到2400000公担。[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 112卷第36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135页。]同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比重不断有所增长，这还不明显吗？至于这些笼统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掩 盖了大生产的进步，我们现在就不谈了。这一点下面再谈。

第二，在农村人口减少或者绝对增加量极小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完全粉碎 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妄想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谬尝试。在俄国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司徒卢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在他的《评述》中作了这样的尝试，但终究不 过是一些羞答答的、吞吞吐吐的、模棱两可的意见，一些没有考虑成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更勇敢更彻底，他毫不犹豫地把“土地肥力递 减规律”变为“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原文如此！第18页）。“19世纪的全部历史……以及该世纪的贫富问题，离开这一规律是无法理解的。”“我毫 不怀疑，社会问题，按它现在的提法，是同这一规律密切联系的”（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在他的“研究性著作”第18页上就宣布了这一点）！……他在该书的结尾 说：“毫无疑问，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某一部分贫困应该算作绝对贫困，即生产的贫困，而不是分配的贫困。”（第2卷第221页）“在我看来，农业生产的条 件所造成的特殊形式的人口问题，至少在目前已经成为农业经营中比较广泛地实现集体化或协作化原则的主要困难。”（第2卷第265页）“过去给将来遗留下来 的、比社会问题更可怕、更困难的粮食问题，是生产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第2卷第455页），如此等等。这一“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有密切联 系，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此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就用不着多谈了。向马尔萨斯主义献媚的批判，按其必然的逻辑发展，一定会成为最庸俗 的资产阶级辩护术；我们所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结论，就再坦率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研究一下我们的批评家们引 用的一些新的材料中的资料（他们喋喋不休地说正统派回避详尽的探讨），并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人口过剩”一词完全变成一个死板的公式，借此回避作任何的 分析，特别是对“农民”内部阶级矛盾的分析。现在我们既然只限于谈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方面，那地租理论也应该谈一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至于马克思， 他在《资本论》第3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3卷）中，并没有给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增添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第87页）我们要记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 东西”这句话，并且把批评家的这一评语同他过去说的下面一段话比较一下，他曾说过：“尽管马克思对这个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持明显的否定态度，但是就 一些根本原则来说，他还是汲取了李嘉图的以这一规律为基础的地租理论。”（第13页）按照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说法，马克思岂不是没有发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联系，因而就前后不一致了么！对于这种说明，我们只能说，前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歪曲马克思的理论，这样肆……肆……肆无忌惮地把一千零一 条死罪加在他们所批判的著作家头上，这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断是对事实真相的令人愤慨的歪曲。事实上，马克思不 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的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并且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李嘉图的错误。凡是稍微“注意”阅读《资本论》第3卷的人，都不 能不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论摆脱了它同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一切联系。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 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因此，由优等地转到劣等地也好，由劣等地转到代等地也好；对土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也 好，提高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现实中，各种情况是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总的规则都概括不了这些情况。例如，马克思首先描述了由于投资的土 地不同，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并且列出图表加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提到这些图表，就严厉地斥责“马克思太好给自己那些往往很简单的思 想披上复杂的数学外衣”。所谓复杂的数学外衣，其实不过是算术四则而已，而很简单的思想，看来，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一点也没有懂）。马克思分析了这些图表， 并得出结论说：“因此，在威斯特（West）、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 差地租必然是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转到愈来愈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 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谈到连续对土地投资的 生产率不同的问题，因为这样产生的是级差地租第二形态，而该章谈的是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 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第743页。——编者注]布尔加柯夫先生没有觉察到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之间的这一根本差别。他宁愿到《资本论》第3卷中去寻 找“更能看出马克思远不是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抱否定态度的片段”（第13页脚注）。请读者原谅，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篇幅来摘录一段不重要的（从我们和布尔 加柯夫先生都关心的问题来说）引文。既然现代批评界的英雄们（他们还竟敢指责正统派强词夺理）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和用残缺不全的译文，来歪曲他们所敌视的学 说的十分清楚的思想，那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他找到的一段话摘引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农业）产品总会变得相对昂 贵，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我们加了着重标记的地方〉为了获得某个产品就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马克思接着说：作 为要素加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是一种无偿的自然劳动生产力，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生产追加产品，那么就必须付出新的资本，这样就 使生产更加昂贵。

关于这种“摘引”的手法，我们要指出三点。第一，“因为”这两个字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使整 段话具有确立某种“规律”的绝对意义。原文（《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277—278页）用的不是“因为”，而是“如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840页。——编者注]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必须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这个论点同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有什 么相似之处呢？第二，“农业”两个字连同括号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布尔加柯夫先生大概用批评家先生们所固有的轻率态度，断定马 克思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农业产品，因而迫不急待地向读者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一般的产品。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摘引的这一段话的前 面，马克思说：“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无偿的自然力也可以加入工业生产，马克思在地租这一篇里还引用了某工厂用瀑布代替蒸汽动力的例子。如果要 在不利用这种无偿的力量的情况下生产额外产品，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第三，必须看一下这段话的上下文。马克思在这一章谈的是从最坏的耕地上取得 的级差地租，并且和往常一样，分析了两种在他看来是完全相等的和完全同样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提高（第274—276页）[注:同 上，第836—838页。——编者注]；第二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第276—278页）[注:同上，第838—840页。——编者注]。关于后 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马克思说：“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但是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黑体是我们用的） 接下去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翻译的”那一段话：如果对以前无须支付报酬的东西现在要支付报酬，那么，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

把马克思关于可能情况之中的一种情况的意见说成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批评家究竟有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我们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请看布尔加柯夫先生对他找到的这段话所发表的结论性的意见：

“这段话当然是含糊不清的……”那当然了！经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改词换字，这段话竟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是决不能有别的理解，只能理解为这是间接地 甚至直接地承认〈请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对这一规律直接表示过意见”（第1卷第14页）。前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 柯夫先生，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直接指出，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以转到愈来愈坏的土地为前提，或者以土地肥力愈来愈下降为前提这种假定 是完全错误的。[注:“批评家”布尔加柯夫先生步他老师布伦坦诺的后尘，显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被马克思所推翻的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错误假设。布尔加柯夫先生 写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产生地租的条件……”（第1卷第90页）“……英国的地租……实际上已经显示了连续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但总的说来是不断降低的 生产率。”（第1卷第13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不知道”，马克思在对地租进行充分的分析的整个过程中，曾多次指出：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降低和提 高，是两种同样可能的情况！

二 地租理论

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他以为他提出如下 两点反驳意见就可以粉碎这个理论：（1）按马克思的观点，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就构成地租。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 来，这是不对的，因为土地占有权的垄断，排除了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所必需的竞争自由。农业资本并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2）绝对地租只是级差地租的一 种特殊情况，把它和后者区别开来是不正确的。这种区别的根据就是对同一事实（一种生产因素被垄断的事实）任意作出的两种解释。布尔加柯夫先生深信自己的论 据有极大的威力，竟情不自禁地用一大堆激烈的字眼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缺乏论据的论据，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拜物教，马克思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等等。 其实，他这两个论据都来自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做法。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面把问题片面地简单化，把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 况）引伸成为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在现在这个问题上，又是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使他不加批判地使用“垄断”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也引伸成为某种普 遍的东西，从而混淆了在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一种是由于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要知道，这是两个截然 不同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一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和人对于土地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使土地 的垄断有了可能，同时也是产生地租的一个条件（虽然不是产生地租的根源）。”（第1卷第90页）不应当说“土地生产力的有限”，而应当说“土地的有限”。 （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应该归结为现有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有限的确是以土地的垄断为前提 的，但是这说的是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所有权对象的土地。在设想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时候，必须设想到全部土地被各个私人农场所占用，但是绝对不 能设想全部土地都是这些业主或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或者都归私人占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对土地经营的垄断，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两种完全不同 的现象。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完全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国家或村社等等所有这样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所有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里，全部土地都被各个私人农场占用着，但是，这些农场不仅经营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时还经营从私有者那里租来的土地以及国家的土地和村社的土地 [67]（例如在俄国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在俄国的农民村社土地上的各种私人农场，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农民农场）。难怪马克思在分析地租问题时一开始就指 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遇到了（并且控制了）各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克兰所有制[68]和封建所有制起一直到农民村社所有制。

可见，土地的有限必然只是以土地经营的垄断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试问，这种垄断会对地租问题产生哪些必然的后果呢？土地的有限使粮食价格 不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取决于劣等耕地的生产条件。粮食的这种价格使农场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能够补偿生产费用并且取得所投资本的平均利 润。优等地的农场主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形成级差地租。有没有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同级差地租的形成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在村社 的、国家的、无主的土地上，级差地租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有限的唯一后果就是：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形成级差地租。布尔加柯夫先生却认 为第二个后果是排除了农业中的竞争自由，他说没有竞争自由就会妨碍农业资本参与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这显然是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了。 在逻辑上，从土地有限（与土地的私有制无关）这一事实只能得出全部土地将被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占用的结论，而决不能得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自由必然受到某种限 制的结论。土地有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必然给任何的资本主义农业打上自己的烙印。历史也确凿地证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 的。我们更不用说英国了。在那里，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的分离是十分明显的，农场主之间的竞争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工商业资本过去和现在都在大量地流入农业。 而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同样在发生（这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恰恰相反。布尔加柯夫先生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尘，枉费心机地把“英国的”地租说成是 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分离这一过程，只是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租佃、抵押[69]）。布尔加柯夫先生看不到（马克思大力强调的）这一过 程，也可以说是，居然看不见大象。在欧洲各国，我们看到，在农奴制崩溃之后，等级土地占有制被破坏了，地产得到转移，工商业资本不断流入农业，租佃和抵押 债务日益增多。而在俄国，尽管农奴制的残余还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在改革之后，农民、平民和商人都在加紧购置土地，私有主土地、国家土地和村社土地的租 佃日益发展，等等。这一切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尽管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尽管这种所有权的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在农业中还是形成了自由竞争。现在，在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个拥有资本的人都可以对农业投资（用买地或租地的办法），而且象对任何一个工商业部门投资一样容易，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容易。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时指出：“所有这些差别〈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差别〉都是相互矛盾的，并可能〈黑体是我们用的〉相互抵销，如洛贝 尔图斯曾经指出的，距离可以用肥沃程度来抵销，而不同的肥沃程度又可以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加以拉平。”（第1卷第81页）马克思指出过 这一事实，但是并未对它作出这种片面的评价，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不该忘记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地段的 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 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 差地租的位置〈地段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relative Vereinsamung des Landes），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5卷第733页。——编者注]可见，当布尔加柯夫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早已为人所知的关于差异可能互相抵销的说法时，马克思却进一步提出了变 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问题，指出除拉平的作用以外，还有分化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些相互矛盾的作用的最终结局，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各个地方地段的肥沃程 度和位置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驳，只能证明他提出意见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反驳说：生产率最 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一概念，“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同 样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有着多么大的随意成分。假定投入土地的资本为 10a，而且每次 追加的a的生产率都依次递减，土地的总产量为A。显然，每次投入的a的平均生产率将等于A/10，如果把全 部资本看作一个整体，那 么，价格就将由资本的这一平均生产率来决定”（第1卷第82页）。对此我们只能说， 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只顾高谈“土地生产力有限”，而忽略了土地有限 这件小事。土地的有限（这同任何土 地所有制完全无关）造成一定的垄断，就是说，既然全部土地都被农场主占用，既然市场需求的是全部土地所 生产的全部粮 食，其中包括最贫瘠、距离市场最远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那么很明显，粮食价格就取决于劣等 地的生产价格（或者说，取决于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 的生产价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平均生 产率”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算术习题罢了，因为土地的有限妨碍了这种平均生产率的实际形成。要形成这种“平 均生产 率”，并由它来决定价格，那就必须使每个资本家不仅能够一般地投资于农业（既然正如我们所说的， 农业中存在着竞争自由），而且还要使每个资本家在任何时 候都能够（突破现有的农业企业的数目）建立新的 农业企业。如果情况是这样，工农业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别了，任何地租也不可能产生了。但是，正是由于 土 地的有限，情况并非如此。

再往下看。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中完全抛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我们看到，无论从逻辑上考虑，还是从证明资本 主义农业在任何土地占有形式下都可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考虑，这种论述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来谈谈这个新的条件。假定全部土地都是私人占有，这对地租 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土地占有者将依靠他的土地所有权，向农场主索取级差地租。既然级差地租是超过资本正常的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既然在农业中存在着 （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创造着）竞争自由，即对农业投资的自由，那么，土地占有者随时都可以找到愿意只拿平均利润而把超额利润让给他这个土地占有者 的农场主。土地私有制并不创造级差地租，它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土地私有制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此呢？能不能设想，土地占有者肯把 只能提供资本平均利润的、土质贫瘠、位置最坏的土地，白白交给农场主耕种呢？当然不能。土地占有权是一种垄断，土地占有者依靠这种垄断向农场主索取这块土 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绝对地租，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马克思对同一种垄断随意作出两种解释， 却没有用心想一想，我们所谈的实际上是两种垄断。一种是土地经营（资本主义的）的垄断。这种垄断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因此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 现象。这种垄断的结果使粮食价格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对优等地的投资，或者说，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所带来的额外剩余利润，则构成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 形成和土地私有制毫无关系，土地私有制只是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从农场主手中取得这种地租。另一种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无论从逻辑上或历史上来看，这种垄断 同前一种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注:也许用不着再提醒读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关于地租，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一般理论，并不涉及一些具体事实，比如： 土地私有制的悠久历史以及它的普遍性；海外竞争对我们所说的后一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两种垄断）的破坏等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组 织来说，这种垄断并不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要求过土地国有化。另一方 面，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例如在国有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因此，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因 而除了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的存在[注:在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Theorien uber den Mehr-wert》，II．Band，II．Theil）中，马克思对绝对地租问题作了解释，这些解释证明我的说明（特别是关于两种垄断的说明）是正 确的。下面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如果土地——不仅对资本和人口来说，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的要素（象空气和水一样“无限”）——‘数量无 限’〈引自李嘉图〉，那么，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土地 所有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土地质量相同，那就根本不可能为土地支付地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那 么，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租……相反，如果土地（1）是有限的， （2）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国家，情况正是这样，而在那些不是象旧欧洲那样存在着这种前提的国家，资本 主义生产本身就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例如美国就是这样，——那么，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绝 对地租的。”（第80、8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48—349页。——编者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土地的有限同土地的私 有区别开来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所以能产生绝对地租，是因 为农业中的可变资本在总的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比一般的要高（在农业技术比工业技术肯定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农产品的价值一 般地总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剩余价值总是高于利润。但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这一余额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于是从这种余额中产生了绝对地租。 [注:顺便指出，我们所以认为有必要特别详细地谈一谈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因为我们看到，彼·马斯洛夫先生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理解也不正确（1901年 《生活》第3期和第4期：《论土地问题》）。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递减，即使不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见的”、似乎是正常的现象，他把这一现象同级 差地租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绝对地租的理论。彼·马斯洛夫先生这篇颇有趣味的文章，对批评家们作了许多正确的评述，但也存在着极大的缺点，因为作者犯了刚才 指出的理论错误（作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没有去认真辨别“自己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又作了一些轻率的、极不公正的论断。例如，他 说别尔嘉耶夫先生“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他的特点是“既不损害客观性，又能坚持阶级观点”；说什么“考茨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偏颇 性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断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等等。]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种解释很不满意，他高声地说：“这种剩余价 值既然象呢绒、棉花或其他某种商品一样，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可能的需求，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首先，这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用来表现一 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概念。”（第1卷第105页）这种把“物质的东西”同“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目前人们最喜欢用来冒充“批判”的经院哲学的一个 明显的例证。关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与之相适应，那它能有什么意义呢？剩余价值是由一定数量的呢绒、棉花、粮食等商 品所构成的剩余产品的货币当量。（所谓“一定数量”，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可以具体地算出这一数额，而是说，大体上确定这一数额的条件是已知的。）在农业 中，剩余产品比工业部门中要多些（按同资本的比例来说），而这种余额（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它并不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当然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 土地垄断占有者的“需求”。

布尔加柯夫先生谦虚地说，他的地租理论是“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创立的（第1卷第111 页）；关于这一理论，我们不必向读者作详细的叙述了。只要略作几点说明，就足以评定这位教授的“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的这种产品。他的“新” 地租理论，是按照“既然是蘑菇，就得叫人采”这句老话炮制出来的。既然是竞争自由，就决不应当对它有任何限制（尽管这种绝对的竞争自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 方都未曾有过的）。既然是垄断，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说，地租根本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甚至不是来自农产品，而是来自非农业劳动的产品，地租不过是一种 贡赋、捐税，是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克扣，是给土地占有者的期票。“这样一来，农业资本连同它的利润以及农业劳动，总之作为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领域的农业，成了 资本主义王国的国中之国……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和一般价值的一切〈原文如此！〉定义，一应用到农业上，就都成为虚数了。”（第1卷第99页）

原来如此。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原来都是虚数。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有时候这样胡说八道，可有时候也说得有点儿道理。翻过14页以 后有这样几句话：“社会为农产品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劳动，这就是农产品的价值。”好极了。就是说，价值的“定义”至少不完全是一种虚数。他接着说： “既然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控制生产的是资本，那么粮食价格将根据生产价格来决定，就是说将要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这种劳动和资本支出 的生产率。”妙极了。就是说，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也不完全是一种虚数。就是说，竞争自由（虽然不是绝对的）是存在的，因为资本要是不能在农业 和工业之间来回流转，就不可能“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生产率”。他接着又说：“由于土地的垄断，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一直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 度。”太妙了。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贡赋、捐税、期票等等是取决于市场条件的呢？既然由于垄断的关系，价格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那 么，“新的”地租理论和“旧的”地租理论的全部差别就在于：走“自己的道路”的作者，既不了解土地有限的影响同土地私有制影响之间的差别，也不了解“垄 断”和“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下面再翻过7页以后（第1卷第12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 理论，大谈其“土地占有者、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者分配这种产品〈农产品〉的方式”，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出色的批判的出色的结局！这是从此丰 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颖的布尔加柯夫地租理论的卓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