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三 农业中的机器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赫茨的这部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所说的“出色的”著作（《土地问题及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1899年维也纳版。Ａ．伊林斯基的俄译本，1900年圣彼得堡版）。但是，有时我们还得把这两位作家相同的论据一并加以分析。

农业机器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问题，经常成为“批评家”“驳斥”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后面我们将详细分析他们所引用的一些具体 资料，现在只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一般论点。批评家们用了很多篇幅十分详细地说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所遇到的困难比在工业中要大，因而机器使用得比较少，意 义也比较小。这一切是无可争辩的，就是那个考茨基（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们一听见他的名字几乎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十分肯定地指出了这 一点。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丝毫也驳斥不了下面这个情况，即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也推广得很快，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批评家们只得用些深奥的议论 来“回避”这个必然的结论，说什么……“农业的特征就在于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主宰一切，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页）……“它 〈工业中的机器〉代替人的不可靠、不精确的工作，而以数学的准确性完成十分精密和十分庞大的工作。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机器却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 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劳动工具还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自然－母亲的手里。这并不是比喻”（同上）。的确，这不是比喻，而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 谁都知道，蒸汽犁、条播机、脱粒机等等都在使工作更加“可靠和精确”，因此，说什么“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就等于说农业机器“丝毫 〈原文如此！〉不能使生产革命化”（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44页，他同时还援引了农业机器制造专家的意见，但是这些专家谈的只是农业机器同工业机 器的相对的差别），或者等于说“机器在这里不仅不能把劳动者变成自己的附属品〈？〉，而且这个劳动者依然起着过程的操纵者的作用”（第44页）。这是不是 指的例如脱粒机上的递捆手呢？

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反对农业机器制造专家和农业经济学专家（菲林格、佩雷尔斯）的结论，援引施图姆普费 和库茨勒布的著作（论述小经济同大经济竞争的能力的著作），竭力贬低蒸汽犁的优越性，并且搬出种种的论据，例如，使用蒸汽耕作需要有特种的土壤[注:赫茨 以“胜利者”的姿态坚持这一点，说那种认为蒸汽犁“在任何情况下”都比马拉犁优越的“绝对”推断（第65页；俄译本第156页）是错误的。这才真是去敲敞 开的大门！]和“特大的田庄”（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条论据居然不是反对小经济的，而是反对蒸汽犁的！），在深耕12英寸的情况下，使用畜力比使用蒸 汽更为便宜，等等。这种论据多得可以写成几本书，但是丝毫不能驳倒蒸汽犁能够深耕（深于12英寸）的事实以及蒸汽犁的应用得到迅速推广的事实：英国在 1867年，使用蒸汽犁的只有135个田庄，到1871年，使用的蒸汽犁已达2000架以上（考茨基）；德国使用蒸汽犁的农户，在1882年只有836 个，到1895年已增加到1696个。

在农业机器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地引用被他推崇为“农业机器专著的作者”的弗兰茨·本辛格的见解（第1卷第44页）。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说明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是怎样引用的，他又是怎样被他自己提出的证人打了嘴巴，那就太不公平了。

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结构”不适用于农业，他援引了劳动力消耗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必然愈来愈大的事实，同时还 引用了本辛格的计算。“不同的经营制度对人力的总需要量如下：实行三圃制经营”，每种60公顷土地“需要712个工作日；实行诺福克式的轮作经营需要 1615个工作日；实行大规模种植甜菜的轮作经营需要3179个工作日”。（弗兰茨·本辛格《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1897年布雷斯劳版 第42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32页。）只是不幸的是，本辛格恰恰是想用这一计算来证明机器的作用在不断扩大。本辛格用这些数字来推算德国整个农业， 认为如果用三圃制来耕作土地，现有的农业工人刚刚够用，因此，假如不采用机器，就根本不可能实行轮作制。大家都知道，在普遍采用旧三圃制的时候，几乎完全 不使用机器，因此，本辛格的计算所证明的东西同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证明的恰巧相反。这就是说，这一计算证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是在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 长更快的条件下实现的。

还有一个地方，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机器在加工工业中的作用同在农业中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原文如此！〉差 别”，并且援引了本辛格下面这段话：“农业机器不能象工业机器那样无止境地提高生产……”（第1卷第44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又是运气不好。本辛格在题为 《农业机器对总收入的影响》的第6章一开头，就指出了农业机器和工业机器的这一绝非“根本性的”差别。本辛格详细地分析了农业专门著述中和他特意作的调查 中有关每种机器的资料，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使用蒸汽犁会使总收入增加10％；使用条播机增加10％；使用脱粒机增加15％，而且使用条播机可以节省 20％的种子；只有使用马铃薯收割机会使总收入下降5％。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不管怎么说，农业机器中的蒸汽犁是唯一可能有某些技术根据的机器。”（第 1卷第47—48页）不管怎么说，这个论断是被粗心大意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里所援引的本辛格的话驳倒了。

为了使人对于农业机器的意 义有一个更确切、更完整的认识，本辛格十分详细地计算了使用机器的经营效果，从不使用机器，使用一架机器、两架机器等等一直计算到使用一切主要机器，其中 包括蒸汽犁和农业用的田间铁路（Feldbahnen）。计算表明，在不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69040马克，支出＝68615马克，纯收 入＝42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1．37马克；而在使用一切主要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81078马克，支出＝62551．5马克，纯收 入＝18526．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59．76马克，比前一种情况多40倍以上。这仅仅是使用机器的影响，经营制度还是假定不变！正如本辛格的计算 所表明的，随着机器的采用，不变资本大量增加，而可变资本（即耗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以及工人人数）却不断减少，这是不言而喻的了。总之，本辛格的著作完全 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它不仅证明了农业中大经济的优越性，而且证明了关于减少可变资本而使不变资本增长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农业。

只 有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本辛格是接近的，这就是：本辛格采取了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泰然自若地闭上眼睛，不看机器排挤工 人的事实等等。德国教授们的这位温和谨慎的高足，也象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一谈起马克思就深恶痛绝。不过本辛格更加彻底，他把马克思叫作一切“机器的反对 者”，说马克思既反对农业机器，又反对工业机器，说马克思谈到机器对工人的有害影响时，把一切灾祸统统归罪于机器，这是“歪曲事实”（上引本辛格的书第 4、5、11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本辛格的态度又一次告诉我们，“批评家”先生们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接受的是什么，假装看不见的又是什么。

赫茨的“批判”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在第149页上（俄译本）责备考茨基采用“杂文的笔法”，在150页上又提出以下理 由来“驳斥”关于大生产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的论断。第一个理由是：小农户用协作的办法也能够购买机器。请看，这样就可以驳倒机器在大农户中更加普遍的 事实！至于谁更能够得到协作好处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篇论文中同赫茨专门谈一谈。第二个理由是，大卫在《社会主义月刊》[70]（第5期第2页）中指出： 在小农户中，使用机器“十分普遍而且还在急剧地增加……条播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原文如此！〉可以看到。割草机和其他机器也是如此”（第63页； 俄译本第151页）。读者只要翻一下大卫的文章[注: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1906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又采用了这一错误的方法（第179页）。 （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脚注。——俄文版编者注）]，就会看到，他引用的是使用机器的农户的绝对数字，而不是这种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考茨 基当然是这样做的）。

让我们把1895年全德国的有关数字[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比较一下：

大卫和赫茨说，播种机和割草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话不是得到证实了吗？既然赫茨得出“结论”说：“从统计资料来看，考茨基的论断是完全经不起批驳的”，那究竟是谁真正在玩弄杂文的笔法呢？

有一桩滑稽事应该提一提，就是这些“批评家们”虽然否认大农户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否认由此而造成的小农户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他们在不 得不涉及实际情况的时候（并且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驳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无情地打了自己的嘴巴。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著 作的第2卷（第115页）里说：“大农户投资的集约程度总是比小农户高，因此，自然就宁愿使用机器生产因素，而不愿使用活的劳动力。”身为“批评家”的布 尔加柯夫先生，追随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也赞同庸俗的经济学的观点，把机械“生产因素”同活的“生产因素”对立起来，——这的确是十分“自 然的”。但是，他这样轻率地否定大农户的优越性，这是自然的吗？

农业生产的积聚被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成不外是一种“神秘的积聚规律”等 等。但是，他也不得不研究英国的资料，原来农户积聚的趋势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就已存在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小的消费农户合并成了较大的农户。土 地的这种集中，决不是大生产和小生产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地主们有意识地〈！？〉用合并若干小农户的办法来抬高地租，因为小农户只能交付很少的地 租，而大农户则能交付高额地租。”（第1卷第239页）读者，你们知道吗？不是大生产同小生产竞争，而是后者收入少而被前者排挤掉了。“既然经济建立在资 本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要比小资本主义农户优越，这是无可争辩的。”（第1卷第239—240页）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 那为什么考茨基在他论述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那一章（在《土地问题》中）的开头说了一句“农业愈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业大生产同小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也就 愈大”的话，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对他大发雷霆（过去是在《开端》上）呢？

但是，不仅在英国农业的繁荣时期，而且在危机时期也能得出不利 于小农户的结论。近年来一些委员会的报告“都十分肯定地断言：被危机压得最厉害的就是小业主”（第1卷第311页）。有一份关于小私有者的报告说：“他们 的住房比工人的普通住房还要坏……他们所有人的劳动都非常繁重，工作时间比工人长得多，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物质状况比工人差，生活不那么好， 很少能吃上新鲜的肉……债台高筑的自耕农首先遭到毁灭。”（第1卷第316页）“……他们处处都要节省，而象这样过日子的工人是为数不多的……小农依靠家 庭成员的无酬劳动，勉强还能应付……小农的生活比工人要艰苦得多，这是用不着多说的。”（第1卷第320—321页）我们摘引了这几段话，读者可以判断一 下，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面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说：“保全到农业危机时期的农户遭到严重的破产，只是说明〈！！〉小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比大生产者破产得更 快，仅此而已〈原文如此！！〉。从这里要得出什么关于小生产者的一般经济生命力的一般结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危机时期，英国的整个农业都是摇摇欲坠 的。”（第1卷第333页）这不是说得很好吗？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论述农民经济一般发展条件的那一章里，甚至用这种绝妙的论述方法作出概括：“价格的突然跌 落，严重地影响到各种形式的生产，但是农民生产拥有的资本最菲薄，自然就比大生产更加不稳定（这毫不影响农民生产的一般生命力问题）。”（第2卷第247 页）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菲薄的农户虽然更加不稳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的“一般”生命力！

从论述的前后一贯性来说，赫茨的 情况也不见得强一些。他“驳斥”（也是用上述手法）考茨基的言论，可是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却承认美国大农户的优越性，承认大农户能够“以更大的规模使用机 器，而我国的小农户却做不到这一点”（第36页；俄译本第93页）；他承认，“欧洲农民在经营方面，往往沿用因循守旧的生产方式，象工人那样只是为了一小 块面包而疲于奔命（robotend），没有向上的志向”（同上）。赫茨总的说来也承认“小生产比大生产使用的劳动要多得多”（第74页；俄译本第177 页），他甚至可以向布尔加柯夫先生提供由于使用蒸汽犁而提高收成等等的资料（第67—68页；俄译本第162—163页）。

我们的批 评家们在理论上对农业机器的意义的看法是很不固定的，因此自然会一筹莫展地一再搬用对机器抱反感的大地主的十分反动的结论。赫茨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的确还 是很不果断的；他谈到农业使用机器的“困难”时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因此使用手工脱粒更为有利。”（第65页；俄译本第156— 157页）看来，赫茨想用他固有的逻辑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并不说明小生产不好，也不说明资本主义妨碍使用机器，而是说明机器本身不好！难怪布尔加 柯夫先生要责备赫茨，说他“过于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第2卷第287页）。这位俄国教授当然不受这种侮辱性“束缚”的限制，他骄傲地说：“我完全摆脱 了那种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十分普遍的偏见，那种偏见认为，任何机器都是一种进步。”（第1卷第48页）可惜，具体的结论完全不符合这段 绝妙的议论所反映出的丰富想象力。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蒸汽脱粒机使许许多多工人在冬季没有工作可做，因此无疑是对工人的一大祸害，这种祸害是技术上的 效果所弥补不了的。[注:参看第1卷第51页：“……冬季工作本来就不多，蒸汽脱粒机……却担负了冬季的主要工作（因而这种机器对于整个〈原文如此！！〉 农业的好处是大可怀疑的；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哥尔茨也指出了这一点，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希望”（第2卷第103页），即希望限制脱粒 机特别是蒸汽脱粒机的应用，“以便改善农业工人的境况，减少移居国外和迁徙的现象”，——哥尔茨还补充了这么一句。（我们也来补充一句：哥尔茨说的迁徙， 大概是指迁入城市吧。）

我们提醒读者一下，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指出的正是哥尔茨的这种思想。因此，在对待具体的经济问题 （机器的意义）和政治问题（要不要限制机器？）方面，看一看充满马克思主义偏见的狭隘正统派抱什么态度，再看一看充分领会了“批判主义”全部精神实质的现 代批评家抱什么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

考茨基说（《土地问题》第41页）：哥尔茨硬说脱粒机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因为它剥夺了农 业工人冬季的主要工作，把他们赶进城市，使农村更加荒凉。因此哥尔茨建议限制脱粒机的使用。考茨基补充说，这种建议“看来似乎是为了农业工人的利益，实际 上却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因为对于地主说来”，正如哥尔茨自己所说的，“即使不能马上补偿，将来也能通过在夏季增加劳动力的办法绰绰有余地补偿这种限制所造 成的损失”。考茨基继续说道：“幸亏，这种对工人的保守的友情，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使用脱粒机‘现在’就十分有利，地主决不会为了‘将来’的利润而不 去使用它。因此，脱粒机将继续发挥它的革命作用：继续把农业工人赶进城市，从而一方面成为提高农村工资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成为促进农业机器制造业继续发 展的有力手段。”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和大地主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所持的态度，是非常典型的，这是现代整个“批评界”在无 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个缩影。当然，这位批评家不是那种狭隘死板的人，他是不会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资本主义使一切社会关系革命 化的观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批评家虽然“变得聪明了一些”，可是一想起过去“年轻无知”的时候曾经赞同过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就不敢全盘接受他的新 伙伴大地主的纲领，不敢象这位大地主那样鉴于机器“对整个农业”有害而提出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禁止使用！我们这位善良的批评家成了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布 利丹毛驴[71]。一方面，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现在竟说机器“对整个农业”有害，忘记了现代的整个农业主要操纵在唯利是图的企业主手中，他 完全忘记了当他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时代”，竟提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问题：机器的技术效果是不是能够“弥补”它对工人的有害影响（其实造成这种有 害影响的不仅有蒸汽脱粒机，而且还有蒸汽犁、割草机、谷物清选机等等）？他甚至没有看到，大地主实际上就是想在冬季和在夏季都能加强对工人的奴役。但是另 一方面，他又模糊地记起那个陈旧的“教条主义的”偏见：禁止使用机器是一种空想。可怜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他到底能不能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呢？

有趣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竭力贬低农业机器的意义，甚至搬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但同时却忘记（或者故意不想）提起电工技术正在准备的新的农业技术革 命。与此相反，考茨早在1899年就指出了电力在农业中的意义（《土地问题》）。彼·马斯洛夫先生说考茨基“根本没有肯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因 而犯了重大的错误”（1901年《生活》第3期第171页），这是极不公平的。目前，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迹象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人们正在试图从理论上阐 明电工技术在农业中的意义（见奥托·普林斯海姆博士《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布劳恩文库》[72]1900年版第15卷第406—418页，以 及卡·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73]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18期上的文章：《农业中的电力》）；一些从事实际经营活动的地主在纷纷 谈论自己应用电力的经验（普林斯海姆就引用了阿道夫·佐伊费尔黑德阐述自己农场经验的著作），他们认为电力是一种使农业能够重新盈利的手段，他们要求政府 和地主建立中心电力站，为农村的业主大量生产电力（去年柯尼斯堡出版了东普鲁士地主P·马克的一本书：《缩减生产费用以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关于机器和电力 对农业的功用的研究）》）。

普林斯海姆提出一个我们认为很正确的见解，他说，现代农业，从它一般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水平来说，接近于 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的那个工业发展阶段。手工劳动和简单协作占居优势，采用机器不普遍，生产规模比较小（譬如从一个企业每年出售的产品总量来看）， 市场容量多半很有限，大生产同小生产保持着联系（而且，就象手工业者同大工场手工业主的关系一样，后者为前者提供劳动力，或者前者向后者收购“半成品”， 譬如大业主向小业主收购甜菜、牲畜等等），——所有这些迹象实际上说明：农业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大机器工业”阶段。农业中还没有一个联结成一 整套生产结构的“机器体系”。

当然，不应当夸大这种类似之处。因为一方面，农业有许多绝对不能消除的特点（如果把在实验室制造蛋白质 和食物这种过于遥远和过于不可靠的可能性撇开不谈的话）。由于这些特点，农业中的大机器生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的大机器生产的全部特点。另一方面，在工 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中的大生产就已经取得优势，并且在技术上显示出比小生产优越得多。很久以来，小企业主一直试着用延长工作日、减少消费的办法来抵制这种 优越性，手工业者和现代的小农通常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劳动占主要地位，这就使小生产靠这种“英勇的”手段还可以勉强维持。但是那些被 这一情况迷惑而大谈手工业者的生命力的人（就象现在的批评家们大谈农民的生命力一样），很快地就被那种使技术停滞这一“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的趋 势”给驳倒了。例如，请回忆一下俄国的调查者对70年代莫斯科省的手工织布业所作的调查。他们说：就棉纺织业来说，手工织布失败了，机器占了上风，但是在 丝织业中，手工业者还能站得住脚，机器还很不完善。20年过去了，技术夺走了小生产的又一个最后避难所，凡是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都会从中领悟到：经 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因为谁不愿意向前看，谁就要掉头向后看，不前不后的情况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普林斯海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象赫茨那样高谈农业中小生产同大生产的竞争，而忽略了电工技术作用的著作家们，应当再重新开始研究。”普林斯海姆这段评语用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那两卷著作，那就更加贴切了。

电力比蒸汽动力便宜，它的特点是具有更大的可分性，更易于作长距离的输送，机器的运转也更准确更平稳，因此电力更适于做脱粒、耕地、挤奶、切饲料[注: 这一点应该让狂妄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曾经狂妄而武断地说：“象畜牧业这样的农业生产部门根本不可能使用机器。”（第1卷第49页）]等工作。考 茨基描写了一个匈牙利的大地产[注:这一点还应该让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说“大经济面临大地产的退化”！]，那里电力从一个中心电站输向四面八方， 直到田庄最远的地方，电力带动各种农业机器，并且还用来切甜菜、提水、照明等等。“每天要从29公尺深的井中把30000升的水汲到10公尺高的水槽，要 为240头奶牛、200头小牛、60头耕地的犍牛和马准备饲料，切刨甜菜或其他饲料，做这么多工作，冬季需要4匹马，夏季需要2匹马，总共要花费1500 德盾。现在用一台3—5马力的电动机来代替马匹工作，全部费用不过700德盾，即减少了800德盾。”（上引考茨基的书）据马克计算，一匹马干一天活要花 3马克，而换用电力，同样的活只要花40—75芬尼就够了，这就是说，要便宜400—700％。他说：再过5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假如在德国农业中，电 力将替换175万匹马（1895年，在德国农业中，在田间干活的有260万匹马、100万头犍牛、230万头牡牛，其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有140万 匹马和40万头犍牛），那么，支出可以从100300万马克减少到26100万马克，即减少74200万马克。种植牲畜饲料的大片土地就可以改种供人吃的 东西，改善工人的饮食。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拿“自然界赐物的减少”、“粮食问题”等等来吓唬工人。马克始终建议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以便经常使用电力； 他建议开凿马祖里运河，这样就能使5个中心电站发电，向电站周围20—25公里以内的农村业主供应电力；他还建议利用泥炭来发电，并且要求农村业主联合起 来，他说：“只有同工业，同大资本进行协作，才能使我们这一工业部门重新盈利”（马克的书第48页）。当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道路不会是 平坦的，而是曲折的。但是，新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采用，农业必然会革命化，这是无可怀疑的。普林斯海姆说得好：“电动机代替大部分畜力，这件事说明在农业中 采用机器体系是有可能的……蒸汽动力做不到的事情，电工技术一定能做到，也就是说，它一定能使农业从旧的工场手工业变为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引书第 414页）

我们不想详述农业中应用电工技术会使大生产取得（而且部分地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胜利，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用不着多讲 了。我们最好还是看一下，靠中心电力站的动力来运转的“机器体系”的萌芽，究竟出现在当前的哪些农户里。要知道，采用机器体系，首先必须试用各种机器，必 须有多种机器联合使用的范例。1895年6月14日发表的德国农户调查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各类农户数目的资 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卷第114页上也部分地引用了这些资料，但是他错误地以为这里指的是机器的数目。顺便指出一点，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农户 数目的材料中所看到的大生产的优越性，自然比实际的优越性要差一些。大农户拥有自己机器的要比小农户多，小农户则要用高价租用机器）。这些资料或者是关于 使用一般机器的情况，或者是关于使用某一种机器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各类农户究竟各使用了多少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按农户类别把使用某一种机器的农户 的数目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出各种农业机器的使用的架次。下面就是按这种方法整理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农业中的“机器体系”在怎样地形成起来：

可见，在5公顷土地以下的小农户中（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4以上，即在550万户中有410万户，也就是占75．5％；但是它们在3250万公顷土 地中却只占500万公顷，即只占15．6％），使用各种农业机器（我们把牛奶业的机器也计算在内）的架次是微不足道的。在中等农户（5—20公顷）中，使 用一般机器的农户不足半数，而且每100个农户只使用农业机器56架次。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注:在550万个农户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只有 30万户，即只占农户总数的5．5％，但是它们却拥有3250万公顷土地中的1770万公顷，即全部农业面积的54．4％。]，我们才能看到大多数农户 （3/4—9/10）在使用机器，而且机器体系正在开始形成：每个农户使用机器都在一架次以上。可见，一个农户使用的机器有好几架，例如，每个土地超过 100公顷的农户使用的机器大约有4架（使用机器的农户占94％，而使用机器的架次达352％）。在572个大地产（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中，有 555个使用了机器，共使用2800架次，就是说，每个农户平均使用5架机器。由此可以看出，究竟哪些农户在准备着“电气”革命，哪些农户最能从这一革命 中得到益处。

四 城乡对立的消灭。“批评家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上面谈到赫茨，现在再来谈谈切尔诺夫先生。后者只是“谈论”前者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简略地评述一下赫茨的论述手法（以及切尔诺夫先生翻版复制的手法），以便进一步（在下一篇论文中）分析“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新的事实材料。

赫茨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家呢？这一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看到，他那本书开头的一节用了一个了不起的标题，叫作《民族资本主义的概念》。赫 茨只是想给资本主义下个定义。他写道：“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描述成为这样一种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法律基础是彻底实现了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原则，它 的技术基础是广泛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注:维·切尔诺夫先生译成（《俄国财富》第4期第132页）：“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生产”。他对德文“auf grosser Stufenleiter”这一短语竟有这样独到的“理解”！！]，它的社会基础是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它的政治基础是资本家 依靠唯一的财产分配的经济基础而掌握中央政权〈国家的集中的政治力量？〉。”（俄译本第37页）赫茨说，这种定义是不完全的，须要再加上一些限定，例如， 除大生产外，到处都还存在着家庭劳动和小块土地的租佃。“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生产受资本家〈资本占有者〉监督〈统治和监督〉的体系，这种现实的〈原文如 此！〉定义也是不十分恰当的。”这种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家统治的“现实的”定义不是很妙吗？这种追求罗列所有的个别特征和个别“因素”的做法，这种时髦 的、貌似现实主义的而实际上是折中主义的做法，是多么典型啊。把个别现象的各个局部特征统统装进一个总的概念里，或者相反，“避免同千差万别的各种现象冲 突”，这种荒谬的做法，这种只能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科学的做法，当然只会使“理论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赫茨竟忘记了商品生产以及劳动力转化为商 品这样的小事！但是他却杜撰了一个遗传学的定义，为了惩罚这位杜撰者，应把这一定义全文摘引出来：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国民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 流转、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原则的实现，已经达到每个单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发展和经验主义条件所决定的最高点（相对地说）”（第10页；俄译本第38—39 页，译文不十分确切）。维·切尔诺夫先生当然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抄录和描述了这些肥皂泡，并且用了整整30页的篇幅来“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 用以款待《俄国财富》的读者。从这个大有教益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宝贵的、一点也不公式化的启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具有独立、傲慢和刚毅的性 格”，英国资产阶级“稳健庄重”，它的外交政策“不讨人喜欢”，“罗马语种族有磅礴的热情”，“德国人富于精确性”。（《俄国财富》第4期第152页）这 样一分析，“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被彻底粉碎了。

赫茨对于抵押材料的分析，也具有同样的威力。至少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个分析是很 赞赏的。他说：“事实是……还没有一个人能推翻赫茨的材料。考茨基在反驳赫茨的著作时，过多地注意到某些细节〈如证实赫茨玩弄偷天换日的手法！好一个“细 节”！〉，但是对于赫茨有关抵押问题的论据，却只字未提。”（《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7页，黑体是切尔诺夫先生用的）从《俄国财富》同一期第238页 上的引文可以看出，切尔诺夫先生读过考茨基那篇反驳文章（《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载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 而且切尔诺夫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载有这篇文章的杂志，在俄国是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行的。切尔诺夫先生用了黑体的那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在切尔 诺夫先生提到的那篇文章的第472—477页上，考茨基恰恰是在抵押问题上驳斥了“赫茨、大卫、伯恩施坦、席佩耳、布尔加柯夫之流”[注:考茨基语，《新 时代》第427页。]，这一事实很能说明现代“批评界”的全貌。恢复被歪曲的事实的真相，这个任务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既要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打交道，这 个任务就是无法推卸的。

考茨基对赫茨自然是嘲笑了一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赫茨也暴露出自己不善于或者不愿意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喜欢 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了（第88—89页）抵押积聚的问题。考茨基写道：“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小高利贷者日益被 排挤到次要地位，让位给那些垄断抵押贷款的庞大而集中的资本主义机构或公共机构。”考茨基列举了若干这种资本主义机构和公共机构，提到了土地信贷公司 （genossenschaftliche Bodenkreditinstitute），指出储金局、保险公司和其他许多团体（第89页）都把自己的基 金投入抵押贷款等等。例如，普鲁士的17个信贷公司到1887年已经发行了165000万马克的抵押券[74]。“这些数字表明，地租已经大量地集中在少 数中央机构的手中〈黑体是我们用的〉，而且这种集中过程还在迅速地发展着。1875年德国的抵押银行共发行了9亿马克的抵押券，1888年发行了25亿马 克，到1892年已达到34亿马克，这些抵押券集中在31家银行（1875年是27家）手中。”（第89页）地租的这种集中明显地说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

赫茨、布尔加柯夫、切尔诺夫之流却回答说：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分散的趋势，即所有权分割的趋势”（《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页），因 为“四分之一以上的抵押贷款集中在拥有大量小存户的民主的〈原文如此！〉信贷机关手中”（同上）。赫茨非常热心地引证了一大堆表格，证明储金局的大量存户 是小存户等等。试问，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考茨基自己也谈到过信贷公司和储金局（当然他没有象切尔诺夫先生那样，把它们看作一种特别“民主的” 机构）。考茨基谈的是地租集中在少数中央机构手中，而有人却向他指出储金局拥有大量的小存户！！并且把这叫作“所有权的分割”！但是，抵押银行的存户数目 同农业（这里谈的是地租的集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大工厂的股票分散在大量小资本家手中，它就不再算生产的集中了吗？考茨基在回答赫茨时写道：“在赫茨 和大卫没有告诉我以前，我不知道储金局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还以为它们用的是路特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之流的私蓄。”

在谈到将抵押贷 款转为国家所有的时候，赫茨说：“这是对付大资本的最拙劣的手段，但是用它来激发人数愈来愈多的小私有者大军特别是雇农大军，来反对这一改革的倡导者，这 当然是绝妙的手段。”（第29页；俄译本第78页。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217—218页上津津乐道地重述了这段话。）

考茨 基反驳说：请看伯恩施坦之流惊呼人数愈来愈多的“私有者”都是些什么人吧！这是一些在储金局有20马克存款的女佣人！说什么社会党人要用“剥夺”办法洗劫 劳动者大军，这种攻击社会党人的论调是多么陈腐不堪啊。正是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小册子里煞费苦心地提出过这一论据，这本小册子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75]废除以后出版的（厂主们一买就是几千册，免费发给工人阅读）。欧根·李希特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她是一个穷裁 缝，在储金局里存了几十个马克，但是却被那些夺得政权并且把银行收归国有的狠心的社会党人抢走了。请看，布尔加柯夫[注:关于抵押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在 《开端》和德文版的布劳恩《文库》中，曾提出同样的论据来反驳考茨基。]、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就是从这种地方搜寻他们“批判的”论据的！

考茨基在谈到欧根·李希特尔“著名的”小册子时说：“当时，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一论调曾遭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嘲笑。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竟有 人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可能是指大卫发表在《前进报》[76]上的一篇文章〉歌颂一篇重复同一思想的著作：赫茨，我们赞美你的功绩！

对于已进入风烛残年的可怜的欧根来说，这真是一个大胜利。为了让欧根高兴，我不能不再引用一下赫茨在同一页上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看到，剥夺小农、 城市房产主的，特别是剥夺大农的，正是下层和中层阶级，这些阶级的基本成员无疑来自农村居民。’”（赫茨的书第29页；俄译本第77页。《俄国财富》第 10期第216—217页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这段话）“大卫的关于用集体的工资合同（Tarifgemeinscha ften）和消费合作社来‘挖空’ （Aushoh-lung）资本主义的理论现在已经被人超过了。它在赫茨的用储金局来剥夺剥夺者的理论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被认为已经去世了的节俭的阿格 尼斯，现在又重新复活了。”（上引考茨基的书第475页）俄国的“批评家”和《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也急忙把这位复活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搬到俄国来， 用以诋毁“正统的”社会民主党。

维·切尔诺夫先生看到赫茨所重述的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些论据，就欣喜若狂。正是这位先生，在《俄国财 富》和《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献给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集里，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我们要是不把这种斥责的某些精辟之处指出来，未免太不公平 了。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写道：“考茨基又追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会造成土地的贫瘠，因为向土地不断夺取各种产品， 运往城市，而没有归还土地什么东西……可见，在土地肥力规律的问题上，考茨基无可奈何地〈原文如此！〉重复着马克思的话，而马克思又是以李比希的理论为根 据的。但是，在马克思写他的第1卷的时候，李比希的‘肥力恢复律’还是农学上的一个最新成就。自从这一规律发现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对土地肥 力规律的认识，已经经历了整整一次革命。事实怎样呢？李比希以后的整个时代，巴斯德和维尔在后来的一切发现，索拉里使用氮气的实验，贝特洛、黑尔里格尔、 威尔法尔特以及维诺格拉茨基在土壤细菌学方面的种种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给考茨基留下任何印象……”亲爱的切尔诺夫先生！他同屠格涅夫笔下的伏罗希洛夫 [77]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啊！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 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不过……不过我 们是不是应该翻阅一下考茨基的书，哪怕看一下书的目录也好？我们看看第4章《现代农业》，第4节是《肥料、细菌》。翻开这一节，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80年代的后5年，人们发现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不同，它所储备的氮素差不多全部是从空气中摄取的，而不是从土壤中摄取的，豆科植物不仅不会使土壤中的 含氮量减少，反而会使它增多。但是只有在土壤中有某种微生物附着在植物根部时，豆科植物才具有这种特性。在没有这种微生物的地方，可以进行适当的接种，使 豆科植物能够把含氮少的土壤变成含氮量丰富的土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块土壤种植其他作物施了肥。一般说来，把细菌接种到豆科植物上，再施用适当的矿物 肥料（磷酸盐和钾肥），即使不施用粪肥，也能经常获得大丰收。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自由经营’才获得了十分稳固的基础。”（考茨基的书第51—52页）是 谁科学地论证了固氮菌的卓越发现呢？是黑尔里格尔……

考茨基的过错在于他有一种坏毛病（这种毛病在许多狭隘正统派的身上也可以看 到），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肯忘记，一个战斗的社会党的成员就是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 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考茨基在这里宁愿清清楚楚地阐明什么是农学上的最新发现，也不去 罗列那些对于十分之九的读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学者的姓名。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做法却相反，他们宁愿搬出一大串农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批判哲学家等等的名字， 用这些学术垃圾来遮盖问题的实质。

例如，伏罗希洛夫一切尔诺夫把捏造的罪名加在考茨基的头上，说他不知道知名的学者和科学上的发现， 以此来掩饰和遮盖现代批评界的一个十分有趣、十分有教益的情节，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消灭城乡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例如，路约·布伦坦诺教授断言， 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并不是特定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自然的必要性，是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缘故。[注:见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第19年卷 （1900—1901）第2册第27期上的一篇文章《托尔斯泰和布伦坦诺》。考茨基把列·托尔斯泰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 较，认为托尔斯泰的理论虽然有其反动幼稚的方面，但是他仍然不失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深刻的洞察者和批判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泰斗”布伦坦诺（谁都知道， 他是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赫茨等先生的老师），却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把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把生产率同利润率，价值同价格等等概念混为 一谈。考茨基公正地指出：“这与其说是布伦坦诺个人的特征，不如说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派的特征。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学派[78]，把全面认识社会结构 说成是已经超越了的阶段（uberwundener Standpunkt）。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科学不应当研究各种社会规律和把这些规律归结为一个完整 的体系，而应当只限于记录过去和现在的各个社会事实。因此它也就习惯于只涉及现象的表面。这个学派的某个代表一旦试图考察现象的更深刻的根源，就完全不能 辨别方向，而无可奈何地兜起圈子来了。近来，在我们党内有人并不是想用任何其他理论，而是想用历史学派所特有的毫无理论 （Theorielosigkeit）来代替马克思的理论，力图把理论家降低到报纸记者的水平。凡是希望朝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而不愿意在一些具体事件上 毫无目的地跳来跳去（Fortwurschteln）的人，应当把我们所揭露的布伦坦诺的糊涂观念作为借鉴，不要采用历史学派现在的这种方法。”（第25 页）]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他的老师，在《开端》（1899年3月第29页）上就已宣称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空想”，“只能引起农学家的嘲 笑”。赫茨在书中写道：“消灭城乡的差别，的确是老空想家〈甚至还有《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愿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一个具备一切条件使人类文化达到 高峰的社会制度，真的会消灭大城市这样充满朝气的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并且为了迎合被损害的美学感情，竟会抛弃这些为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丰富的科学艺术宝 藏。”（第76页；俄译者在第182页中，居然把“potenzirt”[注:倍加的，丰富的。——编者注]一词译为“潜在的”。这种俄译本真是叫人没有 办法！在第270页中，这位译者又把“Wer isst zuletzt das Schwein？”[注:“到底是谁吃了猪呢？”——编者注]泽成了 “到底谁是猪呢？”）你们可以看出，赫茨是在用空话来维护资产阶级制度，使之不受社会主义“空想”的冲击，他所谈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的空话并不比司徒 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谈的少！但是这些夸夸其谈的唯心主义空话对于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没有任何好处。

社会民主党人是善于珍视充满朝气和 文化发达的大中心的历史功绩的。他们坚决反对把一切人口特别是农民和农业工人束缚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明证。因此，他们和批评家们不同，不会落入大地主那种 想给“农夫”找点冬“活”干的圈套。但是，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并且列入我们的行动纲领， 至于无法实现的理想，还是让给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吧）。说这样做就是抛弃科学艺术的宝藏，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为了使这些宝藏为全体人民所享用，为 了消灭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隔绝的现象，即消灭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已经有可能把电力输送到遥远的地方，运输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只须花较少的（同现在相比）费用就能以每小时200多俄里的速度载 运旅客[注: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修建这种铁路的计划没有被国会批准，仅仅是由于害怕旧公司破产的铁路大王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加以反对。]，因此，要让大 体上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聚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

既然没有什 么东西能够妨碍消灭城乡对立（当然，也不应当设想消灭这种对立可一蹴而就，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就决不只是“美学感情”的要求。在大城市中，用恩 格斯的话来说，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18卷第313页。——编者注]工业也在向各地疏散，因为工业同样需要清洁的用水。利用瀑布、运河和江河来发电，将进一步促进“工业的疏散”。最 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为了合理地利用对于农业十分重要的城市污水特别是人的粪便，也要求消灭城乡对立。批评家先生们想根据农学来反驳的正是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注:同上，第20卷第309—322页。——编者注]一书中曾经就这个问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理论，批评家 先生们不肯去全面地分析这一理论，而只是照例断章取义地把某个布伦坦诺的思想拿来加以改头换面）。他们推论的程序是这样的：李比希证明，我们从土地索取多 少，必须归还多少。因此，他认为把城市的污水倾入江海，这是荒唐而野蛮地浪费农业所必需的物质。考茨基同意李比希的理论。但是，现代农学表明，施用人造肥 料、采取给豆科植物接种一定的固氮菌等措施，完全可以恢复土地的生产力，而不必施用厩肥。可见，考茨基和所有这些“正统派”不过是些落后分子。

我们回答说，可见，批评家先生们在这里又是在进行他们那种数不胜数的层出不穷的歪曲。考茨基论述了李比希的理论以后，立即指出：现代农艺学证明，“不使 用厩肥是完全可以的”（《土地问题》第50页；参看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但是他又补充说：同城市卫生体系造成的浪费人的粪便的情况比起来，这只是一种治标 的办法。批评家们如果有本领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们就应当驳倒这一点，证明这并不是治标的办法。但是这一点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 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 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农田利用城市的污水进行灌溉，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污水。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现代农学 似乎已经推翻了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的事实，这种意见竟被批评家先生们当作一种新的见解奉献给考茨基。考茨基在自己著作的第211页上，回答这种反对意见 说：人造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降低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是给农业数不胜数的负担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农业的这些负担决不 是自然的必要性，而是现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注:考茨基接着说：当然，人造肥料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它将以特殊的物质来肥沃土地，而不是 担负起恢复土地肥力的全部任务。]。

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话，便是批评家们极力加以混淆的问题的全部“关键”。有些著作家也和布 尔加柯夫先生一样，把“粮食问题”说得比社会问题更加可怕更加重要，以此吓唬无产阶级，他们赞扬人工节制生育，说什么“调节人口增殖”是农民富裕的“根本 的〈原文如此！〉经济条件”（第2卷第261页），说什么这种调节值得“推崇”，说什么“农民人口的增长在悲天悯人的〈！？〉道德论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伪善 的愤懑〈仅仅是伪善的愤懑，而不是对现代社会制度正当的愤懑吗？〉，似乎无节制的淫欲〈原文如此！〉倒是一种美德”（同上）。这班著作家自然而然地、不可 避免地会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阻碍，把一切都归罪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把消灭城乡对立说成是“不折不扣的空想”。然而切尔诺夫先 生之流附和了这种论调，同时又责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缺乏原则性，犯有折中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俄国财富》第11期第246页），这该是多么 轻率啊？！切尔诺夫先生竟责备别人缺乏原则性，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滑稽的吗？

我们这位伏罗希洛夫树立的其他的批判功勋，同我们方才所分析的也一模一样。

如果伏罗希洛夫要你们相信考茨基不了解资本主义信贷和高利贷之间的区别，说考茨基谈到农民起着企业主的作用，农民象厂主那样处于同无产阶级对立的地位， 这就是根本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马克思，如果伏罗希洛夫还拍着胸脯高声说：“我感到〈原文如此！〉有充分根据，所以才敢于这样说。”（《在光荣的岗位上》 第169页）那你们听了可以放心，伏罗希洛夫又在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又在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了。他“没有看到”考茨基著作中论述高利贷的那些段落（《土 地问题》第11、102—104页，特别是第118、290—292页），却拼命去敲敞开的大门，照例地大喊大叫，说考茨基有“学理主义的形式主义”、 “在道德上冷漠无情”、“嘲弄人类的苦痛”等等。至于农民起企业主作用这一十分奥妙的现象，显然已经超出了伏罗希洛夫的理解能力。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设 法用最具体的事例向他说明这个道理。

如果伏罗希洛夫想证明他是“劳动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斥责考茨基不该把流氓无产阶级、仆人、手工 业者等等“为数众多的真正的工人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同上，第167页），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又把问题搞乱了。考茨基在这里分析的是创造了 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特征（《土地问题》第306页），而伏罗希洛夫之流至今还未曾发现游民、手工业者和仆人创造过什 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责备考茨基把仆人（现在在德国仆人也开始参加运动了）、手工业者等等“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只是充分暴露了伏罗希洛夫之流的恬 不知耻，因为这种词句愈是缺乏实际意义，对俄国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土地问题》第2部分进行攻击愈是不担风险，他们就愈加愿意对“真正的工人”献殷勤。 不过，在恬不知耻方面还有更精彩的例子。切尔诺夫先生把尼·－逊和卡布鲁柯夫先生大大赞扬了一番，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批评，并且佯作天真地 问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俄国“同志”是指的什么人呢？你们要是不相信《俄国财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请看该杂志第7期第166页。

如果伏罗希洛夫武断地说，恩格斯关于比利时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79]影响必将毫无成果的“预言”已经“破产了”，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 过于相信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又在歪曲事实了。请看他是怎么写的：“比利时从来也没有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对比利时不 满的恩格斯预言，比利时的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原则’的影响，必将‘从无，经过无，到无’，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恩格斯的预言破产了，比利时的 运动广泛全面的发展，使它现在成了典范，许多‘正统’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俄国财富》第10期第234页）事情是这样的：1872年 （1872年！），恩格斯曾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80]上同德国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展开论战，反对夸大蒲鲁东主义的意义，他说：“工人运动直 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注:见小册子《论住宅问题》 1887年苏黎世版。该书收入了恩格斯1872年批评米尔柏格的文章，以及他在1887年1月10日写的引言。这里引的是该书第5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18卷第297—298页。——编者注）。]

可见，说恩格斯似乎“预测”和“预言”了什么东西，这简直是撒谎。恩格斯说的只 是实际情况，即1872年的情况。当时比利时的运动所以裹足不前，正是由于蒲鲁东主义的盛行，由于蒲鲁东主义的领袖们反对集体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独立 的政治活动，——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只是到1879年才成立了“比利时社会党”，只是从这时才开始进行争取普选权的鼓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 东主义的胜利（承认组成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应该进行政治斗争），标志着运动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利时工人党”的现行纲领接受了（这并不是指个别 的不大重要的条文）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思想。因此，恩格斯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2版写序言时，特别强调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 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3页。——编者注]他说：这一进步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被排挤密切相关的，从前蒲鲁东 主义盛行一时，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了。恩格斯指出：“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abgesetzt）蒲 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该小册子第4页，序言）[注:同上，第374页。——编者注]看来，《俄国财富》说的不是很真实吗？

如果伏罗希洛夫……够了！合法刊物可以象诬蔑死人一样，月月诬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刊物我们当然是批不胜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