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生活的人
七
晚上，给《防毒面具》写稿子，整理准备提交地方委员会的报告，又读了积压下来的、由负责发行的同志转来的宣传小册子和资料，弄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来钟。我好像猛地一惊，睁开了眼睛，——我对楼下有人来这类事，是十分敏感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抬起身子注意一听，果然是来了警察，是来查户口的。我早就把自己的籍贯，姓名等等都写好了，交给了大婶，免得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叫出去。
警察正在仔仔细细、追根盘底地询问大婶的家庭，简直就像审问犯人一样。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头，一边把装着文件的皮包上了锁，不声不响地开始换衣服，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有房客吗？”警察问。“有。”……大婶又回到了饭堂，好像是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警察。
“这上面没有写以前住的地方呀。”……“是夫妇吗？”“是什么时候登的记[1]，还是没有登记，这一点没写清楚。”大婶说了些什么。“丈夫不工作吗？”……“现在在家吗？”——我想：果然来啦！只听大婶回答说：“现在出去了。”我这才拾了一口气，马上就想到，还是把仅有的钱都掏出来付了房租做对了。“那么，回头再给我仔细问一问。记住！”警察这么说了之后，好像就要走了。我心里想：好啦！好啦！又重新坐到被子上，只听警察一边开门一边说：“最近赤色分子常常租人家的房子住，你可要当心！……”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啊？”大婶反问了一声。警察好像又说了两句什么话。大概大婶还不懂得什么叫“赤色分子”吧。
通过这样的盘查，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一天，出外联络回来，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个警察捧着户口册子走进一家小铺子；而在同一条街上隔不多远，又有两个警察拿着户口册子从一条胡同里走出来。和S会面的时候，我提起早晨查户口的事，他说现在全市好像在挨户调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我千万小心注意。我从这种大张旗鼓的调查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 这里指正式的结婚登记。
敌人过去不知有多少次说我们党已经垮了，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在他们的大报纸上大登特登这一类的消息，极力想让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企图切断党对群众的影响。可是，就在他们这么大肆宣传之后不久，党还在到处活动。不管他们怎么进行欺骗，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现在，在这个战争时期，尤其是面临像“国际劳动节”或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之类的重大节日，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把党的力量连根铲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使出全部气力，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国家权力来一个总动员。他们造谣诽谤，嘴上蔑视党，把党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据说某个外国报纸把日本的党称作“小而有战斗性的党”。S（他跟须山不一样，须山很熟悉“神田伯山”之类的典故，他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可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超过了对等的地位，在跟一个国家政权对抗！”他说：比我们要庞大几百倍的敌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们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带着这种“自豪感”来进行工作，他还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豪感”。这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了把这种自豪感坚持到底，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逮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是极其危险的。我和须山，伊藤还指望仓田工厂在五一节那天有所行动。结合六百名临时工解雇的问题，只要我们努一把力，这还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如果就被敌人抓去，那简直就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据说S最近在枕头边放了一根粗大的手杖和一双草鞋睡觉。我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打算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但是还没有实行，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双。
跟须山一见面，我才知道“搜捕赤色分子”的活动并不只是在工厂外面进行。事情是这样——去进行街头联络，只见须山满脸包着绷带，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走过来，我吃了一惊。他说是“捱打了！”不时地按着包着绷带的脸。原来是伤口发痛，他一直考虑是出来还是不出来，但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时期，联络一断就会引起麻烦，因此还是勉强地来了。我们决定不在外面走动了，进了一家小点心铺子。
据说工厂方面单靠厂外的警察效果不大，于是让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打进工人里面，企图从内部来“搜捕赤色分子”。可是，《防毒面具》和传单上连这件事也把它揭露出来了，这一下他们好像是着了慌，从两三天前，工厂就搞了一次所谓的“慰问金”的募捐。本来这类事早已过时了。仓田工厂搞它的目的，是想用它来在工厂里造成一种气氛，不让所谓的赤色分子有渗透进来的余地。由此可见，不论是所谓的“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对他们没利，他们是不会关心的。给工厂出这个坏点子的，据说就是那些在降落伞车间殴打拿了《防毒面具》的女工、穿着工人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员。
须山想抓住这个问题，使群众摆脱“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的影响。伊藤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的那个工农大众党现在还标榜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还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号。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已。很有必要在群众的面前揭露这个问题。须山和伊藤已经加入了“僚友会”，是普通会员。无产阶级要揭露资产阶级的一切欺骗政策的本质，要反对战争。而要进行这样艰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须要同表面上装着是自己人、像“僚友会”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须山就慰问金的问题，跑到清川那儿，向他建议是不是开一次“僚友会”的全体大会，同时又通过自己和伊藤结识的人，把募捐“慰问金”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出去。
到大会场上一看，想不到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重视“僚友会”，是因为那里面正式工多，临时工只是极少数。在伊藤和须山争取过来的工人当中，只有一两个正式工。尽管我们过去反复地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是做起来很困难，所以成绩不大。而“僚友会”里的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其余都是稀里糊涂地参加进去的。所以在她们的面前弄清楚是清川正确还是须山正确，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快半年了，而“僚友会”只开过一两次会。会员中间对这件事都有点不满。所以须山在群众的面前一开头就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人农民被送上战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这么被迫赶着往前跑，而“僚友会”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开过一次会，这简直是对阶级的背叛。他这么一说，就有五六个人一齐说：“完全同意……”这几个人这么说了之后，底下又嘀咕起来。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里当“革命的反对派”的经验，对于这种喊过“完全同意”之后底下又嘀咕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笑了，须山也笑了。可是他一笑就震动了伤口，赶忙用手捂着缠着绷带的脸，连声地叫着：“哎哟！哎哟！”在谈话中，须山还善于抓住别人的特征把它模仿出来。
谈到“慰问金”问题的时候，清川这么说：现在开到满洲去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伙伴。所以从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来看，给他们捐送慰问金，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搓着自己的手指甲，默默地听着。清川接下去说：我们的同志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剥削，现在又开到前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牺牲，而保护我们这些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响应慰问金的募捐。——对清川这次的讲话，大伙儿似乎感到还有些道理，纷纷点着头。
伊藤一见这种情况，感到有些不妙，皱了皱眉头。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她发言说。
“僚友会”里有十四五个女工，平常参加会的只有一两个人。这次由于伊藤邀集大家来，才算来了六个。而这对于“僚友会”却是罕见的事。至于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那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大伙儿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伊藤的脸上了。
“听了清川的发言，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总觉得好像是在听陆军大臣的训话。”
大家哄的一下笑了起来。
“清川也好，谁也好，都很明白这次战争不是为咱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是为了咱们职工、失业的人或是贫苦农民在打仗，没有问题。咱们就是穿不上吃不上也应该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当作慰问金捐献出去。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呀。”
伊藤这么一说，青年团的工人就突然插嘴进来捣乱，于是须山也插了进去。他利用清川的话这么说：“我们在工厂里受剥削，资本家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就随意地把我们赶出去；一到战争，首先把我们拉去打仗，不论是什么情况，都是当资本家的牺牲品。所以要出慰问金，应当要他们去出！”
须山这么一说，大伙儿的脸上露出一副“这话也有道理”的神情。
“让我们出慰问金，这是阴谋诡计，目的是要我们相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体国民。”
这时，伊藤又接过须山的话，说了“红色慰问袋”的事，谈了战争开始以来大伙儿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等等。这么一来，清川这帮人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清川作为“僚友会头目”的那种威严已经在群众的面前给打下去了。至于青年团的家伙们更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会万事大吉，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本质，不是在群众的面前面是在群众的背后来演他们真正的好戏。
在开完会回去的路上，两三个青年团的家伙对须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你来一来！”一走进小胡同，就猛地扑过来，把须山狠揍了一通。
“他们是三个人，没有法子，我挨了一顿穷打！”须山说着笑了起来。
须山决定通过伊藤，立即把他们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告诉给昨天参加大会的“僚友会”的成员。因为这将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谁是谁非。
跟须山见面之后一个小时，我又见了伊藤，她说工人们都很关心地打听为什么因为慰问金的事而打了起来，所以趁着谈打架的事，恰好可以给大家说明慰问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非常高兴。——以前我们总觉得未能够让群众充分了解慰问金的问题，感到放心不下，而现在正当大家被活儿累得够呛的时候，又要他们出钱，所以不必讲许多大道理，群众就说，“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募捐以失败而告终了。伊藤告诉我说，从厂子里的情况来看，须山自从挨打之后，威信一下子增高了；工人们知道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工头开始注意起须山来了，说不定会出危险。
“这次募捐慰问金，说不定是工厂故意干的，好从职工中发现赤色分子。……你说呢？”伊藤这么问我。
我说确实是这样。
于是，她说：“我们有点上当了。……”
我感到伊藤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这不对！”我说：“尽管是这样，但咱们在几十个工人的面前，表明了谁是谁非，同时在‘僚友会’的内部，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继续扩大这种影响，并从组织上加以保证，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不付出一点代价，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切肯定会起作用的。”
伊藤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一边说：“我明白了！对！我明白了！”一边带着她那特有的深思的眼色，接连地点着头。
我开玩笑地说：“最后笑的才是真正的笑，现在暂时让须山哭丧着脸吧！”
伊藤也笑了。
她接着给我谈了她带着自己小组的人去筑地小剧场[1]看戏的事。任何一个女工，一说戏就只知道歌舞伎[2]（虽然她们自己并未看过）或者水谷八重子[3]，而这次工人呀女工呀居然也出现在舞台上，“闹闹嚷嚷”，看来真叫她们吃惊不小。据说看完戏之后，大家都说：“这不是戏呀！”伊藤就问：“那是什么呀？”她们说：“是真事情呀！”再问她们：“有意思吗？”大伙儿说：“啊！怎么说，……。”——不过，看来她们是受了狠大的震动，据说以后还经常谈起筑地小剧场。有一个矮个子、平常跟伊藤要好的女工，人们叫她小君。她说：“人家一说我是女工，我就感到很寒伧。可是，那个戏里面，一说是女工，还骄傲的了不得呢。我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她想了一想，又说：“要是真的罢工，我也能挺起胸膛大干一下。可是，听到左邻右舍说我是女工，还是感到寒伧！”
据说问她们想不想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大多数人说还想去一次。原因是那个戏里面，有一个跟她们家（所谓家，是指她们自己的车间）的工头很相似的家伙，被大伙儿狠狠地整了一通。
[1] 是当时日本专演进步话剧的剧院。
[2] 日本的古典戏剧。
[3] 水谷八重子（1905-），日本著名的话剧演员，现为日本艺术院会员。
伊藤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横竖要被人家裁掉，乖乖地干活也指望不到津贴，咱们干脆像那个戏里那样，大家一块儿来它一次罢工，治一治工头怎么样？伊藤这么一说，大家嘻嘻地笑了起来。
“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来它一下，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嘁嘁喳喳地商谈起怎样治工头的办法，最后说出的办法，不知不觉地竟和筑地小剧场的戏里的一样。
由于伊藤的影响，“僚友会”的三个女工加入了她们的那个小组。这三个人多少呼吸过一些正式工会的空气，伊藤她们平时故意避讳说的一些新词儿，她们却满不在乎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就造成了一些隔阂。这三个女工还有点“摆老资格”，常常摆出一副很熟悉“革命运动”的架势；伊藤现在正抓住一切机会来搞好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伊藤笑着说：“事情可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顺利啊！”
我和伊藤商定了“坐坐”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点。越来越有必要决定最后的对策了。
“你还是在吃茄子吗！”伊藤一边站起来，一边这么问我。
“嗨！”我笑着说：“托它的福，两个膝盖骨都发软了！”
伊藤把手伸进衣带里，掏出一个折成四方的小小的纸包。我以为是汇报，看了看她的脸，就把它装进了衣袋。
回到住处，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薄薄的手纸包着一张五元的钞票。
八
笠原终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决定上这种地方去，确实是够惨的。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了生活而去进咖啡馆，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的同志尽管自己怎么想严律自己，但是，眼看着还会垮下去。“环境气氛”对我们的重要性，如同水对鱼一样。一个女同志不论地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还是由于男女一块儿从事活动，为了避免双方都垮掉，到咖啡馆里去当女招待，其结果，同样都是很危险的。更何况是笠原，她从来没有受过革命工作的锻炼，自己就会很快地朝下坡路滑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她自己既没有把全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的决心，而我这一方面又处在必须坚决保卫我们组织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能有任何伤感的情绪。
最初，笠原是从家里到咖啡馆去上班。由于工作很累，又不习惯，晚上很晚带着一副疲劳、不快的神色回到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横着腿往那儿一坐，软瘫瘫地搭拉着两个肩膀，连话也懒得说。过了一会儿，她什么话也不说，把两条腿往我的面前一伸。
我感到莫名其妙，瞅了瞅笠原的脸。一摸她的腿，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已经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铺席上把腿弯了弯，膝盖上的肉发出咯咯的响声，听起来真叫人难受。
“一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呀！”她说。
我给她说了某个纺织厂的事情。——这是我从伊藤那儿听来的。那儿的女工们整天站着干活，两条腿都站肿了，直打哆嗦，怎么也跟不上机器的转动，工头就在背后用皮靴踢着她们干活。我跟笠原说：不要把这种工作的痛苦，仅仅看成是自己个人的痛苦，是个人所能摆脱的痛苦。而应该联想到这是强加在整个无产阶级身上的痛苦。笠原听了我的话说：“你说的对！”
我把笠原娇小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我好久没有这样做过了。她闭上眼睛，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
以后，笠原又住进了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个女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姘头。据说是一个女人照顾不过来，希望笠原搬进店里去住，在店里吃饭，还照样发工钱，于是笠原跟房东说，要暂时回娘家去一下，就搬去住了。这个女主人可能念过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英语说的很漂亮，她的男人不只一个，好像有三个，其中有大学教授，有着名的小说家，还有电影明星，这女的一回来，连那些不堪入耳的事情也要详尽地叙述一通，而且还要作一番比较，窘得笠原不知怎么办。女的谈完之后就睡大觉，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有时我早晨起来没有早饭，就跑到咖啡馆去。那里早晨很少有客人。笠原装做像是做自己吃的饭，其实却填饱了我的肚子。起初笠原还有点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却说：“吃她一点饭也是应该的！”咖啡馆的厨房又小又乱，湿漉漉地直冒水气。我蹲在那儿，急急忙忙在嘴里大口地扒着饭。
“你这样子真好看呀！”笠原一边留神着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说。
不过，笠原的环境确实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馆里来的客人，是不会只喝点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专门来跟女人说混账话的，你还得要一一地跟他们应付。我知道这些东西会慢慢地渗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现在对笠原还没有完全绝望，一有机会，还给她送去各种书籍，尽量多给她说谈各种事情，可是，她对各种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劲了，遇事都不量多动脑筋了。
而我跟笠原这种联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随着仓田工厂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我到笠原那儿去，只是要点交通费，或者吃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谈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经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日常活动，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顺利地进行。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她毕竟还是承担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跟笠原谈了我的这种看法，要地应该明确地具有这样的觉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地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就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帘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拚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接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拚命地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同居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別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要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两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堆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当然罗，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但他使用的典故和须山不一样），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在仓田工厂，从放出可能把一些临时工改为正式工的风声来看，他们准备要加快和我们摊牌了。为了准备对付这一招，我们决定改组支部,从须山小组里挑出一人（是个年轻的正式工），从伊藤小组里挑出两人（其中一个是正式工，一个是临时工），决定把这三个人推荐为新的支部成员，写了他们三人的“履历”，由我带到地方委员会，取得了上级的批准。接着又决定了计划部署：把支部的各个成员作了明确分工，让他们分别承担车间里的任务，在须山或伊藤万一出事时，后继的人立即按预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战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断。须山和伊藤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工厂里马上就会知道，因此规定支部新的成员要立即到须山和我联络的地方去向我报告。我们之间的会晤就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不管有什么原因，如果联络断了，不争分夺秒地为恢复联络而拿出方针和措施，那就是对阶级的背叛。过去一有人被捕，联络就断了，使得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恰恰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好像根本不存在或完全没有预想到对我们的镇压。总有人可能被捕，这是很明显的事，所以我们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准备。
事实上自“僚友会”的殴斗之后，须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须山每天去上工，已作好了随时都会被捕的思想准备。因为是工厂，正当你在干活的时候，特务说一声“你来一下”，就算被捕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发展组织的可能性是增大了，所以他还是坚持去上工。尽管狠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车间里公开说话的一定的自由，群众也对他产生了信任。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他们口头上说是要把临时工改为正式工，但是至今仍然未见任何具体的行动，大家终于产生了怀疑。我们在《防毒面具》上揭露这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利用这种欺骗手段，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是遏制大家的反抗。大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可是，大多是临时工，一旦宣布了解雇，团结就会涣散。所以最近两三天内必须把事情决定下来。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办法是让伊藤和须山影响下的同志和新的支部成员分別负责各个车间，同时举行“反对解雇”的车间集会。而为了使这次集会成功，得要须山在工厂里公开散发传单。——伊藤的那个“小点心铺子小组”里有个女工，她的哥哥是仓田工厂的职员。从这个女工的嘴里了解到工厂不是在三十一号（他们故意让人以为是三十一号），而是在二十九号就要“先发制人”，全部解雇临时工。据说那时不仅有警察，可能还有军队出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十八号发起罢工，反过来给他们一个先下手为强。
须山最近可能有被捕的危险。据伊藤报告，她有一两次看到便衣警察从工厂办公室里走出来，并且常在须山的第二车间门口跟工头站着说话。这都是最近一两天的事。自从太田被捕以后，厂子里又撒了两次党的传单和两次《防毒面具》。敌人正在盯着须山，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再说，一提起“共产党”，人们就认为（统治阶级也是这么向他们灌输）好像是藏在“天上”、钻进“地下”，出没无常的神仙或鬼怪。其实共产党就是像须山这样受群众信任，在他们的身边并肩劳动的人。我们应当向大家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感到亲切和信任。——我之所以决心要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进行最后的战斗，即使没有须山，这个任务也必须由其他哪个同志来承担。光是采取隐蔽的办法，是动员不起来群众的。我们应当像蜘蛛结网那样发展秘密组织，然后发起公开的宣传鼓动。
为了商定最后的对策，我们决定在一起“坐坐”。在那里要提出我的方案，并作出决定。——可是一想到须山，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撒一次党的传单被抓住，虽然根据各人的斗争经历判刑不一样，但起码要准备坐两三年到四五年的牢房。平时我迈出门一步就跟在屋子里完全两样，把一切空想和思考的问题统统都抛在一边，只是留心着四周走路（我对这已经相当习惯了）。而这天我动辄就想到须山。可是，我这么老是想着须山是很不好的。从须山来说，他如果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他也会理解到这样做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要走这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抛开工作而从这里产生任何其他的想法——比如说，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啦、“太可怜”了啦等等。
话虽这么说，我在到达会面地点的路上，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须山那经常用一些突乎其来的典故逗我们发笑的面孔，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地点是在须山过去的一个酒友的家里，这里以前我们已经用过三次。我在黑洞洞的外屋脱下木屐，把它夹在怀里，向楼上走去，只见一道斜射进来的光线，映出了须山的面孔。
伊藤靠在墙壁上，伸出两条腿横坐着，正在揉自己的脚。我一进来，她用手拢了拢垂下的头发，抬眼瞅了我一下。我跟她说：“上次谢谢您啦！”她并没有答话。伊藤在做工厂的群众工作时，总是要涂脂抹粉地打扮一番的，而参加支部的会议，因为没有必要，从来没有涂脂抹粉过。可是，今天一看，伊藤的脸蛋儿却打扮得从未有过的美丽。
“伊藤同志正做刚刚‘组织’了一个男的正式工回来。……”须山指着伊藤的脸，又开起玩笑来了。
平时这种时候，伊藤总是默不作声。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抬头望了一下我的脸。
会议开始以后，我特别注意须山照例所作的汇报。也根据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已经在各个车间作了布置，准备举行集会。他说：从工厂的情况来看，最近两三天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因此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伊藤接着补充说：上次向我汇报的裁人的事，表面好像要在这个月的三十一号进行，实际上可能在二十九号就要动手。从接受的降落伞和防毒面具的定货量来估计，也正好和这个日期吻合。因此最迟必须要在迫在眼前二十八号发起决定性的斗争。
大家的意见早已一致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发起这一场决定性的斗争。须山考虑了一会儿说：“已经准备到这种地步了，群众的情绪也很高，剩下的问题是鼓动群众，一气把它干下去。”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说，“能不能一气干下去，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点火的人。——为了八百名工人！”
伊藤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
“我，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天，心里真有点焦急。以前，我们虽然采取各种措施清算了福本主义[1]时代的关门主义，但是它的流毒还是存在的。现在，在这个需要一鼓作气的关键时刻，不能和这个工厂进行坚决的斗争，恐怕就是这种流毒在作怪吧？……”须山看了看我脸，又说：“我认为，要是没有人在群众的面前公开地干它一下，这一场斗争是发动不起来的。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嘛！——我想，这不能算是极左吧！您看呢？”须山好像有谁说他是“极左”似的，说这句话时，特别使上力气。
[1] 是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期间，在日本共产党内产生的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我认为要进行斗争，应当依靠“说服”，而不应该采取“主观武断”的办法。所以我没有说话，“只是注意着问题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讨论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尤其是伊藤和须山，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从大道理、而是从如何解决工厂里每时每刻的动向出发，所以一致地得出了正确的看法。这正是由于不脱离工人生活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巧妙的统一。
我跟须山说：把这说成是极左，那是卑鄙懦弱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实践上的失败主义。须山说：“对！”
这时，我提出了我的方案。一刹那间，屋子里充满了一种被压抑般的紧张气氛。但这只是极短的一刹那间。
“我认为也是这样，……”须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声音确实有点儿不自然。我看了须山一眼，他接着说：“这当然应该由我来干了。”
我点了点头。
伊藤的身子好像突然僵硬起来，只是用眼睛来回地望着我和须山。当我把眼光转向她的时候，她嘴里低声地说：“没有——意见……”
再一看须山，他盘腿坐在那儿，无意识地把面前一个蝙蝠牌香烟的空盒子撕成一片一片的。
事情作出了决定，突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于是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大街上来往行人杂乱的脚步声，和不断喧叫着的夜市上摊贩的叫卖声，一下子传进了耳朵。
接着又讨论了具体的问题。——最近，他们发现由于疏忽了搜查女工身体，让传单和工厂小报《防毒面具》经女工的手带进了工厂，所以对女工的身体搜查突然严格起来。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天由伊藤全面负责，她穿上两腿用橡皮筋勒紧的短裤衩，传单就装进裤衩里，她早晨从S那儿拿到传单，立即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把传单塞进裤衩，进厂以后，按规定的时间，仍然利用厕所，把传单交给须山。我们还决定传单在午间休息时间从屋顶上撒。
会议一结束，刚才一直压抑着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咱们恐怕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分别了！”我跟须山这么说。
“我有这样的两个朋友。”须山说：“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三．一五’[1]给关了三年，另一个因第二年的‘四．一六’[2]披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个出来之后，去年十二月又被捕了，又判了三年。他本来是高高兴兴地等着‘四．一六’的那个出狱的，所以他在临入狱的时候说：咱跟他恐怕就是这么轮流着坐牢，再也见不着了。不过，他说这样也不错！……”
接着，他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个典故了吧！”
我和伊藤不觉笑起来。但是我的脸紧绷着，简直像哭一样。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咱们的组织牢靠地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地继续下去，所以你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你要是被抓住了，那连我做的事情也白干了，变成无谓的牺牲了！”须山这么说。
[1][2]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一般称为“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
我们决定按今天的决议进行准备。在二十六号的晚上再碰一次头，于是说了一声“行啦！……”大家都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都不由自主地站到屋子的中央，两人都使劲地握起手来。须山忽然像孩子似地腼腆地跟我说：“啊呀，佐佐木[1]的手这么瘦小呀！”
须山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谈到他担心今后恐怕再没有机会到我家去了，因此又到我家里去了一趟。他说：“你的老妈妈不知怎么的，好像越来越瘦弱了。”
我本想说些什么话，但须山说的“越来越瘦弱了”这句话，猛地打动了我的心。从他这句话里，我感到母亲因担惊受怕而日益消瘦的矮小的身影就好像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说了一句“是吧！……”底下的话就没说下去了。
跟须山分手以后，伊藤说她离下面的联络还有半个来小时，于是跟我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商量了二十六号那天要给须山开个小会，让伊藤买点水果、点心带去。
伊藤平时走路的特点是迈着大步，摇摆着肩膀，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却迈着小步，道道地地像个女人。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一家小铺子。不一会儿，买了一包东西走出来。
“这个送给你。……”她这么说着，就把东西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呀？！”她却硬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还说：“最近你的衬衫这么脏，那些家伙好像很注意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开那个小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对比起来。她们同样都是女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们比较一下。现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离我是多么远啊！
——我已经十来天没有上笠原那儿去了。……
九
仓田工厂的屋顶上，正准备建造第三车间。一到午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屋顶上，有的把整个身子躺在阳光里睡觉，有的聊天逗趣，有的玩着排球。这一天，初夏的阳光耀眼地映射在洋灰的地面上。须山把自己人布置在自己的周围，准备一旦来抓他时好进行阻拦。
十二点三刻，须山猛地使出全身的力量，把传单一束接一束地抛向天空，大声地喊着，“坚决反对大批解雇！”“举行罢工！反对解雇！”……后面的话立刻被群众的声音遮盖了。红的黄的传单在阳光中闪耀着。传单刚一撒，大家一下于给愣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朝传单落下的地方拥去。其中还有几十个人，把拚命抢到的传单，又高高地向上抛去，这样一来，最初在一个地方撒的传单，一眨眼的工夫就分散到六百名职工的头上。——工厂好像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预先让守卫在屋顶上各个地方布了岗。守卫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喂！喂！不准拾传单！”一边硬往人群里挤。可是，早已看不出传单是谁撒的了。乍一看，好像谁都在撒传单。
守卫没有办法，只好把屋顶的狭窄的出口把了起来，想让人们一个一个地从这儿通过，好检查传单到底是谁撒的。可是这么做起来，一个小时也上不了班。当粗大的混凝土的烟囱上响起上班的汽笛声，大伙儿就手挽着手，嘴里“嗬嗨嗬嗨”地喊着，朝着狭窄的出口冲过去。这一来，守卫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后来听伊藤说，她看着须山挤在人群里，不慌不忙、悠然自在地走下去了。
后来工头捱个儿问：“传单是谁撒的？”虽然有的人明明知道是须山撒的，可是谁也没有说。青年团的那些混蛋们恨得要命，气得了不得。当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和伊藤的降落伞车间，群众的情绪很高，选出了代表和其他车间联系，准备向工厂提出抗议。
下工的时候，须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须山说：“在这样的时候，咱们真应该哭一场呀！”他一会儿把头上的帽子扯来扯去，一会儿一个劲地擦着自己的脸。
一路上须山反来复去说了好多遍：“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群众的支持真了不起啊！”
为了听取那天撒传单的情况，那天很晚我和伊藤还约定进行联系。但我根本没有想到须山会跟着一块儿来了。当他跟在伊藤的后面进来时，我足足地把他看了两三遍。当我认清了他确实是须山时，我不觉站了起来。
我听他们说了详细经过。我也非常兴奋，我学着须山跟伊藤说话的腔调说：“在这样的时候，咱们也该喝它一瓶啤酒吧！”于是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麒麟啤酒。
决定性的斗争还在于明天的奋战，我们对明天的准备工作又作了周密的研究。
第二天早晨，工人们去上工的时候，工厂给六百名临时工中的四百人，每人发两天的工资，拦在门口把他们解雇了。那些领了工资的女工们，茫然不知所措，在门前来回徘徊。派来的十五六个警察追着她们大声地嚷着：“回家去！回家去！”把她们撵了回去。
发工资的窗口边，出了一张很大的告示。上面写着：“原定二十九日结束工作，现改为本日。但本厂为照顾诸位工友，决定增发两天的工资，希能体会本厂的心意。另，今后如有新的工作，本厂承认诸位有优先录用权利。特此通知。”他们留下了二百名临时工，这里面有他们的阴谋，目的是要打乱我们的步骤。
被解雇的人当中，也有须山和伊藤。——在斗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被他们来了一手先发制人。——须山和伊藤简直是垂头丧气。我也是一样。不过，敌人终归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对于这种逆转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虽说被他们撵散了，但正式工中还留下两个支部成员，被裁的工人，虽说要各自去谋求工作，各奔东西，但其中伊藤和须山的小组就将近十人，所以今后只要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范围反而会迅速地扩大。
他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就满以为已经搞垮了我们的工作，其实这些先生们却没有料到，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手传播了我们组织的种子！
现在，我和须山、伊藤更加抖擞精神，正在从事新的工作。……（完）
作者附记：这部作品献给藏原惟人。
1932.8.25
译后记
小林多喜二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一位日本革命作家。他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出生在日本秋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幼小的时候，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家庭生活难以维持，父母带着全家人像逃荒似地跑到北海道小樽地方去投靠亲戚谋生。在这里，小林多喜二度过了二十多年寄人篱下的贫困生活。一九二四年，好容易从商业学校毕业，在当地的银行里当一名小职员。他从学生时代就爱好文艺，追求进步，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后，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当地的工农革命斗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根据参加现实阶级斗争的体验，刻苦地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一九二八年发表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二九年发表了《蟹工船》。这两部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中篇小说，使得他成为著名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并奠定了日本现代革命文学的基石，但也因此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痛恨和迫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被银行解雇。第二年三月他来到东京，把自己全部身心投进当时轰轰烈烈的日本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运动。一九三一年他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同年十月参加地下的日本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四月被迫转入地下，在日共中央担任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奋不顾身地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他正在进行街头联络时，因内奸告密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当天就被法西斯警察活活打死，壮烈牺牲。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夺去了小林多喜二年轻的生命，但他的革命的战斗精神和文学作品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小林多喜二只活了三十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却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除了十余部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外，他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散文、书信、日记和诗歌等。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六年，在尖锐复杂、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这部《为党生活的人》脱稿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就是在紧张的地下工作时期写的，在他牺牲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才正式发表。
《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最后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以日本文学传统的第一人称的形式，简洁、明快、生动地描述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巨大主题，刻划了革命人物的光辉形象，好像一个革命者在叙述自己平凡而又伟大的斗争经历，令人感到质朴、逼真，富有教育意义。
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为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在国内一面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面收买和利用工贼、叛徒、社会法西斯分子，大肆宣扬所谓的“爱国主义”，鼓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对无产阶级有利”等反动谬论，妄图欺骗工农群众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卖命，充当法西斯的炮灰。作品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本质的特点，通过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在一家军需工厂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紧密结合工人群众日常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生活，揭露了资本家和反动当局的凶残狠毒，从而教育了工人群众“从日常生活的不满达到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描写了共产党人在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上，自觉地克服忽而“公式化、抽象化”，忽而“把问题局限在经济要求上”的两种错误倾向，而且以愤怒的笔墨，抒发了他们对“个人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叛徒”这些“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鄙视和憎恨，描绘了他们与那些伪装是工人朋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生动情景。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作品正是遵照列宁的这一观点，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戳穿反动统治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丑恶的伪善面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同时热情歌颂革命路线在群众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这样就把作品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概况。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刻划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作品的主人公“安治”以及工人出身的须山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伊藤这些革命者，由于出身、境遇和经历的不同，作者赋予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个性，但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经过革命烈火的锻炼，又形成了他们共同的高贵的革命品质。他们对敌人、叛徒、机会主义分子怀着满腔的仇恨，对同志、战友、工农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他们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作品特别突出了主人公“我”的塑造。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无条件地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自觉地割断了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牵挂，甚至与自己唯一的老母亲也忍心断绝了联系。他生活着就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的生活与党的革命工作已经融化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不愧是“为党生活的人”。像这样一个与党同呼吸共命运、每一滴血液中都充满着革命感情的共产党员形象，正是当时许多不畏牺牲、英勇战斗的日本革命家的集中代表，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和广大工人群众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既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也是为了反对当时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今天重新翻译出版这部作品，不仅能使我们从中吸取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教益，而且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中日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
译者 1979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