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生活的人
四
须山有事到我这儿来，经常顺便上我母亲那儿去一趟。他跟我母亲说我身体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连自己唯一的母亲都来不及把情况说清楚，就被迫转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出去联络。当时我正从事“非法”的活动，不过是以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的身份，利用一切合法的场合，作为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来积极进行活动。那天六点钟跟我碰头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和我一块儿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下于愣住了。如果因F的关系而知道了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问题，还会牵涉到“老头子”[1]的关系。我说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准备一下再转入地下。我以为这么一点余裕的时间总还会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却说：
[1] 对党的上级领导称呼的隐语。
“开玩笑也得看时候呀！”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要整理东西托别人去做，即便只穿着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还笑着说：“这可不是学生旅行啊！”胡子是个很难得的同志，他能够把最坚决果断的意见用亲切的语气说出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有个转入地下的同志，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就以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紧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还有个同志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搜捕的危险，结果一出门就给抓走了。他不怎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碰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举一些适当的事例。看来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生活，这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匆匆忙忙跑到一个朋友的夫妇家里。后来听说警视厅和S警察局的四个特务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来抓我了。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了一惊，告诉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其中一个好像是“头头”的家伙，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所以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母亲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似的，把须山让进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须山给瞅得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搔着脑袋。须山谈起我离家以后的情况，中间稍一停顿，母亲就催着说，“以后呢？以后呢？”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眼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干，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荡，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
据说最后母亲问须山说：“还要多少日子安治[1]才能回来呀？”这一下子可把须山问住了。多少日子？！眼瞅着母亲那摇摇晃晃的小脑袋，须山怎么也无法把真话说出来，他说：“嗯，不会太长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进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过好多个“二十九天” [2]。母亲对这些当然是习惯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个月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还给我往监狱里送过东西。由于这些情况，母亲反而对我所从事的活动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这次为什么不跟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让警察抓去，担心我到处逃跑，将来的后果会更加不好。
[1] 作品中主人公“我”的名字。
[2] 据当时日本政府的法律规定，警察局拘留的人，必须在三十天内送交法院受审。而警察局为了长期拘留和刑讯革命者，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上，把革命者由一个警察局秘密转移到另一个警察局，这样就算不违反“法律”。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许太使母亲伤心了。但是，最后我还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对待了母亲。我意识到六十岁的老母亲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内心经历的痛苦的斗争，比我们投身于革命运动还要困难百倍。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在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她却学习起字母来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她戴着花镜，弓着背，把脚伸进被炉子里，被子上放着一块小薄板，把我用过的废稿子收集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练习着写字。我笑着说，“妈，你打算干啥呀？”她说前年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一个字不会写，没有给我去过一封信，“唯有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加上我出狱以后，母亲也看出我越发深入地投身于运动了。她觉得这么一来，今后肯定还要被抓走。再说，即使不抓我的话，（那次我是被保释出狱的）刑期一判决下来，总归我还是要进监狱的。为了准备我蹲监狱时给我写信，母亲就开始学习认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之前不久，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能够辨认的出来。这使我大为惊异。——而这次据说母亲问须山说：“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妙，母亲就说，“那么，连信也不能写罗。”我从须山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难受。
须山从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夹袄、衬衣、裤衩和袜子交给了他，然后还要他等一会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须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亲拿着五个煮鸡蛋走出来了，还嘱咐须山跟我说，鸡蛋一毛钱可买三四个，要我一定挑新鲜的多吃点。我和须山、伊藤他们把这些煮鸡蛋吃了。须山笑着说：“喂，伊藤，咱们吃一个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该恨咱们罗。”伊藤装着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着眼睛。
以后须山顺便又上我家去的时候，我决心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他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要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我觉得与其含含糊糊，还不如让母亲明确地知道，反倒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他们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这是捏造，是因为“要加个罪名”，才说他是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这些同志的亲属亲口说出了共产党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对共产党就可以随意加个罪名。我母亲虽然六十岁了，但我认为她是不会这样想的，也不会这么说的。我的母亲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贫苦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给她讲清楚，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须山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听了之后，要须山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须山露出为难的脸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一再嘱咐须山，要他反复地给母亲讲清楚，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那也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可是，后来我再次和须山见面的时候，心情仍然无法平静。
“怎么样？”我问须山说。
“按你说的那么说了呀。——”
须山说我母亲最近似乎瘦了一点，脸色也有点发青；她问须山只见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1]。据说渡政转入地下以后，他的母亲（这位老母亲现在已经不只是渡政个人的母亲，而且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同志们说：“跟阿政再也见不上了吗？”同志们说，“见不上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了须山。
“这个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诉她，找个什么地方跟她会一面吧！”
实际上须山见到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内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帮特务正在到处找我，不这么做已经够危险的了，万一要是出了事，……”
不过，我到底还是被须山说服了。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个我们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须山用汽车把我母亲接去。我按时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子。母亲在桌子的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显得相当忧郁。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1] 渡政是渡边政之辅（1899-1928）的爱称。他是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任党的总书记。一九二八年在我国台湾被日本反动派杀害。
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还有“煮鸡蛋”。须山很快就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把鸡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谈开了。她说：“你比在家的时候好像胖了一点。我这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最近几乎每天都要做梦，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亲总是把拷打说成折磨），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梦里惊醒过来。
母亲还谈到茨城县的女婿，说是今后要来照顾她，要我放心去工作。因为谈到了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须山向母亲说的话，又亲口说了一遍。母亲笑了笑说：“我明白！”
在谈话的中间，我注意到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好像沉不下心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不能尽情地把话说完。——后来，母亲终于说出了原因。她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得她坐卧不安；一旦见到了我，又担心在见面的时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还是赶快回去吧。怪不得母亲不时地注意着别的桌子上来的客人，一有客人进来，她就直朝那边瞅着说：“那个客人好像不要紧吧。”进来另外一个客人，她又说：“那个人相貌很凶。”相反地，当我不知不觉地用在家时那样的大声说话时，她就提醒我把声音放低些。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亲临回去的时候说，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虽然还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是，现在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恐怕说不定还会跑回家来一下，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对于一个普通的常人来说，恐怕再没有比临死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更大的事了，更何况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母亲呢！母亲向我表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使我整个的身心都感到激动，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我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呢！
走出饭馆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身后说：“我可以一个人回去了，你小心点，回去吧。”接着，突然担心地说：“你那个肩膀就是有毛病。……认识你的人，从背后也能一下子认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这么说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亲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在今后多少年内，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我们正在为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战斗），我跟母亲将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候，胡子来信了。
胡子最初在T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转到K警察局，在那里给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个朝鲜工人，曾经和胡子同住过一个牢房，由他把这封信捎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常去的T那里，这样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写着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还说，要重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急躁、冒进，不能简单从事”。在“急躁、冒进”和“简单从事”的旁边，还特别打上了圆圈。
看了这封信，我和须山、伊藤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连“急躁”、“冒进”都够不上，感到很惭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还通过他的家给我来了信（用的是仅在我们中间称呼的名字）。胡子在这封信里说，他准备给敌人创造一个“白纸的审讯记录”，对一切的讯问，只用“不知道”三个字顶过去。看了这封信，我们都说：“太田这小子给咱们带来的一肚子气，这一下子都出了。”
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
胡子平时经常给我们说，什么也不说，这是咱们的铁的纪律，让咱们说点什么，这是敌人规律。面对敌人的审讯，哪怕说了一句，这就违背了咱们的纪律，屈服于敌人的规律。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然不能屈服于敌人的规律，而必须遵守咱们的铁的纪律。现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阿芳，有一个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吗？”须山问伊藤说。
“马克思主义者呀！”
“你又翻开剪报簿了吧？！”我笑着说。
“据说肖瓦洛夫被捕的时候，坚持了七个月，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还这么说呢——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不做任何的供述，也就是说，要学咱那个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伊藤一听这话就说：“咱们有个女同志，敌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贯，可是她就连这一点也不说，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还是放出来了。这件事前些时候还编成无产阶级戏剧来演呢。——她可是比肖瓦洛夫还坚强！”
她就好像在说自己的事情，弄得须山很尴尬，一个劲地搔脑袋。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对敌人的审讯一言不答，作为我们支部的决议付诸实行；另外还决定这个决议不仅要在我们的支部执行，还要呈报给上级机关，使它能够成为全党的决议。
从以后送到T那儿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K警察局转押到0警察局；在那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七八条汉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拷打追问。他的两手被绑在背后，吊在审讯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问的人用竹剑殴打他；晕过去就灌凉水，反来复去折腾了他好几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了这封信，伊藤说：“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两三次在警察局连短裤衩都被剥去了，弄得赤身裸体，然后警察就用竹剑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处乱戳。
这些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五
伊藤在临时工里争取了八九个人。——仓田工厂要解雇六百名临时工的消息，越来越确实了； 自从共产党撒了传单之后，谁的眼里都看的很清楚，那十块钱津贴厂方也是不会给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正好适应了我们的方针，像交友会之类的小团体，比预想要容易得多地组织了起来。
女工们从厂子里放工回来，肚子都饿得瘪瘪的，伊藤、辻和佐佐木他们（辻和佐佐木是我们争取到的一伙人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拉着大伙儿一块儿上小点心铺子或小面铺子。大家站着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都尽挑好吃的吃；加上这一天第一次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大家都高声地谈笑起来，简直想把这一天的话儿一下子统统倒出来。
伊藤她们一般是这样做工作的：伊藤在大伙儿当中，已经被人们叫做“那个”[1]了，所以她在小点心铺子里说一些“那一类的话”[2]，也并不显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担任“敲边鼓”的角儿，一到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故意给伊藤提出种种的话题，有时甚至说些反动话，好让伊藤就这些话题发挥一通。起初互相配合的不够好，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兜圈子；有时险些露出了马脚，暴露出她们是串通一气，弄得她们捏了一把冷汗。在这样的时候，谈完话，走出小点心铺子，三个人都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不过，这么做过一两次，很快就配合的很巧妙了。“敲边鼓”的人要是敲得好，甚至能把那些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想交个朋友而跟着来的女工，顺利地争取过来。所以担当“敲边鼓”角儿的人，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那些觉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内心里存在着什么样的想法或偏见。
[1] 指共产党员。
[2] 指革命的道理。
女工们一凑到一起，所谈的不外乎是谁和谁的关系可疑，谁和谁有没有勾搭上这一类的话题。伊藤来和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防毒面具车间的一个正式工吉村，给降落伞车间的女工小娟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写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跟您细细地谈谈。”女工们一出工厂，就嘁嘁喳喳地谈论这件事，坐在小面铺子里也尽谈这件事。说是小绢接到这封情书之后，脸上搽的香粉陡然增多了起来，还把小圆镜子系上一个纽子，挂在衣带上，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照镜子。有一个机灵的女工叫阿繁，她说小绢跟她谈心时诉苦说：“说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地谈谈，可是工厂里整天这么丁丁当当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经是九、十点钟了，人累得像一摊泥；再说那人七点来钟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听了这些话，不知谁说了一声：“真可怜呀！”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接着说：“咱们真是连和爱人说句贴心话儿都办不到呀！”于是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真是这样！”
“想说句贴心的话儿吧，首先劳动时间这么长，就办不到；再说，有时还想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哩！……”
大伙儿都笑起来，说：“这是真话！”
“而且每天挣这么点钱，那也不行哟！”
“是呀！劳动时间不减少，工钱不增加，恋爱也谈不成！”
“工厂实在是太刻薄了！”
“咱们那儿的工头，今天还跟咱们这么嚷嚷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呀？是战争时期！你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军队的一部分，要豁出性命好好地干活！战争稍微一扩大，就要你们跟当兵的一样，发一点点饷金，也要照样地下活。这就是为国效劳。——这个秃头的兔崽子就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惊。伊藤还没有意识到，话题就已经从恋爱而转到工厂待遇的问题上了。这时候，连“敲边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谈话，丝毫没有牵强地，自然而然地转到攻击工厂的做法了。
我从伊藤那里听到这些话，感到确实是这样。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到处都在残酷地增加劳动强度。女工们虽然和男工干的是同样的劳动（甚至比男工还要重），但她们所受的剥削在迅速地加重。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经济问题，确实是连“谈恋爱”都办不到。即使没听到大家所说的这些话，我也是感觉到了这一点。
伊藤最近要带这些女工去看点有意义的戏，但大伙儿一直想看浅草的歌舞剧或片冈千惠藏[1]的戏，所以伊藤藤、辻和佐佐木决定用“敲边鼓”的办法，做点宣传鼓动工作，让她们去看左翼剧场的戏。
听了伊藤的报告之后，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吸收男工参加这个集团，这只要跟须山联系一下，不会有什么困难，哪怕有一个男工参加，大家的劲头就会不一样，另一点，这个集团不能尽是临时工，要让正式工参加进来，我觉得这一点最为重要。伊藤同意了我的看法。
另外，我们过去带进工厂的传单总有点工厂小报的味道。为了对付对六百名临时工的解雇，我们决定停止这样的做法，把传单和工厂小报分开，各自独立起来。
我让须山考虑考虑工厂小报的名字，他抽动着鼻子说：“就叫《降落伞之恋》，怎么样？”
工厂小报最后决定用《防毒面具》的名称来出。因为我现在不在厂子里做活，决定由我从S那儿接过小报的编辑工作。我把伊藤和须山送到我手头的报告收拢在一起，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稿子，送到油印的地方。伊藤一清早就到负责油印的联络员那儿去取。我和须山、伊藤每天保持联系，了解工厂小报的影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把它立即反映到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编辑工作中去。
[1] 片冈千惠藏（1904—），又名植木正义。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现在是电影资本家。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报告，知道厂方也在时时刻刻策划对付我们的办法。现在他们对发十块钱津贴和解雇的事，令人不安地只字不提了。这显然是已经策划了什么第二步阴谋。不用说，可以想象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既不发十块钱津贴，又能巧妙地把临时工强行解雇掉。但是，如果不清楚地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并在群众的面前揭露它，那还是不行的。假如仍然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群众就会离开我们。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地适应敌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狡诈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开始总是我们压倒了敌人，但是，敌人一旦摸透了我们的做法，就会出其不意地来袭击我们，而我们却不留意敌人究竟要怎么干，死抱住老办法干下去，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把我们打倒。
伊藤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最近的情况有点儿怪！”但是她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须山拿来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布告
由于大家的勤奋努力，使得本厂的事业进展非常顺利。对此，我和大家都感到高兴。大家都知道，战争决不是仅靠士兵所能进行的，如果大家不努力进行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工作，我们就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工作中如有某些困难，希望我们能以士兵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的精神和决心，加以克服。
为促进大家的决心，特进此忠告。
厂长
“咱们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啦！”须山说。
工厂按原来的规定，等工作到一定阶段，就把六百名临时工解雇。而现在据说要改变方针，对工作成绩优秀的临时工，要挑选二百来人升为正式工，因此希望大家努力干活。并且已经在工厂里到处放出了这样的风声。
我和须山这一下子才明白了。他们放出这样的“风声”，显然是一种阴谋，一方面是为了在实行解雇之前，破坏工人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布告”，散布“也许能提升为正式工”的幻想，诱骗临时工为他们卖命干活，进一步加强剥削。
须山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他把布告给抄来了。经过研究，我们明白了工厂的第二阶段的策略。
我和须山、伊藤每天都保持联系。但光靠这样的联系，还不能商定出精密细致的措施，因此约定每星期有一次三个人在一起“坐坐”（坐下来讨论）。地点由伊藤去找。须山和伊藤的身份是“合法的”，没有什么问题，而我要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呆上两三个小时，那就相当的危险，因此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规定了这样的办法，我跟伊藤在街头联络时，问清楚地点，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感到确实安全时，才让她和须山先去，然后我抄另外一条道到那儿去。我到那儿去也不是直接走进去，而是要先看一看某一个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伊藤就会预先在那儿做好一个安全“记号”。
一天晚上，由于白天晒热的柏油路的蒸发，风中带着暖烘烘的热气。我带着要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旗》（机关报）和宣传小册子，走出门去。我们约定这天晚上在一起“坐坐”。走到半路上，看到街角上站着两个警察，走到另一个街角上，那儿又站着三个警察。我感到情况不妙。心里捉摸着，我身上还带着东西呢，今天的会怎么办。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还迟迟疑疑地往前走。走到派出所的前面，那儿又站着两三个警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把帽带紧扣在下巴颏底下。我要是中途往回走，显然不妥当。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但脚步有点犹豫起来。这时，派出所前面的一个督察好似已经注意到我，做出一副就要朝我这边走来的样子。——我马上装着有点迷路的样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迎上前去问道：“请问这儿是S街吗？还是……”
警察用讨厌的眼光在我的身上扫了一眼，说：“是S街。”
“啊，谢谢您啦！”
我朝S街走去。走了不一会儿，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瞅了一下，刚才注意过我的那个警察已经背转过身子，跟另外两个警察在谈话。我敲了敲掖在衣服里面的《旗》和宣传小册子，心里暗暗地骂道，“兔崽子！该感到可惜吧，白白地把五十块赏钱放过去了！”
我担心万一会出事情，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报，才知道原来是出了一件杀人案子。我们往往因为一些别的事件而遭到连累，敌人也常常利用这类事件来搞什么“抓共党”。现在每逢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吹嘘一番，说是“得到了意外的副产品”。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搞的阴谋。据S说，外国的杂志上说，日本没有夜里外出走路的自由，没有在咖啡馆里畅谈而不受警宪无理盘查的自由。事实确实是如此。而他们这样做，那是专门为了向我们进攻。
我平常很留心报纸，早晚出去，事先都要调查一下我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有关捕获过去在逃的杀人犯或强盗之类的报道。我总是要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当时，我不仅自己订了报纸，还让笠原给我买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我都要仔细阅读。有一次，有一段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之久的犯人的报道，我感到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每天早晨来的报纸，我首先就是从这一类的报道读起。
我现在跟和我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S、N等人，订了一个“五年不被捕计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五年计划要争取实行六年、七年，年头愈长，成绩就愈大。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因此，我们的日常行动就不能依赖于偶然性，而应该立足于科学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活动。笠原经常从旧书店里买来《新青年》[1]叫我看，有时我也不知不觉地，认真地读起侦探小说。
[1] 当时专载侦探小说的杂志。
第二天，我去进行定期联络，须山一见我就说：“放心了！放心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失过约，所以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捕了。他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的尽是一些不吉利的事，弄得心神恍惚。我谈了昨天险些遭到牵累的事，接着笑着说：“我不是说过吗，五年计划要六年完成嘛！”
“话是那么说，可是……。”
昨天因为我受杀人案的连累，没有能够去“坐坐”，今天须山又为此作好了准备，地点是伊藤的住处。这一两天她就要搬离那儿，因此决定使用她的住处。那儿同住的有七八个房客，条件不太好。因此决定我要小便的话，就使用伊藤生病时买来的尿盆，而不要到楼下的厕所去。上厕所碰上同住的房客，如果正好又是个熟人，那就麻烦了。
“转过脸去！”我跟他们俩这么说了，就走到屋角里，用那个玻璃的尿盆解了手。伊藤耸动着肩头，吃吃地笑。
“好躁！”须山装摸作样地捂着鼻子这么说。
“麒麟牌的生碑酒！”我一边把尿盆推到屋角里，一边这么说着，把他们俩逗得哈哈大笑。
看来仓田工厂就要发动最后的攻势了。这从伊藤的汇报中也可以看的出来。据说跟伊藤在一块儿做活的一个缝降落伞的女工，正在看我们早晨带进厂子里来的《防毒面具》第三期，一个四五天前新调到车间里来的男工，猛地把小报夺过去，还把这个女工揍了一顿。过去带进《防毒面具》或传单，大伙儿只是提防着工头，对同伴们并不注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伊藤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事情有点怪，就去调查这个男工。后来她从一个清洁女工那里了解到，这个男工是本地区青年团[1]的团员，又是在乡军人[2]，是战争开始以后特别雇进来的。以后注意观察了这个家伙，在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好像都有他的同党。有时在工作时间也离开工作台，跑到別的车间去，再一注意，工头看到这种情况也从来不说什么，另外，最近还发现他跟仓田工厂里的大众党系统的“僚友会”（这个组织以前就存在，但没有开展过任何活动）的清川、热田那些家伙好像也有往来。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僚友会”，最近也慢慢地活跃起来；其次，不知道从哪儿放出了风声，说现在国家处在非常时期，本厂工人负有重大责任，应当比其他产业的工人更加自爱自重，更加紧张地干活，因此仓田工厂里服过兵役的人应当成立一个在乡军人分会，据说厂长等人都表示赞成。看来这些话大概是那些特别雇来的家伙放出来的，一两个僚友会的家伙明确表示要给予协助。事情很清楚，厂方要是出面来干这种事，效果会不大，因此玩弄阴谋，好像这是从职工中自发搞起来的。
[1] 当时的反动青年组织。
[2] 指非现役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所谓“在乡军人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反动组织。
我问须山说：“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那里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他想了一想，说最近在午休的时候，有些家伙跑来跑去，到处大谈特谈战争的问题。他说听了伊藤刚才的汇报得到了启发，以前他以为午休的时候，大伙儿谈谈战争，谈谈经济行情，只不过是把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或自己的朴素的想法，作一番渲染，以显示显示自己，或者说一些泄气的话。而现在仔细一想，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看来是有人在那里有计划地到处进行煽动。——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全面出击，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对敌情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现在，敌人知道了，单凭自己从上面来压制职工已经不行了，光靠便衣警察来监视工人的上下工也不够了，因此又想出了第三套办法，认为必须从职工的内部来阻止我们组织的深入发展。看来正因为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僚友会”才活跃起来，才企图在工厂里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这一类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厂，而且是军需品工厂，它具备着易于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的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在三条战线上同敌人的势力遭遇了。
据须山说，敌人现在在工厂里大肆宣扬战争的办法，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说什么要“忠君爱国”呀，什么中国佬可恨，非把他们打倒不可呀，而是说这次战争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三井、三菱这些大资本家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大工厂，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出路，说什么打下了满洲[1]，把资本家排除出去，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内地的失业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进入满洲，这样就可以逐渐地使日本没有一个失业的人；俄国就没有一个失业的，我们也应该跟它一样，因此说，这次的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按照战争需要交给我们的每一个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大资本家在殖民地进行新的剥削，在午休的时间，同在乡军人及青年团的职工展开了辩论。不过，清川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战争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好处。比如金属和化学之类的军需品工厂，增添多少工人也显得不够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还说从所谓“战争股票”的猛涨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国火药公司的股票原来是四元，现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岛造船厂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弹用的锑的市场价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涨到现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像德国，人们都以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其实像克虏伯钢铁厂却比平时获得了十倍的纯利（这些大概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沾战争的光而得到好处，一概地反对战争不划算，应当尽量地来利用战争。——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尽管最初他们跟青年团、在乡军人争论不休，但一谈到这儿，彼此的意见又不知不觉地一致了。
[1] 指我国东北。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东北，翌年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从午休时间工人们谈论的情况来看，他们听了青年团所说的“满洲王国”之类的话，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不知道是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最多也只是觉得，如果真能实现，那倒也不错。不过对清川这些人的话，临时工们倒是赞同，他们认为，要是去打仗的话，不是白白地送死，就是变成个残废，即使最后能成立个“满洲王国”吧，但也弄不清楚它会不会真地给自己带来好处；可是，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因为有了战争，自己总算是从长期的失业中找到了职业。所以，尽管干的是临时工，拿不到津贴，还要被强迫加班加点，和正式工干的是同样的活，只因为是临时工，工资却要少的多，心里感到不满意，但是，到底还是得到了一点战争的好处。
像清川这些家伙，本来是标榜所谓“为了工人的利益”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起码的招牌都忘掉了，简直就像个资本家，居然热心地关心起股票的价格，只考虑获得战争的好处。可是他的这些论调，却巧妙地抓住了有些职工（尤其是帖时工）只顾眼前利益的心理。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众的面前揭穿这些论调的老底，让女工们正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驳，“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我感到伊藤说的是实话。我们清楚地了解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在密切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加以解释，使群众都了解战争的本质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列宁就说过，就连一些革命的工会，也往往会在战争的问题上犯错误。更何况现在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正在极力把水搅浑，把问题弄得更加模糊，所以就越发困难了。
工厂最近几乎每天都要把下班的时间由五点延长到六点，甚至七点，而且多干活也不增发工资。临时工们虽然嘀嘀咕咕地有意见，但又担心不干的话，以后说不定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来干。可是要干到六点的话，不带饭来吃是不行的，饭钱又没有出处。这么一来，干活延长到六点，一天的工钱反而减少了，这种做法，尽管没说要降低工钱，实际上是降低了。大伙儿都说这是“欺侮人”，感到很愤慨，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要工人们留下来加班到六点，她们就说：“不给我们出饭钱可不成！”
不仅这样，最近在劳动时间方面，虽说也是干十小时，可是劳动强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抱着也许能升为正式工的指望，大家的话儿眼看着大大地加紧了，以前还可以边干活边跟旁边的人说说话，还可以像小绢那样，在衣带上挂个小镜子，不时地拿起来照照。而现在连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没有了。像降落伞车间是使用电熨斗，大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扑嗒扑嗒地滴在铺开的降落伞上。从生产量上可以推算出来，工厂赚的钱要比以前多百分之四十，可是发给工人的工钱仍然照旧。这对于实际在干活的职工来说，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家一谈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战争归战争，干活归干活，把它们割裂开来考虑。他们不了解，劳动中日益加重的残酷性，都是来源于战争。所以，只要让他们懂得把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大伙儿凭直觉也能识破清川和青年团的谬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绝清川、热田这些家伙在临时工中散布的影响，就得要大家在僚友会里提出“反对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提出种种的谬论，到最后，他们决不会站到这一斗争的前列，反而要拉群众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立即抓住这一点，在群众的面前，揭露他们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我们还决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厂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这作为支部会议的决议。
“这么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要到来了！”须山一边用火柴一张接一张地烧着乱划着字的信纸片，一边这么说。
“对！要战胜他们、就得要有科学的正确的方针，要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这种方针贯彻到底的央心。法西斯分子要是蠢动，咱们就跟他们拚命！”
我这么一说，须山就笑着说：“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又是谁的典故？”
“我自己的！”
后来，我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议，听到一个汇报说，在国营N军火工厂，用荷枪佩剑的宪兵来监视还嫌不够，还让宪兵穿上工人服混进了各个重要的车间，那里的支部最近被破坏了，原因就是由于不明底细，而向“穿着工人服的宪兵”做起了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人”表面上都故意装着很有觉悟的样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仓田工厂本来不是军火工厂，所以目前还没有派宪兵来。但是应该考虑到，事态再发展下去，宪兵也不是不会来的。
六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死了！”
“伊藤搽上红的、绿的、黄的睏脂香粉，摇身一变，天天晚上玩弄各种迷人的手腕呢。”须山笑着说：“你看，那儿有那么多三越[1]、松坂屋的包装纸，全都是进贡的，真是幸福的人儿呀！”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微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板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动地去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像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须山。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运气不佳！”
“小芳还沒有……？”我两手托着腮，没有转过脸，只用眼睛看着伊藤，这么问道。
“什么？”伊藤反问了一句。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的表情（在一刹那间）稍微动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回答我说：“早着呢！”
[1] 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说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谈呢！据说是因为咱们这些男同志，一旦结了婚，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千多年的旧意识仍然会发作，也会把咱们的阿芳当作奴隶来看待啊！”须山笑着说。
“须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几乎是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说话。
“是没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这么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个身子说。
“太不相配了！”我说。
“谁不相配？我吗？”须山嬉皮笑脸地说。
“这小子，真不要脸！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我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我把我们周围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确实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这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为党工作，那该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这样在一起工作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把伊藤当作这个问题的对象考虑过。当然，这也说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来。
“我负责给你找一个好样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这么说，但也包含着我的真心。这时，伊藤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好像是要抄近道，转了好多条黑暗的街道，突然开进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我赶忙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盖在额头上。
“到哪儿了？”
一问，说是银座[1]。我想这一下可槽了。这种繁华的场所是很不好对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说，只好装做没事的样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点。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银座座了吗？！掰着指头一算，有四个月没见了。我不时地抬眼看看大街的两旁，这一带跟我从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大大地不一样了。我不知不觉地贪婪地看的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经产生过和这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监狱的时候，因为要出庭预审，我被戴上了手铐，装上监狱的囚车，在开往法院的途中，我从镶着铁格子的车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新宿[2]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真想把每一个建筑物、每一块招牌、每一辆汽车，乃至拥挤的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看个仔细，我非常留意，想从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同志。记得后来回到监狱的单身牢房时，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两天。
[1] 东京的一条大街。
[2] 东京的一个区。
车子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电铃滴铃铃地响起来，对面电杆上的红灯亮了。我坐的车子只好在停车线前停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从车窗外拥过去。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行人中还有的朝车子里瞅着呢！为了万一出事好逃跑，我把手握着另一边车门的把手，把脑袋搭拉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电铃又滴铃铃地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松了把着车门的手。
我看到无数个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过去，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漫步这回事。对我来说，既不允许随便到外面去溜达，就连在屋子里也不能轻易地打开窗子，让外人看到我的脸。在这一点上，我跟关在拘留所或单身牢房里的同志们没有什么两样。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同志更加难受，因为我虽然能够随便外出走走，但是必须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觉，感到非这么做不可，所以还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块儿生活的笠原，看来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有时还是想跟我一块儿到外面走走，可是这根本办不到，她就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了。再说她白天上完班回家来，我总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为我是白天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连一块儿坐在屋子里的机会都很少。这样的状况继续了一两个月，眼看着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兴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日子一长，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发泄起来。一个完全不能过私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一件苦恼的事。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决心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愿望。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
我半路上下了汽车，走了两站地，然后踅进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没精打采，横着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被人家裁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其实笠原并没有干过什么事，而公司里却在议论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来的房东（也是她的保人），发现她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的住处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处仍说是以前的地方。这么一来，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赶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来，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来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费用，勉勉强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没有使工作受到妨碍。所以她的解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原来公司决定要解雇一个人，起码得要向它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职金，可是，因为我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就没法去硬要，实际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钉子，说没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经算是便宜她了，所以还是希望她老老实实地自动退职。
我们立即面临极大的困难。糟糕的是楼下房东大婶很快就会知道。如果得不到房东的很好信任，单凭这一点，就会被人们怀疑。这么一来，就不仅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了，而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很快就会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得出去四次，以前坐车去的地方，现在我决定改为步行了。所以每进行一次街头联络，前后要多费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一道要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眼看着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们发起了“募捐”，见到一个同志就苦笑着说：“当不成须山的‘神田伯山’了！”要他们给我五分、一毛。须山和伊藤很为我担心，他们说自己是过着合法的生活，没有钱关系不大，而且还可以向别人借，因此从每天的工资里拿出五毛一块的给我花。我感到不能随便地花这些钱，只用于联系工作的交通费，吃饭方面就尽量节约。茄子很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把它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顿饭，就靠边种酱茄子凑合过去。接连吃了三天，身体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后来就用开水泡上饭，使劲地闭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饭吃还算不错呢，有时候只在早上吃一顿饭，晚上要进行三次街头联络，而且没有钱坐车，必须要步行着来回，自己感到确实够惨的。有一次，心里想，见到那个同志，总会吃上一顿面包吧，于是抱着指望去了，结果却大大地失望了。那个同志感到很过意不去，说他现在就去见M，也许他会拿出面包钱，要我一块儿去试试。我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加上M又是熟人，因此就决定跟着一块儿去了。在M那儿，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着说：“为了吃一块面包，你达样一个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是给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说：“抓住了，我第一句话就说：给我面包！”说完我也笑了。——不过，我也感到这样继续下去，确实很不妙。为了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把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不遭逮捕，这么蛮干和冒冒失失是不行的。
我下了决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气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馆去当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处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绪很不好。她一听我的话，突然扭转过身子，露出一副厌烦的、阴沉沉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看她了，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顽强地一声不吭，我没有办法，也只好不说话了。
“你又说是为了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静地低声地这么说。接着，也不等我回答，却突然尖声地喊着：“当妓女也行呀！”
正因为笠原平时总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为我的牺牲。如果要说牺牲，那我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都生活都牺牲了。每当跟须山、伊藤他们碰头之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点不能疏忽、丝毫不能随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产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活，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所必不可少的牺牲。
可是，笠原还不能真正领会这个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为我牺牲”。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像我这样一个糊涂虫，就应该为你牺牲！”——可是我是一个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为这样的一个“我”而牺牲，那是意味着什么。我是组织的一员，保卫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所以我必须要十分保重我自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笠原只知道个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別人。
我跟笠原仔细地说了这个道理。她默默地听着。这天晚上，她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