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生活的人
小林多喜二
（1932年8月）
卞立强 译
一
我正在盥洗室里洗脸，窗外接连响起了一片脚步声。这里面有穿木底草屐的声音，也有穿鞋子的声音。另外还夹杂着大声地谈话声。看来是第二车间放工回家的工人们正好打窗子底下经过。
“还没有回去吗？”
这时须山从背后走过来，对我这么说。他是第二车间的。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冲他皱了皱眉头。——因为我早就跟须山约好了，要互相避免一块儿从工厂里回家，否则让别人看在眼里，将来万一出了事，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可是须山却经常不守信约，而且还乐呵呵地笑着说：“嗨！别发那么大脾气嘛！”不管怎么说，须山确实是一个性格开朗、惹人喜爱。叫人没法生气的家伙，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也只好苦笑一笑。可是现在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我只得给他一个脸色看看，再说今天已经约定好了，马上还要领一个新同志到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去。……但我忽然发现须山的脸可不是平常那种逗人好笑的样子。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只有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预感”。——于是我回答他说：“嗯，马上就走。”于是三下两下就把脸洗完了。
须山见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改换了腔调，在我的背后说：“怎么样？去喝杯麒麟啤酒[1]吧！”这句话倒是有点像平常的须山的口气，可是我马上觉得，这话里有点儿做作，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东西。
一出厂子，须山还是走在我的前面，离开我有三四丈远。从厂子上电车道，一边是国营电车的路基，另一边是一溜排商店，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在路旁第二根电线杆子下面，站着一个便衣特务，朝我们这边瞅着。他那种似看非看的样子，实在叫人讨厌。我赶快和后面走上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说着话，一边提高警惕，用左眼梢留神着特务。那特务也似乎对他这种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腻味了，露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神气。最近，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监视着工人的上下工。须山根本不把特务放在眼里，慢腾腾地迈着八字步，从他身边擦过。我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觉得很好笑。
[1] “麒麟”是啤酒的牌子名称。
走到电车道上人多的地方，我追上了须山。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说：“事情有点儿奇怪……”我看着须山，他接着说：“上田跟胡子的线断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有预备线[1]没有？”我明知胡子是一个没有必要留“预备线”的人，但我还是这样问了。
“据说有。”
据须山说，昨天的联络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要是耽搁一天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俩前天在S河、M街和A桥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走过的时候，决定“从这儿到这儿”作为碰头的地点；奇怪的是胡子竟担心“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因此路上他又主动指定一家比较安全的咖啡馆，说是街上见不着，二十分钟后就到那家咖啡馆里去，并且在临分手的时候还互相对了表。这位被我们叫作胡子的同志，是我们最上级机关的一位重要的负责人。过去他搞过近千次的联络（全部都是街头联络），其中他只迟到过两次。干我们这样的工作，这么做完全是应该的，但像他这样的同志毕竟还是很少有。再说这两次迟到，一次是因为双方都弄错了时间，而他还是准时去了；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约会的那天下午，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表出了毛病，要是其他的同志，即使一两次不到，问题还不那么严重，现在是胡子没有来，而且连预备地点也没有来，这简直叫我们不敢相信。
[1] 地下工作者在进行联系时，往往在约定某个时间和地点外，还规定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作为“预备线”，以防万一在第一个时间和地点联系不上时，就按第二个时间、地点进行联系。
“今天怎么样？”我问须山。
“上田说再到昨天的地点去一次。”
“几点？”
“七点。另外，去咖啡馆是七点二十分。不过，这情况我总感到很担心，所以已经和上田约好八点半碰次头。”
我算了算今天晚上自己的时间说，“那么，你九点和我见一次面。”
我们当场决定了会面的地点就分了手。临分手的时候，须山说：“胡子要是被捕了，咱就自首去！”这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叫人感到他简直是在说真的。我骂了他一声“混蛋”，但他说这种话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因为胡子在我们同志之间非常受信任，我们把他看作是力量的源泉；说他好像是我们的灯塔，也丝毫不算过分。事实上如果没有了胡子，我们简直就没有了着落，首先连第二天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干。当然，果真如此，也只好那样，工作还是能够坚持搞下去的。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在想：他要是没有被捕就好了。
半路上我路过一家卖糖果的小铺子，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1]，拿着它朝家里走去。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站在一架自动出糖果的机器前面。最近开始风行这样的机器。你放进一分铜板，扳一下把手，机器里的弹丸就会跳进一个小槽，随着弹丸跳进的小槽不同，下面小孔里出来的糖果也不一样。因为花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一分钱以上的东西，街头上每一架机器的面前都围拢着许多孩子。孩子们都瞪大着眼睛，使劲地歪着嘴，在按着机器的把手。
我哗啦哗啦地掏着口袋，摸出两个一分的铜板给了房东的孩子。这孩子起初还缩了缩手，很快就流露出满脸的高兴。看来这孩子大概一直是站在后面看着別的孩子玩。我把刚才买来的牛奶糖也塞在孩子的口袋里，然后就回家了。
[1] “森永”是牛奶糖的牌子名称。
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写成稿子，供明天撒的传单用。已经约好稿子要在八点交给和我碰头的S。我从壁橱里拿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打开了皮包上的锁。
情况是这样。我们的仓田工厂原来是一个二百来人的金属工厂，战争[1]开始以后，又招收了六百名临时工。我，须山和伊藤（女同志）等同志都是那时候拿着别人的履历书打进去的。一个二百名正式工的厂子，一下子招了六百名临时工，可以想象活儿增加的多么急。仓田工厂原来是制造电线的，战争开始以后停止了电线生产，开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最近这些活儿已经告一段落，估计六百名临时工中要裁去四百来人，所以厂子里最近尽谈论这件事。当大伙儿嚷着“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就有人说：“工厂里的临时工，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裁人不裁人，现在反倒是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延长，多干了半个多月。”事实上虽然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多干了半个多月活，可是这期间尽是火烧眉毛的活儿，实在叫人受不了。就拿女工来说吧，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加上夜班也只挣一块零八分钱；从下午六点到九点是一小时八分钱，而吃晚饭所花的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工厂还特意为此作了精打细算，从夜班费里扣去两分到三分钱。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看来工厂大概认为职工这类人不吃饭也可以干活吧！”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一个临时工说：“噢，是这么一回事！……”这句话说的很俏皮，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工厂每天发放工资，把每个女工的八分钱工资零头，用一个五分的铜板加上三个一分的铜板，一份一份地发给将近四百名女工。这当然很费事，六点钟下工，为了排队领工资，甚至要等到七点。大伙儿在队伍里急得直嚷嚷，“真叫人可恨！把八分改成一毛，该省多少事呀；要不咱们吃点亏，八分改成五分得啦！”“有钱人爱时如命的牛脾气，真是咱们想象不到的。”
[1] 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可是工厂却放出了空气，说是解雇临时工时，要给每人发十块钱。本来就是临时工，早就说好了可以一个子儿不付；现在又说要发钱，理由似乎是大伙儿都干的不错。这消息究竟有几分可靠，大家不是没有怀疑，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儿一歇工，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它抱起指望来了。但是，连吃晚饭的时间也要从工资里扣除两三分钱。为了把一分的大铜板三个三个地排成堆，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几百人等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工厂怎么可能会给六百来口人每人拿出十块钱（是十块大洋呀！）呢？！放出要发十块钱的空气，显然是包藏着工厂方面的阴谋诡计。这肯定是一种手段，放出这样的空气，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动，在决斗的关键时刻进行欺骗。
今天厂子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我决定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写进明天要撒进工厂里的传单上。大前天，大伙儿都纷纷议论要缩短发放工资时间的事。前天撒进厂里的传单，就因为及时反映了这件事（尽管是这么一件小事），在工人里面获得了好评。
我盘腿坐在桌前写起来。过不了一会儿，楼下的房东大婶上楼来了。她对我说：“刚才孩子让您破费了，谢谢您啦。”她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笑容，向我道了谢，又下楼去了。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在任何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都要注意使自己跟“普通人”一样；最忌讳的是让同住在一起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怀疑你是干什么的。现在正在监狱里坚持斗争的H同志，他所受到的追捕，那我们简直无法比，饭馆、咖啡馆、理发店、澡堂这一类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照片。他为了能在这样的追捕中进行活动，有一次竟带了同住的人到帝国剧院去看戏。我们还必须学会跟“普通人”说一些毫无意思的闲话，学会讨人喜欢的应酬话。不过一碰上这种事，我是最差劲的了，简直就没办法。虽然近来多少习惯了一点。……
我对大婶说：“啊呀！那么一点东西，没什么。”说完之后，臊得满脸通红。实在不高明。
尽管只不过写了两张到四张半稿纸，因为白天干了一天活，写起来确实不是一件轻松事。勉强把揭露十块钱补贴的真相写完，时间已过了七点了。一写起稿子就出汗，中间我用手巾使劲地擦了好几次脸。我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在封皮上写上了一个胡诌的女人的名字，装着是一封情书的样子。七点四十分我离开家。我跟房东大婶说：“我散散步去。”平常大婶总是默不作声，今天却朝着我说：“您请吧。”果然发生了灵效！我苦笑着走到暗处。记得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要出门的时候，大婶说：“你这个人爱出门呀！”我吃了一惊。事实上我是每晚都出去，人家要怀疑也是该的。我心里扑通一跳，勉强笑着说：“因为，那个……”大婶笑着打圆场说：“因为还是年轻人吧！”我才明白大婶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才定了心。
约定八点钟会面的地方是大街电车道里面的一条后街。那里有许多街道作坊，一路上有许多商店里的买卖人和前面留着一绺头发的手艺人。我一向注意尽量使自己的装扮和所要去的地方相适应。尽管不可能做的很周致，但这件事很要紧。我们要想避免被人家怀疑盘问，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齐齐。然而像今天这样的地方，时间又是八点了，要是穿着西装，甚至拿上手杖，那反而会惹人注目，效果更加不好。所以我只穿了一身干净的和服，随便地系了一条腰带，连帽子也没戴就出来了。
喜欢摇晃右肩膀的S，从笔直的马路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认出了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停，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拐进小胡同里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同样拐了个弯。于是在另一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并肩走到一起了。
S听我说了前天厂子里撒了传单后的情况，又问了问各种问题，然后说：“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我吃了一惊，看着S的脸，感到确实是这样。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S接着说：“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而行动。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作特殊的、有计划的、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完全必要……。”
他说，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的传单，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现在反过来了，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由于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所以往往暂时会获得群众的好评。因此对于“好评”，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这些事情。
“说是要小心，如果像这回这样，牛头不对马嘴地乱来一气，那也没有任何好处。是倒退！过去我们就像是蒙着眼睛的马，只看到事物的一个一个的片面。”S这么说。
我们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咖啡馆。
“给你一封情书。”我这么说着，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面的搁板上。
S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一边留神着女招待，一边把稿子塞进了口袋。然后他问我说：“你那边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没有接上头吧？”
我把在工厂回去的路上从须山那儿听到的情况告诉了S。他故意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但集中注意听着对方说话。这是他一向的习惯。
“我这边约定是昨天六点，也断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慌乱起来。
“是给抓住了吧？……”我嘴里这么说，而心里却希望他能说：“不，不会的。”
“嗯。……”S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可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啊！”
我们约定，双方都要尽一切办法和胡子接上头，另外还商量了明天早晨如何把传单带进厂子，以后就分手了。
九点钟，见到须山的时候，我一看他的脸色，一切都明白了。不过也还不能说是完全绝望了。跟须山商量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查明胡子的下落，接着马上就分手了。——因为路上很危险，我们规定了除非是在自己的秘密住所附近联络，否则一过九点，就要停止一切活动。
和须山分手以后，我独自一个人往回走。感到胡子的事，意外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上，只觉得膝头发软，连呼吸也感到紧迫，不知道为什么，边走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在正常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把这时候我的这种现象说的有几分夸张和虚假，可是我们现在和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连个人多年的老朋友也完全断绝了往来，就是上一次澡堂也丝毫不能疏忽大意，而且一旦被捕，起码要蹲上六七年监狱。——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唯一的依靠只有同志。哪怕是失去一个同志，都会感到联系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要是经常领导我们的同志，那就更会是这样。以前我在一个反动工会里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的时候，尽管也发生过这种事。但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种种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冲淡了这种感觉。
太田早就在我的住处等着我，——我决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住所，只是在上级的许可下，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田）。这是因为在仓田工厂进行活动，怎么也要规定一个专人经常和我碰头。只是在外面联系，一有紧急的事情就来不及，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清楚。
太田是为明天带传单的事而来的。于是我把刚才和S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决定让他明早七点钟到国营电车T站的站台去，S将到那里去，亲手把传单交给他。
急事办完之后，我们闲谈了一会儿。我笑嘻嘻地说，“怎么样？闲扯一会儿吧。”太田笑了起来说，“拿手好戏又开场啦！”平常公事一办完，我差不多总是要兴致勃勃地说，“闲扯一会儿吧！”现在这就成了我的“拿手好戏”了。不过，原来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爱“闲扯”，最近我才发现了原因。——由于工作，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同志会面。但是这种会面，即使是在咖啡馆里也只谈公事，而且要尽量压低嗓门，不说废话，公事一完，马上就离开那里，尽快分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是这样状况。当然，由于天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状况，我已经清算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这就像有些人长期蹲拘留所，有时简直像急病突然发作似地，馋着想吃某种“好吃的东西”。我的情况大概是这种生活单调的反作用，一见到同志，就借想“闲扯”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过着正常生活的太田，竟认为我的这种心情只不过是我过去特別散漫的性格的反映。像他这样可以在啤酒店里大喝啤酒的人，当然不可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所以有时候竟然残酷地（！）一句闲话也不扯就回去了。
说是“闲扯”，太田把厂子里各种各样的女工品评了一番就回去了。我惊诧他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么多女工的事。
“女工的恋爱方式，可不像资产阶级小姐那样扭扭捏捏，尽讲形式，她们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真叫人受不了。”他这么说。
“直接而具体”，这话真好笑，我们大笑了一阵。……
二
仓田工厂撒了一次公开由“党”署名的传单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时期是这样的时期，制造的产品又是这样的产品，所以厂方开始慌乱起来。有一天早晨，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进来。原来在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仓库，库门经常是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这个女工跟平常一样从那里经过时，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东西”在角落里蠕动。后来才知道那是门卫。由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地惊慌。
战争开始以来，厂子里年轻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而另一方面，制造军需品的活儿又突然增多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哪一家厂子都不得不开始雇用大批的工人。过去就是雇用一个工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调查，没有保人还不行。可是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是瞅准这个机会进来的。当然罗，在这样的情况下，雇进来也只算是临时工，而且从厂方的角度来看，以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来雇用大批临时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结果将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人的工资。不过这对他们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这种愚蠢而又无耻的勾当，竟然让门卫头上蒙着黑衣服来对工人进行监视。
蒙黑衣服的暂且不说，暗中盯着我的是便衣特务。各个警察局都在传阅着我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化了装，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个同志，就因为警察局里有他一张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结果让一个从来未见过他的特务抓住了。有的同志劝我彻底“转入地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工厂外面去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困难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们所谓的“转入地下”，当然不是隐居起来的意思，也不是单纯躲藏起来，或者是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会这么想。如果“转入地下”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抓住，一声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谓“转入地下”，目的是为了掩蔽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从而可以更加大胆、坚决地去进行斗争。当然，从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合法地进行斗争。所以我跟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住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转入地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被他们逼着转入地下。……
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我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确是危险，早晚上下工对付便衣特务就很够呛。幸好最近站在那儿的特务经常是同一个家伙，有时老远一看是另外一个人，自己就要放慢脚步，重新把帽沿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认识的特务。第一道关口通过之后，下面就是门卫老爷的检查。带传单进厂子的人一定不能在这里让他们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带传单。据太田说：“务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脐眼下面，这样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连那种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像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
在工厂里，我已经受到大伙儿的注意，认为我“好像是那种人”[1]。不管有没有传单撒进厂里，只要是大伙儿在纷纷议论厂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进嘴去，想办法把大伙儿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在平时就取得群众的信任，使大伙儿相信一旦有事，总是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头。所以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运动，把大多数工人都争取到我们的一边。以前在厂子里搞的是关门主义，是偷偷地把工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我们的队伍。通过以后的实践，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永远不可能使运动取得群众的基础。
离开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伙儿都围在工作台前互相议论。我正想走过去，工头跑进来了说：“谁拿了传单，交出来！”大家都无意识地把传单藏了起来。
[1] 指共产党员。
“藏起来，对你们可没有好处！”工头对我旁边的一个女工说，“你快给拿出来！”
女工顺从地从衣带里把传单拿了出来。
“把这样危险的东西，当作宝贝这么藏起来。——有你这样的家伙吗？！”工头苦笑着这么说。
“不过，厂子里也搞的太厉害了，大叔！”
“所以嘛，所以我说传单就是不好嘛！”
“是吗？那么歇工的时候，真能发十块钱吗？”
这一下把工头问住了，他说：
“这我哪知道。你问厂里去！”
“大叔，什么时候你不也说过要发吗！瞧，看来传单上说的还是真的呀！”
给女工这么一说，车间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啊哟啊哟！说的好呀！”不知是谁这么说。
工头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慌忙擦着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我们第三工房的人，这一下子可大声哄笑起来了。这件事虽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传单就溜掉了。
这天开工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听说太田从工厂里给抓走了。看来是带进传单的事给发觉了。
最要紧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所。
他以前跟我说过，要是出了事，他只坚持三天。我问他三天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那时候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坚持三天”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继续开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种弱点。听到太田被捕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的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还漫不在乎地住在原来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劝他必须马上转移，可是这个同志认为这是大惊小怪。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袭击。当时这个同志从窗户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可是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脱得光光地给逮走了。他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个人，就大骂他是“浑蛋！草包！”可是据说那个家伙认为自己已经被捕了，你还稀里糊涂地不逃走，所以反而想要说他是“草包”。后来这个同志出来了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可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你明明知道的而麻痹大意给抓住了，这可是组织纪律问题罗！”而他反驳说：“那是因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个家伙）给说出来的。在敌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问题！”事实上这个同志在审讯中确实是什么也没说，对这个同志来说，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要说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想过别人会说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当时我比谁都感到这些话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别人从秘密住所里逃走，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会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承认了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态度是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毫不相干的。从此以后，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以这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子来衡量自己。可是现在面前摆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装作“稀里糊涂”（尽管这是从好意来理解），我必须要马上转移住处。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七个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住处出入，而且这七个人当中，还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仅仅是“同情人”，结果这个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袭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
好在太田还不认识须山和伊藤芳。为了进行工作方便，我曾经打算要告诉太田，说这两个人是我们所信任的同志。但当时考虑到种种的后果，一来是要防止在受到镇压时牵连的范围过大，另外也注意到单纯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这种个人关系来进行工作，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罢了。
从厂里放工回家的时候，我和须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作了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天晚上）搬家；厂里情况未弄清之前暂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过去有许多同志，就因为抱着“今天恐怕还不要紧”、“哪能会出这种事”的想法，结果出了大问题。我们三人协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我一定要执行。然后须山从他刚领来的一天的工资中给了我八毛钱，伊藤给了我五毛钱。
须山又犯了他平时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1]的故事。我笑着说：“你又来啦！”据他说，神田伯山不论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腰包里都要装上一百块钱现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花这笔钱。据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碰上灾难，那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如果仅仅因为身上没带钱而受到意想不到的耻辱，那简直受不了。
[1] 神田伯山（？一1873）是江户末期的著名说书艺人。后来，他的弟子也袭用他的名字。
“同样的道理，如果因为没有钱，动不了身子而被他们抓住，那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须山这么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须山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的玩意儿，简直就像一本剪报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来。
我粗心大意地拐进胡同口，朝我的住处走去。不过说实在的，这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太田会这么快说出我的住处。我猛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二楼上我房间里的电灯亮着！而且我凭直觉感到房间里决不只一个人，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有许多东西我得要拿出来，有些东西不拿出来，明天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我知道这个“可是”要不得，马上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过去到处流转的生活，几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我现在首先必须要离开这个地区，所以一奔上电车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但我并无目的地，只随便地说：“到S街。两毛钱！”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是直接从工厂里出来的，这一身服装跟出租小汽车很不相称。——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万分。只有一个女人，过去帮我找过一两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这个女人，她一定会帮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楼居住，在一家小商业公司里做事。她虽然对左翼运动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积极参加活动。女人的住处，我是知道的，但到一个独身女人那儿去，显得很不合适。所以过去有事的时候，我总是向公司里挂个电话，在电话里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虑很多了。于是我决心在S街下了出租汽车，改乘了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悄悄地朝电车里瞅了一遍。幸好没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穿西服的好像是银行职员模样的人，正在看《东京朝日新闻》。我瞅了一眼，发现报纸第二版的中间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赤色分子”的标题。我又看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这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电车跑得太慢了，心情焦急得简直坐立不安。
为了小心起见，我在前两站就下了电车，然后走进一条小胡同，拐了两三个弯，朝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又加上走的是小胡同，简直有点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了瞅我，一句话也不言语。我稍微放大了声音又问了第二遍，他这才朝着镶着纸拉门那边的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里面有个人，透过门中腰上的玻璃。朝我这边瞅了瞅，带着怀疑的语调说：“啊呀，她出去啦！”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透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怀疑我的模样（服装）。我一筹莫展，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办法，说了一声“九点钟再来看看”，就走出了店门。来到外面，抬头望了望三楼，楼上没有灯光，我忽然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书。在棋摊子旁边相了相，又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钟头，然后又转了回来。一拐进胡同口，就看到三楼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简单地说明了情况，接着就问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过去差不多都让我住过了。公司里虽然有两三个女朋友，但她们对我们的运动毫无理解，“而且都是单身”。笠原歪着脑袋拼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个地方。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过了十点还要在外面乱跑，那是最危险不过了，再说我还穿着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险了，笠原笑着说：要是女朋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想办法，“可是你是个男人，实在没办法可想。”我也没有办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但要把它说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气。
“你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说了出来。但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再也说不下去了。——这在別人看来，也许认为太大胆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猛瞅着我的脸，明了一口气，接着满脸胀得通红，不知为什么，她好像有点慌乱的样子，把一直随便横坐着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1]。
[1] 日本人的习惯是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有时是把两腿叠在一边横坐着，有时候是盘腿坐着，在正规场合或谈重要的问题，一般都是跪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决心，跑到楼下去了。她跟房东说，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儿住一宿，因此来打个招呼。可是，说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一身整洁的西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哥哥呢？！据说她这么一说，楼下的老太婆一句话没言语，从上到下一个劲地打量着带孩子气的笠原。笠原的脸上不禁紧张起来。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要留男人过夜，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这么一决定，两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谨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铅笔和纸，伏在草席上，制订起明天的计划：要立即递补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写进传单，让仓田工厂的全体职工都知道。我舔着铅笔，打着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会主动说出要睡觉的。于是我问她说：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
“一般大概是这个时候……”她这么回答说。
“那么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个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让给我，我硬是拒绝了，盖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灯之后，听她走到屋角上，好像是在那儿换睡衣。
我过去（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以后），到处奔波流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睡法，而且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和女的睡在一个房间里，这还是头一次，实在很难睡得着。我稍微一迷糊，就作起梦，马上就惊醒了。就这么梦梦醒醒，醒醒梦梦，反反复复了好多次。尽是梦见被人们追赶着。做梦一般都是这样——想跑也跑不动，只是心里干着急，一旦意识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惊醒了。稍微镇定下来，就觉得半边脑袋滴溜溜地发疼发沉。我感到好像一点没有睡过一样，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像没有翻过一次身，连动一动身子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准备一夜不睡了。
不过，我总算是睡了一忽儿。一睁开眼睛，只见笠原的铺盖早就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她大概是到楼下做饭去了。不一会几，笠原踏响着楼梯板上来了。她问我说：“睡着了吗？”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只是“啊”地问答了一声。
笠原上班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儿离开了屋子。楼下的老太婆正在厨房里干活，见我们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好远。
“啊——！”——走到外面，笠原大声地出了一口长气，就好像把昨天一夜的别扭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轻轻地骂了一声：“臭老婆子！”
三
这天晚上和S碰头的时候，跟他谈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说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给我筹措了租房子的钱。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决定等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家具，马上就搬过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仓田工厂所在的地区内好不好。住在同一个地区，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区去，交通费又发生困难。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其他的地区好，但是也说不定警察以为我已经逃到其他的地区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备，来个将计就计，就住在原来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据说有个同志经常在江东[1]一带活动，可他却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在城西一带出没。另一位现在已经去苏联的同志，听到这个同志采取这样的战术，认为并不高明，他说要是他的话，自己在江东活动，就放出自己在江东的风声。由于我在这个地区还没有被特务认出，再说又从工厂里歇了工，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因此还是决定在原来的地区找个住处。
[1] 指东京隅田川东岸一带。
租房子最好还是租小商人家的楼上，如果房东是一对老夫妇，那就更好。这些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对楼上房客的行动，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家里，他们一看你进进出出的情况和房间里的摆设，马上就会锐敏地嗅出我们和“常人”不一样的味道。只是警察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里来查户口，而且查起来又很不客气，相比之下，对持门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样，该去两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问一问：“有事没有？”我这次找的住处是一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房东大婶子据说先前当过妓女，现在好像是什么人的侍妾。
须山和伊藤给我张罗来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楼下还住着一个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下楼到便所去，正好那个人不在，他的房子的纸拉门敞开着，我首先朝他的书架子上瞅了一眼。——每当我搬到一个新住处。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一瞅书架子。马上就可以估量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书架子上摆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书，大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看来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教员。不过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学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书是打开着的，正好翻到卷头，上面刊有片冈铁兵[1]和叶山嘉树[2]等人的照片。但是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别的好像没有。
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却发现这家房东原来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马上能发现房东的职业，那还算好的；而有时甚至过了一两个月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干这样工作的人，就连“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地问的。
我向大婶打听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闲闲散散地走着。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经过的路旁两边人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写着“警视厅巡警×××”。但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门，还不用十分担心。从澡堂出来，我调查了一下这附近一带的胡同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来说，这个地区（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区和有钱人的住宅区交错地紧联在一起。这一带尽管和仓田工厂同属一个地区，但是一出拥挤的大街，就是幽闲清静的住宅区，而且好在走完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大路，马上紧接着既是热闹的大街，所以办完事回来，可以发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出了家门马上可以走上热闹的大街，混进拥挤的人群。条件确实很好。
[1] 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
[2] 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作家。
我发现二楼上我的房间的窗子紧挨着晒台，而且一步就可以跨上邻居家的晒台，从那儿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于是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来放在晒台上，以便一打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穿上[1]。麻烦的只是这一带人家简直就像《巴黎屋檐下》[2]那样拥挤在一起，你稍一打开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家人家和租居在二楼上的房客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间里，把四面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拉拉闲话，我就下楼去了。我是想从闲谈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1] 日本人在室内不穿鞋子，这里说准备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是准备必要时穿上逃跑。
[2] 法国的一部影片的名字。
一打听，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事务员，三味弦[1]的教师，他楼上住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临时女佣会”[2]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职员，有一家是这一带的财主，家里备有钢琴。搬来的当天晚上，就了解了邻近的这么多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收获。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临时女佣会”的女工，恐怕应该说周围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按过去的经验，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另外的住处，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袭击，或者发现有可疑的迹象，马上能够有地方住。一个住所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安全，但丝毫不意味着它永远安全。事实上在这很久以前的那个住所，刚搬过去的第二天，我从澡堂回来，就发现住所的门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条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眼前，没法再后退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摇摆着身子，把湿毛巾挂到脑门上几乎要碰着眼睛的地方，嘴里吹着模糊记着的“我追求着幻影，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的口哨，没有进住所就打门前过去了。穿西装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种看法又令人感到有点不像是暗中监视人的样子。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看，那家伙还站在那儿，朝我这边望着。那天晚上我睡到一个同志的家里。这个同志是个很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是这种的样子，第二，刚搬去两三天，不可能预先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跑来监视。第二天派人一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及时对付突然降临的灾难，做好第二步的准备总是必要的。在下一次出去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拜托了笠原。
[1] 三味弦是日本的一种乐器。
[2] 是一种临时女佣的职业组织，某家临时有事需要帮忙，可通过该组织介绍女佣去工作，领取一定的报酬。
工作很快就恢复了。伊藤芳最近特别积极，因此决定让她填补了太田的空缺。当强烈的镇压风暴刮起的时候，表现出积极性的人是不多的。她虽然是高等学校[1]毕业的，由于长期不断地经历了工厂生活（虽然一直到处流动），身上早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学生气了。自从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厂活动，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而这恰好锻炼了她。一般人一转入地下，就进入街头活动，就会脱离现实的工人生活的气氛，而这个伊藤却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总是把她母亲叫去，让母亲把她领回家。而母亲每次总是求她：“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潜入地下，开始活动。即使是这样，她母亲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她女儿被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总是很高兴，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谢，把女儿领回来。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心里想，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容易放出警察局了，因此很少有地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澡堂。这里面暗含着要和母亲告别的意思。据说母亲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的身子因为多次受刑拷打，遍体都是青紫的伤斑。据伊藤说，从此以后，母亲突然对自己的女儿同情起来，而且慢慢地开始理解自己的女儿了。母亲气愤地说，“警察把我女儿弄成这个样子，我再不向他们低头了！”以前伊藤交通费或生活费发生了困难，没有办法只好托人上母亲那儿去要钱，母亲总是说，要不回家就不给钱。可是打那次以后，要两块给四块，要五块给七八块，还叮嘱说：“不要惦记家！”母亲见人还这么说：“只不过为穷人干点事，就把一个无罪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那怎么能在工厂里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伙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说这话里包含着许多道理，那么像伊藤就是一个证明。她的那些争取群众的“办法”，确实叫我五体投地。她稍微有一点空闲，就跑到浅草[1]去看歌舞剧，看国产的电影，或者读无产阶级小说。而她在争取群众的时候，能马上把这些看过的东西拿来作为话题，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是题外的话，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们放工回家的时候，即使她不开口，也会有人拉着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2]去，给她买各色各样的东西。她对这样的机会，也能非常沉着地很好地加以利用。）
[1] 相当于高中
她是一个直率的姑娘，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她对于通过自己过去几十次的经验所获得的工作方法，却像一块顽石似地坚持。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是仓田工厂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外，我还担任“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确实无疑了，我还必须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过，秘密住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不必过工厂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计划，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工作。
[1] 浅草是东京台东区内的一个闹市区。
[2] 白木屋和松坂屋均为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像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拼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当然，尽管说是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个厂子推动起来。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要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么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仓田工厂是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在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厂子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说的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经常让正式工和临时工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而同时也要重视临时工的组织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寻找另外的工厂，进入不同的单位，是所谓的“种子”。所以从始到终决不能脱离每一个临时工。——在解雇之前的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之后，我和须山进行街头联络的时候，只见须山怪摸怪样地摆着胳膊从对面走过来。他这个人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做出这副样子，就好像等不及见面之后慢慢地谈，而首先在动作上表现出来。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刚拐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按规定本来是要再拐一条胡同，然后我们才走在一起，而须山却小跑着赶上来，从背后叫了我一声说：“太田来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个流氓捎出来的。从仓田工厂一走上电车道，那一带都是“花柳街”；夹着电车道两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带有圆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热闹非常。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帮的某某把头（流氓）。而有个浑名叫作“疯子”的流氓，曾经因威胁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来，偶然和太田关在一个牢房。所以当这个“疯子”流氓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们所认识的T。
据信里说，警察正在加紧追捕我，甚至还知道我戴的是宽边眼镜，还说像我这种角色，只要稍微花点钱，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別注意。
听到这些话，我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田把什么都说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须山也笑着说，“是呀，特务竟然知道你戴没戴宽边眼镜。他们没有见过你，那怎么会知道呀？！”
我们认为太田写这封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比这更要紧的，我们倒是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认了些什么，供认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立即制定对付的办法。我认为太田这么一来，肯定很快就会放出来，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家伙，一定要十分注意。
但是在工厂里，太田是在干活的时候给抓走的。就凭这一点也给厂子里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大家了解到以前为他们带传单进来的原来就是太田，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而且还明白了以前动辄就被工头说成是“豺狼虎豹”，说成是“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竟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伞的太田。——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儿都感到吃惊。伊藤芳立即抓住这个“太田事件”，在工人中这么宣传说：“太田经常关心咱们女工的事，现在他给抓走了，咱们应该用工厂部分工人的名义，到警察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现款和物品。大约有七个人出了钱，其中还有个据说是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芳从太田的事谈到传单，谈到工厂的活儿，终于争取了七八个女工。她根据自己长期工厂生活的经验，懂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群众就会跟上来；再说降落伞车间几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儿是颇得“好评”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她从这八个人当中挑了几个比较积极的女工，打出“仓田工厂部分女工”的名义，上警察局去给太田送东西。送的东西有裤衩、衬衣、夹衣、带子、手巾和手纸，另外还有一块钱现款。警察局让这个拿东西的女工稍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个警察跑出来说，太田感谢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顾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此要她们带回去。这个女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个女工把这些东西又带回来了。而伊藤自己过去关押在警察局里的时候，曾经被警察要弄过这种骗人的鬼把戏，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可是，后来她从须山那儿听到太田的情况，简直把她气坏了。
像太田这种家伙，说不定会以为自己的变节和卑躬屈膝只是他个人的事，却不知道会给许多工人的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阴影。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投降主义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说出了警察还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和仓田工厂的同志们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将会困难十倍。——我们就是这样，不仅从敌人那儿，而且还要遭到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碰到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着身后。特务们想要抓住我，一定会根据太田的口供在这个地区严密戒备的。据胡子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他们抓住咱们一个人，就可以领到五十块钱。他们在这种诱饵的引诱下，一定在千方百计地搜捕我。——不过，我又想到，我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我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走进一家卖小豆年糕汤的铺子，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
我们是没有所谓退路的。我们的按个生命都献给了党的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碰上了这样的背叛行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和憎恨。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私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整个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这样的语言的话）来愤怒，来憎恨。
也许我是气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总是要正正经经地给房东大婶打个招呼。而这次我连这个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楼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脱口骂了一声“浑蛋”！
在这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亲近起来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论是什么事，她都——地满足我的要求。由于太田叛变了，我决定最近搬到别的地区去。但我不能到处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这时我就联想到和笠原同居。为了切实地，长期地把地下工作坚持下去，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个单身汉住在寓所里，不到哪儿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人家怀疑了。以前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而现在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联络，尤其是有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来小时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荡，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来。这时候，房东大婶马上就露出一脸怀疑的脸色来。大婶的那副疑心的脸色，就好似说：这家伙靠什么吃饭呀？警察来查户口的时候，她要是说出是这么一种情况，马上就有极发觉的危险。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上班走时，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便人家看着我好像整天游游逛逛，也会说我是靠老婆的薪水过日子。社会上总是只信任有固定职业的人。因此我就问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听这话，突然睁大着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她回答我。她还是不言语。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见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那样毕恭毕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紧缩肩头，两手放在膝头上，身子僵直着，那样子实在是拘谨极了。回想在她那儿过夜的第二天早晨，刚一步跨出门外，她就用一种爽朗的男人腔调大声地说：“啊——，臭老婆子！”而现在这种女人气一点儿也看不到了。我奇异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各种事情。但是话头一断，她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俩都回避上次的谈话，尽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谈完之后，我终于提起那件事，她说她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在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一起搬到新的住处去了。那儿离仓田工厂虽然稍微远一点，但须山和伊藤还有着可以公开坐电车、走路的“身份”，因此就让他们上我这儿来。这样既能够节省交通费，也减少了路上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