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
三、红军及其学说
旧俄国军人是在农村宗法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特点首先是一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凯撒琳二世和保罗时代的大元帅苏伏罗夫，是一支封建奴隶军队的无可匹敌的主人。法国大革命使旧欧洲和沙皇俄国的军事艺术成为完全过时的东西。旧俄帝国固然还继续征占了大片的领土，可是它再没有战胜过文明国家的军队。在外部遭到一系列的失败和在内部引起一系列的骚乱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火焰中改变民族的性格。红军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上形成。长期来所忍受的那种盲目群众心理和听天由命的状态，在年青的一代人中已经代之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对技术的崇拜。随着个性的觉醒，文化水平也迅速地提高。不识字的士兵越来越少。红军不让不能读也不能写的人退伍。各种体育活动在军队中以及军队的周围大力地展开。在工人、官员以及学生当中，射击成绩优异的奖章很受欢迎。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滑冰使军队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在跳伞、滑翔和航空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北极的飞行和同温层的飞行已经家喻户晓。这些高度成就可以代表大量的其他成就。
关于红军在国内战争年代里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行动水平，没有必要加以理想化。但是，对于青年指挥官来说，那几年却是一次大洗礼。沙皇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军士表现出组织者和军事领导者的才能，他们在规模巨大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的意志。这些自己苦干出来的人不止失败过一次，但是他们终究取得了胜利。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人以后就勤奋地进行学习。目前的高级首长都经历了内战的学校，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从军事学院或者特别训练班里毕业出来的。在年纪较大的军官中，差不多有一半人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其他人也读过军事课程。军事理论给予他们必要的思想训练，但是并没有损害国内战争时期富有戏剧性的军事行动在他们身上所唤起的那种大胆作风。这一代人目前大约有四五十岁，正是体力和精神达到平衡状态的年龄，正是大胆的首创精神可以依靠经验而还没有被经验所摧毁的时候。
党、共青团、工会——甚至不要管它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使命的——国有工业的管理部门、合作社、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场——甚至也不要管它们是怎样完成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的——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训练无数的青年管理干部，这些干部将习惯于同大批人和大批货物打交道，将习惯于使自己同国家合而为一。这些干部是指挥官的天然储备。学生在服兵役以前所受的高等教育构成另外一支独立的储备。学生组成特别训练营，这种训练营在一旦动员的时候可以顺利地改为临时军官学校。要估计这方面的人数，只要指出这一点来就够了，即从高等教育机关毕业出来的学生，目前已经达到每年八万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已经超过五十万，在所有教育机关进行学习的学生总数将近两千八百万名。
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方面，社会革命为国防事业提供了旧俄所梦想不到的好处。计划方法从本质上说意味着政府手中的工业不断地动员，这种方法使得政府有可能甚至在修建和装备新工厂的时候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防利益方面。红军的人力和机械力量的对比，大体上可以认为比得上西方最好的军队的水平。在炮兵的重新装备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生产汽车、装甲车、坦克和飞机方面正在支出巨额的款项。目前全国已经有了大约五十万台拖拉机。一九三六年将生产十六万台，共计八百五十万匹马力。坦克的生产也正以相同的速度进行着。红军动员计划的规定是，在有军事行动的前沿每公里配备三十至四十五辆坦克车。由于世界大战的结果，海军的吨位从一九一七年的五十四万八千吨减为一九二八年的八万二千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几乎从头做起。一九三六年一月土哈切夫斯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我们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力量首先集中在发展潜水艇方面。”我们可以假定，日本海军部一定很清楚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现在波罗的海方面也同样受到重视。在未来的几年中，海军在保卫海岸线方面还只能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
但是，空军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两年多以前，据报刊报道，有一个法国航空工程师代表团“对于这方面的成就感到惊讶，也感到高兴”。这个代表团通过一次机会特别信服了这样一点，即红军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重轰炸机，其续航力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公里之间。远东一旦发生战争，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就会遭到来自苏联海岸的攻击。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红军的五年计划规定一九三五年成立六十二个空军大队，能够同时使五千架飞机投入战斗。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已经完成，而且也许超额完成了。
航空事业同工业的一个部门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工业部门在沙皇俄国时代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只是近来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这个工业部门就是化学工业。下面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苏维埃政府——还有世界其他各国政府——一点也不相信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谰言。意大利开化者在阿比西尼亚所做的工作又一次清楚地表明，这种人道主义的限制对于国际强盗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断言，为了对付军用化学和军用细菌学方面发生任何意外的灾难，红军在这种最神秘最邪恶的事业方面是同西方军队装备得一样好的。
至于军用工业品的质量，是可以提出一种应有的疑问的。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苏联的生产工具是比一般用品制造得好的。主顾如果是有势力的统治官僚集团，产品的质量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而平均水平还是很低的。最有势力的顾客是军部。如果具有毁灭性的机器的质量不仅比消费品好，而且比生产工具好，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军事工业依然还是整个工业的一个部分，同时虽然它的不足程度较轻，但是毕竟还是反映出整个工业的不足之处。伏罗希洛夫和土哈切夫斯基一有机会就公开地这样提醒工业家：“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满意你们供给红军的产品的质量。”我们可以断言，在秘密会议上，军事领导人员是会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的。兵站补给的质量通常总是不及军火。鞋子的质量不如机关枪。还有飞机的发动机，虽然已经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但是还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好的类型。就整个军事装备来说，老任务还摆在那里，即尽快地赶上未来敌人的水平。
农业的情况还要糟。在莫斯科，人们常说，由于工业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的收入，苏联事实上已经由一个农工业国家改变为一个工农业国家。实际上，收入的新对比并不是决定于工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也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是决定于农业的非常低的发展水平。好几年来苏维埃外交对日本之所以表现出少见的软弱，主要就是由于在粮食供应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困难。然而，最近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在远东已经建立了军用粮食供应基地。
军队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点是缺少马匹，虽然这一点看来可能是荒谬的。在全力推行全盘集体化时，全国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马都被屠宰了。此外，尽管今天的军队都需要摩托化，但还是像拿破仑时代一样，每三个士兵还是要有一匹马。然而，在去年，这方面发生了有利的转变：全国的马又在增加了。无论如何，即使在今后的几个月中爆发战争，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总能够为前方动员必要的粮食资源和马匹——说实在的，那要牺牲其他居民的利益。但是，在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总的来说，希望得到的只能是饥饿、毒气和流行病。
法国大革命是把新组织的部队同皇家兵团混编在一起才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十月革命把沙皇军队完全解散了，一点也没有留下。红军是另起炉灶新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是苏维埃制度的孪生兄弟，无论在大事情或者小事情上，它都同苏维埃制度共命运。红军之所以较沙皇军队无比优越，完全是伟大的社会革命赐给的。然而，它并没有摆脱苏维埃制度蜕化进程的影响。恰恰相反，这种进程在军队中表现得最完整。在试图说明红军在未来的军事大动乱中可能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它的指导思想和结构的演变情况。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为建立正规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它这样规定了这支部队的目标：“政权转移到劳苦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手中以后，就有了建立新军队的必要，这支军队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堡垒…… 并且将作为一种支持力量来为即将到来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每逢“五一节”，年青的红军士兵都要重述从一九一八年一直保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誓词”，他们“在俄国和全世界劳苦阶级的眼前”宣誓，“一定不遗余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各个民族的兄弟关系”而斗争。斯大林现在把革命的国际性质说成是“喜剧的误会”和“胡说”，这一点除了表明其他许多情况以外，尤其表明他对苏维埃政权至今还没有废除的基本法令尊重得不够。
军队自然同党和国家一样，受着同一思想的培育。军队颁布的法令、报纸宣传和口头鼓动都受了这样的鼓舞，即国际革命是一项实际任务。在军部里，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经常具有一种夸张的性质。已故的斯·古谢夫——一度担任军队的政治部长，后来成为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一九二一年在官方的军事报纸上写道：“我们之所以正在准备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不仅是为了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活动的保卫战争，而且是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既包括防御性战争，也包括进攻性战争）。”不仅如此，古谢夫还直截了当地谴责当时军部的首脑，嫌他没有进行足够的准备工作来使红军担负起它的国际任务。作者在报刊上答复了古谢夫，请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革命进程中，外国军事力量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而不能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加速革命的完成和促进胜利的到来。“军事干涉就像医生的钳子一样。运用得及时，就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运用得过早，就只能造成流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可惜我们不能详尽地在这里叙述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的历史。然而，我们要指出一点，即现在的元帅土哈切夫斯基一九二一年会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设立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国际参谋部”。这封有趣的信后来由土哈切夫斯基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里发表了，这本论文集起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阶级战争》。这位有才能而有些操之过急的指挥官应该从字典中了解到这一点：“只有在 几个 无产阶级国家的参谋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国际参谋部；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国际参谋部就必然会变成一种讽刺画。”如果不是斯大林本人——对于原则性问题，尤其是新的原则性问题，他一般总是避免采取肯定的立场的——那末，至少是他后来的许多亲密同事，那些年都是站在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左派”方面。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有不少天真的夸大成分，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不少“喜剧的误会”。没有这些东西，难道能够有伟大的革命吗？早在我们必须把武器转向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包含的那种同样极端的“讽刺画”以前很久，我们就在反对那种左的国际主义“讽刺画”了。
同后来人们所描绘的情况相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生活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是像泉水一样地涌流不息的。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各个角落，包括军队在内，人们热烈地讨论着一切事情，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问题。领导人的政策受到自由的而且常常是尖锐的批评。关于军事检查制度的某些过分做法的问题，当时的军部首脑曾经在官方军事报纸上这样写道：“我愿意承认，检查制度犯了许多错误；我认为很有必要给予那些受到尊敬的人物比较适中的地位。检查制度应当维护军事秘密……而没有权利干涉任何其他事情。”（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国际参谋部的问题只不过是思想斗争中的一段插曲，这场斗争虽然没有超出行动纪律的范围，但是在军队中，至少是在军队的上层中，甚至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反对派性质的东西。“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派——属于这一派或者追随这一派的有伏龙芝、土哈切夫斯基、古谢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是从这样一种先天的信念出发的，即红军不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结构、战略和战术上，也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毫无共同之处。新统治阶级必须拥有一种在各方面都与众不同的军事系统；问题只在于把这样一种军事系统建立起来。在国内战争时期，事情当然主要只限于从原则上反对使用“将军”——即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和牵制最高统帅部进行反对地方上临时自作主张和严重违反纪律的斗争。这个新学派的极端分子甚至企图以战略原则的名义，以“运动战”和“进攻战”的名义走向极端，甚至否定军队组织的集中化，认为这种集中化在未来的国际战场上会妨碍革命主动性。从本质上说，这是企图把国内战争初期的游击方法扩展成为一种永久的普遍的制度。有很多革命指挥官更愿意维护新学说，因为他们不愿意研究旧学说。抱着这种情绪的人主要集中在察里津（即现在的斯大林格勒），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以及后来的斯大林，都是在这里开始进行军事工作的。
战争结束以后，才比较有系统地试图把这些革新办法上升为一种完整的学说。倡议者是已故的伏龙芝，他是国内战争时期杰出的指挥官之一，沙皇时期曾被判为政治苦役犯。他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土哈切夫斯基的支持。从本质上说，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是完全相似的，二者都是形而上学公式主义。在鼓吹这种倾向的人所留下来的某些著作中，这种或那种实践方案一般远远不是新提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国际的和采取攻势的阶级的标准特点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静止的心理抽象状态而不是从实际的时间和地点条件推断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尊敬，但是，实际上已经被纯粹的唯心主义所代替，这些混乱的思想虽然是诚挚的，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官僚的那种正在迅速发展的自满心理的萌芽，因为官僚想相信而且想使别人也相信，在所有的领域，他们都能在没有特别准备、甚至没有物质前提的情况下做出历史的奇迹。
当时军部的首脑在报刊上这样答复伏龙芝：“我也不怀疑，如果一个拥有 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 的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战争的话，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面貌就完全不同了。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试图在 今天 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挤出一个‘无产阶级战略’来……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办法……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用新的方法丰富军事艺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不应该试图“用推理的方法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推断出一种新战略来”。（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阿基米德说，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转动地球。这句话说得不错。然而，即使给了他所需要的支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既没有杠杆也没有力量使杠杆发挥作用。胜利的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支点，但是要转动地球，还必须把杠杆造起来。
“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像它的姐姐“无产阶级文化学说”一样，也被党否定了。然而，到后来——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二者的命运大不相同。在宣布“一国社会主义”和宣布一切阶级已经消灭的七年期间（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举起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说实在的，并没有取得显著的结果。与此相反，虽然以前鼓吹“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人很快掌握了国家大权，这个学说却一点也没有复活。这两个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命运，在苏维埃社会的演变中具有深刻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只同无法具体衡量的事情有关系；官僚越是粗暴地把无产阶级排除到政权外面，就越是宽宏大量地把这种精神上的补偿给予无产阶级。相反，军事学说不仅同国防利益很有关系，而且同统治阶层的利益也很有关系。这里不容许在意识形态上为所欲为。以前反对聘用“将军”的人，这时自己变成“将军”了。那些主张设立国际参谋部的人，这时安详地坐在“一国”参谋部的华盖下面了。“阶级战争”被“集体安全”学说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景让位给神圣的现状。为了加强可能的同盟者的信心，同时为了不要过分刺激敌人，现在的要求是，不管代价有多大，要尽可能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没有区别。在这些学说改变和门面刷新的背后，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进程正在发展。一九三五年对军队来说发生了一种双重的国家革命——一种既同民兵制度有关也同指挥官有关的革命。
四、废除民兵和恢复军官军衔
苏维埃武装部队建立二十年以后，究竟同布尔什维克党写在它的旗帜上的型式符合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应当具有“一种明确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完全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同无产阶级接近的半无产阶级组成。只有到了阶级消灭的时候，这种阶级军队才转变为全国社会主义民兵”。党虽然把军队的 全民 性推迟到未来的时期，但一点也没有抛弃民兵制度。恰恰相反，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的一项决议，“我们正在把民兵转移到阶级基础上并把它转变为苏维埃民兵。”军事工作的目的规定为逐步建立一支军队，“尽可能用临时兵营的办法——即在一种接近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情况下”。到最后，所有的部队都在地区上同工厂、矿山、乡村、农业区以及其他有机集团合而为一，“拥有一个地方指挥部，拥有一些地方武器库和储放各种供应品的地方仓库”。一个地区、学校、工业和体育方面的青年组织，将不仅仅是代替兵营所灌输的那种集体精神，并且可以在没有高踞于军队之上的职业军官的情况下培养自觉的纪律。
然而，民兵制度不管多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还是需要一个高度的经济基础。正规军所需要的特殊环境已经具备。因此，地区性军队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国家的实际条件。文化水平越低，城乡差别越大，民兵制度就越不完善和越不统一。缺少铁路、公路和水路，以及没有汽车路和缺乏汽车，都会使地区性军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危急时期运动极其缓慢。为了在动员期间保卫边境、进行战略上的转移和集中，除了地区性部队以外，还必须有正规军。红军从最初起就是作为这两种建制的一种必要的折衷办法而建立起来的，不过还是侧重于正规军。
一九二四年，当时的军部首领写道，“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两种情况：即使转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经由于苏维埃结构的建立而首先创造出来，这种转变的速度也还是决定于国家的一般文化条件——技术、交通工具、识字等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但是经济和文化前提还极其落后。”如果给以必要的物质条件，地区性军队不仅不比正规军差，而且会远远地超过它。苏联为了国防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它还没有富足到足以建立一个花费比较小的民兵制度。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正是由于贫穷，苏维埃社会才被耗费很大的官僚阶层所扼制。
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工厂、集体农庄、家庭、学校，在文学方面，在军队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同样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问题。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甚至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看也低的生产力水平同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对比。新的社会关系正在促使文化不断地提高。但是不够繁荣的文化又在拉社会形式的后腿。苏维埃现实就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在军队中，由于其结构极为固定，二者的平衡状态是可以用十足确切的数字来衡量的。正规军同民兵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实际运动的一种良好标志。
自然和历史为苏维埃国家提供了一万公里没有屏障的边界，另外还提供了稀少的人口和恶劣的道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当时即将离职的旧军事领导再一次呼吁不要忘记这样一点：“在今后几年中，民兵的建立必须具有一种准备的性质。每前进一步必须先把以前取得的成就审慎地加以证实。”但是，到一九二五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以前鼓吹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那些人掌握了权力。从本质上说，地区性军队同这一派人的起家本钱“进攻论”和“运动战论”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忘记世界革命。新领导人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中立化”的办法来避免战争。在以后的几年当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在民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
只要德国还处于解除武装、甚至“友好”的状态，莫斯科参谋本部在西方边界问题上的估计就是以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等近邻国家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另外这些近邻国家还可能得到最强大的敌人的物质支持，其中主要是法国。在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到一九三三年为止），法国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上帝保佑的“和平之友”。周围的国家可以投入战场的军队，总共有一百二十个步兵师，差不多有三百五十万人。红军的动员计划是，设法在西部边界保证一支人数相同的一流军队。在远东，在战场发生各种情况的条件下，也只能是几十万人的问题，而不是几百万人的问题。每一百个战斗员在一年当中差不多需要补充七十五个人。两年战争，除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仍服现役的人以外，全国大约要损失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到一九三五年，红军共有五十六万二千士兵——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军队在内，共六十二万士兵——四万名军官。另外，我们已经说过，一九三五年初，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是地区性部队，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规军。还能找出更好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民兵已经获得胜利——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最终和不可变更地”获得了胜利吗？
然而，上面的估计——尽管都是有条件的——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德国开始疯狂地武装，而且主要是针对着苏联。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前景突然黯淡下来了。军事危险的迅速逼近，迫使苏维埃政府不仅把武装部队扩大到一百三十万人，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红军的结构。目前，红军里的正规师或者所谓“基干”师占百分之七十七，地区性部队只占百分之二十三! 地区性军队这样削减，看起来简直可以说是废除了民兵制度——如果你没有忘记这一点的话：军队并不是和平时期所需要的，而恰恰是在军事危险的时刻所需要的。因此，历史经验从这个最不容许开玩笑的领域起，已经无情地揭示了这样一点：只有得到社会生产基础保证的东西，才是“最终和不可变更地”获得了胜利。
然而，从百分之七十四一下减为百分之二十三，似乎有些矫枉过正。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法国参谋本部的“友好”压力，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更加可能的是，官僚抓住了一个有利的借口来采取这一步骤，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民兵部队就其性质来说，是直接依赖居民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好处。但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看，这也正是它的危险所在。正是由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密切到这样不合意的程度，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当局才排斥了民兵制度，虽然从技术上说，这种制度在这些国家是容易实现的。毫无疑问，红军内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表现的深刻不满情绪，也是后来废除地区性部队的一个重要动机。
我们的意见肯定会为红军在反改革前后的确切统计所证实。然而，我们没有这种材料；如果有的话，我们也认为不能公开使用。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许有两种解释的，这也是人人容易了解的一个事实：苏维埃政府一方面把军队中民兵所占的比重削减到百分之五十一，另一方面却恢复了沙皇军队中的唯一民兵组织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一直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分。而哥萨克又一直是骑兵队中最保守的部分。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哥萨克骑兵队是一支警察力量——最初是为沙皇服务，后来是为克伦斯基服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骑兵队还是像汪德分子 [8] 一样。集体化是采取了特别的暴力措施才在哥萨克当中实现的，而这种集体化当然也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气质。不仅如此，哥萨克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还恢复了私有马匹的权利。当然，他们也不会没有其他特权。难道可以怀疑这些草原上的骑士又站在特权者一边反对被压迫者吗？在不断地采取镇压措施来对付青年工人当中的反对倾向的情况下，哥萨克骑兵队的恢复毫无疑问是热月最清楚的表现之一！
对十月革命原则的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是，颁布法令恢复了军官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荣耀显贵地位。红军的指挥官虽然有其缺点也有其不可估计的优点，但他们都是从革命和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不容许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青年，毫无疑问向红军提供了不少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的日益蜕化也不能不反映到广泛的指挥官集团中。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在谈到指挥官有责任对士兵以身作则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承认：“不幸，我不能特别夸口”；在下级前进的时候，“指挥干部却往往落在后面”。“指挥官经常不能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回答”新问题，等等。这是最负责的——至少形式上是这样——的军队领导人的辛酸的自白，是能够引起不安但不致于引起惊慌失措的自白。伏罗希洛夫关于指挥官情况所说的话，对所有的官僚来说也是真实的。当然，讲话的人没有意思把上层统治集闭也包括在“落在后面”的人当中。这些上层统治分子随时随地向任何人都大声喊叫，愤怒地顿脚，命令别人“好好地干”，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事实上，正是这个不受监督的“领导人”集团——伏罗希洛夫本人就属于这个集闭——是产生落后、因循保守以及许多其他弊病的主要根源。
军队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有的一切疾病它也有，而且通常还要严重些。战争是个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虚构，也不能模仿。军队需要批评的新鲜空气。指挥官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必须为选举指挥部这的措施进行准备工作。党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决议是，“部队内部团结的加强，士兵对自己和指挥官的批评态度的加强，……将创造有利的条件，使指挥人员的选举原则能够越来越广泛地加以运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十五年——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似乎足够使内部团结和自我批评达到成熟的程度——统治集团却转到恰恰相反的方面去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文明国家的人民，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惊讶地听说红军现在产生了一种军官等级，从少尉起一直到元帅。据军部的实际首脑土哈切夫斯基说，“政府在军队中实行军衔以后，将为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发展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这种解释是故意说得含糊的。指挥干部首先是靠士兵的信赖来加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军开始的时候就取消了军官阶层。恢复等级制绝不是军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挥官的指挥地位，而不是指挥官的军衔。工程师和医生都没有官衔，但是社会还是有办法把他们安置在需要的位置上。居于指挥地位的权利是由研究、才能、性格和经验来保证的，这些都需要不断的评定，尤其是个别的评定。少校军衔对于一个营长并没有什么好处。红军有五个高级指挥官晋升为元帅，但这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才能，也没有给予他们额外的权力。真正因而拥有“稳固基础”的不是军队，而是军官阶层，并且是付出了高居军队之上的代价才取得那种基础的。这次改革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政治性的目的：给予军官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莫洛托夫便是这样从本质上说明那个法令的意义的：“为的是提高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事情还不限于只实行军衔。随着而来的是为指挥官们加紧建筑住宅。一九三六年，计划建筑四万七千间房屋，比前一年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七。“为的是提高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意味着，以削弱军队的精神联系为代价，而使军官同统治集团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者认为没有必要为恢复军阶而创造一套新的军衔。相反，他们显然要同西方采取同样的步调。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流露出自己的弱点，不敢恢复将军的军衔，因为这个军衔在俄国人民当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名称。苏维埃报刊在宣布五个军事显贵晋升为元帅的时候——这里要指出，这五个人被挑选出来，主要是根据他们个人对斯大林忠实的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或者工作——没有忘记提醒读者回忆沙皇军队的情况，它的“等级崇拜和顺从”的情况。那末，为什么还要那样忠顺地模仿它呢？官僚在建立新特权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要使用曾经用来摧毁旧特权的那些论据。傲慢同懦弱轮流表现出来，另外还有越来越厉害的虚伪作风。
虽然乍看起来正式恢复“等级崇拜和顺从”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政府是没有什么选择自由的。指挥官在个人资历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只有在军队本身具有自由的主动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且军队要由全国的舆论来进行监督。严厉的纪律可以同广泛的民主很好地结合起来，甚至可以直接依靠广泛的民主。然而，军队不能比培育它的制度更为民主。官僚主义的因循保守和摆空架子，并不是出自军事方面的特殊需要，而是出自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在军队中，这种需要只有以最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军官等级废除了十八年以后又恢复起来，这一点同样表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有一条鸿沟，苏维埃军队已经失去了使它赢得“红”的名称的那些主要品质，而官僚把这些蜕化的结果制订为法律又是多么玩世不恭的表现。
资产阶级报刊给予这种反改革以应得的评价。法国官方报纸《时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写道，“这种外表上的变化，是目前整个苏联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征象之一。制度现在已经肯定地巩固，正在逐步稳定下来。革命的习惯和作风在苏维埃家庭和苏维埃社会中，正在让位给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依然盛行的那些情调和作风。苏维埃正在日益资产阶级化。”对于这个评价，简直用不着再增加一个字。
五、战争中的苏联
军事危险只是苏联必须依靠世界其他部分的一种表现，因此也是用来反对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乌托邦思想的一种论据。但是，这种不祥的“论据”只是到现在才提出来。
要想事前列举未来的国与国狗打架的一切因素，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如果事先可能进行这种估计，利益的冲突就都会以簿记员太太平平的计算方式结束了。在血腥的战争方程式中，未知数太多了。无论如何，苏联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有些则是新制度创造的。国内战争期间外国干涉的经验又一次证明，俄国最有利的条件过去是、现在还是它的空间辽阔。外国帝国主义只用几天的时间就推翻了苏维埃匈牙利，虽然说实在的，可悲的贝拉·孔 [9] 政府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起作用。苏维埃俄罗斯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同周围国家的联系，却同外国干涉进行了三年战斗。在某些时刻，革命的领土几乎缩小到旧莫斯科公国那样大小。但是，即使那样，事实还是证明了它能坚持下去，并且取得了最后胜利。
俄国的第二个很有利的条件是它的人力储备。苏联人口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万，现在显然已经超过一亿七千万。一年征集的人数在一百三十万左右。经过身体上和政治上最严格的挑选，淘汰掉的不会超过四十万人。因此，后备人力虽然从理论上估计可能在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之间，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自然条件和人只不过是战争的原料。所谓军事“潜力” 主要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在这方面，苏联同旧俄比起来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我们已经说过，计划经济到这个时候，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边远地区、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工业化，使草原区和森林区有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虽然如此，苏联却依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很低，产品质量不高，运输工具不够，所有这些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用空间、自然财富和人口来相抵。在和平时期，两种敌对社会制度之间的经济力量较量（借助于政治手段，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可以延缓的——可以延缓一个长时期，但绝不可以永远延缓下去。在战争期间，考验是直接在战场上进行的。因此，危险是存在的。
军事失败虽然通常总是引起重大的政治变化，但其本身并不总是引起社会经济基础的混乱。一种可以保证财富和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制度，是不能被刺刀推翻的。相反，胜利者会继承被征服者的那套制度和作风，如果这些东西在演变上超过胜利者的话。所有制形式只有在同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尖锐矛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军事力量推翻。如果德国在一次反苏战争中遭到失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不仅引起希特勒的垮台，而且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另一方面，很难怀疑这一点：军事失败不仅对于苏维埃统治阶层而且对于苏联的社会基础也会是致命的打击。目前德国结构的不稳定，是由于其生产力早已超过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的不稳定，则是由于其生产力还远远没有赶上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军事失败对于苏联社会基础之所以成为一种威胁，正同这种社会基础在和平时期需要官僚和垄断对外贸易的理由一样——这就是说，都是由于这种社会基础薄弱。
然而，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败吗？ 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只是一场战争，苏联战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经济和军事的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由于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话，它将会铲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
人们可以这样回答：“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话，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签订的外交和军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军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
正如某位总理有一次不无理由地说，外交协定只不过是一些“废纸”。哪里也没有写着这样的话：甚至到爆发战争的时候，这种协定还必须存在下去。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就没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不用说法国，只要西班牙的政治危机进入革命阶段，劳合·乔治所提出的对希特勒救主的希望就会不可抗拒地掌握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心灵。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不稳定的局势最后导致反动的胜利，那末，苏联签订的公约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最后，即使这些“废纸”在军事行动初期还能有效，毫无疑问，各种力量集团在战争的决定性阶段，将决定于比外交家的誓言强大得无可比拟的一些因素，因为外交家的职业就是说假话。
如果资产阶级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阶级的壕沟上也同它们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贸易垄断方面和苏维埃财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计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军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它们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失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毁。
两年多以前，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第四国际和战争》用下面的一段话概括了这种前景：“在国家迫切需要主要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单干倾向将大大加强，而集体农庄的离心力将与日俱增……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我们可以指望……盟国外资具有吸引力，在对外贸易的垄断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国家对托拉斯的控制被削弱，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尖锐化，托拉斯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等等……换句话说，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那末，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最近两年来的事态发展已经使这种诊断的力量加强了好几倍。
然而，上面谈到的种种考虑一点也不会得出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如果说我们不愿闭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物质优势、帝国主义“盟国”不可避免的背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内部矛盾，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就绝不会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敌对国家或者同盟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场使双方精力消耗殆尽的战争能够彻底衡量经济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前，它早就使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受到考验。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论家，都考虑到这种大屠杀的结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某些集团一再提出的小“职业”军想法，虽然并不比大卫和歌利亚 [10] 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想法实际多少，但是它的荒唐想法正好显示了那种畏惧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现实情况。希特勒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来加强他“对和平的热爱”，其办法是大谈西方一旦进行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场新的布尔什维克风暴。暂时抑制战争狂热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也不是共同安全公约，更不是和平主义的公民投票，而完全是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的那种自卫性的恐惧。
社会制度也同所有其他现象一样，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加以估计。苏维埃制度尽管存在着很多矛盾，但是在稳定性这一点上还是比它可能的敌人的制度有着巨大的好处。纳粹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正是由于德国的社会对抗发展到不可忍受的紧张程度。这些对抗并没有消除，甚至也没有削弱，而只不过是被法西斯的禁令给压下去了。只要发生战争，这些对抗就会又露出头来。在进行战争到胜利这一点上，希特勒的机会远比威廉二世为少。只有及时的革命才能把德国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才能使它避免新的失败。
全世界的报刊都把最近日本军官对政府大臣的血腥进攻 [11] 描述为一种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的轻率表现。实际上，这些进攻同俄国虚无主义者向沙皇官僚投掷炸弹属于同一历史类型，尽管从思想意识上说二者是不同的。日本居民在亚洲式土地制度和最现代化资本主义的联合奴役下呻吟着。只要军事钳子稍一放松，朝鲜、满洲国和中国就会起来反对日本的暴政。战争将给天皇的帝国带来最大的社会灾难。
波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毕苏斯基政权是所有政权中最没有成绩的，事实证明它甚至没有能力减轻农民所遭受的土地奴役。西乌克兰（加里西亚）遭受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工人正在用不断的罢工和反叛活动来震撼国家。波兰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同法国结成联盟和同德国友好的办法来为自己保险，但是它没有能够用这些手段完成任何事情，而只不过是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和自己在战争中更加肯定地死亡。
战争危险和苏联战败是一种现实，但革命也是一种现实。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要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参谋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在同一阵营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去，那末，什么样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苏维埃官僚的仆从说我们“低估”了苏联的内部力量和红军等，正如他们过去说我们“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样。这些论据的水平低到甚至无法进行有成果的意见交换。如果没有红军，苏联就会像中国一样地被摧毁和被瓜分。苏联只有顽强地和英勇地抵抗未来的资本主义敌人，才能为帝国主义阵营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红军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红军是唯一的历史因素。它能够给予革命一种强有力的推动，这已经不错了。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主要任务，单单红军是不能胜任的。
谁也没有要求苏维埃政府进行国际冒险，采取不合理的行动，试图用暴力强行规定世界事态发展的进程。恰恰相反，虽然过去官僚也进行过这种尝试（在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广州，等等），但只不过是为反动派所利用，并且都曾遭到左翼反对派的及时谴责。这是苏维埃国家总的方向问题。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同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具有毁灭性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屈从于保守的官僚及其无所作为的新宗教。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各国人民是不能在维持现状的旗帜下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也不能在这个旗帜下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战争，即它必然要打破和推翻现状，几乎就像发育好的胎儿不可避免地要破坏怀孕的现状一样。劳苦者对于保卫现存的边界一点兴趣也没有，特别是在欧洲——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指挥下是这样，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暴动中更是这样。欧洲的衰落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它在经济上已经分裂成差不多四十个半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海关、护照、货币制度以及庞大的军队来保卫民族特殊性，它们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和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使边界永远保持下去，而恰恰相反是通过革命来废除边界；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众国！
[1] 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二三年五月向苏联提出挑衅性最后通牒，并于同年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中译者注
[2] 齐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1936），一九一八至一九三〇年期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3]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人，1916—1922年曾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4] 巴尔都（Jean Louis Firmin Barthou，1862—1934），法国政客，律师，一九一三年任总理，一九三四年在杜迈格内阁中任外交部长，同年十月被法西斯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5] 鲍尔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人，曾三度担任首相（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作者写本书时，鲍尔温正担任首相。——中译者注
[6] 莱翁·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任法国总理。作者写本书时，勃鲁姆也正担任总理。——中译者注
[7] 斯塔福德·克利浦斯（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人，曾任掌玺大臣、财政大臣等。一九五一年任费边社主席。——中译者注
[8] 汪德分子（Vendean），法国保皇党分子，一七九三年在汪德省发动叛乱，反对法国大革命，一七九五年被扑灭。——中译者注
[9] 贝拉·孔（Bela Kun，1886—1930），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任总理。同年八月一日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叛乱下，共和国被颠覆。——中译者注
[10] 大卫（david）是以色列王，耶西的第七子，曾与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Goliath）战斗，用一块石子杀死了后者。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中译者注
[11] 指一九三六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刺杀藏相高桥是清等的“二·二六事件”。——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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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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