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
三、集体农村的社会矛盾
如果说工业企业“原则上”是社会主义企业，那末，集体农庄还不能这样说。集体农庄所依靠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财产。同分散的个体经济比较起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集体企业是不是会导致社会主义，那还要看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有一部分条件是在集体农庄的范围以内，有一部分是在苏维埃制度的一般条件以内，还有一部分——并且是同样大的一部分——则在世界舞台上。
农民和国家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还很不稳定的农业组织，只不过是两个斗争中的阵营在彼此之间进行了可怕的内战以后的一种暂时的妥协。的确，百分之九十的农庄已经集体化，百分之九十四的农产品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即使考虑到有一定百分比的集体农庄是一种假象，在它们那里基本上是个体农民，但还是必须承认，战胜个体经济的工作看来至少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然而，农村地区的各种力量和倾向之间的真正斗争，远远不是局限于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对立这样一个范围。
为了安抚农民，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不向农村的私有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作很大的让步，首先是把“永久”使用土地权正式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土地的社会化。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象吗？从力量对比来看，这种假象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遭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被迫恢复了个体农民经济，农民有了自己的小块田地，还有了自己的牛、猪、羊、家禽等等。由于这种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的做法，农民们才温顺地——虽然还没有多大热情——同意了在集体农庄中干活，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完成对国家的交售义务，同时也可以使他们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形式，因此即使苏联的统计学家比较诚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这种关系。然而，从许多事情看来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小块田地并不比集体农庄不重要。这一点意味着，个人主义倾向和集体倾向之间的斗争还在整个农村居民中进行，同时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决定。那末农民们究竟倾向于哪一条道路呢？他们自己还不太清楚。
一九三五年底农业人民委员说，“到目前为止，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方面，我们遭到了富农分子的猖狂反抗。”换句话说，这一番话意味若，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到最近”（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他们倾向于搞私营商业。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即国家制订了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化农民自己进行掠夺。很有启发的是，集体农庄向国家保险的财产是二百亿卢布，而集体化农民所保险的私有财产是二百一十亿卢布。如果这种对比不一定意味着分散的农民此集体农庄富足，那末无论如何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在私有财产保险方面比在公共财产保险方面要慎重得一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马的数目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是在不断地减少，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年才略有增加；而牛的数目到去年已经增加到四百万头。在一九三五年这个条件有利的年头，养马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而养牛则大大超过了计划。这些材料的意义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马只能是集体财产，而牛则已经是大多数集体化农民可以私有的牲畜。这里只需要补充这样一点，即在草原地区，集体化农民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可以拥有一匹马，因此这些地区的马比集体农庄的马增加得快，而集体农庄的马又比苏维埃农场的马增加得快些。这些情况并不是说，私有小经济比大规模社会化经济优越，而是说明从私有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社会化经济，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其中隐藏着许多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不能仅仅用行政压力来克服的。
“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出租土地虽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实际上却很广泛地流行着，不仅如此，还以最致命的分成制形式流行着。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庄，有时租给一个外面的人，最后，有时甚至租给本农庄比较有个人事业心的庄员。说来难以相信，苏维埃农场——即“社会主义”企业——居然也出租土地。另外，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干这种事的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苏维埃农场！在这个维护法律的高级机关的保护下，苏维埃农场的经理向农民提出的租地条件，几乎完全是从旧地主与临时工订的契约中抄下来的。我们从这些方面看到了官僚剥削农民的情况，这种官僚已经不再具有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具有半合法地主的性质了。
尽管一点也没有扩大这种丑恶现象的范围——这种现象当然无法统计——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这种现象所具有的巨大的带有征兆性的意义。这种现象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在这个包括绝大多数人口的还极端落后的经济部门，资产阶级倾向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尽管财产关系具有新的结构，市场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加强着个人主义倾向，加深着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计算，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约四千卢布。但是，关于农民的“平均”数字甚至比关于工人的“平均”数字还要具有欺骗性。例如在克里姆林宫，有人汇报说，集体化渔民在一九三五年的收入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一倍，即每人得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卢布，后面这个数字得到了掌声，这一点说明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集体化基本群众的收入。另一方面，有些集体农庄的每户收入高达三万卢布，这还没有把个人经济的货币和实物收入计算在内，也没有把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计算在内。总的说来，这些大集体农庄的每个庄员的收入等于“平均”的工人工资和低等集体化农民收入的十倍到十五倍。
收入的等级只是部分地决定于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勤奋程度。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类别的不同以及距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不同，而必然处于非常不平等的状态。城乡的对立不仅没有在五年计划期间减轻，反而由于城市和新工业区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尖锐化。苏维埃社会的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对立，主要是因为级差地租，不可避免地会在集体农庄之间以及集体农庄内部派生出矛盾。
官僚的漫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一个同样有力的工具。他们掌握着工资、物价、招税、预算以及信贷这样一些杠杆。中亚地带有一系列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收入很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规定的价格不同，而不是由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好坏。某个居民阶层剥削另一个居民阶层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几万个“富裕”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是牺牲其他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的利益而得到的。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达到富裕的水平，是一个比牺牲多数人而使少数人拥有特权要困难得多和费时得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曾宣称，“富农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工人的收入多到无法衡量的地步”，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上层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已经增加得比基本工农群众的收入多到无法估计的程度。目前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也许比消灭富农以前还要悬殊。
集体农庄 内部 的分化，一部分表现在个人的消费上；一部分表现在同集体农庄毗连的个人企业上，这是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已经社会化。集体农庄 之间 的分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后果，因为富有的集体农庄有机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和更多的机器，因而可以更快地富足起来。取得成就的集体农庄往往雇用穷苦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而当局对此闭眼不问。把价值不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集体农庄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并因此形成一种资产阶级集体农庄，或者叫做“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甚至现在它们还被人这样称呼。
在农民发生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当然可以作为调整者进行干预。但是朝哪个方向做呢？干预到什么限度为止呢？进攻富农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这就会同农民当中比较“进步的”阶层发生新的冲突，而这种阶层的农民只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停顿以后，现在才开始感到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仅如此——而这一点还是主要的——国家政权本身变得越来越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监督了。在农业当中也像在工业当中一样，国家政权设法寻找强有力的、顺利的“田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支持和友谊，寻找百万富翁集体农庄的支持和友谊。国家政权最初所关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就只关心自己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业中，集体化已经为官僚的寄生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为这种寄生主义同集体农庄的上层集团相互帮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献给领导人的祝贺性“礼品”，只不过是他们向地方政权代表经常纳贡的象征性表现。
由此可见，低生产水平同社会主义的甚至合作社（集体农庄） 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的情况，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还要严重得多。归根到底，官僚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而他们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四、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
在苏联的政治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指责“官僚主义”的话，说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者是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指责常常是自上而下的，这正是上层集团的一种自卫的方法。）。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官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的调查材料——它的人数和结构，它的人员，它的特权和欲望，以及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吞噬的部分。虽然如此，它是存在的。它非常谨慎地隐蔽自己的社会面貌，这一点证明它有一种统治“阶级”的特殊感，而对于自己有权进行统治却还远远没有自信心。
用准确的数字来说明苏维埃的官僚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有二。首先，在一个政府几乎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很难说什么样的机关才不是行政机关。其次，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维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论家都抱着完全沉默的态度。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他们的“友人”的仿效。我们顺便提一句，在韦伯夫妇辛勤编写的那一千二百页的书中，从没有把苏维埃官僚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提。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实质上说，他们 就是在官僚的命令下写的！
按照官方数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约为五万五千人。但是，这个数字（最近几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既没有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没有包括合作社和像国防航空化学协进会（Ossoaviokhim） [1] 这样的一系列所谓社会团体。此外，每个共和国还有自己的政府机关。
同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有一部分是互相交错的）平行的，还有强有力的党机关。如果我们说苏联和各个共和国的上层领导集团有四十万人，那很难说是夸大。目前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增加到五十万。这还没有包括一般干部，而只包括“达官贵人”、“领导人”——姑且这么说——即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统治阶层，虽然说实在的，它本身又为很重要的界限分成若干等级。
这个拥有五十万人的上层，由一个巨大的行政金字塔支持着，而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宽阔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陆军和海军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属机构，总共大约有两百万人左右。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六十万个城乡苏维埃的主席。
工业企业的直接管理权在一九三三年（没有更新的材料）是掌握在一万七千名经理和副经理的手中。车间、工厂和矿山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甚至包括较低的职位如工长，大约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共中有五万四千名专家，严格地说来并没有担负行政管理的职能）。此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工厂中的党机关和工会机关。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在工厂里，行政管理就是以这种“三角”的形式进行的。有五十万人管理着全国性的工业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并没有夸大。另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各个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一九三三年整个苏维埃经济有八十六万以上的行政人员和专家——工业中有四十八万以上，运输业中有十万以上，农业中是九万三千人，商业中是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没有行政权力的专家，但并没有包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材料在最近两年半当中也大大地落后于实际情况了。
就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来说，如果只计算主席和党的组织者，那就有五十万行政管理人员。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如果加上苏维埃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社会化农业的领导者总数，远远超过一百万。
一九三五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个商业部门，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类机构的领导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商业雇员，而是国家干部，并且还是垄断者。连苏维埃报刊也不时地抱怨，“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已经不把合作社社员看成自己的选民了”——好像合作社机构在性质上可以同工会、苏维埃和党本身截然分开！这整个阶层都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只是管理、下令、指挥、宽恕和惩罚，撇开教师和学生不算，这个阶层总在五六百万人之间。这个总数就像构成这个数字的各个项目一样，根本谈不上准确，但很够我们进行初步的研究。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领导的“总路线”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
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阶层中，从下到上，共产党员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九十。在全部官僚当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由于接连不断的清洗，目前这个数字只有少了一些，而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这些共产党行政管理人员也正是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柱。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组织。剩下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 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军。非党的“积极分子”也是为同一目的服务。从假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工人贵族和集体化农民贵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非党“积极分子”、得到信任的人以及他们的近亲远亲，差不多等于我们估计的官僚数字，即大约也在五六百万人之间。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阶层大约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人。我们对家庭成员的估计相对地来说比较低些，因为往往丈夫和妻子，有时甚至儿子和女儿都在机关里占着一个位置。此外，统治集团的妻子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要比劳动妇女，特别是比农村妇女容易得多。目前的反堕胎运动是官僚发起的，但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也许有百分之十五——这就是专制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社会基础。
只要还是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得到单独的住宅、足够的食品和整洁的衣服，那末，几百万大小官僚就会首先设法利用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福利。这样就会使这个阶层具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它的内部有一种牢固的团结一致精神，使它害怕群众的不满情绪，使它顽固地坚持压制一切批评，最后还使它向“领袖”进行虚伪的宗教式的膜拜——这是因为这位“领袖”正是这些新贵族的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者和维护者。
官僚本身在协调一致方面比无产阶级或农民还要差。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和克里姆林宫的达官贵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各种范畴的低级干部基本上过着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比西方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还要低。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们周围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合作社下级管理人员的命运，就像最高级上司的命运一样，一点也不决定于所谓“选民”。为了平息某种不满情绪，这些干部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自己的直接上司搞下去。但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也可以高升一步。这些人至少在遇到第一次严重的波折以前，是由于共同的安全保障而同克里姆林宫结合在一起的。
统治阶层在生活条件方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等级，从边远地区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生活。同这些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也有各自的习惯、兴趣和思想范围。目前苏维埃工会的领导人在心理形态方面与西特令、石乌和格林之流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虽然言词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以傲慢的恩人态度对待群众，同样的以没有良心的狡猾手段施展二流的阴谋诡计，同样的保守，同样的眼界狭小，同样的只关心自己的平静生活，最后，同样的崇拜最浅薄的资产阶级文化形式。苏维埃的大多数将校军官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将校军官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不顾一切地竭力模仿后者。苏维埃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燕尾服，而且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维埃新闻记者在愚弄读者方面也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虽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如果说估计官僚的人数是一件困难的事，那末，要确切地说出他们的收入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早在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就会抗议，“庞大的享有特权的行政机关正在吞掉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根据反对派纲领中的估计，单单贸易机关就“吞掉一大部分国民收入——占全部生产的十分之一以上”。由于这种估计，当局便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使别人无法再做这种估计。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常性开支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增加了。
其他方面的情况并不比贸易方面好些。正如拉柯夫斯基一九三〇年所写到的，正是由于党的官僚和工会的官僚之间偶然发生的一次争吵，居民才从报刊上发现，在工会的高达四亿卢布的预算中，就有八千万卢布是用来养活工作人员的。我们要指出，这里还只不过是一个合法预算的问题。除此以外，工会官僚还从工业部门的官僚方面得到大量表示友谊的礼品，例如现金、住宅、交通工具，等等。拉柯夫斯基问道，“究竟有多少钱是用来维持党、合作社、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场、工业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呢？”他的回答是，“我们连假设的材料都没有。”
摆脱监督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滥用职权，其中包括金钱方面的不法行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政府又一次被迫提出了合作社的工作情形不好的问题，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签字下，政府确定了这样的事实：“在许多农村消费合作社中，存在着大量掠夺、浪费和损失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抱怨说，地方执行委员会容许随便滥用国家的资金。如果这位委员对于中央机关的情况保持沉默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本人就属于那个范围。
要估计官僚在国民收入方面占用了多大的比例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官僚连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谨慎地隐蔽起来。也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不法行为的最后界限，常常还可以越过这种界限来广泛地使用事先预计不到的收入。而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事业、舒适、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整个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主要还是为这个特权上层服务。
关于官僚的消费情况，我们只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就可以把说过资产阶级的话重说一遍。没有理由夸大官僚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欲望，这样做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官僚几乎独占了文明的新老成果，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名义上说，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属于全体居民的，至少是属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得到这种东西。官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通常想什么时候使用就什么时候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就好像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一样。如果不仅计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型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维埃贵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许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
那些“友人们”也许要反驳我们的数字吧？希望他们提出更准确的数字。希望他们能够劝说官僚把苏维埃社会的收支账目公布出来。只要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毫不怀疑，苏联在物品分配方面要比沙俄时代民主得无可比拟，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也民主得无可比拟。但是，这同社会主义仍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1] 全称是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工业发展协进会。——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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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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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
一、家庭中的热月
十月革命忠实地履行了它在妇女方面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妇女同男子一样的各种权利，而且更重要的，它还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府都做了多得多的努力，来真正保障妇女从事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然而，最大胆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那样，也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养育和教导孩子的负担。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家庭”——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像奴隶般地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感到窒息和停滞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作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小组织，将由一种社会给予关怀和方便的完善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包括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等等。家庭的那些有关家务的职能如果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把好几代人都团结起来并使他们互相帮助，那就会使妇女，因而也就会使一对一对的爱人，真正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维埃家庭的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中世纪的巢穴，妇女处于奴役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儿童天天遭到虐待，妇女和儿童沉溺在迷信中。我们绝不能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才最足以说明苏维埃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阶层的演变情况。
事实已经证明，用猛烈的手段一下子把旧家庭取消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还那样根深柢固地长在人们的心里。恰恰相反，女工以及比较进步的农妇，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对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等类似的组织不信任以后，已经认识到儿童由集体照管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社会化的无限好处。不幸，社会太穷了，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同共产党的计划和意图不相称。家庭不能“废除”，而必须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妇女在“普逼匮乏”的基础上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经验很快地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前所表述的这个朴素的真理。
在荒年期间，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只要可能就都在工厂和其他公共食堂里吃饭，这种情况被正式地认为是达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活以前的一种过渡状态。现在没有必要再来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不同时期的特点。事实是，从一九三五年取消粮食券制度以后，所有待遇较好的工人都开始回到家里吃饭。如果认为这种倒退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谴责，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制度总的来说还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对于官僚所组织的“公共食堂”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共洗衣房，因为那里撕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的衣服还要多。回到家庭的厨房去吧！但是在家里做饭和在家里洗衣服——这是目前讲话的人和新闻记者半含羞愧的心情所称道的事情——意味着工人的妻子又回到锅勺和洗衣盆旁边，这就是说，又回到旧的奴隶地位。共产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彻底和不可变更的胜利”的决议，对于工厂区域的妇女来说是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确是一个疑问！
不仅同家庭工业而且同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要稳定得多，也保守得多。一般的规律总是，只有少数几个穷农业公社在初期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根据最初所宣布的办法，集体化将在家庭的领域发生一次决定性的变化。他们没收了农民的牛以及鸡，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公共食堂在整个农村地区取得胜利的进展，当然也不会不加以宣扬。但是在开始退却的时候，现实情况突然从这种夸大的幻影当中显现出来了。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东西，通常只是给他自己吃的面包和喂牲口的粮草。肉类、乳制品以及蔬菜，几乎全部是从农庄旁边的个人小块土地上得到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于家庭本身的单独努力而得到的，就再谈不上什么公共食堂。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庭炉灶奠定了新基础的小块田地，便给妇女加上了双重的负担。
一九三二年托儿所平常收容的儿童总数是六十万，农忙季节也只不过四百万左右。一九三五年婴儿的总数是五百六十万，但是经常在托儿所的婴儿只占一小部分。此外，就现有的托儿所来说，即使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中心城市的，通常也不能满足最低的要求。苏联的一家大报纸抱怨说，“一个托儿所，如果孩子觉得比家里还糟，那就不是一个托儿所，而是一个坏的孤儿院。”难怪待遇较好的工人家庭总是不愿意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但是对于基本的劳苦群众来说，就是这种“坏的孤儿院”也嫌太少了。就在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凡是弃儿和孤儿都要由私人收养。这样，官僚政府通过它的最高机关承认了，它在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职能上已经破产。幼儿园的孩子，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五这五年当中，从三十七万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万一千名。一九三〇年的数字固然低得惊人，就是一九三五年的数字在苏维埃家庭中似乎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如果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就会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这些幼儿园中，主要的也就是比较好的幼儿园，都是属于行政官吏、技术人员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的家庭的。
就是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不久以前被迫公开承认了这样一点，即“关于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执行得很差”。这种不得已的供认背面隐藏了些什么呢？我们只是偶然从报纸用小字体排的评论中了解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个儿童在“特别困难的家庭条件”下生活着；在首都的所谓儿童之家，大约有一千五百个儿童无处栖身而流落街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秋季的两个月当中，有“七千五百个父母被法庭传讯，因为他们把孩子扔下不管”。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有什么好处呢？有几千几万父母避免了被带到法庭上呢？还有多少生活在“特别困难条件”下的儿童没有登记下来呢？ 特别 困难的条件与 完全 困难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答。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明显的以及表面上看不到的——是旧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来不久代替它这样一种社会大危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从报纸偶然透露的这些情况以及犯罪记录的片断中，读者可以发现苏联还存在着卖淫现象——即妇女为了能出得起钱的男人的利益而做出的极端堕落的行为。去年秋天，《消息报》突然告诉读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无产阶级首都的大街上暗中卖淫的妇女”。在这些妇女当中，有一百七十七个女工，九十二个女职员，五个女大学生，等等。是什么把这些妇女赶到街头上去的呢？工资不够，匮乏，需要“得到一点什么东西来买件衣服，买双鞋”。要想了解这种社会罪恶的大致范围，那是徒劳的。稳健的官僚命令统计学家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强迫的沉默本身就确切无误地证明了苏联妓女“阶级”的人数众多。在这里，从本质上说，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这样一个问题；妓女是从年青的一代人当中产生的。当然，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把这种与文明同样悠久的罪恶的具体责任推在苏维埃制度身上。但是，在卖淫现象存在的情况下高谈社会主义胜利，这是不可原谅的。不错，报纸断言——在它们获准论述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卖淫现象日益减少。”同饥饿和衰颓的年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但是，自从当时恢复货币关系而取消了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以后，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必然会有新的增加。什么地方有特权者，什么地方就有贫穷的贱民！
毫无疑问，大批儿童无家可归的现象最清楚地也最富有悲剧性地说明了母亲处境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就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有时也不能不辛酸地承认：“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堕胎权，在匮乏和家庭穷困的情况下，不管宦官式的男子和老处女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这种权利乃是妇女在公民、政治和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然而，妇女的这种权利本身尽管是十分凄惨的，在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情况之下却正在变成一种特权。从报刊上偶尔透露的一些关于堕胎情况的消息看来，确是令人惊讶。例如，仅仅经过乌拉尔某区一家乡村医院的调查，一九三五年就有“一百九十五个妇女被产婆搞成残废”，其中有三十三个劳动妇女，二十八个女职员，六十五个集体农庄妇女，五十八个家庭主妇，等等。乌拉尔的这个地区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个地区的情况碰巧给报刊披露了。在苏联的整个国家内，每天有多少妇女变成残废啊？
由于事实表明，国家没有能力为那些被迫堕胎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医疗帮助和卫生设备，于是它便突然改变方针，走上禁业堕胎的道路。正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官僚只好假装是主动采取了这种措施。苏维埃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一位婚姻问题专家苏耳兹，把当时即将实行的禁止堕胎归结为这样一个理由，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已经没有失业等等现象，妇女就没有权利拒绝“做母亲的快乐”。牧师的哲学也被赋予了宪兵的权力。我们刚刚听到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说，生孩子对于许多妇女——更真实点说是对于绝大多数妇女——的“地位来说是一种威胁”。我们刚刚听到苏维埃最高机关说，“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任务执行得很差”，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无家可归的儿童又增加了。可是现在苏维埃的最高法官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生活快乐”的国家里，堕胎应当受到坐牢的惩罚，就像在生活悲惨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很清楚，在苏联就像在西方一样，那些落在狱吏的魔掌中的妇女主要是很难隐瞒自己的困难的女工、女佣和农妇。就需要精致香水和其他好东西的“我们的夫人”来说，她们仍和以前一样，可以在纵容的法官面前做任何她们认为必要的事情。苏耳兹闭着眼睛不看无家可归的儿童而得出结论说，“我们需要人”，千百万劳苦妇女如果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的话，也许会回答这位最高法官说，“那末就请你们多生些孩子吧。”这些老爷似乎已经完全忘记，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些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妇女最隐秘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妇女接受“做母亲的快乐”。
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进行了所谓全民讨论，即使在苏联报刊那样严密的控制下，还是有许多辛酸的抱怨和遭到压抑的抗议爆发出来。讨论刚刚宣布就突然停止了，于是在六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把这个可耻的草案变成三倍可耻的法律。甚至官僚的一些官方辩护士也感到困惑。路易斯·费希尔说，这项立法具有某种可悲的误会性质。实际上，这个对付妇女——但有利于贵妇——的新法律是热月反动的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家庭胜利恢复的同时，卢布也恢复了——真是天缘巧合！——这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遭到破产而引起的后果。领导人不敢公开说，“我们已为事实证明，还太穷太无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关系，我们的儿子和孙子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却强迫人民把破碎了的家庭外壳重新粘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极刑的威胁下强迫人民承认家庭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这种退却的程度是很难用眼睛来衡量的。
立法者和文学家，法庭和民兵，报纸和教室，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被拉进了新路线。有一个天真老实的共青团员在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写道，“你们最好还是设法解决怎样才能使妇女摆脱家庭的魔掌这样一个问题”，结果他挨了几耳光，沉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宣布为“左倾的过火行为”。没有教养的势利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见，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在这个广辟无垠的国家的各个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报刊只是轻微地反映出热月反动在家庭领域所达到的严重程度。
由于传布福音的崇高热情是随着罪恶的增长而增长的，结果第七诫 [1] 便在统治阶层当中大为盛行。苏维埃的道德家只要把词句稍微改变一下就行。一种反对太经常太随便的离婚的运动已经展开。立法者运用他们的创造思想发明了一种“社会主义”措施，即离婚登记要缴纳一笔钱，离婚的次数越多缴纳的钱也就越多。我们在上面谈到，家庭的复活同卢布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携手并进的，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毫无疑问，征税会使那些缴不起钱的人很难进行离婚登记。对于上层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想象，缴款不会带来任何困难。不仅如此，有漂亮住宅、有汽车和有其他好东西的人，还可以把私事安排得不致于不必要地暴露给外人，因此也就不必去登记。只是在社会的底层，卖淫才具有一种悲惨的和羞辱的性质。至于苏维埃社会的上层，在那里权力和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卖淫是以一种不大看得出交易性质的雅致形式表现出来的，甚至还具有“社会主义家庭”的外表。关于“汽车—闺房因素”在统治阶层的蜕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听过索斯诺夫斯基所说的话。
那些喜欢歌功颂德的人、经院学派以及其他的“苏联友人”，都有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婚姻和家庭法，曾经一度是这次革命理应感到自豪的事情，现在却由于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宝库借来了大量东西而正在逐渐丢弃和瓦解。好像有意要把背叛弄成一件可笑的事，原先提出来作为赞成无条件自由离婚和自由堕胎的那些论据——“妇女解放”、“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亲”——现在却用来作为限制离婚和完全禁止堕胎的论据了。
这种退却不仅具有令人厌恶的虚伪形式，而且比严峻的经济需要所要求的退却程度还要走得远得多。像离婚后赡养费等资产阶级形式的所以恢复，除了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点，即统治阶层的社会利益也要求加强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对家庭加以推崇的最强烈的动机，毫无疑问在于官僚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级关系，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权力的家庭来约束青年。
政府一方面还是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另一方面却不仅不关心支持“长辈”——特别是父母——的权威，而且相反还竭力使儿童同家庭分开，以使儿童摆脱那种停滞不前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就在不久以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都在利用儿童来揭发、羞辱和普遍地“重新教育”自己的好喝酒的父亲或者信教的母亲，至于成效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父母的权威。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领域，现在也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随着第七诫的盛行，第五诫 [2] 也完全恢复了它的权力——虽然还没有求助于上帝。但是，法国学校没有用这一点来作为补充也还是一样过下去，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学校进行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的教育。
顺便提一下，对于老一辈人的权威的关心，已经引起宗教政策的改变。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反教会的斗争，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类型的人物的领导下，由于跑在文化、认真宣传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的前面，往往堕落成滑稽剧和恶作剧。向上帝的猛攻，就像向家庭的猛攻一样，现在已经停下来。官僚由于关心自己的名誉受到尊敬，已经命令年青的“无神论者”放下斗争的武器而坐下来读书。关于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建立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事态的发展完全决定于当权的人，那是不难预测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
流行意见的虚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发展成社会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则的话，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无愧于自己的名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贪婪，友谊没有忌恨和阴谋，爱情没有卑鄙的打算。据官方学说宣称，这些理想的标准已经实现了——但是，越是坚持这种说法，现实的反抗也越强烈。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新纲领中说，“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家庭正在形成，苏维埃国家关怀这种家庭的发展。”官方评论给这个纲领作了这样的补充：“我们的青年在选择终身伴侣——妻子或丈夫——的时候，只有一个动机，一种推动力：爱情。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婚姻，对于我们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来说，是不存在的” （见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就普通男女劳动人民来说，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但是，这种“金钱婚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当中也比较少见。在中上层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会结合自动地在个人的关系上打下了烙印。权力和金钱在性的关系上所造成的罪恶，在苏维埃官僚队伍中大量滋生，好像这些官僚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方面超过西方资产阶级。
正像苏维埃报刊在偶然透露或者无法避免吐露的情况下所承认的，同刚刚引过的《真理报》评论完全相反，“金钱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恢复。资历、工资、职业以及军装上的袖章越来越重要，因为同这些有联系的是鞋子、皮大衣、住宅、浴室以及最后所梦想的东西汽车等问题。在莫斯科，仅仅为了一间房子，每年就使不少男女结婚和离婚。亲属问题也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岳父是一个司令官或者一个有势力的共产党员，如果岳母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们能对这一点感到惊异吗？还能是其他情况吗？
在苏维埃这部伟大的书当中，很富有戏剧性的一章是苏维埃家庭瓦解和破裂的故事。在这些家庭中，丈夫由于是党员、工会工作者、指挥官或者行政官员而在生活方面产生了、发展了并最终拥有了一些新的嗜好，而妻子由于为家庭拖垮而依然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道路上，布满了妻子被遗弃和被打入冷宫的悲剧。这种现象在新的一代人当中现在也可以看到了。所有最粗暴最残忍的事，也许都发生在官僚的最高层，因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暴发户，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干的事。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会暴露，那些当作福音来宣传家庭道德和宣传强制性的“做母亲的快乐”的人们对于妻子以及一般妇女所犯的不折不扣的罪行，这些人只是由于他们所占据的地位才免于受法律制裁。
的确，苏维埃妇女还没有自由。到现在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权利，主要是给予上层妇女的，也就是在官场、技术、教育以及总的来说文化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这种权利给予女工的要少得多，至于农妇就更少了。只要社会还不能代替家庭担负起在物质方面进行关怀的任务，做母亲的要想顺利地完成其社会职能，就只有雇佣一个白种奴隶，如媬姆、女仆、女厨等。在构成苏联人口的四千万家庭当中，有百分之五，也许有百分之十，是把“炉灶”建立在家庭奴隶劳动上面的。如果对苏维埃的佣人进行一次准确的调查，那就会和研究全苏法典——不管它多么进步——具有同样的意义，也能够对苏联妇女的地位进行社会主义评价。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的统计学家把佣人都归到“女工”或“其他”名义下面了！家庭主妇如果是一个受尊敬的共产党员，有厨师，有电话可以向商店订货，有汽车可以随时使用，等等，那末她的处境同女工的处境是很少共同之处的，因为女工不能不跑到商店去买东西，不能不自己做饭，不能不走着去幼儿园——如果真有幼儿园可进的话——把孩子领回来。什么社会主义招牌都不能掩盖这种社会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任何国家的资产级阶贵妇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对立。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庭里，社会将使它摆脱那些不可忍受的和屈辱的照料工作所带来的日常烦恼，因此它也就没有必要保持任何强制的做法；在这种家庭里，谈起堕胎和离婚法律时的想法，不会比想起妓院或者牺牲人命时的感觉好些。十月革命的立法朝这种家庭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却产生了一种残酷的反动。热月的立法正在朝资产阶级模型退却，用来掩护这种退却的是关于“新”家庭的神圣性的虚伪演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社会主义的破产是用虚伪的尊崇来掩饰的。
有些诚实的观察家，特别是在儿童问题上，被高度的原则和丑恶的现实之间的对立震动。采取严厉的刑事措施来对付无家可归的儿童，只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立法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的说法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还有一种相反的观察家，他们被已经表现为法律形式和行政机关形式的那些想法的豪迈和高尚所欺骗。这些乐观主义者看到贫困的母亲、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时，往往就对自己说，随着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社会主义法律也将逐步合情合理。要断定这两种对待问题的方式中哪一种更加错误更加有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看不清历史的人，才看不出社会计划的豪迈和大胆，才看不出这种计划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意义以及它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消极的和从根本上说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乐观主义者不感到愤慨，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闭起眼睛来不看社会矛盾的加深，而用将来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同时他们还尊敬地建议把达到这种希望的钥匙交到官僚的手里。好像男女权利的平等还没有被这 些官僚改变成男女权利都被剥夺的平等！好像有什么充满知慧的书已经肯定地指出，苏维埃官僚不会用一种新的压迫来代替自由。
男人怎样奴役妇女，剥削者怎样压迫男女双方，劳苦人民怎样试图用鲜血的代价来使自己摆脱奴役而结果只是换了 一条锁链——所有这些，历史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从本质上说，历史不可能告诉我们别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怎样解放儿童、妇女和人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模型。所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完全是消极的——都要求劳苦人民至少首先要坚定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权的和不受监督的卫士。
二、反对青年的斗争
每个革命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年青一代中寻求主要的支持。政治上的腐朽表明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一个接一个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被迫把青年交给革命或者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年青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所依靠的是更加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他们总是为此自豪，而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态发展严酷地向他们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性的时刻，青年带领了更加成熟的阶层，甚至还有老年人。
革命给了新的苏维埃一代一种强有力的历史推动力。它使青年一下子就摆脱了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且向他们透露了最大的秘密——辩证法的第一个秘密——即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件事物不在改变；社会是由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材料造成的。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态发展来看，那种种族形态不可改变的理论多么愚蠢！苏维埃联邦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有好几十种民族的性格正在这个熔炉中溶合在一起。“斯拉夫灵魂”的神话正在像泡沫一样地消失。
但是，给予青年一代的推动力还没有在相应的历史事业中表现出来。不错，青年在经济领域内是很积极的。苏联有七百万工人不到二十三岁——工业部门有三百一十四万，铁路部门有七十万，建筑部门也有七十万。在新建的大工厂中，差不多有一半工人是青年。在集体农庄中，目前有一百二十万共青团员。最近几年，有好几十万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去做建筑工作，伐木工作，挖掘煤矿，开采金矿，到北极、库页岛去工作，或者到正在建筑一个新城市共青团城的阿穆州去工作。新的一代不断地涌现出突击队、先进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长以及下级行政管理人员。青年们都在学习，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刻苦地学习。他们在体育领域最勇敢或最好斗的运动如跳伞和射击等方面，如果说不是更加积极的话，至少也是积极的。有进取心的和勇敢的青年都纷纷参加各种各样危险的远征。
著名的北极深险家斯密特说，“我国最好的青年都很愿意到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毫无疑问，这话是真实的。但是在各个领域，革命后的一代还在监护之下。上面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政治作为最高的指挥形式，依然完全掌握在所谓“老警卫”的手中，这些老人在向青年发表热烈的和往往哗众取宠的演说时，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垄断权利。
恩格斯没有设想过在国家没有消亡的情况下——即在各种警察压迫没有被受过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治代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他把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交给了青年一代，“他们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将能够抛弃所有这些国家主义的废物”。列宁补充了自己的意见：“……抛弃各种国家主义，连民主共和制也包括在内。”当时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心中，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景大体上是这样的：夺取了政权的一代，即“老警卫”，将开始进行消灭国家的工作；下一代则完成这项工作。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如果以二十三岁作为两代人的界线，那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苏维埃人还没有达到这个界线。因此，全国的大部分人口，在个人的记忆中只知道苏维埃制度而不知道任何别的制度。但是，正是这新的一代，并不是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是在“自由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是在统治阶层的不可忍受的和不断加强的压迫下形成的，这个统治阶层——按照官方的胡说——是由那些完成伟大革命的人组成的。在工厂，在集体农庄，在营房，在大学，在教室，如果不是在托儿所的话，甚至也在幼儿园，人的最大光荣被说成是这样的，即个人忠实于领袖和无条件地服从。近来的许多教育上的警句和格言，似乎就是从戈培尔那里抄来的，如果大部分不是戈培尔从斯大林的同事那里抄来的话。
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虚伪。儿童学会了开无数死气沉沉的会议，这种会议有不可缺少的名誉主席团，要唱歌赞美亲爱的领袖，要进行看来还正直的辩论，在这种辩论中，儿童完全按照长辈的做法，说的是一套，想的又是一套。最天真的学校儿童试图在这种假正经的沙漠中创造一块绿洲，往往遭到严厉的压迫。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它的代理人把令人厌恶的叛卖和告密的腐败做法，介绍到所谓“社会主义学校”中。比较有思想的教师和儿童读物作家，虽然被迫装出乐观的样子，但是面对着这种摧残学校生活的压迫、虚伪和无聊的气氛，还是不能经常掩饰自己的恐怖情绪。新的一代由于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只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只有有意识地研究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教训，才有可能变得成熟，以便独立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独立的性格像独立的思想一样，没有批评是不能得到发展的。然而，苏维埃青年却根本没有最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进行尝试以及改正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们自己的问题，都已由别人代他们作出决定。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决定并歌颂那些作出这些决定的人。对于每句批评的话，官僚都报之以残酷的压制。青年队伍中所有杰出和不肯屈服的人，都被有步骤地加以摧残、压迫，或者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千百万共青团员当中，就没有涌现出一个大人物来。
青年使自己投身于机械工程、科学、文学、体育和棋赛，可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赢得了荣誉，将来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在所有这些领域，青年同训练很差的老一代进行竞赛，常常达到同样的水平，甚至超过他们。但是，一接触到政治，青年就碰钉子。因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种可能性：参加到官僚当中而飞黄腾达；默默地忍受压迫，退避到经济工作、科学工作或者自己的琐碎事务方面；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进入地下，学习斗争和锻炼性格，以便将来采取行动。向官僚钻营的道路，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走。在另一个极端，也有很少数的人参加反对派的队伍。中间的人，即绝大多数人，是参差不齐的。但是，这些青年在严厉的压制下，正在发生一种隐蔽的但极其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苏联的未来。
国内战争时期的禁欲倾向，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如果说不是让位给一种贪婪的情绪的话，那至少是让位给一种更加享乐的情绪。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变成一个非自愿的禁欲时期——但是现在只是对群众和青年来说是这样。统治阶层紧紧地守在个人幸福的阵地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毫无疑问带来一种反对禁欲主义的激烈的反动。对于个人发展的注意力抓住了广大的居民，特别是青年。然而，事实是，在新的苏维埃一代中，只有设法爬到群众头上和这样那样尽量适应统治阶级的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福利和幸福。在官僚方面，则在有意识地发展和挑选唯命是听的政客和钻营之徒。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报告人说，“贪婪利润，庸俗狭隘，卑鄙自私，这些都不是苏维埃青年应有的恶劣品质。”这些话同当时盛行的口号“幸福美好的生活”，以及计件工资、奖金和奖章等办法非常不协调。社会主义并不是禁欲的；恰恰相反，它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非常敌视。它还对一切宗教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因为它所依附的是 这个 世界，而且只是这个世界。但是，社会主义对于世俗的准则也分成若干等级。个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不是为了幸福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抛弃这种想法。然而，没有一代人能够跳过自己的头。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整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建筑在“卑鄙自私”的基础上的。衡量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条裤子和多少条领带——所证明的恰好就是“庸俗狭隘”。我们姑且认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但还是需要如实地来看待这种情况。市场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为个人幸福的大大增进提供了机会。苏维埃青年大批地涌向机械工程职业的倾向，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工程师赚的钱比医生或者教师多得多。这种倾向在文化压迫和思想反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加以上面还有意识地为钻营的本能提供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往往变成极端反社会的自私自利教育。
但是，如果把青年说成是完全或者基本上被个人利益所左右，那是粗暴的诽谤。不是那样，就一般的青年群众来说，他们是高尚的，有责任心的，有进取心的。往上爬的钻营思想完全是上面灌输给他们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藏着各种各样还没有系统化的英雄主义倾向，而只是等待机会发挥出来。最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丰富起来，最主要的正是由于青年具有这些情绪。毫无疑问，这种爱国主义是非常深刻的，诚挚的，富有生气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当中，也存在着把青年人和老年人隔裂开来的裂缝。
青年的建康的肺，无法忍受那种虚伪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同一种热月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同一种还不得不披着革命外衣的反动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标语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强烈对照，损害了人们对官方教规的信赖。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以轻视政治、粗野荒淫为荣。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满的最初表现形式，正是要自己独立这种秘密愿望的最初表现形式。几十万年青的“白卫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共青团和党开除，被逮捕和流放，这种情况证明产生有意识的左右政治反对派的源泉并没有枯竭。与此相反，最近几年来，这些源泉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生的力量。最后，那些最不能忍耐的、脾气暴躁的、控制不住自己的以及在利益方面和感情方面受到损害的人，正在使自己的思想朝恐怖主义的复仇方向发展。大体上，这就是苏维埃青年的政治情绪的轮廓。
苏联的个人恐怖历史清楚地标出国家一般演变的各个阶段。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气氛中，白卫分子或社会革命党人坚持恐怖行为。在以前的统治阶级对复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恐怖主义也随着消失了。到最近还感觉得到其回声的富农恐怖，总是带着地方的性质，这种恐怖是反苏维埃制度的游击战争的一种补充。至于最近发生的恐怖行为，既不是依靠旧统治阶级，也不是依靠富农。最近出现的恐怖分子，完全是从青年当中产生的，从共青团和党的队伍中产生的，并且还不是不经常地从统治阶层的子弟中产生出来。这种个人恐怖虽然完全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具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深刻地说明了官僚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和青年之间的尖锐矛盾。
经济冒险，跳降落伞，北极探险，明显的冷淡，“浪漫的胡作非为”，恐怖主义情绪，以及个人恐怖行为——所有这些集合起来，正在促使青年一代对老年一代的无法忍受的教育进行一次爆炸性的反抗。一次战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通风口，把越积越多的怨气排泄出去——但绝不会长久。在一次战争中，青年会很快地得到必要的战斗锻炼和目前最缺少的威信。同时，大多数“老人”的声望将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次战争也只会使官僚再有一个时期的苟延残喘。以后的政治冲突还会更加尖锐化。
当然，把苏联的基本政治问题降低为两代人的问题是片面的。在老年人当中有许多公开和暗中反对官僚的人，正像青年人当中有几十万完全唯唯诺诺的人一样。但是，不管对统治阶层的地位进行的攻击来自哪一方，来自左面还是右面，攻击者的主力总是来自那些被压迫的和心怀不满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青年。官僚是相当高明地了解这一点的。他们对于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任何事情，一般说来都是非常敏感的。自然，这些官僚为了防止后患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建立了主要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来抵抗年青的一代。
我们已经提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当然，谁也不耐烦说明，为什么违反团章，过了整整五年才召开代表大会。不仅如此，事情很快地就表明，这次经过慎重挑选和选择的代表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完全是为了剥夺青年的政治权利。根据新团章，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甚至在法律上也被剥夺了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权利。以后它的唯一活动领域是教育工作和文化训练工作。共青团的总书记根据上级的命令在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 停止谈论 工业和财政计划、降低生产成本、经济核算、作物的播种以及国家的其他重要问题， 好像这些问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整个国家完全可能要重复最后一句话：“好像这些问题是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至于那句傲慢的谴责：“停止谈论”，甚至在这次最驯服的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应。如果还记得，苏维埃法律规定十八岁是政治成熟的年龄，凡是达到这个年龄的青年男女都有充分的选举权，同时，根据旧团章，共青团员的年龄限制是二十三岁，因此这个组织的成员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超过这个年龄的，如果还记得这些情况，那末，那句傲慢的谴责就更加明显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同时进行的改革：它承认了超龄的共青团员是合法的，这样就增加了共青团的选举者的数目，同时又剥夺了整个组织的权利，使它不仅不能干预一般政治领域——这是绝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不能过问当前的经济问题。取消过去的年龄限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前共青团员转为党员几乎是一种自动的发展过程，现在则变得极其困难了。这种取消政治权利的最后残余——甚至连表面上的政治权利——的做法，是由于想把共青团完全地最终地放在大大清洗过的党的奴役下。这两项措施虽然很明显是彼此矛盾的，然而却是从同一个来源产生的，这个来源就是官僚对青年一代的畏惧。
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在发言中都明白表示是来执行斯大林的明确指示的。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是想事先就阻止可能发生的辩论。这些发言人以惊人的坦率说明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二政党。”这种说法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据统治集团看来，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果不遭到决定性的扼杀，就有变成第二政党的危险。另外一个发言人好像就是为了说明这些可能的倾向似的，他带着警告的口吻说，“正是托洛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曾企图蛊惑青年，用建立第二政党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鼓动青年。”这个发言人所引证的历史是错误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在他当权的时候”只是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政权进一步官僚化，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青年的决裂，并造成出现第二政党的危险。但是万想不到：事态的发展正好证实了这个警告，事实上已经把这个警告变成一个纲领了。日益蜕化的党只是对那些钻营之徒还具有吸引力。诚实而有思想的男女青年不能不厌恶那种拜占廷式 [3] 的奴颜婢膝、那种掩饰特权和专横的虚伪言词，以及那些互相吹捧的庸俗官僚的自吹自擂——整个说来，这些元帅，由于无力上天摘星星 [4]，只好尽量在自己的身上贴星花。因此，青年已经不再像十二三年前那样，是一个第二政党的“危险”问题，而是一个青年具有作为能够进一步推进十月革命事业的唯一力量这样一种历史必要性的问题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的修改，虽然增加了新的警察威胁，当然还是不会阻止青年在政治上的成熟，也不会阻止他们同官僚发生敌对性的冲突。
如果发生了巨大的政治骚乱，青年会走上哪条道路呢？他们将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在什么旗帜下呢？现在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尤其是青年自己。在青年的心里，蕴藏着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倾向。归根到底，基本群众的动向将决定于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决定于一次战争，决定于法西斯主义的新成就，或者相反，决定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论如何，官僚将会发现，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青年代表着一种具有强大爆炸力的历史冲击力量。
一八九四年，俄罗斯的专制政体通过年青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用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答复了那些胆怯地梦想参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一九三六年，苏维埃官僚对青年一代的还很模糊的要求作出的答复，是这样一句更加粗暴的话：“停止谈论！”这句话也会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斯大林政权为这句话所付的代价，不可能比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政权所付的代价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