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专政的加强”
近年来，有好几次宣布，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完全胜利”——在谈到“消灭富农阶级”问题时采取了特别明确的口气。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真理报》在阐述斯大林的一篇演说时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当中资本主义因素的 最后残余 将被消灭。”（重点是我们加的）从这种前景来看，国家在同一时期一定会消亡，因为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以后，国家便没有事可做了。布尔什维克党纲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说，“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只要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个国家权力没有完全消失，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阶级性。”然而，有些不谨慎的莫斯科理论家，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已被消灭而得出了国家消亡的结论，结果官僚便立即宣布了这种理论是“反革命的”。
官僚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本前提上呢？还是在结论上呢？两方面都有错误。最初宣布“完全胜利”的时候，左翼反对派作出的答复是：你们不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上，因为这些关系是不成熟的，是互相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同时离开了基本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由于它所依据的高度技术水平而具有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水平。”（马克思语）如果苏维埃的所有制形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把最先进的美国技术成就运用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去——那就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但是苏维埃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以低劳动生产率为基础，那就只能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出最后的估计。
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写道，“这不是怪事吗？国家不能摆脱物品荒。每采取一个步骤都会发生供应停止的情况。孩子们没有牛奶喝。但是官方的神谕却宣称：‘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玷污社会主义的名字更恶毒的吗？”卡尔，拉狄克——现在是苏联统治集团的一位著名政论家 [8] ——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的一期苏联专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上，对于上面的评论避而不答，而写了这样几句堪称不朽之作的话：“牛奶是乳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同一个乳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谈了，因此才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相当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也能在一个时期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句话是在可怕的饥荒正在全国猖獗的时候写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计划生产结构； 否则它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如果乳牛都社会化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奶不够，那就会由于牛奶供应不足而在下列一些方面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之间，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间，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整个劳苦群众和官僚之间。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乳牛社会化，才引起农民大批屠宰乳牛。由于匮乏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反过来引起“一切旧欺诈行为”的复活。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我们的答复。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一项决议，庄严地确认：国有化工业的成就，集体化的成就，资本主义分子的排除和富农阶级的消灭，所有这些成就表明，“苏联已经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面加强。”共产国际的这个宣告，尽管语气明确，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原则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已经“最后和不可变更地”取得了胜利，那末，重新“加强”专政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事。反过来说，如果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的真正需要而引起的，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还很遥远。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也都应当了解： 有必要“加强”专政——即政府采取镇压措施——这一点不是证明取得了一种无阶级的和谐局面这样的胜利，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有了发展。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而缺乏生活资料。
列宁曾经一度把社会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句话是有片面性的，这是为了当时的宣传目的而说的；但是这句话至少是以资本主义电气化水平为最低出发点。目前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电力，只等于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到，苏维埃当时已经被一种脱离群众的政治机器所代替，那末，共产国际就只能这样宣布，即社会主义就是 官僚权力加上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电气化。 这样一个定义非常确切，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个定义还很不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忠实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实验性目的的斯大林，在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出其不意地宣称，“为什么社会主义 能够、应当 而且 一定会 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 能够 ……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斯大林在这里附带地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而用 未来 的时态谈论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社会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候，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看到，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改变，连社会标准也常常改变。要苏联公民紧紧跟上“总路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在同罗易·霍华德谈话的时候，给苏维埃制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故意含糊其词的定义中，矛盾之多几乎同这段文字一样多。社会组织被称之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但是，苏维埃是一种政权形式，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名称不仅不同，而且从我们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还是矛盾的。只要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就应该取消，就像一座楼房盖好以后，手脚架应该撤除一样。斯大林提出了一句校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没有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百分之五没有完成呢？还是百分之七十五没有完成呢？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正像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指的是所有制的形式呢？还是技术呢？然而，定义含糊的地方正好表明，已经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那种明确得多的公式后退了。如果沿着同一条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会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是生产力，而苏维埃的根刚好不是茁壮到足以支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期枝叶：人的福利。
[1] 参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390页。——中译者注
[2] 同上书，第395页。——中译者注
[3]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68页。
[4] 参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94—295页。——中译者注
[5]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22页。——中译者注
[6]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58页。——中译者注
[7] 巴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英国处交大臣（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一年，一八四六至一八五二年），首相（一八五五至一八五八年，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五年）。原为保守党人，一八三〇年以后成为自由党人。任内曾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曾镇压印度、波兰等国的民族起义。——中译者注
[8] 一九三六年卡尔·拉狄克被捕，罪名是进行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恐怖阴谋活动。这句话是在这以前写的。——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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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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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一、货币和计划
我们在分析国家的时候，已经试图考察了苏维埃制度。我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次类似的考察。 国家和货币 这两个问题有若干共同点，因为二者归根到底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中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性，正如货币的强制性一样，也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除了用偶像——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便无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偶像当中最令人不安的用牙咬着大刀的偶像即国家来维护这种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将消失。因此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两种东西便应当开始逐步消亡。在国家转变为半国家状态的时候，在货币开始失去其魔力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这一点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摆脱资本主义的偶像以后，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朗、自由和有价值的关系。像“废除”货币、“废除”工资或者“消灭”国家和家庭等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特点的要求，只不过是机械论思想的典型表现。货币是不能专横地予以“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是不能专横地加以“消灭”的。这些东西必须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消逝。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我们双足动物对于多进行一分钟劳动不再采取吝啬态度、对于我们的配给量不再有可耻的担忧心理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对于金钱的崇拜才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货币失去了使人幸福也使人遭到摧残的能力以后，就会变成纯粹记账用的收据，用来使统计工作者感到方便，达到计划的目的。在还很遥远的未来，也许就不需要这种收据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因为他们会比我们聪明得多。
生产资料和信贷的国有化，国内贸易的合作化或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以及对于遗产制订的法律——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限制个人积累货币，防止货币变成私人资本（在高利贷方面、商业方面和工业方面）。然而，货币的这些职能，虽然同剥削有联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却没有取消，反而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转到国家手中，即转到唯一的商人、信贷者和工业家手中。与此同时，货币的更为基本的职能，例如作为 价值的尺度、交换的手段 和 支付的媒介，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拥有的活动范围比在资本主义之下还要广阔。
政府的计划已经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它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一个想象中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城乡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中——并不是一种不变的福音，而是一种概括的假定，它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加以检验和修改。我们的确可以定出这样一条法则：行政的任务完成得越“准确”，经济的领导就越糟。为了制订和实施计划，有两个杠杆是必需的：一个是政治杠杆，其形式为有关的群众真正参加领导，这一点如果没有苏维埃民主，那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是财政杠杆，其形式为在唯一等价物的帮助下真正检验想象中的估计，这一点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货币在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还有长期发展的前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整个说来，并不意味着削减贸易，恰恰相反，还会大大地扩大。一切工业部门都会改造自己并且发展下去。新的工业部门会继续不断地产生，而所有的部门必然要规定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数量上或者是质量上，都必须这样。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的消灭，以及闭关自守的家庭生活的消失，意味着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者在私人住房里消耗掉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领域，实际上也就是转移到货币流通的领域。所有的产品和劳务，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彼此交换。
另一方面，如果计划制度中不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个人利益，即他们的自我利益，那末，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自我利益，只有在传统的可靠而有伸缩性的工具即货币能为它服务的时候，才是有成果的。如果没有一种准确的尺度在一切工业部门普遍运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货币单位，那末，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因此，很明显，在过渡经济中，也正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一样，唯一可靠的货币是以黄金为基础。所有其他的货币只不过是代替品。固然苏维埃国家的手中掌握着大批商品，同时还掌握着印制货币的机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情况。政府在商品价格领域所进行的操纵，无论是对国内贸易或是就对外贸易来说，都根本没有建立或者改换一种稳定的货币单位。苏联的货币制度，正像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取消了独立的基础以后——即不再以黄金为基础以后，就必然具有一种闭关自守的性质。对世界市场来说，卢布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苏联能够比德国或者意大利更顺利地经受得住这种货币制度的反面影响，那末，这只是部分地由于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垄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国家的自然财富。只是由于这一点，苏联才没有被自给自足的经济扼死。然而，历史任务并不仅仅在于避免扼死，而是要建立一种完全合理的强有力的经济，它可以同世界市场上的最高成就媲美，它保证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因而也保证文化呈现最繁荣的景象。
富有生气的苏联经济，正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和大规模实验，它比任何其他经济更需要用一种稳定的价值尺度来继续进行试验。从理论上说，毫无疑问，如果苏联经济拥有金卢布，那末，五年计划的结果就会比现在的情况有利得多。当然，不能“无中生有” [1]。但是，也绝不能把不得已的事装成自愿做的事，因为那样做，在经济方面就会造成更多的错误和损失。
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苏联通货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经济上有困难、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历史，而且是一部官僚主义思想左右摇摆的历史。
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卢布恢复了。这种恢复同“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恢复起来是直接有联系的。只要对富裕农民的方针继续执行下去，金卢布就是政府所关心的对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反地，所有膨胀的水闸都开放了。通货的总发行额，从一九二五年初的七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八年初的十七亿卢布，这还是比较适中的数字，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大战前沙俄的纸币流通额——但是，当然没有以前的准备金作为基础了。此后，通货膨胀的曲线年年上升，其高涨的数字顺序如下：从二十亿到二十八亿，到四十三亿，到五十五亿，然后是八十四亿！最后的数字八十四亿卢布是在一九三三年初达到的。在这以后，来了一个重新考虑和退却的时期：从六十九亿到七十七亿，到七十九亿（一九三五年）。一九二四年按照官定汇兑价格，一个卢布等于十三个法郎，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个卢布已经下跌到只等于三个法郎——这就是说，还不到原来价值的四分之一，或者几乎等于法国法郎由于战争而贬值的程度。两种比价，老的和新的，都是以一定的情况为条件的；目前一个卢布按照世界价格所具有的购买力，还抵不上一个半法郎。虽然如此，贬值的程度表明，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苏联通货的价值是以怎样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速度下跌着。
斯大林在全力推行他的经济冒险主义的时候，曾经答应要把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所有的报刊，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样，都纷纷写道，“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将最后代替商人的贩卖，这一点的表面征象就是实行粮食券。与此同时，通货膨胀遭到了坚决的拒绝，把它当作一种与苏维埃制度不兼容的现象。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说道，“苏联通货价格的稳定性，主要是由这样一点来保证的，即国家手里掌握着大量商品，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尽管这种谜样的话既没有进一步发挥，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一部分的确因为如此），这一段话已经变成苏联货币理论的基本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变成这种理论所排斥的通货膨胀的基本法则。此后，金卢布即被证明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等价物，而只不过是“大”量商品的普遍阴影而已。这个阴影也像所有的阴影一样，有权伸长自己，也有权缩短自己。如果说这种自我安慰的理论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末，也只能是这样，即苏联的货币已经不再是货币；它已经不再是一种价值的尺度；“稳定的价格”是由国家政权规定的；金卢布只不过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即一种普遍使用的分配券。总之，社会主义已经“最终地不可变更地”胜利了。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最空想的看法，就这样在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上恢复起来。这种经济基础固然提高了一些，但是从取消货币流通来说，还是很不够的。当时统治集团全部抱着这种看法，即只要有计划经济，通货膨胀就没有什么可怕。这就差不多等于说，如果手里有指南针，坐破船也没危险。实际上，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信贷膨胀，它带来的结果是，虚假代替了真实，同时使计划经济从内部遭到腐蚀。
不用说，通货膨胀意味着把可怕的捐税加在劳苦群众身上。至于社会主义在它的帮助下所得到的好处，那是很成疑问的。工业固然在继续迅速发展，但是巨大建设的经济效率，是从统计上计算的，而不是从经济上计算的。官僚既然掌管着卢布——即给予不同的居民阶层和经济部门以各种各样硬性规定的购买力——它就使自己失去了客观衡量自己的成败的必要工具。没有正确的核算，而以“约定俗成的卢布”组合的办法在纸面上加以掩饰，这样实际上就引起个人利益的下降，生产率的降低，以及产品质量的进一步下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这种坏现象达到日益具有威胁性的程度。一九三一年七月，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六条件”，这些条件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条件（按照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付酬，生产成本核算，等等），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已经提出来，到一九二三年初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又有了发展。只是到了一九三一年，在基本建设投资的效率下降的影响下，斯大林才注意到这种法规。在以后的两年中，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提到这些“条件”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由此产生的各种症状自然都没有治好。对破坏分子和怠工分子虽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无济于事。
官僚一方面展开斗争反对“不分个人”和“平等化”，即反对无记名的“平均”劳动和类似的“平均”工资，人人一样；另一方面又把新经济政策，即用货币来表示一切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的政策，“送到阴间去”。现在看来，像这样的事简直是不可相信的。官僚们一只手恢复“资产阶级法规”，另一只手又去毁坏这种法规下唯一有用的东西。由于“关闭的分配办法”代替了商业，价格完全陷于混乱状态，结果个人劳动和个人工资之间的一切联系当然趋于消失，工人为个人利益而劳动的兴趣也就因而消失。
在经济核算、质量、生产成本以反生产率方面，最严格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领导人们认识到，不应该说所有的经济困难是人们恶意地没有实现斯大林的六个条件造成的。当时即使最谨慎地谈到通货膨胀，也被当作一种滔天大罪。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当局常常指控教师们违反学校的卫生规则，可是另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说缺乏肥皂。
金卢布的命运问题，在共产党派系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对派的纲领（一九二七年）要求“保证货币单位的绝对稳定”。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一个主题。一九三二年反对派的国外机关报写道，“用铁手腕使通货膨胀停止发展，并且恢复稳定的通货单位”，甚至“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也在所不惜。“乌龟速度”的维护者和超工业化者，这时好像暂时互换了位置。针对着他们所吹嘘的将把市场“送到阴间去”的大话，反对派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挂起这样一幅标语：“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的梅毒。”
在农业领域，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也是同样严重的。
在农民政策还是针对着富裕农民的时期，据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通过合作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合作社由于一个接一个地拥有了购买、销售和信贷的职能，最后一定也会使生产本身社会化。所有这些合起来，就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沿着完全不同并且几乎相反的道路发展的，即用暴力来非富农化和全盘集体化。单个经济职能的逐步社会化，以及为此而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方面进行准备，这些事都闭口不谈了。集体化实行以后，好像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中也同时实现了。
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有一半以上的牲畜被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政府被迫作了一次仓促的撤退。它又一次提供给农民小鸡、猪、羊和乳牛，作为个人的财产。它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人的土地。集体化的影片开始倒过来放映。
国家这样恢复小型的个体农业经济，是采取一种妥协的办法，正像当时的情况那样，企图用钱来使农民抛弃个人主义倾向。集体农庄保留下来了，因此乍看起来，这种撤退好像是次要的事情。其实，这种撤退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能说是过高的。如果撇开集体农庄的贵族不谈，那末，普通农民的日常需要，在较大的程度上还是依靠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依靠参加集体农庄。一个农民从个体经营当中所得到的收入，特别是从事技术性工作，如种植果树或饲养牲畜，往往比在集体经济中所得到的多两倍。这个事实已经为苏联的报刊本身所证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千百万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在小型经营中完全野蛮地浪费掉了；另一方面，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为了提高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水平，必须再用农民所懂的语言同农民交谈——这就是说，恢复市场，从实物税再回到商业上来——一句话，把过早地送到撒旦那里去的新经济政策，再从撒旦那里请回来。因此，过渡到一种多多少少稳定的货币核算，便成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卢布的复兴
大家都知道，智慧的猫头鹰是到日落以后才飞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货币和价格理论，只是在通货膨胀论者的幻想破灭以后才发展起来。忠实的教授们为了发挥上面提到的那段斯大林说的谜一样的话，便创造了一整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苏维埃价格同市场价格对比之下，具有一种唯一的计划的和指导的性质。这就是说，苏维埃价格不属于一种经济范畴，而属于一种行政范畴，因此它可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在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方面更好地服务。教授们忘记说明，不知道实际成本，怎么能“指导”价格；同时，如果所有的价格都是表现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现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那末，又如何估计实际成本。实际上，政府为了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已经把捐税、国家预算和信贷制度等这样有力的杠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根据一九三六年的支出预算，用来资助各个经济部门的直接拨款在三百七十六亿卢布以上，间接拨款也有许多亿。预算和信贷机构在计划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是完全胜任的。至于价格，越是忠实地开始表达今日的实际经济关系，就会越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指导性”价格，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像在学者的著作当中那样感动人。在同一件商品上，价格规定了好多种。在这些不同价格的巨大差额当中，形形色色的投机、倒把、奉承阿谀以及其他坏事都找到了地盘，这已不是例外的情况，而成了一般的现象。与此同时，金卢布本来应当是稳定价格的固定阴影，实际上却变成本身的阴影了。
这时，方针又需要进行一次急剧的改变了，不过这次改变是由经济成就所产生的困难而促成的。一九三五年一开始，面包券取消了。到十月，其他食品券取消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一般工业消费品券也取消了。城乡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此都用货币来表示。卢布成为居民影响经济计划的一种工具，首先是从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开始。要使苏维埃经济合理化，再没有别的办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宣布说，“目前关于银行和工业相互关系的制度必须修改，银行必须认真地用卢布来进行监督。”这样，对政府计划的迷信和对政府价格的幻想就都破灭了。如果说，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在财政领域把卢布逐步代之以分配券，那末，一九三五年的改革就必须当作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然而，实际上，这样一种估计将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用卢布代替分配券，只不过是说明排斥了空想，公开承认必须重新采取资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宣称，“苏维埃卢布是世界上价值最稳定的货币。”如果认为这种宣布完全是吹嘘，那就错了。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增加年年超过支出。说实在的，对外贸易本身虽然微不足道，却是顺差。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一九二六年只值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现在则已达十亿以上。国内黄金的产量增长得很快。一九三六年，这个工业部门估计已居世界第一位。在市场恢复的情况下，商品流通发展得非常迅速。纸币膨胀的情况，实际上在一九三四年已经停止。卢布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稳定的因素已经出现。尽管如此，财政人民委员的宣布，必须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作是过分乐观的表示。如果说苏维埃卢布在工业的一般增长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那末，生产成本高得惊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点。卢布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即苏联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卢布本身感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即将来到的时候，才会成为最稳定的货币。
从财政的技术观点来看，就更不能说卢布最优越。黄金储备虽然超过十亿卢布，但全国流通的纸币差不多有八十亿卢布。因此，黄金储备只占流通货币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国家银行的黄金，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不可动用的战争准备金的性质，而不是作为通货的基础。从理论上说，说实在的，苏维埃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不可能采用金本位制，以使国内的经济计划准确，使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简化。因此，通货在交给鬼魂以前，还能再一次发出纯金的光辉。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还不是最近将来的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还谈不上改变成金本位。然而，只要政府增加黄金储备，设法提高这种储备同纸币的百分比，即使是纯粹理论上的百分比；只要纸币发行的限度是根据客观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于官僚的意志；那末，苏维埃卢布至少可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地步。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会得到巨大的好处。将来如果能够坚决防止膨胀，那末，通货虽然已经失去了金本位所具有的好处，但是毫无疑问，一定能够有助于治疗多年来官僚主观主义给经济造成的许多严重的创伤。
四、斯达汉诺夫运动
马克思说，“一切经济”——也就是在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同自然进行的各种斗争——“归根到底，在于时间的节约。”历史归结到最初的基础，也不过是争取节约劳动时间的斗争。社会主义还不能只用废除剥削来辩护；它必须比资本主义更能保证社会节约时间。如果不实现这个条件，仅仅取消剥削，那就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插曲，没有什么前途。在运用社会主义方法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历史实验，已经显示了这些方法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苏维埃经济还远远没有学会利用时间，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最宝贵的文化原料。输入的技术，本来是节约时间的主要工具，但是在苏维埃土地上还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产生的那些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点对于一切文明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事实已经表明，它能够而且应当取得胜利。但是它还没有取得胜利。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断都是无知和吹嘘所产生的结果。
说公道话，莫洛托夫有时比苏联其他领导人能够稍微多摆晚一点官样文章，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还比美国和欧洲低得很多。”把这句话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比欧洲和美国低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百分之八十，有时甚至低百分之九十，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却相应地高得多。莫洛托夫在这篇演说中更加概括地承认：“我们的工人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比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应水平低些。”关于这一点，还应当补充这样一句：平均生活水平也是这样。用不着说明，这些顺便说出来的具有严肃意义的话，多么无情地反驳了数不清的官方当局的那些大话和外国“友人”的那些动听的话！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以及对于国防的关怀，是苏联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苏联演变的各个阶段，这一斗争都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突击队”的方法，是建筑在鼓动、个人模范、行政压力以及各种集体鼓励和特权等基础上的。在一九三一年“六条件”的基础上实行一种计件工资的企图，由于通货所具有的那种变幻莫测的性质和价格不统一而发生了困难。国家分配产品的制度，用一种所谓“奖金制度”代替了有伸缩性的有差别的劳动价值，而这种“奖金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按照官僚的随心所欲来偿付劳动价值。为了争夺许许多多的特权，突击队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过特别提拔的骗子手。归根到底，整个制度终于完全违背了自己本来的目的。
只有废除购货券制度，开始稳定通货和统一价格以后，才为实行计件工资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突击队被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代替了。为了追求卢布——到这个时候卢布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工人才开始更加关心自己使用的机器，更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时间。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加强劳动强度，甚至延长工作日。在所谓“非劳动”时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便把他们的櫈子和工具整理就绪，把原料分类放好，队长则向队员发出指示，等等，这样一来，七小时工作日只不过剩下了一个名义。
计件工资的秘密，并不是苏联的官员发现的。这种制度使人们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但从表面上看不出强制的性质，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制度。工人对于这种革新不仅不同情，而且采取敌对的态度。要希望他们采取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近情理的。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毫无疑问，有真正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这种人，特别是在行政管理方面，究竟比纯粹的钻营分子和骗子手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很难说。不过，大多数工人都是从卢布的角度对待这种新的支付方法的，而他们往往不能不发觉他们拿到的工资越来越少。
虽然乍看起来，在“社会主义最终地和不可变更地胜利”以后，苏联政府重新采取计件工资的办法，似乎可能是向资本主义关系后退，实际上，在这里必须重述在卢布复兴问题上说过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放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仅仅是抛弃幼稚的幻想这样一个问题。工资支付的方式只不过是更好地符合于国家的实际资源。“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
但是，苏联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的伪装，还不能过下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麦日劳克在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卢布正在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劳动支付原则的唯一实际手段。”虽然在旧君主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公共厕所，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工人国家中，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卢布是实现 资本主义 劳动支付原则的“唯一实际手段”，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这种矛盾我们已经熟悉了。在创造“社会主义”计件工资制度这个新的神话的时候，麦日劳克补充说，“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些先生们在玩弄理论方面的确是毫不害羞的！当劳动的速度是由追求卢布来决定时，人们并没有各尽“所能”——即按照自己的神经和肌肉情况进行劳动——而是侵犯自己的能力。这种方法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辩护，只能用迫切需要来辩解。把这种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具有这样的嘲笑意味，即把一种新的和更高的文化思想践踏到大家所熟悉的资本主义泥坑里去了。
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现在读者当会看到，给苏联的那些按照官方方便而运用的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多么重要。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固然要求严格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控制形式比资本的剥削天才们所发现的控制形式要人道些。可是在苏联，现在正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强使落后的人材去适应从资本主义方面借来的技术。在争取取得欧洲和美国水平的斗争中，像计件工资制等典型的剥削方法所运用的那样赤裸那样粗暴的形式，连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会容许。在苏联，工人“为自己”工作这一点，只有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才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这样预言——才能认为是真实的，即工人不服从高高在上的专制的官僚。无论如何，生产资料国有制并没有把大粪变成黄金，也没有给耗尽一切生产力当中最伟大的因素——人——的血汗制度围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工作，要从恰好相反的一端开始——即不是从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始，而是从废除这种作为野蛮的残余的计件工资制开始。
要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功过加以评定，还为时过早；但是要分辨运动的某些特点以及整个制度的某些特点，已经完全可能。个别工人的某些成就，毫无疑问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的，因为这种成就证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要在整个经济当中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一个生产过程同另一个生产过程是密切地相互依赖的，因此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能继续不断地获得高产量的。如果在单独的工厂和企业关系方面对生产不进行改组，平均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如此，要把千百万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稍微提高一点，那要比鼓动几千名积极分子难得无可比拟。
正像我们所听到的，领导人自己有时也抱怨苏联的工人缺乏技术。但是，这只说明了实际情况的一半，而且还不到一半。俄国的工人是富有进取心的，是手艺精巧的，而且是有天赋的。随便找一百个苏联工人，比如说派到美国工业的条件下工作，那末，只要几个月，甚至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也许就不至于落在同类美国工人的后面。困难在于总的劳动组织。苏联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担负新的生产任务方面，通常比工人还要差得多。
有了新的技术，计件工资制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目前还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有步骤地提高。但是，要为这一点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那就要求从车间的工长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提高管理水平。而斯达汉诺夫运动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满足这种要求。官僚绝望地试图越过自己所不能越过的困难。由于计件工资制本身没有立即产生人们所期望的奇迹，官僚便用粗暴的行政压力来帮助这种计件工资制，一方面给予奖金和口头表扬，另一方面则实行惩罚。
这个运动最初采取的步骤表现在这样的事情上，即对被指控进行反抗、怠工，有时甚至谋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技术工程人员和工人进行大批的镇压。镇压的严厉证明了反抗强烈到什么程度。上司把这种所谓“怠工”说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实际上，这种情况主要是技术、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困难所引起的，而相当大一部分困难又是官僚本身造成的。这种“怠工”很快就被明显地压制下去。心怀不满的人都害怕了；聪明的人则采取沉默的态度。电报像雪片一样到处飞舞，报道前所未闻的成就。而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一种个别先锋的问题，那末，服从命令的地方管理机构就是经过事先的特殊考虑来安排这种工作的，即使这样做要牺牲矿山或基尔特的其他工人。但是，在几十万工人突然列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队伍中的时候，管理机构又完全陷于混乱状态。它不知道怎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生产制度安排妥当，从客观上看，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于是它便设法侵犯劳动力和技术。在发条慢慢松下来的时候，它便用钉子把小齿轮拨动一下。实行“斯达汉诺夫运动”日和十日周的结果是，许多企业陷于一片混乱。这种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乍看起来是令人吃惊的——即随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往往不是企业总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下降。
目前，这个运动的“英雄”时期显然已经过去。日常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必须进行学习。那些教别人的人，特别需要更多地学习。但是，他们正好是最不愿意学习的人。使苏联经济的所有基尔特后退并陷于瘫痪状态的那个社会基尔特，就是官僚组织。
[1] Ηа нет и суда нет.——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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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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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1]
一、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苏联的历史学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在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都曾经历一系列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的过程。试图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和辩护，显然不能自圆其说。领导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预见性。斯大林派却一点也没有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每次都是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他们完全用行政手段来应付新的局面。关于每次形势转变的理论，都是在事后才创造出来的，同时很少考虑他们过去是怎么说的。根据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和文件，历史学家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谓“左翼反对派”对国内事态发展的进程倒是提供了正确得多得多的分析，而且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远为符合实际情况的预见性。
乍看起来，这个论断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矛盾的，即没有远见的派别不断地取得胜利，而洞察力比较深刻的集团倒是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这种反驳意见自然会从心里产生，但是，它只对这样的人有说服力，即以理性主义的方法思考问题，同时认为政治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或者一盘棋赛。政治斗争就其本质来说，是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斗争，而不是说理的斗争。领导的品质如何对于斗争的结果当然不是无所谓的，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归根到底，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另外，斗争的每个阵营都是按照本身的形象来选择自己的领袖的。
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拥上权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沙皇统治集团“更加聪明”或者“更加机灵”，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举行起义反抗旧制度的革命人民群众，克伦斯基能够把列宁打入地下和监禁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不是因为他在个人才能方面超过这些人，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和士兵还在追随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个人的“高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在于他没有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远些。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争取过去，并不是由于其领导人个人的高超，而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对比。最后无产阶级终于成功地领导了心怀不满的农民去反抗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包括它的上升阶段以及下降阶段——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即相互接替的“领导人” 和“英雄”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符合那些支持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性质。只是由于这种符合，而不是由于任何不相干的什么高超，那些“领导人”和“英雄”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他个人的作用。米拉波 [2]、布里索 [3]、罗伯斯庇尔、巴拉斯 [4] 和波拿巴 [5] 的相继当权，都是遵循着远比这些历史主角本身的特点为有效的客观规律。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每次革命以后，接踵而至的总是反动，甚至是反革命。这种情况固然从来没有把整个民族拖回到原来的起点，但它往往把人民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夺走。在第一次反动浪潮下遭到牺牲的，一般总是在革命进攻期间站在群众前列的那些先锋、首倡者和鼓动者。代替他们的是站在第二线、同以前的革命敌人结成联盟的人民，这些人站到了最前列。“主角们”在公开政治舞台进行着富有戏剧性的决斗，在这种决斗下面，阶级关系发生着变化；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即新近参加革命的群众在心理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许多同志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活动的革命首创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替所有这些的是出现了那么多卑鄙、懦弱、胆怯和自私自利的现象？拉柯夫斯基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生活史作为回答，并以巴贝夫 [6] 为例。他说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 [7] 出来以后，对于巴黎郊区英雄的人民所发生的变化也感到惊奇。革命是一种大量消耗人的精力（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集体的）的事情。神经要失去抵抗力。意识要动摇，性格要磨尽。事态的发展太快，以至新力量来不及弥补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被排挤出政府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郊区的人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陷于严重的贫困状态，以至他们还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准备好举行一次新的起义。
在苏联的书刊中有这样一句原则性的论断，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则“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论断是根本没有科学内容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于世界形势和内部力量的具体对比。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统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而绝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形成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阶级，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空前的速度从半封建的君主政体跳跃到社会主义专政；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态发展都不断地促进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着一次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直接得到帮助。国家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却长期陷于前景不妙的贫困状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极度失望的情绪。“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统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指挥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把国内战争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坚决地贯彻到每个地方。于是，群众便在各方面逐步地被排除实际参加国家的领导工作。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有了极大的希望和信心，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新生命，他们越来越大胆。最初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年轻的官僚，现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个阶级之间的仲载法庭了。官僚的独立性越来越得到加强。
国际形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阶级遭到的打击越沉重，苏维埃官僚的自信心越强。二者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上的关系，而且有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两方面都起作用。官僚的领导人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收；而这种失败又促进了官僚的兴起。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和德国工人党不光采的退却，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起义企图的瓦解，一九二六年美国总罢工的被叛卖和波兰工人党在毕苏斯基 [8] 上台时的可耻行为，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惨遭屠杀，最后还有德国和奥地利最近遭到的更为不祥的失败——所有这些历史性灾祸，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并使官僚作为唯一的救星而越来越提高自己的地位。
至于十三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的原因，作者不能不提起自己的其他著作。作者在那些著作中试图揭露这一点，即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由于脱离群众和非常保守而对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摧毁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怀的是这样一个无可辩驳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即欧洲和亚洲的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一方面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却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具有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苏联工人热情地注视着德国，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开始夺取政权。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给苏联劳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失望。苏联官僚立刻展开了一个运动，反对“不断革命”论，并且给予左翼反对派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苏联居民又有了新的希望。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东方，当时在那里中国革命的戏剧正在发展。左翼反对派已经从以前遭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且正在征收大批新的追随者。一九二七年底，中国革命遭到了刽子手蒋介石的屠杀，共产国际实际上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出卖给了蒋介石。一种失望的冷潮淹没了苏联的群众。官僚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后，最后便在一九二八年对这个反对派大肆逮捕。
的确，有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聚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毫无疑问地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一次新的斗争可以大大地改变局势。与此同时，官僚说，“为了国际革命，反对派建议把我们拖进一次革命战争。动荡得已经够了！我们已经赢得了休息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请信赖我们，信赖你们的领导人！”这种休息的福音大大地巩固了官僚机关以及军官和国家官员，并且毫无疑问地在疲倦的工人当中，特别是农民群众当中得到了共鸣。他们问自己：反对派真是为了“不断革命”的想法而准备牺牲苏联的利益吗？实际上，这种斗争同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利益是一直有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错误政策，十年后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即造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具有威胁性的战争危险。在中国执行的同样错误的政策，支持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方的危险大大迫近。然而，反动时期的特点，首先还在于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被孤立了。官僚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困惑和消极情绪，使其中比较落后的阶层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一般地来说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同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不多的几年当中，官僚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
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
新统治阶层很快就流露出自己的想法、感情以及更为重要的私心。当前官僚当中较老一代的绝大多数人，在十月革命时期都是站在营垒的另一边的。（就以苏联的驻外大使为例吧：特罗扬诺夫斯基、马伊斯基、波丹金、苏里兹、金楚克等就是这样。）要不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现在的官僚当中，那些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里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轻的官僚，都是年老一辈的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他们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们完全适合于利用十月革命。
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发生的个人偶然事件，当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列宁的生病和逝世就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进程。如果列宁活得再长些，官僚政权的压力至少在头几年当中会发展得比较慢些。但是早在一九二六年，克鲁普斯卡娅就在一些左翼反对派人士当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也许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当时列宁的担心和令人不安的预言，对于她来说还记忆犹新，她没有抱什么幻想，以为列宁个人的无上权威可以抵挡得住相反的历史潮流。
官僚征服了比左翼反对派更多的东西。它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击败了列宁的纲领，而列宁曾经看到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主要危险。官僚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思想和论辩，而是自己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