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二章 进潮 诬蔑，这个有力的武器，是两面可以伤人的。如果布尔什维克派是德国奸细，那么这个消息为什么主要地是从民众最怨恨的人方面传来的呢？为什么是立宪民主党的报纸——这些报纸向来是以最卑鄙的动机猜度工人和士兵的——最喧嚷最坚决控告布尔什维克派呢？那些反动的监工或工程师，自从暴动以后就躲在角落里了，现在为什么忽然跳出来咒诅布尔什维克派呢？军队中最反动的军官为什么神气活现了呢？他们咒诅“列宁一伙人”时候，又为什么举起拳头向士兵挥舞，仿佛士兵就是卖国贼呢？ 每个工厂都有其布尔什维克。“我像德国奸细么，伙计，”——一个铁工或一个木工会这样问，他的一生历史，工人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有时，妥协派为了抵抗反革命进攻，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计划，而无意之中替布尔什维克派开路。士兵比连衣可说起某次士兵会议上，军医马可维趣，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党徒，如何反驳人家对于列宁做奸细的控告，只为的更坚决地攻击列宁的政治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和含有毒害的。没有用！“如果列宁是聪明的，并非奸细，也非卖国贼，他要和平，那么我们就赞成他。”——开会之后士兵们这样说。 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暂时停顿了一下之后又扩展起来了。托洛茨基在八月半间写道：“报偿来得很快。受人打击，受人迫害，受人诬蔑，我们的党却从来未曾像近几日如此迅速发展过。这个过程，不久就要从首都传到外省去的，从城市传到乡村和军队去的。……全国所有劳动群众，到了新的考验时候，将晓得把他们的命运和我们党的命运结合起来。” 同以前一样，彼得格勒仍旧占据领导地位。好像有一把大扫帚在各工厂扫除一般，妥协派的影响，连最后的角落里和夹缝里都被肃清了。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说：“保卫主义的最后堡垒陷落了，那些保卫派老爷，在那奥布霍夫斯基大工厂里唯我独尊之时，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么？……现在他们不敢在那工厂抛头露面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政局选举，共投了55万票，比七月间区政局选举时少得多了。社会革命党损失了三十七万五千票以上，但还保有20多万票，还占全体票数37%。立宪民主党只得全体票数五分之一。“我们的孟什维克派则只有可怜的二万三千票，”苏汉诺夫说，出于每人意料之外，布尔什维克差不多得到20万票，或约总数三分之一。 八月半间，乌拉尔诸工会开一个地方会议，共代表15万工人，关于一切问题，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决议案。在基辅，8月20日，工厂委员会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决议案也以161票对35票及13票弃权之多数，通过了。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市政局的民主选举恰与科尔尼洛夫暴动同时，选出的102个位置中布尔什维克派得58个，社会革命党得24个，孟什维克派得4个。在喀琅施塔得，一个布尔什维克卜列克曼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包克洛夫斯基则被选为市长。并非各处都是如此明显的，有些地方发展很慢。但在8月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差不多全国各处都增长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很有力量推动了群众左倾。斯鲁茨基关于此事提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革命时时需要反革命的鞭策。危险唤醒了魄力，也激起了智谋。集体的思想更紧张地工作着。并不缺少材料以推出结论。人家宣布需要一个合作政府为了保卫革命，然而那些来合作的人竟是反革命党。人家宣布莫斯科国政会议是表示举国一致，惟有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警告说：“此次会议……将必然变为反革命阴谋的工具。”事变证实了这话。现在克伦斯基自己也宣布了：“莫斯科国政会议……乃是8月27日的序幕。……在会场上估计势力。……在会场上，未来的独裁者科尔尼洛夫第一次被介绍于全俄国。……”说这话时，好像克伦斯基不是此次会议的发起人、组织者和主席！好像不是他介绍科尔尼洛夫，称之为革命的“第一大兵”！好像恢复士兵死刑来武装科尔尼洛夫的不是临时政府！好像布尔什维克派的警告未曾被人宣布为煽惑群众！ 此外，彼得格勒卫戍军还记得，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二天，布尔什维克派在士兵部会议上指出：几团进步的士兵被调离首都，是含有反革命作用的。对于这话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代表，以恐吓的手段回答：不许讨论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事命令。以此精神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派显然不是信口胡说的！”——现在无党派关系的工人和士兵一定会这样对自己说。 如果那些阴谋的军官是有罪的，如妥协派自己事后所指责，不仅有将里加送给敌人之罪，而且有七月失败之罪，——那么又为什么要迫害布尔什维克派和枪毙士兵呢？如果那些军人8月27日图谋挑唆工人和士兵上街示威，那么7月4日的流血冲突，他们也不是有一手么？还有：在这一切故事之中，克伦斯基的立场又是什么？他把骑兵第三军调来反对什么人？他为什么任命萨文可夫做总督，任命费洛宁科副之？这个费洛宁科，这个候补执政之一又是谁？出人意外的从装甲汽车师来了一个答复：费洛宁科在本师当过尉官，曾以最恶毒的嘲笑和侮辱施于士兵。那个可疑的角色查伏衣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说，选这些冒险家来担任高级职位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呢？ 事实是简单的，好多人都记得的，所有的人都能明白的，无法否认的，咄咄迫人的。野蛮师，破坏的路轨，冬宫和司令部互相攻击的话，萨文可夫和克伦斯基的证言，——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地一个无可辩护的控诉，对于妥协派及其政制！迫害布尔什维克派有什么意义，现在完全明白了，这本是准备政变时一个不可缺少的原素。 工人和士兵一经明白了这个，就感到一阵羞耻。列宁躲起来了，只因为人家无耻地诬蔑他么？其他的人被关在牢内了，只为的要取悦于立宪民主党人，将军，银行家，协约国外交家么？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钻营官职，他们受人憎恨，恰恰是为了他们不肯加入那个叫做合作政府的股份公司！这便是工人，普通民众，被压迫者达到的结论。从这种情绪出发，加上有点对不起布尔什维克派的感觉，就产生出一种不可征服的忠贞于党，一种信任对于党的诸领袖。 老资格士兵，军队中的下级干部分子，炮兵，准尉官，以他们的一切力量坚持至最后几日。他们不肯把他们的战争业绩，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英勇行为，一笔抹杀：这一切难道都是空费的么？但到了底下最后支柱都崩塌了时候，他们便突然向左转，转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现在他们完全走到革命方面来了，带着他们的准尉臂章，他们的老兵资格；他们咬紧的牙齿说：他们在战争之中上了当，但这回他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到底的。 根据各地文武官厅的报告，在那几日，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一般群众活动、各种大胆要求、各种对剥削的反抗、各种先进运动的同义字了。总之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革命之别名。这是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么？那些罢工者，那些反抗的水兵，不满的士兵妻子，那些暴动的农民一定这样自问的。可以说是上头的人迫得群众，把自己本有的思想和要求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口号合一起来。如此，革命便把人家攻击它的武器拿过来自己使用了。在历史上，不仅合理的常变为荒谬的，而且荒谬的也常变为合理的，——倘若社会发展有此要求时候。 政治空气之改变，很明白地表现在8月30日两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当时喀琅施塔得派来的代表要求有几个坐位在这最高机关之中。这是可能的么？这些肆无忌惮的喀琅施塔得人，曾在此初步判罪和驱逐的，此后他们的代表竟可以在这里占据几个坐位么？但如何拒绝他们呢？昨天，喀琅施塔得的海陆士兵才来保卫彼得格勒。曙光号上水兵甚至现在还守护着冬宫。领袖们私下商议了一会之后，终于献给喀琅施塔得的人以四个坐位，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这让步被冷淡的接受了，没有人表示感谢。 莫斯科卫戍军一个士兵秦宁诺夫记道：“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所有队伍都染上了布尔什维克色彩，……大家都心服于（布尔什维克派）预言，说科尔尼洛夫不久就要求攻彼得格勒城门了。”弥特别列维趣，装甲汽车师一个士兵，回忆了战胜叛乱的将军之后口口相传的英雄传说：“那些传说不外是关于如何勇敢，如何伟大的故事；人家说：既然如此勇敢，我们就可以同全世界作战了。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又活跃起来了。” 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于科尔尼洛夫叛乱那几天从狱中放出来，立刻到赫尔辛基去。他说：“群众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芬兰地方苏维埃大会上，右派社会革命党只占很少的数目，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取得了领导权。人们选举史密尔卡为苏维埃地方委员会主席，史密尔卡虽很年轻，却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了，——一个非常左倾的人，四月事变之中已经倾向于推翻临时政府。人们又选举帅恩曼为赫尔辛基苏维埃主席，——一个布尔什维克，后来做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一个谨慎的而有官僚习气的人，但那时是同其他领袖并驾齐驱的。赫尔辛基苏维埃依靠于卫戍军和俄国工人之上。临时政府不许芬兰人召集议会，上次议会就是临时政府解散的。但那个地方委员会邀请芬兰人召集议会，并自愿保护它。地方委员会又拒绝执行临时政府命令，将若干队伍调离芬兰。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在这里，在芬兰，建立苏维埃专政了。 九月初，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从俄国许多城市传来消息，说最近期间的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但尤其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影响在工人和士兵广大的民主群众中散布得很普遍。”也加德林诺斯拉夫地方布尔什维克阿卫灵写道：“甚至当初不肯听我们说话的那些工厂，科尔尼洛夫事件发生几日中，工人们也站到我们一边来了。”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派一个领袖安东诺夫写道：“听到谣言，说加雷定已经动员哥萨克兵来进攻察里津和萨拉托夫了，这个谣言而且被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乱所证实了和加强了，于是群众几天之内都克服了以前的成见。” 在基辅的布尔什维克派报纸，9月19日说：“苏维埃改选时，兵工厂选出了12个同志，——都是布尔什维克派。所有孟什维克派候选人都被打败了。其他好多工厂情形也是如此。”从此以后，工人报纸中每天都有此类消息登载。敌派报纸图谋减轻或不提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之事实，这个图谋徒劳无功。群众跳向前去，好像要挽回他们过去因动摇、迟疑和暂时退守而损失的光阴。于是乎发生普遍的顽强的不可压制的进潮了。 布尔什维克派一个中央委员，巴巴拉·雅可弗列娃，告诉过我们，七八两月间全莫斯科地方布尔什维克派势力衰弱得很厉害，现在她看见急剧的变化了。她向党会议作报告道：“9月下半月，地方局工作人员巡视地方工作，……各人所得印象是绝对相同的：无论何处，群众都普遍地布尔什维克化，人人都见到乡村要求布尔什维克去工作。……”七月事变之后党组织涣散了的地方，现在又复活起来了，而且很快地发展。布尔什维克派进不去的区域，现在自动地产生了支部。即在落后省份，如坦波夫和梁赞，——那些地方本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堡垒，以前布尔什维克派以为没有希望的，——现在也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变革：布尔什维克派的势力飞跃地长大了，妥协派的组织则解体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一个月和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之前一个月，莫斯科地方布尔什维克会议代表们之报告，充满了信心和热情。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二个月消沉了以后，党又完全恢复了生命。社会革命党工人成百的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在脱威尔，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党才能发动广大的工作。妥协派衰落了，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他们被人赶出去。在夫拉地米尔省，布尔什维克派势力长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省苏维埃大会中只有五个孟什维克派和三个社会革命党人。在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在这俄罗斯的曼彻斯特，苏维埃，市政局和地方自治会议的全部工作都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他们成为当地全权的主人了。 党的组织长大了，但党的吸引力长大得尤其快。布尔什维克派的技术资源和他们的政治比重之不相配称，表现于这个事实，即比起势力增大来说，党员人数是太少了。事变如此有力而迅速，将群众卷入旋涡，使得工人和士兵没有时间组织成党。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了解有个特殊的党组织之必要。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如此自然，犹如呼吸空气一般。至于说党是个构造复杂的实验室，那些口号乃是根据集体经验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则他们心里还不明白。苏维埃代表了二千万以上的人。党在临近十月革命之前才不过24万党员，它，经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一天比一天更有自信来领导这千百万人。 这个广大的国土从上至下都震动了，各地方的发展条件和政治水平又千差万别，差不多每天都在进行种种选举——市政局选举，地方自治会议选举，苏维埃选举，工厂委员会选举，工会选举，士兵委员会选举或土地委员会选举。在这种种选举当中有一件事情明显而不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派势力增长。莫斯科区政局选举，特别以群众情绪的剧变惊动了全国。社会革命党，这个“大党”，六月间有三十七万五千票，九月底只剩下五万四千票了。孟什维克派从七万六千票减至一万六千票。立宪民主党保留了十万零一千票，只失去八千票。他方面，布尔什维克派从七万五千票增至十九万八千票。六月间社会革命党有全票数58%，九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则差不多有52%。卫戍军90%投布尔什维克派的票；有些队伍中还超过95%哩。在重炮工厂里，2347票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得到2286票。放弃投票者数目之增加，主要是出于这个事实，即是许多小市民在初生幻想之时拥护妥协派，不久之后又离开政治了。孟什维克派完全瓦解了，社会革命党只得到立宪民主党一半票数，立宪民主党只得到布尔什维克派一半票数。布尔什维克派九月间所得票数，是与一切其他政党艰苦斗争之后才得来的。这是有力量的票，这是可靠的。中间集团之衰落，资产阶级营垒之颇稳定，最被仇恨和迫害的无产阶级政党之突飞猛进，——这些就是革命危机之绝无错误的征兆。苏汉诺夫写道：“不错，布尔什维克派热心地和不停地做工作。他们无论何时都在群众中间，工厂里面，……他们变成了群众的党，因为他们时时在那儿，在工厂和兵营中，指导整个的生活，无论大事和小事。……群众和布尔什维克派一起生活和呼吸。他们完全操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手里。”苏汉诺夫自己也属于那个破碎了的孟什维克党。 在前线，政治情况则比较复杂。有些师，有些团，从来未曾听过或见过一个布尔什维克；好多人衷心惊讶得很，看见人家攻击他们抱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方面也有些队伍，将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夹杂一点黑色百人团气味，当做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前线的情绪大体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但是那个政治洪流在战壕中流过时候，难免起了一些旋涡和一些逆流，且也有不小的泥泞。 九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冲破了警备线，去同前线发生关系，——最近二个月中人家把他们和前线士兵认真隔开了。此时正式的禁令也未曾取消。妥协派的士兵委员会尽其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派同士兵接近；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的。士兵们听惯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毫无例外地宁死也要看看和听听一个有血有肉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负责人想出的种种形式上障碍、延宕和麻烦，一遇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到来之消息，立刻被士兵们的迫切要求所打破了。革命老战士，耶夫珍妮亚·宾希，曾在乌克兰做了大事业，她留下了一些生动的回忆，关于她在未受政治宣传的士兵群众中大胆冒险的经过。她的朋友们之惊人的警告，无论诚意的或非诚意的，到处都受事实所驳斥。有一师士兵，一向被认为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她在其中演说时，很谨慎说到她的主张，但不久就发现听众是与她一致的了。“没有咳嗽，吐痰或掀鼻涕，（这些本是士兵会议中表示厌烦的最初征象；）会场完全寂静而有秩序。”演说完了，是暴风雨一般给这位勇敢的女鼓动家拍掌。耶夫珍妮亚·宾希此次前线旅行，一般可视为一种凯旋游行。次一等的鼓动家的经验，虽未曾有这般英雄气概，有这般效验，但本质上是一个模样的。 新思想，或以新方式说服人的思想，新口号，新推论，涌进战壕中那种呆板的生活里面去。几百万士兵头脑都在思考事变，结算他们的政治经验。前线一个士兵写信给党机关报主笔说：“亲爱的工人同志和士兵同志，切勿放松那个不祥的K字呀，这个字害得大家做流血的屠杀。那些头等的刽子手Kolka（尼古拉第二，）Kerensky（克伦斯基，）Kornilv（科尔尼洛夫，）Kaledin（加雷定，）Kadets（立宪民主党人，）——所有这些人都是K字起头的。Kossaks（哥萨克）对于我们也是危险的。……西多·尼古拉也夫（签名）上。”不要以为这是迷信的话：这不过是政治记忆术一个方法罢了。 总司令部的叛乱，不能不震动了士兵生活的每根纤维。牺牲了好多精力和生命才勉强恢复的那种表面纪律，又粉碎了。西方前线军事特派员日但诺夫报告道：“一般的情绪是神经质的，……怀疑军官，观望不前；不肯服从命令可以这样解释，即他们以为这是科尔尼洛夫的命令，不当服从。”史丹开维奇代替费洛宁科为总司令部特派员，也写了同样的情形：“士兵群众觉得自己各方面受了叛逆所包围……若有人告诉他们不是这个情形，此人也要被他们视为叛逆的。” 在军官们看来，科尔尼洛夫冒险之失败，不异于是他们的最后希望之丧失。即在科尔尼洛夫失败以前，军官们也没有很大的自信心。我们看到了，八月底那几日，彼得格勒那些阴谋军人，喝酒，吹牛，和颓废。现在军官们觉得完全被人鄙弃了。有个军官写道：“怨恨，迫害，完全闲散，以及时刻有被捕和耻辱而死的可能，就使得军官们走入酒店，饭馆，旅舍；……军官们都沉弱于这个醉乡生活里面去了。”与此相对，海陆士兵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他们得到了新的希望。 据史丹开维奇说：“布尔什维克派抬起头来，觉得自己完全操纵了军队。下层委员会变成布尔什维克派的支部了。军队中每次选举都表明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惊人地增长。此外还不能漠视这个事实，即是：不仅北方前线，而且整个俄罗斯前线，最好的和最有纪律的军队，第五军团，是第一个选举出布尔什维克的军团委员会的。” 海军更加明显地，光耀地和有声有色地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9月8日，波罗的海水兵在各舰上悬挂战旗，表示他们决心为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权而奋斗。舰队要求各战线立刻停战，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工人监督生产。三日之后，比较落后和稳健的黑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也赞助波罗的海水兵，采取“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这口号，九月半间也被第12军团中23个西伯里亚的和拉脱维亚的步兵团采取了。其他各队伍也跟着采取这个口号。从此，陆军与海军之中，苏维埃政权问题就未曾消逝于议事日程了。 史丹开维奇说：“水兵们开会，十分之九是布尔什维克派。”这位新任的总司令部特派员有一次在勒瓦尔地方当着水兵们面前替临时政府作辩护。他一开口就明白这个图谋不成功了。一提起“政府”，会场便气愤愤地警戒着，“一阵愤怒，仇恨和猜忌的浪潮便弥漫于全体群众。这浪潮是明显的，有力的，热烈的，不可抵抗的，合为一声全场一致叫喊：‘打倒它！’”我们不能不称赞说这故事的人，他于那死命仇视他的群众之进攻中不忘记看出了美。 和平问题，那两个月中被埋没于地底下，如今则以十倍力量钻出来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某次会议上，军官杜巴索夫，从前线来，宣布说：“无论你们这里怎样说，士兵们再也不肯打仗了。”会场上有几个声音回答：“连布尔什维克派也未曾说这话哩。……”但这位军官，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他回答道：“我告诉你们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以及士兵们叫我来告诉你们的事情。”另一个从前线来的人，一个脸色阴沉的士兵，一身灰色大衣沾满了战壕里污泥和臭味，也在九月间那几日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说：“士兵需要和平，无论哪一种和平，哪怕是个丢脸的和平。”这几句粗暴的士兵的话，叫苏维埃害怕。事情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前线士兵们并不是小孩子。他们十分明白，在现有战争地图之下，惟有强盗的和平是可能的。为了他这个见解，这位前线代表故意选用最粗暴的字眼，来表示他十分厌恶霍亨索伦钦定的和平。但如此把他的见解完全暴露出来之后，他就迫得听众去明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战争已经使军队精神松懈下来了，必须立即媾和了，无论出什么代价。资产阶级报纸带着恶意的喜悦抓住了这个前线士兵的话，当做是布尔什维克派说的。这句关于“丢脸的和平”的话，从此以后永远被人视为民众的粗野和放肆之极端的表现！ * * * 一般说，妥协派并不像那个拙劣的业余政客，史丹开维奇那样，趋向于欣赏那个将要把他们冲出革命舞台的进潮之美感。他们一天又一天错愕和恐怖，明白了他们再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事实上，群众之信任妥协派，从革命一开始，就包藏着一种误解，——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然而不能持久的误解。只须几个月就可以把这误解弄明白了。妥协派不得不拿另一个论调同工人和士兵说话，与他们在执行委员会所说的不同，与他们在冬宫所说的更不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诸负责领袖，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愈加害怕到公众会场上来说话。次等的和三等的鼓动家才敢出来，他们不得不以意义双关的辞句来顺应民众的左倾。否则他们就是受了工厂，矿山和兵营情绪所传染，开始说群众的话了，而且不久同自己的党决裂了。 水兵霍夫灵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起了，那些自命为社会革命党人的水兵事实上如何为了布尔什维克政纲而奋斗。这个情形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的。群众知道他们要的什么，但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所要的。这个“误解”本属于二月革命的内在本质，却带有一种普遍的人民群众性质，——尤其在乡村中，那里误解得更长久些。惟有经验能使这团乱丝理出头绪来。小的和大的事变，不停地动摇了那些群众的党，使各党党员人数配称于各自的政策，而非配称于各自的广告牌子。 妥协派和群众之间这个“误解”，有一件事情最能表明出来：七月初，二千名顿涅志矿工当着五千人群众之前跪着，脱了帽子，宣誓道：“凭着我们的儿女，凭着上帝，凭着天和地，凭着世界上我们认为神圣的一切事物，我们宣誓：我们永不抛弃1917年2月28日我们以流血换来的自由；我们相信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宣誓永不听列宁派的话，因为他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他们的鼓动引俄国走到灭亡去，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则联合如一个人说：土地交给民众，无须赔偿，战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而代之以社会主义；……我们宣誓，在这二个党领导之下前进，至死不停。”矿工们这个誓言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而其实则走向布尔什维克革命。二月的外壳和十月的核心在这天真而热心的誓言之中表现得如此明白，好像把不断革命的问题都说尽了。 到了九月，顿涅志矿工既没有违背自己，也没有违背那个誓言，便已掉转头来不理会妥协派了。乌拉尔矿工中最落后的分子也是这样做。执行委员会一个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奥杰果夫，本是乌拉尔选出的代表，八月初回到他的伊杰夫斯基工厂去了一趟。他在那个充满了悲哀的报告之中写道：“我非常惊讶，看见了我不在之时发生的种种激剧变化：社会革命党那个组织，人数（八千党员）和活动，在全乌拉尔地方都是驰名的，……如今，由于那些不负责任的鼓动家之故，这个组织竟涣散了，只剩下五百个党员。” 奥杰果夫的报告，在执行委员会看来，并非出乎意外的消息：彼得格勒也是同样情形。如果七月压迫之后，社会革命党人暂时地在工厂出风头，有些地方甚至增加他们的势力，那么后来的衰落只有更加是不可挽救的。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后来写道：“固然，克伦斯基政府那时是胜利了，布尔什维克派示威者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派领袖捉去坐牢了，但那是得不偿失的俾鲁士王的胜利（Pyrrhic victory）。”[1]这话很对：同俾鲁士王一样，妥协派牺牲了自己的军队而赢得一个胜仗。彼得格勒工人斯可林科写道：“早先，7月3日至5日事变之前，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有些地方还敢在工人面前说话，不至于被人喊下台来，现在他们就没有这个保证了。……”一般地说，他们什么保证都没有了。 社会革命党不仅丧失了它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它的社会成分。革命的工人，不是早已站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便是走开了，正在经历内心的危机。他方面，商店老板，富农和小官吏等人的子弟，战时在工厂藏身的，也有了时间觉悟社会革命党内正是他们最好的位置。然而到了九月，连这些人都害怕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了，——至少在彼得格勒如此。工人，士兵，有些省份中连农民，都抛弃了这个党。留在其中的只有保守的官僚的和小市民的分子了。 被革命唤醒的群众信任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时候，这二个党便拚命恭维民众的高超的智慧。但到了这些群众，经过事变教训急剧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时候，那些妥协派就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嫁于民众无知之上了。可是民众绝不肯承认他们是比以前更无知的；恰恰相反，他们觉得现在懂得了以前未曾懂得的事情。 社会革命党，衰落了，软弱了，于是也开始沿着它的社会接缝发生分裂，使它的党员站在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在军队和乡村之中还有那些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派站在一起，而且常受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出来自卫，抵抗政府中那些社会革命党人施行的打击。这两翼之间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的斗争遂造成了一个中间派，这派在欠尔诺夫领导之下图谋保持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间的一致，但终于纠缠不清，陷入于无出路的和时常可笑的矛盾之中了，而且更加败坏了那个党。为得能在群众会场上说话起见，社会革命党演说家不得不自己介绍做“左派的”，国际主义者，与那派“三月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共同之点。七月事变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公然站在反对派立场，——尚未曾正式与原党决裂，不过拾起布尔什维克派过时的议论和口号而已。9月21日，含有一种教育的作用，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布说：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相谅解，已经渐渐容易了。”最后，这些人以一个独立党的形式分裂出来，在革命大书上写下最荒唐的一页。这乃是知识分子自满的激烈主义之回光返照；十月革命之后几个月，这一个倾向只剩下小堆灰尽了。 孟什维克派之中也有一个深刻的分化。他们的彼得格勒组织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的中心干部，以策列铁里为领袖，并无农民后备如社会革命党者，故瓦解也更迅速些。中间的社会民主团体，不属于两大营垒的，此时还在图谋统一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他们还在维持着三月间的幻想，三月间连斯大林也以为我们可以同策列铁里联合，希望“在一个党内消除小的不同意见”哩。八月下旬，孟什维克派和主张统一的人合并组织。在联合会议上，右派占了决然的优势，策列铁里的拥护战争和与资产阶级合作之提案，以117票对79票通过。策列铁里在党内之胜利，促进了这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失败。工人的孟什维克派彼得格勒组织，人数非常之少，跟着马尔托夫走，推他前进，被他的迟疑不决所激恼，已有决心走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了。九月半间华西里岛区孟什维克派组织，差不多整个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就加速了其他各区及各省的摇动。各种倾向的孟什维克派领袖们，在联合会议上气愤地互相攻击破坏党。高尔基的报纸属于孟什维克左派，九月底说道：彼得格勒党的组织，不久之前还有一万党员“现时事实上已不存在了。……最后一次全城会议不能开会，因为不足法定人数。” 普列汉诺夫从右边攻击孟什维克派。他说：“策列铁里和他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地替列宁开辟道路。”九月进潮那几天中，策列铁里本人的政治见解，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的回忆中写得很生动：“此时他的情绪的最显著特点，乃是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日益增大的势力。我记得，有一次他同我密谈中，他如何告诉我关于布尔什维克派能够夺取政权的话。他说：‘自然，他们不能维持政权至二三星期以上。但试想一下，那将破坏至何种程度！……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个事情。’在他的声音之中含有真正慌张失措的调子。……”策列铁里在十月以前经验到了纳博科夫于二月革命那几日中所熟悉的那种情绪。 * * * 苏维埃乃是布尔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共同活动的舞台，虽然布尔什维克派同其他两党不断的发生冲突。苏维埃三大政党相对力量的变化——自然并不是立即的，而是必然落后地和人工拖延地——表现于苏维埃的成分及其社会职能上面。 好多外省苏维埃，七月事变之前就已成为政权机关了。譬如在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鲁干斯克，察里津，赫尔森，托姆斯克，海参崴等，——即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事实上的，即使不是连续不断的，至少也是断断续续的。克拉斯诺雅斯克苏维埃，完全独立的施行了购物券制，购买个人消费物品。妥协派的萨拉托夫苏维埃，也不得不干涉经济冲突，逮捕某些工厂主，没收属于比利时公司的电车，实行工人监督，在那些无人管的工厂里组织生产。在乌拉尔地方，自从1905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派就有了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影响了，那里的苏维埃时常组织法庭，审理案件，在许多工厂设立自卫队，拿厂里的钱来置办武装，组织工人监督，替工厂采集原料和燃料，管理制造品出卖，规定货物价格。乌拉尔地方某几处苏维埃还从地主没收来土地，共同耕种哩。在沁斯克各矿工，苏维埃组织了一个地方工厂经理机关，负责整个管理事务，收支薄记，和接受定货等。如此一来，沁斯克矿区之收归国有已粗具规模了。这些材料，我们是从爱尔津借来的，他还说：“早在七月之初，不仅乌拉尔诸工厂一切事情都操在布尔什维克派手里，而且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做出客观的教训来解决政治的，经济的，和土地的问题了。”那些教训是粗浅的，并未曾构成系统，也未曾用理论照耀过，——但在好多方面，预指了未来要走的道路。 七月事变，打击苏维埃的，比较打击党或工会的，更加重些，因为在那几月的斗争中主要的是苏维埃或生或死的问题。党和工会仍保持其意义，无论在“和平的”时期或在艰难的反动时代。任务和方法可以改变，但其根本职能是不改变的。可是苏维埃只能在革命形势基础之上存在，革命形势一消灭，苏维埃也跟着消灭。苏维埃团结了劳动阶级大多数，将一个任务提出劳动阶级面前，这任务超出于一切私人的，团体的和行业的需要之上，超出于工资问题，改良和改革问题之上，——这就是夺取政权任务。但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似乎跟着七月间工人和士兵的示威失败而行不通了。这回失败，削弱了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的力量，但更加削弱了苏维埃在国家中的力量。所谓“救国政府”，即是表示官僚政治恢复了独立性。苏维埃拒绝政权，不异于是屈服于那些特派员之前，不异于是渐渐憔悴而枯萎。 中央执行委员会地位之低降，有个很明白的表征，就是：政府要妥协派搬出陶立特宫，理由是要修理这个宫殿以为立宪会议之用。七月下半月，斯摩尼学院房屋交给苏维埃使用，那里本是贵族女儿受教育的的方。关于这座“白鸽”之家交付苏维埃使用，资产阶级报纸现在也用着当初说到布尔什维克派占据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时的口气来议论了。各种革命团体，连工会在内，占据了征用的房屋的，都同时受人攻击，根据住宅问题理由来攻击。这个攻击之作用不外是要把工人革命赶出那些太广大的房屋以外，那些房屋是革命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夺取来的。立宪民主党报纸，义愤填胸，——自然过时了一点，——关于野蛮民众的侵犯私人的和国家的财产权。但到了七月底，有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实给印刷工人发现出来了。团结在有名的国会委员会周围那些政党，似乎好久以来就把最富足的“国立印刷厂”霸占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了，连这个工厂享有的发行便利和免费寄递特权，也被他们霸占了去。立宪民主党的鼓动小册子不仅是免费印刷的，而且是整吨的免费寄递于全国，而且还有优先的寄递权哩。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审查这个报告，也不得不证实这个事实。立宪民主党自然只找到一个新题目来发泄气愤：你们果真可以把那为破坏目的而占据政府房屋和那利用国家产业以保卫最高宝物，这二件混为一谈么？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这般老爷曾经侵占了一点国家财产，那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个议论并不能说服一切的人。建筑业工人坚决认为他们对于一个拨归他们的工会使用的房屋，比较立宪民主党人对于政府印刷机关，更加有权利些。这个争吵并非偶然的：它笔直引向第二次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不得不稍微闭住了嘴。 八月下半月执行委员会派出的指导员之中，有一个巡视南俄苏维埃的，——那里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比较在北方弱得多，——作了如下报告：“政治情绪是显然改变了，……在群众上层，由于临时政府政策变更之结果，一种革命情绪高涨起来。……在群众之中，人们可以觉到他们对于革命感着疲倦和冷淡。对于苏维埃显然冷淡，……苏维埃的作用渐渐减少了。……”群众看见民主派中间分子的动摇而感着疲倦，这是没有疑问的；并非对于革命，而是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他们渐渐冷淡了。这种情形在那些地方尤其不能忍受的，那里，不管政纲如何，政权实际上操于妥协派苏维埃手里：领袖们为了执行委员会屈服于官僚政治这件事所拘束，再不敢使用他们的权力了，如此更在群众眼前败坏了苏维埃的威望。此外，普通的日常工作，一大部分从苏维埃埃移转到民主的市政局去了，——还有更大部分则移转到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去。渐渐地不很明了：苏维埃是否能存在下去呢？它的前途怎样呢？ 苏维埃，在最初存在几个月之中，还超出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以创立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为己任，并指导其工作。但这些工人组织一经成立了，就渐渐的受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八月间托洛茨基写道：“工厂委员会并不是从临时性的会议产生出来的。群众选举那些人到工厂委员会去，这些人在工厂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出坚决，能干和忠于工人利益。那些工厂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派组成的。”要想由妥协派苏维埃来监护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再也谈不到了。恰恰相反，两方面之间有个激烈斗争。关于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苏维埃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对抗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了。譬如莫斯科工会，违反了苏维埃决议而实行一个总罢工。类似的冲突处处都有发生，不过形式没有那般明显，而常常胜利的并不是苏维埃一方面。 妥协派被自己的政策赶进了断头巷去，不得不“发明”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给苏维埃做做，叫苏维埃去做文化工作，总之免得苏维埃无聊。但不成功。苏维埃之设立是为着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其他的任务，有比他更合宜的组织存在。萨拉托夫地方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写道：“我们的苏维埃是走上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轨道的，它的全部工作都失去了意义。……某次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我们都无聊得打呵欠，难为情得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话盒子是空洞而浅薄的。” 奄奄一息的苏维埃，一天比一天更无力量来支持彼得格勒中心了。斯摩尼学院和各地苏维埃的通信，渐渐减少了：没有什么可写的，没有什么可提议的；没有前途，也没有任务。如此隔离群众，便表现为财政恐慌这样一种很可捉摸的形式。外省妥协派苏维埃，本身就无法维持，因之不能拿钱维持在斯摩尼学院的大本营；左派苏维埃则故意不肯以财政支持一个执行委员会，它以参加反革命工作丢了自己的脸。 然而苏维埃这个衰落过程却和其他一些过程交错起来，这其他的过程部分地具有相反的性质。遥远的边境，落后的县份，偏僻的角落，觉醒起来了，创设自己的苏维埃；只要不落于中心的腐败影响之下或不受政府的压迫，则这些苏维埃就表现出革命的新鲜气息。苏维埃的总个数增加得很快。八月底，执行委员会登记处统计有六百个苏维埃，共代表二千三百万选举人。官方的苏维埃系耸立于一个人海之上，这人海在奔腾澎湃，鼓浪向左。 苏维埃的政治上复活，恰好与它的布尔什维克化同时，是从下层开始的。在彼得格勒首先扬起声音的，是各区。7月21日，各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执行委员会，要求：解散国会，以政府法令严申士兵委员会组织不可侵犯，恢复左派报纸，停止缴除工人武装，停止成群逮捕，约束右派报纸，停止解散兵团，废除前线死刑。拿来同七月示威相比较，这里显然降低政治要求了；但这不过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各区是图谋以降低口号来扩大基础。执行委员会诸领袖以外交态度来称赞各区苏维埃之“明智”，但结论只限于声明：一切不幸都是七月暴动造成的。两方面告别了，很客气的，然而很冷淡地。 在各区苏维埃这个政纲之下，一个有力的运动开始了。《新闻报》天天发表苏维埃、工会、工厂、战舰、部队等的决议案，要求解散国会，停止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停止宽容反革命。在这一般背景之下，也听到一些更激烈的声音。7月22日莫斯科省苏维埃比莫斯科城苏维埃进步得多了，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政权移转于苏维埃。7月26日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苏维埃“鄙视”人家同布尔什维克派斗争时所用的手段，而且向列宁，向“革命无产阶级这位光荣的领袖”，致敬。 全国许多地方，七月底和八月上半月举行的选举，一般地是加强了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党团。喀琅施塔得，受了打击而在全俄国蒙了恶名，但新选出的苏维埃含有100个布尔什维克派，75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2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90个以上无党分子，其中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承认同情于妥协派。8月18日开的乌拉尔地方苏维埃大会上，到会者有86个布尔什维克派，40个社会革命党人，23个孟什维克派。察利津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特别仇恨的对象，因为那里不仅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的，而且当地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弥宁被选为市长。克伦斯基派人去讨伐察利津，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可为口实，只为的捣毁一个革命穴巢而已，——察利津本是顿河区哥萨克统领加雷定的一个眼中钉。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所有工业区域，人家一天比一天更多举起手来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主张了。 八月底发生的事变，使苏维埃受一个试验。在危险阴影之下，内部力量再行团结很迅速地发生，到处都有发生，也有磨擦，但不很多。在外省同在彼得格勒一样，布尔什维克派，正式苏维埃系统的非亲生子，走到上风来了。但在妥协党的干部之内，那些“三月”社会主义者，那些来往于部长和官僚应接室的政客，也暂时被排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曾在秘密工作中煅炼过的更有战斗精神的分子。为了这个势力新团结，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是需要的。防卫革命之领导权，无论何处都未曾集中于执行委员会之中。科尔尼洛夫叛乱时节，执行委员会那种形式是不堪战斗之用的。到处都组织了保卫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参谋部。这些新机关依附于苏维埃，向苏维埃作报告，但代表一批新的分子，一种新的行动方法，适合于所负任务的革命性质。 当国政会议开会那几天，莫斯科苏维埃设立了一个六人的战斗机关，惟有它有权利调动武装队伍，捕人。基辅地方大会，在八月底开会，劝告当地苏维埃不要迟疑，尽可以取不可靠的政军权力代表而代之，并采取步骤立刻逮捕反革命分子和武装工人。在维亚特卡，苏维埃委员会享有非常权力，调动武力的权力也在其内。在察利津，整个政权都落在苏维埃参谋部手中了。在尼齐尼·诺伏高老特，革命委员会派兵看守邮政局和电报局。克拉斯诺雅斯克苏维埃则将政军权力集中自己手里。 差不多处处复演这同一个情况，虽然细节上有些不同，有时不同得很厉害。但这绝不是仅仅模仿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群众性，使苏维埃内部发展完全具有一种极合规律之性质，凡遇大事，都以同一方式去反应。合作政府两部分，被国内战争的战线所分开了，但苏维埃则真正把全国一切活力都团结于自己周围。将军们之进攻碰到了这个墙壁，碎为灰尘了。再没有比这教训更能教训人的。布尔什维克派对此事件的宣言说：“官厅方面无论如何排挤苏维埃并剥夺其权力，但在削平科尔尼洛夫叛乱之时，苏维埃表现出是不能让人家压迫下去的，……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能力和创造精神，……这个新的经验，无论如何不会离开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识的；从此以后，革命开始时本党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呼声就变成为革命的全国的叫喊了。” 市政局曾经努力要同苏维埃竞争，到这危险的几日，就死亡了，消灭了；彼得格勒市政局很谦逊地派代表去见苏维埃，“为的解释时局和建立联络”。苏维埃是一部分人民选出的，市政局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似乎苏维埃的权力和影响应当少些。但是革命过程的辩证法证明了，在某种历史条件之下，部分比全体无比的大得多。同在政府中一样，妥协派在市政局之中也是同立宪民主党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这个合作使得市政局疯瘫了。正如使得政府疯瘫了一般。反之苏维埃则是妥协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一种防卫性的合作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自然形式。 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苏维埃开始了新的一章。妥协派虽还保持不少的小地盘，尤其在卫戍军中，但彼得格勒苏维埃则急剧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令左右双方都感惊讶。8月31日至9月1日夜间，还是齐赫泽当主席，苏维埃已经主张一个工农政府了，妥协派党团的群众差不多完全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案。策列铁里的相反提案只得到15票。妥协派的主席团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右派要求记名投票，直拖至早晨三点钟才完事。为的避免公然投票反对自己的党，有好多代表走回家去了。即令如此，即令有这一个压迫手段，布尔什维克派决议最后也得到279票对115票之多数。这是一件大事。这是妥协派结局之开始。主席团，吃惊得很，宣布他们要辞职。 9月2日，在芬兰的俄国苏维埃机关开一联席会议，以700票及36票弃权，通过一个决议案主张政权归苏维埃。5日，莫斯科苏维埃随着彼得格勒走：它以355票对254票之数，不仅表示不信任临时政府，认为是反革命一个工具，而且攻击执行委员会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以兴楚克为首的主席团，宣布他们要辞职。西伯利亚中部苏维埃大会，9月5日在克拉斯诺雅斯克开会，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派领导。8日，布尔什维克决议案，以130票对66票之多数，在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通过了，——虽然正式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5个人。10日开会的芬兰苏维埃大会，15万海陆士兵和俄国工人，共推举69个布尔什维克派，48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若干无党人物，为代表。彼得格勒省农民代表苏维埃，推举布尔什维克塞尔格耶夫为代表，出席民主会议。这里又发现，凡党能经过工人或士兵同乡村直接接触的地方，农民们都喜欢趋集于党的旗帜之下。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占支配地位，在9月9日带历史性的会议中，得到有声有色的保证了。各党党团都很用心地集合自己的党员：“这是有关苏维埃命运的问题。”大约有千名工人和士兵代表到会了。9月1日的表决，究竟是会场成分偶然变化的一种简单插话呢，还是表示苏维埃政策的完全变更呢？问题就是这样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害怕不能集合一个多数，来反对主席团，——所有妥协派领袖齐赫泽，策列铁里，欠尔诺夫，高次，丹，史高倍列夫都在主席团之内，——于是提议：依照各党代表人数比例选举主席团。这个提议本来会相当地遮掩原则冲突的激烈，正因这个原故受了列宁猛烈攻击，但在策略上却有此便利，即可以取得动摇分子的赞助。但策列铁里拒绝这个妥协提议。他说：主席团要知道苏维埃是否真正转变了它的方向，“我们不能执行布尔什维克派的策略。”右派提出的议决草案说：9月1日的表决并不适合于苏维埃的政治路线，苏维埃同从前一样，仍旧信任它的主席团。布尔什维克派除了接受这个挑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本来准备好了这个决斗。托洛茨基从牢狱出来，第一次到会，受了会场一大部分热烈的欢迎——左右双方内心估计这次拍掌：是多数不是？——他站起来，要求人家在表决之前解答一个问题：克伦斯基仍旧是主席团一分子么？主席团迟疑一下，回答道：是的。如此，主席团担负的罪孽本已深重了，现在又缚了一盘石磨在颈项之上。托洛茨基说：“我们本深信，……人家再不肯容许克伦斯基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谁知我们想错了。克伦斯基的幽灵现在坐在丹和齐赫泽中间。……人家要你们拥护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将拥护克伦斯基的政策。”会议进行得异乎寻常的紧张。秩序保持着，因为每个人都不愿在会场上爆发冲突。大家都要尽可能早的算出朋友和敌人的数目。大家都明白，现在解决的乃是政权问题、战争问题、革命命运问题。决定：以退出会议厅为表决手段。凡接受主席团辞职的，就到厅外去。少数人走出厅外，本来比多数人容易些。大厅每个角落里现在开始了一种热烈的虽然低声的鼓动；是旧主席团呢，还是新主席团呢?是合作政府呢，还是苏维埃政权呢？一大群人向厅门走去——“太多了”主席团心里想。布尔什维克派领袖方面，则估量他们会缺少一百票，不能得到多数。他们预先自己安慰道：“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工人和士兵仍在向门口走去。此时发生了嘈杂的声音，长篇大论的话以一二声简语表现出来。这边喊：“科尔尼洛夫派！”那边喊：“七月角色。”这手续大约费了一个钟头。一个无形的天平，两臂动摇了。主席团几乎不能抑制他们的兴奋，这一个钟头之内留在主席台上没有动。最后，票数计算好：拥护主席团和合作政府的414票，反对的519票，弃权的67票！新的多数派如狂风暴雨一般拍掌，欢喜和激昂。理应如此。这胜利是很高的代价换来的！一大部分的道路已经走过去了。 被推翻的领袖们，在这打击之下还未清醒过来，拉长了面孔，离开主席台。策列铁里忍不住宣布一个吓人的预言。他一面走，一面掉转头来喊道：“我们走下这个主席台时，良心上觉得这半年以来我们很可敬地高高擎着革命的旗帜。这个旗帜现在交付你们手里了。我们只能表示这个愿望，即愿你们能够同样擎着它，至少三个月长久！”策列铁里大错特错了，关于他们规定的期限，以及关于一切的事情。 彼得格勒苏维埃，它本是其他一切苏维埃的祖宗，它从此以后接受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了，——仅仅昨天，布尔什维克派还是“小小的一群煽惑者”哩。托洛茨基在主席台上演说，提起了布尔什维克派被人控告替德国参谋部服务。这个控告至今尚未撤消。“叫米留可夫一班人和古契柯夫一班人，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说出来罢。他们不敢这样做。但我们无论哪一天都可以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在俄国民众面前隐瞒起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一个特别决议案，“鄙视了这诬蔑的倡始者、传播者和赞助者。” 布尔什维克派承受到应得的遗产了。这遗产一面是巨大的，一面又是极其菲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时地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夺去了两家报纸（本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创办的），所有的行政部门，所有的基金，以及所有的技术设备，连打字机和墨水瓶内，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归于苏维埃使用的无数汽车，如今连最后一辆都被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拿去了。新的领袖，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经费，没有报纸，没有书记机关，没有交通手段，没有钢笔，也没有铅笔。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堵白壁，以及——工人和士兵热烈的信心。然而这就够了。 苏维埃政策，经过了这番根本的转变之后，妥协派队伍更加瓦解得快。9月11日，丹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替合作政府作辩护，托洛茨基则主张一个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全体反对合作政府，只有十人赞成和七人弃权；同一天，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一致表决反对压迫布尔什维克派。妥协派不久就发现自己被推入右方狭小的一片地位了，正如革命初时布尔什维克派在左方所占的地位一般大。但二者中间何等的不同！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始终强于在苏维埃中。妥协派则恰相反，在苏维埃中的位置仍然大于在群众中的位置。布尔什维克派在柔弱的时期还有个前途。妥协派则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部过去历史，——而这部历史，他们又不能拿来自傲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改变了政策，同时也改变了面貌。妥协派诸领袖完全不见了，都躲在执行委员会里面去了，在苏维埃中，是次等的和三等的角色来代替他们。策列铁里，欠尔诺夫，阿夫克森齐耶夫，史高倍列夫等人一经消失了，那些民主部长的友人和崇拜者，那些激进的军官和贵妇，那些半社会主义作家，那些文化人和那些名流，也就不再出现于苏维埃之中了。苏维埃变得更纯粹的，更平凡的，更黯淡的，但是更严肃的。 [1] 译者按，纪元前三世纪间，爱比尔国王俾鲁士（Pyrrhic）带兵攻罗马，打了一个胜仗，但自己实力大受损失，将军向他贺寿时，他回答道：“若再这样胜利一次，我就完了。” >
> ## 第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派与苏维埃 仔细加以考察，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完全不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影响相配称的，而且简直渺小得惊人。七月事变之前，党有41种刊物，连周刊和月刊在内，共总行销33万份。七月打击之后，销数减少了一半。八月底，党中央机关报仅印五万份。党争取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那几日，中央委员会库藏共总只有三万纸卢布。 知识分子简直不到布尔什维克党来，所谓“老布尔什维克派”，从那些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大学生出身的，有很大部分已经变做非常得意的工程师，医生，公务员了，他们现在毫不客气地背弃了党。甚至在彼得格勒，党也时刻感到了缺少新闻记者，演说家，鼓动家；外省，则更没有这类人才。“没有领袖；没有懂得政治的人能够向群众解释：究竟布尔什维克派要的是什么。”——僻远地域，几百处都发出这个呼声，前线叫得尤其厉害。乡村差不多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支部。邮政交通是完全混乱的。地方组织没有人管，人家常常责备中央委员会，说它只领导彼得格勒一个地方，——这个责备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机关如此薄弱，党印刷物份数又如此微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和口号怎样能够吸引如此广大的民众呢？解释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些口号，既适合于一个阶级和一个时代的迫切要求，自然会替自己开辟几千条道路。赤热的革命媒质，是思想的最良导体。布尔什维克派机关报，被人高声念着，一份份地读得破烂。最重要的论文，人家还熟读在心，背得出来，抄了下来，有可能时候还重印出来。士兵比连衣可说：“我们的司令部印刷机关大有功于革命。《真理报》上有多少篇文章被我们重印出来，又有多少种很有关于士兵并为士兵所能懂的小册子也重印出来！所有印出的东西，都很快地藉航空寄递，脚踏车和摩托车之助，在全战线散发着。……”同时，资产阶级报纸，虽然几百万份地免费寄到前线去，但很难找到一个读者。一大捆一大捆的印刷物，连开也没有开。如此抵制“爱国派”报纸，有时带着示威的形式。西伯利亚第十八师诸代表通过一个决议案，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停止寄宣传品来，因为那些东西“没有别的用场，只可拿来烧开水泡茶喝。”布尔什维克派出版物的使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布尔什维克派报纸的有用的——或有害的，倘若你要这样说——效力，就无比地高得多。 普通解释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成功，都归功于“口号简单”，恰合于群众的愿望。这个解释含有相当真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贯性，是出于这个原因。即是：布尔什维克派与那些“民主派”相反，完全不受那种没有明说的或半明说的禁忌所拘束，这种禁忌归根结底是要保护私有财产的。然而单单这个特点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在右方，固然有“民主派”同布尔什维克派竞争；但在左方，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最高限度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企图排挤布尔什维克派。但这些党派也是没有一个能自拔于懦弱无力之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众不同的，毕竟在于它是使主观的目的，即保卫民众利益，去服从革命法则，视革命为一种客观决定的过程。以科学的方法去发现那些法则，尤其那些支配民众运动的法则，——这就构成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基础。劳动者在斗争之中，不仅受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所指导，而且受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指导。布尔什维克主义绝对没有那种贵族式的高傲态度，轻视群众的独立经验。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以此经验为他们的出发点的，而且依据在此经验上面。这就是他们的诸大优点之一。 凡革命都是言多语繁的，布尔什维克派亦未能免俗。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的鼓动常常是散漫的，自相矛盾的，尤其善于遁逃和规避的，至于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则不然，则是以集中和透彻为其特性。妥协派逃避困难，布尔什维克派则去迎接困难。不断地分析客观状况，拿事实来证验口号，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敌人，那怕敌人已不很认真可怕了，——这一切给了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以特殊的说服力。 党的刊物并不夸大成功，并不曲解势力关系，并不图谋以叫喊求得胜利。列宁的作风乃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作风。1917年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供给的材料，以历史的批评和时代的文件看来，证明了，比其他报纸供给的材料，要无比地更正确得多了。这个正确性乃是布尔什维克派革命的能耐的一种结果，但同时又加强了他们的能耐。这个传统之被抛弃，后来就成了不肖门徒精神的最有害的特点之一。 列宁回国之后立即这样说：“我们并非江湖骗子。我们必须仅仅依据在群众意识上面。如果必须仍处于少数派地位，那就做少数派罢，……我们不要害怕少数派，……我们要实行批评工作，使群众从骗局之中醒悟过来。……我们的路线证明是对的。一切被压迫的人将走向我们来，……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布尔什维克政策，彻底理解起来，正是煽惑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反面。 列宁躲起来了。但他十分留心报纸，总是在字里行间读着，或者在私人谈话——不很常有——中间捉着，那些未成形的思想之回音，那些未明白表示出来的意向。群众在退潮中，马尔托夫一面替布尔什维克派做辩护反对诬蔑，一面则惆怅地嘲谑我们的党，说它“弄巧成拙”。列宁猜出了——关于此事的直接风声，不久也传到他耳朵——一定也有几个布尔什维克派不能免除一种懊悔调子，不仅是那个容易感受印象的卢那察尔斯基一人而已。列宁写了文章，论小资产者的啜泣，论那些附和这种啜泣的布尔什维克派的不忠于党。各区和各省的布尔什维克派，赞成这几句严厉的话。他们更加确信：“老头子”并未曾慌张失措，未曾丧失勇气，并未曾屈服于任何偶然的情绪。 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一个委员——也许是斯维尔德洛夫罢——写信给外省说：“我们暂时没有报纸——组织并未曾解体，……大会并未延期。”列宁虽不得已隐藏起来，仍尽其所能留意于党大会的准备工作，而且替大会起草重要的决议案：计划下次的进攻。大会预先定名为一个联合大会，因为若干独立的革命团体要于此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其中重要的是彼得格勒区际组织，属于这个团体的有托洛茨基，越飞，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包克洛夫斯基，马奴易斯基，加拉罕，尤体尼夫，以及其他许多过去知名的或以后知名的革命者。 7月2日，恰在示威之前夕，区际派开了一个会议，约代表四千工人。苏汉诺夫在来宾席上旁听，他回忆道：“会场中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工人和士兵。……一定做过了热烈的工作，这工作的成绩，大家都看出来的。只有一点不解：你们和布尔什维克派有什么分别呢？你们为什么不同他们合并在一起呢？”这个团体有若干领袖拖延这个合并，托洛茨基为了促进这个合并，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如下声明：“我的意见认为；现时，区际组织和布尔什维克派中间，无论原则上或策略上，都毫无不同之点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替这两个组织分立存在作辩护了。” 联合大会开会于7月26日——其实是布尔什维克的第六次大会，——会议都是半秘密地举行的，在两个工人区轮换开会。一共有175个代表，其中157个代有表决权，共代表112个党组织，176750个党员。在彼得格勒有四万一千党员：三万六千布尔什维克派，四千个区际派，约一千个则属于军事委员会。在中部工业区，以莫斯科为中心，党共有四万二千个党员；在乌拉尔区，二万五千个党员；在顿涅志区，约一万五千个党员。在高加索区，布尔什维克派大组织存在于巴库，格罗士尼和梯夫里斯：前二地党员差不多完全是工人；在梯夫里斯，则士兵占优势。 到会人物代表了党的革命前时期。171个代表填了调查问卷，其中110个共坐了245年的牢，10个共做了41年苦役，24个共受了73年流刑，55个共充了127年军，27个住国外89年，150个共被捕549次。 现时共产国际书记之一毕亚特尼茨基回忆道：“那次大会，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未到会。党纲问题虽然由议事日程中除去，大会仍旧进行得很好，很紧张，那怕没有领袖指导。……”以列宁的提纲做工作基础，布哈林和斯大林作主要报告。斯大林的报告是一个好的尺度，来计量列宁回国后四个月之内，斯大林自己及党的一切干部所走过的距离。斯大林，以理论的腼腆，然而政治的坚决，图谋列举那些特点，足以决定“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根本性质。”同四月会议比较起来，此次意见的一致是立刻看得出来的。 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大会记录写道：“中央委员会四个委员得到票数最多的，其名如下：列宁134票中得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这四人之外，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诺更，柯仑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赖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飞，乌里茨基，密柳亭，洛莫夫。”这届中央委员是值得注意的。在他们领导之下完成了十月革命。 马尔托夫有一信来庆贺大会，信内他又表示“他对于造谣诬蔑的深深的气愤，”但在根本问题上他仍旧立于行动的门外。“我们切不可放弃以革命的民主势力之多数去夺取政权的计划，而代之以与此多数斗争并反对此多数来夺取政权的计划……”所谓“革命的民主势力之多数”，马尔托夫，同以前一样，意即指官方的苏维埃代议机关，其实这个机关此时已经没有基础了。托洛茨基写道：“马尔托夫仍是拴缚于那些社会爱国派的，不仅由于一种空洞的派别传统，而且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社会革命的机会主义态度，——把社会革命作遥远的目的，以为不能影响于我们处理现在的问题。这一点就分开了他和我们。 这个时期，惟有左派孟什维克中一小部分人，由辣凌领导着坚决地走到布尔什维克派来。尤林尼夫，后来的苏维埃外交家，向大会报告这些国际主义者来合并的事情，临了说道：我们必须联合“孟什维克派（少数派）的少数派中一个少数派。……”旧日的孟什维克派之滔滔入党乃开始于十月革命之后。他们并不是来参加无产阶级暴动，而是来参加由此暴动产出的政权；这里孟什维克派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基本品性来了：崇拜现存的权力。列宁一向非常注意党的成分问题，不久就要求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孟什维克派99%都要开除出去。他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后来率性把门大开了，让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进来；于是以前的妥协派就成为斯大林党制的台柱之一了。但这一切乃是以后的事情。 斯维尔德洛夫，此次大会的实际组织者，报告道：“托洛茨基在大会之前已经加入了我们的机关报编辑部，但因被捕下狱不能实际参加。”仅仅在这次七月大会上托洛茨基才算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来的意见纷争和派别冲突到此可以做个总结了。托洛茨基走到列宁门下，以列宁为师傅，他懂得列宁的力量和重要，比较许多其他的人更迟了些时候，但也许比较他们更懂得完全些。辣斯可尼可夫，自从托洛茨基由加拿大回国后，便与他密切接近，以后又与他并肩在牢内过了几个星期生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非常尊敬的。他把列宁抬高于他并世所见诸人之上，无论在俄国见的或在外国见的。你可以从托洛茨基谈起列宁时的语气，听出了一个弟子的敬意。在此时候，列宁致力于无产阶级事业有30年历史了，托洛茨基有20年。他们二人在战前时期的意见冲突，现在已经消散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策略路线之间毫无不同。他们二人相接近，在大战期中已显然可见；一到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回国，这个接近就是完全确定了的。听了他回国后起初几次演说，我们这些老列宁派都觉得他是我们的人了。”此外从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时所得票数看来也可证明：当他入党之时，布尔什维克派中就已没有人将他看作外人了。 列宁无形之中参加大会，灌输一种负责和大胆精神于大会工作。这个党的创立者和教导者，不能容忍懈怠，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际政治方面。他知道，一个不正确的经济论断，或一个不小心的政治观察，到了行动时刻可以闯出大祸。为了辩护他对于党的每个文件，甚至每个次要文件，那种不嫌吹求的态度，列宁不止一次说过：“这不是一件琐细小事，我们必须精确无讹：我们的鼓动者将读熟它，将不会离开正轨。”……“我们有一个好的党，”——他添加这句说，他心目中正指着下层鼓动者对于说什么及如何说这个问题上的那种认真的精神的态度。 布尔什维克口号之大胆，不止一次令人觉得是幻想的：列宁的四月提纲便给人这种印象。事实上，在一个革命时代，只顾目前的政策才是幻想的哩；反之，现实主义若无一种远见的政策便不能想像。仅仅说幻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缘，——那还是不够的：列宁的党是革命中唯一站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的党。 6月以及7月初，工人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诉苦说：他们时常被迫去做水龙浇熄群众的怒火，——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浇熄成功。七月，除了带来失败，还带来了一个很高代价的教训。群众更加留心听从党的劝告了，更要了解党的策略上的计算了。党的七月大会确认那些劝告：“无产阶级切不可上了资产阶级挑唆的当，现时资产阶级太愿意激起我们作一个未成熟的斗争了。”8月全月，尤其下半月，党不断警告工人和士兵：切勿上街示威。布尔什维克派领袖自己时常嘲谑他们的警告类似于德国老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贯地约束群众不作任何严重的斗争，总是藉口于挑唆危险和必须积聚势力。事实上这类似是不实在的。布尔什维克派很明白，势力是在斗争之中积聚起来，而不是在消极躲避斗争时候。在列宁看来，研究现实不过是为了行动而从事一种理论的探索罢了。每逢估量局势时候，他总是将他的党看做一种行动的力量而放在局势的正中心。他特别仇恨——或恰切些说，特别厌恶——奥托·鲍威尔[1]、希法亭[2]一流人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为理论的分析不过是为消极不动做注脚而已。谨慎，是制动机而不是发动机。没有人坐在制动机上旅行过，同样也没有人曾拿谨慎做出什么大事来，但同时布尔什维克派很明白，斗争需要估计力量，——必须谨慎才能勇敢。 第六次大会决议案，一面劝告莫作不成熟的冲突，一面又指出那时必须斗争，“倘若全国危机和群众运动深入，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使城市和乡村贫苦民众站到工人一边来。”在革命的速度中，这个局势并不是几十年的问题，也不是几年的问题，而是几个月的问题。 议事日程上提出了向群众解释必须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大会同时决定撤消前期的中心口号：政权归苏维埃。这二件事有联带关系的。列宁以他的论文，书信和私人谈话开辟了这个改变口号的道路。 政权归苏维埃，其直接意义就是：政权归妥协派。这事以前本可以用和平手段做成功的，只消罢免资产阶级政府就够了，——资产阶级政府之苟延残喘，仅仅出于妥协派的恩意以及群众对于妥协派的残余信任心。工人和士兵专政，自从2月27日以来就已经是事实了。但工人和士兵尚未进步到那种程度，能够觉知这个事实。他们委托政权给妥协派，妥协派又将政权交付于资产阶级。以前布尔什维克派估计革命能和平发展，那并非希望资产阶级能自愿地交还政权给工人和士兵，而是希望工人和士兵能及时地阻止妥协派将政权送给资产阶级。 在苏维埃民主制度下，将政权集中于苏维埃之手，那将给布尔什维克派以完全的便利在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以后再根据他们的政纲创立一个政府。为此目的，就无需要武装暴动了。党派中间政权之转移本可和平地成就了的。从四月到七月党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这方面走的，即是：经过苏维埃使革命和平发展成为可能。“耐心地解释，”——这便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之锁匙。 七月事变根本改变了局势。政权从苏维埃转移到一派军人手里去了，他们与立宪民主党和外国大使馆有密切接触，他们暂时维持克伦斯基，只为的把他当做一个民主的商标。即使现在执行委员会有决心通过决议案将政权收回自己手里，结果也将与三天之前完全不同了：一团哥萨克兵，连着军官学校的人，多半要开进陶立特宫来，干脆将这些“篡窃者”逮捕起来。“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从此以后就是武装暴动反对政府及其背后的军事势力之意。但是苏维埃既然不要政权，为了“政权归苏维埃”原故而发动一个暴动，那显然是荒谬的。 他方面，布尔什维克派能否以和平的选举手段在那无力的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从此以后也就成为可疑的了，有些人甚至认为极少可能的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七月时共同打击了工人和农民，自然要继续供给一种烟幕来遮饰那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强暴行为。苏维埃仍操在妥协派之手，将变成为反革命政府底下一种有气无力的反对派，不久就趋于死灭。 在这些情形之下，再谈不上什么和平地移转政权于无产阶级之问题了。这话在布尔什维克党说来，就是：我们必须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拿什么口号来准备呢？拿这个老实的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夺取政权。我们必须赤裸裸地提出革命的任务。我们必须揭破朦胧的苏维埃形式而暴露出问题的阶级本质。这并非干脆地抛弃苏维埃。夺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要依照苏维埃形态来组织国家。但那将是另一种苏维埃了，那将履行一种历史的工作，与那妥协派的苏维埃防守职能正相反对。 在开始受诬蔑和攻击之下，列宁写道：“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现在听来好像是堂吉诃德主义或者一种玩笑。这个口号，客观说来，乃是欺骗民众，暗示民众幻想，好像现在苏维埃只要愿意接受政权，或只消通过一个决议案，便可以得到政权：好像苏维埃党派未曾因帮助刽子手而污辱自己了的；好像我们能够把熟饭重化为生米的！” 抛弃那政权归苏维埃之要求么？这个思想起初很使党惊异，——或宁可说使党内做鼓动工作的干部惊异，他们在以往三个月之间如此亲切于这个人所共晓的口号，几乎要将它和革命的整个内容视为一体了。党内开始了一场讨论。好多有名的活动分子，如马奴易斯基，尢林尼夫等人，都说：撤消“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将造成了无产阶级脱离农民的危险。他们的论据是拿机关来代替阶级。把组织形式看作神物而加以崇拜——此事初看好像很奇怪的——乃是革命者中间特别流行的病症。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仍然留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时候，……我们要努力使得这些反映革命过去阶段的苏维埃能够更进一步去担负未来的使命。但苏维埃的作用和命运问题无论如何重要，我们总认为它是完全附属于另一问题，即城市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群众，军队和农村等，为了政权，为了革命专政，而斗争的问题。” 党究竟凭藉什么群众组织来领导暴动呢？这个问题并不容许一种先验的回答，尤其不容许一种决然的回答。暴动的工具可以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那是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的，——也可以是若干个苏维埃，若干个打破了妥协派束缚的苏维埃。譬如列宁对鄂终尼示宰说：“我们必须把重心置于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应当是暴动的机关。” 群众七月间与苏维埃发生冲突之后起初觉得苏维埃是消极反对群众的，后来便认为苏维埃是群众的积极的敌人；此次改变口号在群众意识中得着了准备好的土壤。列宁时刻关心的事情，就在于：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示出那一面从客观条件生出来的，他面又归纳群众主观经验的东西。我们现在无需将政权献给策列铁里的苏维埃，——进步的工人和士兵如此感想，——我们应当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 反对国政会议的莫斯科罢工，不仅违反了苏维埃的意志，而且未曾提出苏维埃政权要求。群众已经学习了事实的教训而且接受了列宁解释。同时，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也毫不迟疑地站在斗争的岗位，一到了反革命图谋绞杀妥协派苏维埃这个危险发生时候。布尔什维克政策总是结合革命的不妥协性和极端的伸缩性为一个整体，这个政策的力量就包含在此结合之内。 在战争舞台上的事变，不久就使党的政策，关于它的国际主义方面的，去经受一种很严格的考验了，里加陷落之后，彼得格勒命运问题搔着了工人和士兵的最痒处。工厂委员会在斯摩尼学院开会议时，孟什维克马兹伦科——一个军官，他不久之前才带了人去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说了一篇话关于彼得格勒遭遇的危险，并提出实际的防守问题。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喊道：“你们同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的领袖关在牢内，而你们要我们来讨论防守首都有关的问题？”以产业工人资格，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公民资格，维包格区无产者没有一点意思在保卫革命的首都之中实行怠工；但是以布尔什维克派，以布尔什维克党员资格，他们却一分钟也不想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民众之前与统治者集团分担战争的责任。列宁害怕保卫情绪会变为保卫祖国政策，写道：“须待政权归无产阶级之后，我们才会变成保卫主义者，……无论里加的陷落，无论彼得格勒的失守，不能使我们成为保卫主义者。政权未曾转移之前，我们总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们总是反对战争，我们总不是保卫主义者。”托洛茨基从狱中写出来道：“里加陷落是严重的打击。彼得格勒失守是危险的灾祸。但俄国无产阶级抛弃国际主义政策，那就是无可挽回的破产了。” 这是幻想者的学究精神么？当那几日，布尔什维克派海陆士兵在里加城下战死时候，政府正在从前线调兵来压迫布尔什维克派，而总司令正在准备向政府进行战争。对于这个政策，无论在前线或后方，无论为防守为进攻，布尔什维克派都不能而且不愿担负丝毫责任。若非如此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派了。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是同一危险之两种形式。但这两种形式——一种是慢性的，一种是急性的——之间，到了八月底互相冲突起来了。必须先排除急性的危险，为的以后再来解决慢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派不仅加入了防卫委员会，虽然在其中注定占据少数派地位；而且宣告与科尔尼洛夫作战时候，他们甚至愿与“执政局”成立“军事技术联盟。”为此问题，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政治机警和明智，……自然，加入那不合于他们本性的妥协时，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某些目的，而为他们的盟友所未能预见。但这样说来，他们是更加明智的了。”其实，在这个政策之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合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本性的东西；恰恰相反，再没有别的比这更能适合于党的整个性质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为革命者，是行为上的，不是姿态上的，是本质上的，不是形式的。他们的政策是受决定于各种势力的真实关系，而非受决定于爱和憎。正在受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迫害之时，列宁写道：“那将是很大的错误，倘若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了‘报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因为他们帮助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帮助枪毙前线士兵和解除工人武装——要拒绝‘赞助’他们以反对反革命。” 从技术上赞助他们，而不是从政治上赞助他们。列宁坚决警告：反对政治的赞助，在他致中央委员会一封信里说：“即使现在，我们也不可以赞助克伦斯基政府。那将是抛弃原则的，你们问：难道我们不去打科尔尼洛夫么？自然要去打的。但这不是一件事情。这中间有个界限。若干布尔什维克派，受了事变洪流的推涌，正在跨过这个界限而走入‘妥协主义。’” 列宁善于从远远地方把捉政治情绪之最微妙处。8月29日，基辅市政局会议上，当地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毕亚大可夫宣布说：“在这危险的时刻，我们必须忘记了一切的旧账，……必须与一切革命的党派联合，只要它们赞成坚决的斗争反对反革命。我号召你们团结起来……”这正是列宁所警告预防的那个错误的政治论调。“忘记旧账。”——这意思就是赊新账给那些候补破产的人。列宁写道：“我们要作战，我们要打科尔尼洛夫，但我们不赞助克伦斯基，而要暴露他的弱点。”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拥护临时政府等等，这几句话，必须加以残酷打击，恰恰当作几句话来打击。”工人没有一点幻想，关于他们与冬宫“联合”的性质。“无产阶级去打科尔尼洛夫的时候，并不是替克伦斯基的独裁打仗，而是替革命所有胜利品打仗。”各工厂工人这样说，——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各省工人都是这样说。布尔什维克派，无须对妥协派作一丝一毫政治让步，无须迷乱了组织或旗帜，仍然能同常时一样把他们的行动与敌对者的行动协调起来，倘若这样可以在目前打击另一个更危险的敌人时候。 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派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苏汉诺夫这话是暗示布尔什维克派那时已经提出这个任务，即是：转变防卫委员会为无产阶级暴动的一个工具。毫无疑问的，科尔尼洛夫事变时那些革命委员会，在相当限度之下，变成了后来领导无产阶级暴动的那些机关的雏形。但苏汉诺夫究竟太过于夸奖布尔什维克派的远见了，当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派预先看到这个组织的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的目的”，乃是粉碎反革命，尽可能拆散了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团结多多益善的群众于自己领导之下，尽他们的可能武装革命的工人。布尔什维克派并不隐瞒这些目的。被迫害的党救了压迫它的和诬蔑它的政府，但它救了政府免于给军人打倒，只为的更有把握地从政治上毁灭这个政府。 八月最后几日，势力关系上又有一个急剧的变更，但这次是从右向左的。群众一经加入战斗，就不难恢复七月事变以前苏维埃的地位，从此以后，苏维埃的命运又握在苏维埃自己手里了。苏维埃可以无须斗争而夺得政权。为了这个妥协派只消承认事实造成的局势就够了。整个问题乃在于：他们愿否这样做，在热烈时，妥协派宣布：同立宪民主党合作，从今是不可思议的了。自今以后若是不可思议的，则无论何时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抛弃了“合作”，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表示政权移归妥协派罢了。 列宁立刻抓住了新局势的本质，做出必要的推论。9月3日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论妥协。他说，苏维埃的作用又改变了：七月初它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八月底它则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了。苏维埃又能调遣军队。历史又半开了（half-opens）革命的和平发展之可能性。这是异常希罕而珍贵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努力来成就它。列宁于是嘲笑那些说空话的人，他们拒绝任何妥协：问题是“经过一切不可避免的妥协”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和履行你自己的任务。他说：“在我们方面的妥协将是回到我们七月以前的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的政府。现在，且仅仅现在，也许只有几日或一二星期期限，这样一个政府还可以用完全和平的手段创立起来，巩固起来。”这个短短的期限正是表明整个局势的紧急：妥协派只有几天时间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选择一下。 妥协派急忙拒绝列宁的提议，好像害怕上当，其实列宁的提议之中毫无一点诡计。列宁确信他的党是注定要取得政权的，所以很坦白地图谋缓和斗争，减弱敌人对于那不得不然的事情的抵抗力。 列宁的勇敢转变政策，每次都是局势本身改变之结果，却始终保持着他的战略计划的一致性，——列宁政策的勇敢转变乃是革命战略的一部不可估价的教科书。这次的提议妥协，本有一种事实的教训之意义，——首先教训布尔什维克党自己。它证明了，虽然有了科尔尼洛夫事件之经验，妥协派也再不能走上革命道路了。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决然觉得自己是唯一的革命党了。 妥协派拒绝做个传达机器，将政权从资产阶级接过来交付于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三月间从无产阶级接过来交付于资产阶级一般。由此事实，“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又搁置起来了。但并不搁置长久：几天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以后又在其他好多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所以“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并未曾再退出议事日程，反而得到一个新的意义：一切政权归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在此形式之下，这个口号决然终止其为和平发展的口号了。党走上了经过苏维埃并以苏维埃之名来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 为的了解往后事变发展起见，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妥协派苏维埃在九月初怎样重新获得它们七月间所丧失的权力呢？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处处含有这个断语，以为七月事变结果，双重政权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最近的苏维埃历史家，都抄袭这个观念，从这本书到那本书，丝毫不想拿以后的事实来重新估量这个观念。而且他们从来不问：倘若七月间政权完移转到一派军人手里去了，为什么八月间这派军人不得不出来暴动呢？有了政权在手的人自然不会选择那条冒险的阴谋道路，惟有要夺取政权的人才会选择它。 第六次大会那个断语，至少应当说是不确切的。我们若是把那种政制称为双重政权，在此政制之下一种本质上虚幻的政权操于正式政府之手，而一种真实的政权则操于苏维埃之手，那么就没理由可以断言：一部分真实的政权从苏维埃移至资产阶级去之后，双重政权就消灭了。但若就当时斗争任务的观点说，则是可以而且应当过分一点估量政权集中于反革命之手的程度。政治并不是一门算术。事实上，减轻这个变化的意义，比加重这个变化的意义，要无比地危险得多了。但是历史的分析就无需要鼓动用的那些夸大。 斯大林把列宁思想简单化了，报告大会说：“局势是明显的。现在没有人说起双重政权的话。如果苏维埃以前代表一个真实的政权，那么现在仅仅是群众团结的机关而已，没有任何权力。”有几个代表反驳道：七月间是反动胜利，而不是反革命胜利。斯大林则以一句出人意外的格言来回答：“在革命之时无反动。”其实，革命须得经过一连串的间歇的反动才能走到胜利。革命每前进二步总是要后退一步的。反动之于反革命，正如改良之于革命一般。政制上那些变化，合于反革命阶级的要求，却不改换政权的占有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动的胜利；但政权若没有从这个阶级之手移至那个阶级之手，则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政权转移并未曾发生于七月。 “如果七月暴动是一个半暴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之下，反革命的胜利也是半胜利了。”几个月之前，布哈林这样说，——说得很对，但没有从他的话推出必要的结论来。一个半胜利不能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双重政权是改变了，重新构造了，但没有消灭。在工厂里，仍然同以前一样，违反了工人意志，什么事都不能做；农民保持了足够的权力，可以阻止地主享受他们的财产权；指挥军官在士兵之前仍旧觉得没有把握。但那是什么政权呢，倘若没有物质的可能去支配财产权和指挥武装力量？8月13日，托洛茨基关于已发生的变化写道：“问题不仅在于政府之旁有个苏维埃，它执行了许许多政府的职务，……重要的乃在于：苏维埃背后和政府背后站着两种不同的政制，各自依靠于不同的阶级之上，……资本主义共和国政制从上面压下来，而工人民主政制则由底下发生，二者互相麻痹着。” 绝对无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大地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但若以为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派领袖们所丧失的一切，——那也是错误的。这些领袖不仅失于右，而且失于左，——不仅军人方面有所得，工厂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方面也有所得。政权分散了，碎割了，——一部分消失于地底下了，犹如七月失败后工人藏起来的枪械。双重政权终止其为“和平的”、联络的、调整的。它变成了更加隐藏的，更加分散的，更加敌对的和爆发性的。到了八月底，这个隐藏的双重政权又活动起来了。我们将看见，这个事实在十月间得到何种的意义。 [1] 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R [2] 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二十年代后期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财政部长。－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