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二十二章 苏维埃大会与六月示威 第一届苏维埃大会，即批准了克伦斯基进攻的那次大会，于6月3日，在彼得格勒军官学校中举行。参加的代表中，八百二十名具有表决权，二百六十八名只有发言权。他们代表了三百零五个地方苏维埃，五十三个市区地方苏维埃，前线团体，军队的后方机关，以及少数几个农民团体。凡苏维埃中含有不下于二万五千人者享有表决权。拥有一万至二万五千人的苏维埃，则享有发言权。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得顺便说一下，这标准是被遵守得不很严格的——则我们可以假定，站在大会后面的群众共有二千余万。七百七十七名代表说明自己的党派从属，其中属于社会革命党的二百八十五；属于孟什维克的二百四十八，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一百零五；此外是少数由于比较不重要的派别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派以及接近他们的国际主义者——约及总代表的五分之一弱。大会所包含的大多数代表，是那些三月间登记为社会主义者，将近六月便厌倦了革命的人。彼得格勒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一个发了疯的城市哩。 大会开始是批准了对格林姆[1]的放逐。此人是一个不幸的瑞士社会主义者，他曾企图与霍亨索伦皇朝的外交家作幕后谈判，藉以拯救俄国革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要求立刻讨论正在准备的进攻问题，那提议被最大多数所否决。布尔什维克派仿佛是渺小的一群。但在同一天，也许是在同一小时，彼得格勒的工厂作坊委员会大会，却以最大多数，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救国。 不管妥协派怎样近视，他们总不能不看到自己周围每天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在6月4日那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的仇恨者，里倍尔，显然在外省代表的影响之下，斥责那些毫无用处的政府特派员，他们在各省并不能接收到政权。“好多政府机关的职务，因此就转入了苏维埃之手了，——不管苏维埃要不要这些职务。”这些家伙竟会向人家抱怨自己。 有一个代表——一个教员，对大会讲道：革命以来四个月，民众教育方面不曾发生了丝毫变动。所有的老教师，学监，校长，区视学员，往往是些过去黑色百人团团员，所有以前的学校规程，反动教科书，甚至那些旧朝次官，也都太平无事地原样不动。只有沙皇肖像给拿到了阁楼上，但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回来钉在原处的。 大会不敢一举手以反对国会及咨议会。它在反动派之前的卑怯，孟什维克演说家波格丹诺夫以此来掩饰：反正国会与咨议会“都是死的，是不存在的机关了”。马尔托夫以他特有的辩论的机智，回答道：“波格丹诺夫提议，叫大家承认国会是不存在的，但不要触犯它的存在。” 大会，虽然政府派占了巩固的大多数，还是在惶恐与疑虑之中渡过了的。爱国主义已经潮湿了，仅仅没精打采地冒了一些火花。群众之不满，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在全国，特别在首都，要比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势力无比地强些，这都是明白的事。布尔什维克派与妥协派之间的争论，还原到最后来说，老是关于这个问题：民主派跟谁一起走，跟帝国主义者呢，还是跟工人？协约国的影子笼罩着大会。关于进攻问题是事前决定了的，民主派除屈服之外就无事可为。 策列铁里教训道：“在此紧急关头，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应被抛出于天平之外，只要它还能于人民事业有利。”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成立合作政府的理由。民主派因为无产阶级，军队，与农民步步在推翻他们的计划，于是向人民开战，而以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作为幌子。策列铁里便这样地将喀琅施塔得水兵逐出了苏维埃，以便不把立宪民主党人贝贝里亚夫抛出于天平之外。合作政府是由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百二十六票及五十二票弃权的多数通过的。 这次在军官学校里举行的大规模的与松散的大会，其工作特点，在于宣言方面之冠冕堂皇与实际任务中之保守丑恶。这在一切决议案上，都留下了一个无望与伪善的记印。大会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决之权，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所需的那个钥匙，大会却并不交给被压迫民族自己，而交给未来的立宪会议，在这会议中，妥协派希望能居于多数，而且希望能和他们在政府中的所为一样，要投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 大会拒绝通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策列铁里以人民各阶层的利益之难于调和，来解释这一合作的原地踏步姿态。仿佛历史上任何一件大事业之完成，都由于“调和利益”，而不是由于进步利益之战胜反动利益！ 格罗曼，苏维埃的经济学家，于大会临终时提出了他无法不得出的一个议案：关于行将来到的经济崩溃与关于国家调节之必不可免。大会采纳了这个表面文章的议案，但目的只为要使一切都仍旧贯。 6月7日，托洛茨基写道：“大会驱逐了格林姆，回过来进行议事日程。但资本家的利润，对于史高倍列夫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可侵犯的。粮食危机是每小时每小时地更加尖锐起来。在外交方面，政府接二连三地受着打击。以致最后，那样歇斯底里地宣布了的进攻，显然已准备立刻以一种荒唐的冒险，崩落到人民头上了。 “本来，我们还要耐性地，愿意在好几个月中，和平地观察李沃夫——德列钦可——策列铁里内阁的开明活动的。我们需要时间来进行我们的准备。但是地下的土拨鼠掘得太快了。在‘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协力之下，此次大会参加者之行将遇到政权问题，比我们大家所想像的还快得多。” 大会领袖们企图以更高的权威来保护自己，使不受群众打击，于是把大会牵入于一切日常冲突中去，这使大会在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眼中，大大损坏了声望。关于杜尔诺夫别墅的那个故事，乃是此种冲突中之最轰动一时的。杜尔诺夫是沙皇的一个老官僚，他之出名，由于他当内务大臣时镇压了1905年革命。这个可恨而龌龊的官僚的空屋，为维包格区工人团体所占——主要因为它那个大花园已成为儿童爱好的游戏场了。资产阶级报纸将这避暑山庄描写为虐杀运动者与拦路行劫者的巢穴，是维包格区里的喀琅施塔得。没有一个人肯劳些儿神，去调查一下究竟实际情形如何。政府小心地绕开一切重大问题不谈，生气勃勃地来救护这个别墅。它要求执行委员会准予采取英雄办法，策列铁里当然不会拒绝。检察官发出命令，着该群无政府主义者于二十四小时内迁出别墅。工人们得知了政府正预备采用军事行动，发出了警号。无政府主义者方面以武装抵抗相威吓。二十八个工厂宣布罢工，表示抗议。执行委员会发布宣言，斥责维包格区工人，说他们是反革命派助手。如此准备了以后，法院与警察当局的代表才敢进入那个狮穴去。但进去一看，只见这个别墅设立着好些工人的教育机关，秩序井然。代表们不得不退出来，颇有些难为情的。不过这故事往后还要发展下去。 6月9日，大会上爆发了一颗炸弹：在早晨出版的《真理报》上，登着一个宣言，号召明天示威。能受惊吓，因而惯于惊吓别人的齐赫泽，用一种发自墓底的声音宣称：“如果大会不采取办法。那么明天将是致命的日子了。”代表们于惊吓中抬起头来。 将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与大会对立起来，这思想是由整个局势中发生的。群众推动着布尔什维克派。情绪特别沸腾的是卫戍军，因为进攻关系，他们怕被分布在各个部队中，散处于各方前线。此外，又加以他们对“士兵权利宣言”的不满；这宣言比之于“第一号命令”，或比之于目前军队中的实际制度，都后退了一步，示威是由布尔什维克派的军部[2]发起的。该部领导者断定——而且断定得极有理由：——事实昭示，假使党不出来领导，则士兵们自己会跑到街上来。不过，群众情绪的急剧转变，是不容易体验到的，而这在布尔什维克派中造成了某种动摇。伏洛达斯基对于工人之是否将走到街上来，并无把握。对于示威究将具有何种性质，也有疑惧。军部代表们肯定地说，士兵因为害怕攻击与弹压，不带武器不敢出来。“这示威能发生什么结果呢？”——谨慎的托姆斯基问道，他要求再加讨论。斯大林认为“士兵中在发酵——这是事实；但工人中并无此种明确情绪”，不过他还是以为必须给政府以抵抗。加里宁，老是倾向于避战而不倾向于接战的，坚决反对示威，借口于并无明显的示威理由，尤以工人为然：“示威将完全是虚矫的。”6月8日，中央与各区代表开联席会议，经过了数次预决之后，最后一次举手为一百三十一人赞成示威，六人反对，二十二人弃权，于是决定在星期日6月10日，举行示威。 直至最后，准备工作始终在秘密中进行，为使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不能进行反鼓动。此种预防性的合法措置，后来被解释为军事阴谋的一个证据。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央会议也赞同了组织示威的决议。尤果夫写道：“区际派委员会，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之下，反对着卢那察尔斯基的反对，决定参加示威。”准备工作是以沸腾的精力进行着。 示威所举旗帜，应该是“政权归苏维埃”。战斗的口号是：“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是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的一个最简单表示。示威队伍应向军官学校行进，那里正开着大会。这就加重地说明了：事情并不在于推翻政府，而在于对苏维埃领袖们行施压力。 诚然，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曾听到过不同意见。例如，史密尔卡，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年青委员，曾经提议道：“假使事变发展到了冲突，那我们不拒绝夺取邮政，电报与兵工厂。”会议的另一个参加者，彼得格勒委员会辣齐斯，在其日记中，关于反对史密尔卡提议事，写道：“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叫我去同塞马希科与拉希亚约定，当必要时，应以全副武装，并藉机关枪团之力，夺取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与电报局。”塞马希科是机关枪团的军官，拉希亚是一个工人，布尔什维克派战士之一。 此种情绪之存在，本是极易了解的。党的整个路线是要夺取政权，故问题只关于局势的估量。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显明的转变，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派；但在外省，这同一过程进行得慢得多；最后则前线需要进攻加以教训，以便士兵们抛弃对布尔什维克派的不信态度。因此，列宁还是站在四月间的立场上：“耐心地解释。” 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把6月10日示威描写为列宁的一个直接阴谋：“假使环境顺利”就夺取政权。其实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几个个别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以列宁的讽刺口吻来说，“比应当采取的稍左一点儿”。这是很奇怪的，苏汉诺夫竟不肯把他的任意猜度，和那表示于无数演说与论文中的列宁的政治意见[3]试行对比一下。 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向布尔什维克派提出要求：取消示威。根据什么理由呢？形式上，显然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才有权禁止示威。但政府对于这，竟连想都不敢想呢。由两个政党的同盟领导着的那个“私的机关”——苏维埃，怎能禁止第三个政党的示威呢？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拒绝履行这个要求，但更坚决地着重说明示威的和平性质。6月9日，工人区中张贴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布告。“我们是自由的公民，我们享有抗议权利，我们应该及时利用自己这个权利，不要等得太晚了。和平的示威权是属于我们的。” 妥协派将问题提到大会讨论。正在这当儿，齐赫泽发表了演说，即关于“致命的后果”的那篇演说，又说大会必须通夜开会。主席团之一，格格契高里，此人也是吉伦特派的一个后代，在他完结其演说时，对布尔什维克派这边作一粗暴叫喊：“把你们肮脏的手从这伟大事业上拿开去吧！”布尔什维克派要求给予时间来开党团会议，以便讨论这个问题，但被拒绝。大会通过了决议，禁止在三天内举行任何示威。对布尔什维克派采用强迫行为，同时也就是对政府的一种僭越行为：苏维埃继续从自己的枕头之下偷回政权来。 此时米留可夫正在对哥萨克兵大会演说，称布尔什维克派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至于革命的主要友人呢，则由于事情的逻辑使然，乃是米留可夫本人，虽然他在二月革命前夜，曾主张宁愿德国人胜利而不愿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关于哥萨克所提出的问题：应如何对待列宁派？米留可夫回答道：“现在是最后结果这些先生们的时候了。”资产阶级的领袖未免太性急了，但是他确实也不能错失时机啊。 这时候，各工厂与各兵营中正开着露天大会，决定在明天“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跑上街去。在苏维埃大会与哥萨克兵大会的喧嚷声中：有一件事情发生得不为人所注意，即：维包格区市政局选举，布尔什维克派得到了三十七席，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同盟得二十二席，立宪民主党人得四席。 苏维埃大会既通过了这样决绝的一个议案，而且人们又神秘地说起从右边来的可怕打击，布尔什维克派便决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想举行的是和平示威，而不是暴动。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把被禁止的示威转变为一次半暴动。大会主席团方面决定采取对策。几百名代表分成许多组，每组包括数十人，分头到工厂及营房中去，阻止示威。他们约定于明天早晨齐集陶立特宫，以便检讨活动的总结。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赞成此种活动，从自己方面也派出了七十人来参加。 这样，虽然是出乎意外地，但布尔什维克派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大会代表竟不得不去认识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如果山不许移动来就先知，先知却终于不得不走近那座山了[4]。这两者的会面是极有教育意义的。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新闻报》上，一个孟什维克通讯员描写了这样一幅前景：“整夜里，大会的多数代表，五百余人，分成许多组，每组数十人，没有闭上一会眼，在彼得格勒的工厂，作坊与军队中巡游，劝大家不要参加示威。……在好多工厂与作坊中，又在某几团卫戍军中，大会并无威望。……人们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有时是仇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代表，更加习见的，则人们用辱骂来送走这些代表。”这张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绝不会夸大实情。倒是相反，它把那两处不同世界的夜间会见，是以极其和缓的笔调来描写了的。 无论如何，彼得格勒群众关于下面这个问题，总已使代表们不再剩有任何疑惑了：此后究竟谁能决定示威与取消示威。普地洛夫厂工人同意黏贴大会反对示威的宣言，但有一个条件：要等他们读过《真理报》之后，看那宣言是否与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相冲突。第一机关枪团——它在卫戍军中起着领导作用，正如普地洛夫厂在工人中的作用一样——听过代表两执行委员会的齐赫泽与阿夫克森齐耶夫的演说之后，通过了如下决议：“同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及其军部的主张，本团延迟举行示威。……” 这大批绥靖人员，闹了一夜没有睡觉，早晨来到陶立特宫，情绪十分沮丧。他们原本以为大会的威望是不可侵犯的，但他们竟碰了那垛不信与仇视的石壁。“布尔什维克派在群众中占优势。”“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是仇恨的。”“他们只相信《真理报》。”“某些地方有人喊道：‘我们不是你们的同志’。”代表们一一报告着；他们虽然取消了战斗，但他们遭了最严重的失败。 群众服从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但绝不是毫无抗议或愤慨而就此服从了的。在某几个工厂中，通过了决议来非难中央委员会。各区中最暴躁的一些党员，竟撕碎了党证。这是一个严重警告。 妥协派之所以要禁止三天内作任何示威，乃借口于一个帝制党的阴谋，据说这阴谋是想利用布尔什维克派的示威的；他们提起这件事情，即哥萨克大会中一部分代表也将参加示威，又提到反革命军队之日益开近彼得格勒。既然示威已经取消，则布尔什维克派当然要求说明阴谋的实情了。大会领袖们无法回答，便把阴谋诿于布尔什维克派自己。他们从这处境中如此幸运地找到了出路。 我们必须承认，在6月9日至10日的那一个夜里，妥协派确实发见了阴谋，使他们大为震动，那就是群众联合布尔什维克派以反对妥协派这一个阴谋。但布尔什维克派之服从大会决议，使妥协派获得了勇气，且使他们的狼狈变成为疯狂。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决心要表示铁的力量。6月10日的孟什维克派报纸上写道：“现在是判定列宁派为革命之叛徒与变节者的时候了。”执行委员会主席出席于哥萨克大会，请求哥萨克拥护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哥萨克大会主席，乌拉尔区的统领（ataman）杜托夫回答他道：“我们，哥萨克们，将永远不与苏维埃作对。”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动派甚至不惜与苏维埃走在一起，以便过后更有把握地窒死苏维埃。 6月11日一个可怕的法庭成立了；其中包括着执行委员会，大会主席团人员，各党团领袖，一共大约有一百人。跟往常一样，以检察官资格出场的是策列铁里。疯狂得要命，策列铁里要求采取严峻的对付办法，并卑夷地挥开了丹，因为丹虽然老是准备着污蔑布尔什维克派，然还不曾决心去灭绝他们。“布尔什维克派现在的所行所为，早已不是思想宣传了，这是阴谋。……让布尔什维克派原谅我们吧。现在我们要改用另外的斗争方法了。……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派的武装。自来他们拥有的太大的技术工具，再不能让他们拿着了。我们不能让机关枪与大炮留在他们手里。我们不能容忍阴谋。”这是一个新调子。究竟解除布尔什维克派武装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问题，苏汉诺夫写道：“其实布尔什维克派并没有特别的军械库。其实一切武器都在士兵和工人手里——他们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所以解除布尔什维克派武装之意，只能是说解除无产阶级武装。此外，又要解除武装的军队。” 换句话说，革命的典型时期业已来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依从着反动派的要求，要想解除那保证了革命胜利的工人的武装，这班民主派先生们——其中有不少读破万卷书的，——只叫问题是关于旧书上的，那总寄同情于被缴械者，而不寄于缴械者。但当这同一问题实际提出于他们之前，他们就不认识它了。单凭这个事实，即：策列铁里，这个革命家，这个曾被处好多年苦役的人，这个昨天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竟着手缴工人的械；就已不易为人所了解了。会场凝固在静默中。外省来的代表们，显然还觉得有人在推他们堕入深渊。有一个军官发起歇斯底里症来了。 加米涅夫，面色和策列铁里的一样惨白，从坐位上站起来，以庄严声调，其力量为听众所感觉——喊道：“部长先生，假使你不是在对风胡吹，那你就不能说说空话就算。你应该逮捕我，将我送交法庭，审判我的反革命阴谋罢。”布尔什维克派表示抗议，离开了会场，他们不愿意参加此种对本党的揶揄。会场中空气紧张得不堪忍受。 里倍尔赶紧来帮策列铁里的忙。演说台上自持的的疯狂，代之以歇斯底里式的暴怒了。里倍尔要求采取无情措置。“假使你们争取跟在布尔什维克派后面的群众，那就和布尔什维克派决裂吧。”然而，人家对他的话，不表同情，甚至怀着一半仇恨。 老是为印象所感动的卢那察尔斯基，马上企图与多数派之间找寻出一种共同言语来。布尔什维克派虽然向他保证：他们心目中只想举行一次和平示威，但他自己的经验却叫他相信“举行示威是一个错误”。不过，使冲突加剧是不需要的。卢那察尔斯基不曾安抚得敌人，却恼怒了朋友。 丹，这一个最老练又最无用的灰色中间地带的头领，诡辩道：“我们不是在反对左派，我们是在和反革命派作战。假使在你们肩膀后面站立着德国奸细，那可不是我们之过。”此地之引用德国人，不过用以代替理由罢了。这些先生们自然不能指出任何一个德国奸细来。 策列铁里要施行打击；丹只想伸伸拳头。由于无力之故，执行委员会赞成了丹。第二日提交大会的议案，具有反布尔什维克的例外法性质，惟不能立即加以实际应用。 布尔什维克派对大会发了一个宣言，说道：“你们的代表巡视了工厂与军队，你们再不能怀疑这一点了：示威之不会举行，不是因为你们的禁令，而是因为本党取消了它……军事阴谋这个虚构，是临时政府中人造出来的，为要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械，以及解散彼得格勒卫戍军……如果国家政权全部转入苏维埃之手，——这是我们所主张的——而苏维埃企图束缚我们的宣传，那这不能使我们消极服从，我们将以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名义，接受监禁或其他刑罚——此种思想是分隔了你们与我们的。” 在这几天内，苏维埃中多数派与少数派，胸对胸地相向着，仿佛要从事于最后斗争似的。但到最后关头，双方都后退了一步。布尔什维克派放弃了示威。妥协派放弃了缴工人的械。 策列铁里在自己人中成了少数。但就自己的立场说，他是对的。与资产阶级合作这个政策，已到了此种地步：非把不拥护合作的群众弄成无力不可了。若要把妥协派政策实行至完美结局，——即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统治——则除解除工人与士兵的武装外，别无他道。但策列铁里对虽对了，力量却没有。无论士兵或工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这就是说，必须应用武力来反对他们。然而策列铁里手中已经没有了力量。力量之获得，如果一般说还能获得的话，那他只能向反动派手里去拿了。但反动派假使扑灭了布尔什维克派，接着立刻就要求扑灭妥协派的苏维埃的，而且，一定又会叫策列铁里记得：他只是从前被处过苦役的一个囚犯而已，此外无他。不过往后的事变过程会告诉我们，便是反动派也已没有这种力量了。 策列铁里给自己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找寻政治根据，就说：布尔什维克派分离无产阶级与农民。马尔托夫回答他道：策列铁里并非“从农民深处”取得这个指导思想的。“右派立宪民主党群，地主群，帝国主义者群，以及西欧的资产者”，——那才是要求缴工人士兵枪械的人呀。马尔托夫说得对：因为在历史上，占有阶级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们的要求隐藏在农民背后。 自从列宁的四月提纲公布以来，所有那些想把革命往后拉的人，都把无产阶级将离开农民而孤立这一危险，作为主要论据。列宁把策列铁里与“右派布尔什维克”相比，并不是偶然的。 托洛茨基，在其1917年所写的诸书的一本中，论到这个问题道：“我们党对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的孤立，即令是极度孤立，即令是被用独人监房来孤立，但无论如何不是等于无产阶级对被压迫农民与被压迫的城市群众的孤立。相反地，倘若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与苏维埃目前领袖的背信的变节政策，截然对立起来，则只能使数百万万农民中发生得救的政治分化，能将贫农从殷富的社会革命党农民的叛逆领导之下拉出来，且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变成为全国平民革命的真正领袖。” 但策列铁里的虚伪透顶的论据还是活着。十月革命前夜，这论据变成为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论据，以双倍的力量再现出来，反对暴动。几年之后，当反对十月革命的思想反动开始时，策列铁里的公式竟成了不肖门徒学派的主要武器。 * * * 在大会的同一次会议上，即在缺席裁判布尔什维克派的那次会议上，一个孟什维克派代表，突然动议指定下一个星期日，6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及其他重要城市中举行工人与士兵的示威，以便将民主派的团结与力量，显示给敌人看。动议通过了，虽然是不无为难的。一个多月以后，米留可夫颇有根据地解释妥协派的意外转变道：“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在苏维埃大会上发表了立宪民主党式的演讲，消散了6月10日的武装示威。……他们觉得向我们这边走得太远了，脚底下的立足点在动摇了。他们害怕了，于是突然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方向去。”决定在6月18日举行示威，这自然不是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而是企图转向于群众，以便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此次与工人士兵的夜间相见，一般地，是给了苏维埃上层分子以相当刺激：例如，他们违反了大会开始时的那种心情，竟急忙以政府名义，提出了一个议案：取消国会，规定9月30日召集立宪会议。示威者的口号，也是以不引起群众愤激这个同一心思来选择的：“普遍和平”，“立即召集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关于进攻或合作政府，则一言不发。列宁在《真理报》上问道：“你们把完全信任政府这个口号放到哪里去了，先生们？……为什么你们结舌不吐呢？”这个讽刺恰恰中的：妥协派不敢要求群众信任政府——信任他们自己也参加的政府。 苏维埃代表第二次巡游工人区域与兵营，在示威之前夕，他们向执行委员会做了令人十分欣慰的报告。策列铁里听到这些报告，恢复了内心平衡，又倾向于做自满的说教了。他对布尔什维克派说道：“现在，我们将对革命势力作公开与忠实的检阅了。……现在，我们大家将要看到，究竟大多数群众是跟谁走的：跟你们呢，还是跟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却早在他如此莽撞地说话之前，就已接受挑战了。《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参加十八号的示威，为的要给我们想在十号示威中提出的那些目的斗争。” 这次示威的路线，也是走向演武场及二月革命烈士墓。这显然是由于人们对三个月前那次出殡游行的怀念，那次出殡至少在外表上，是民主派团结的一个最大表示。但是除了游行路线之外，在这次示威中，可没有一件事物能叫人想起三月间那几个逝去已久的日子了。游行队中约共参加了四十万人，比出殡那次要少得许多：在这次苏维埃发动的示威中，不仅没有苏维埃与之合作的那个资产阶级，而且没有激进派知识分子，这批人在以前几次的民主派检阅中，是起了显著作用的。在这里走着的差不多只有工人和士兵。 大会代表们齐集于演武场，读着并数着标语。头几个出现的布尔什维克派口号，人家见了几乎要发起笑来。因为策列铁里昨天是那样自信地抛出了战标的。但是同样的口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打倒进攻！”“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讽刺的微笑在脸上凝住了，然后，又逐渐从他们脸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派的旗帜到处飞扬，一望无际。代表们不再去计算那个叫人不快的总数。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是太明显了。苏汉诺夫写道：“有几处，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与行列所接成的链子，被社会革命党独自的口号与苏维埃的正式口号所截断。但这些口号沉没在群众之中。”次日，苏维埃的官报讲道：“有时这里，有时那里，人们是怎样忿怒地撕碎那写着信任临时政府口号的旗帜。”这几句话显然说得有点夸大。写着拥护临时政府标语的旗帜，只有三小部分人带着。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派，哥萨克队伍，以及一小群属于犹太同盟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一个三角结合，由于其分子复杂之故，予人以一个政治古董的印象，它仿佛怀着一个目的，要把临时政府的无力展览出来似的。普列汉诺夫派与犹太同盟，在群众的敌对叫喊之下，不得不把这些标语放下来。哥萨克则表示顽强不屈，他们的旗帜确实被示威者撕下来了，毁掉了。 《新闻报》描写道：“原本来洄漩地流着的急湍，如今泛滥成宽大江河，几乎要溢出两岸了。”这里说的是维包格区，全体举着布尔什维克派旗帜。“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其中有一工厂擎着一个横布额，上面写着：“生活权高于私产权。”这口号并不是党提出的。 忧郁的外省代表们东张西望，寻找着领袖。领袖们却闭上了眼睛，或者干脆就躲了起来。布尔什维克派用话来逼迫外省代表。“难道我们像是一小群阴谋家吗？”代表们大家承认不像。他们用一种与他们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时全不同的声调承认着。“在彼得格勒，你们拥有着力量，但外省和前线并不如此。彼得格勒不能反对全国而前进。”——“等着吧。”布尔什维克派回答他们道，“很快就要轮到你们的，你们也要举起与我们同样的标语来的。” 老头子普列汉诺夫写道：“在这次示威中，我站在演武场上，跟齐赫泽并着肩。由他的脸色，我看出他对于那要求打倒资本家部长的标语之惊人的多，是丝毫不曾自欺，而颇能重视其意义的；这个意义，因为有几个列宁派代表，对他说了些真正傲慢的命令，仿佛又故意加重了。列宁派打我们面前经过，像是在庆祝一个节日似的。” 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派此种自觉是有根据的。高尔基的报纸写道：“依示威者的标语与口号而论，星期日的示威表示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的完全胜利。”这是一个大胜利，何况这是在敌人选定的战场上，又拿着敌人选定的武器来取得这个胜利的呢。苏维埃大会于批准了进攻，认可了合作政策，并斥责了布尔什维克派之后，于是由它自己发动，号召群众到街上来。他们出来了，对大会表示：我们不要进攻，也不要合作政府；我们赞成布尔什维克派。示威的政治总结就是如此。无怪发起此次示威的孟什维克派的报纸，第二日要忧郁地自问道：谁的头脑里曾有过这个不幸思想呢？ 当然，并非首都中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示威的，也并非全体示威者都是布尔什维克派。但他们之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要合作政府了。那些现在还仇视着布尔什维克派的工人，却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反对这一派。因此，他们的这种仇恨，便变成为期待的中立了。在布尔什维克派口号之下游行着的，还有不少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还不曾与本党决裂，但对这两党的口号早已失去信仰了。 6月18日的示威给它的参加者以巨大印象。群众看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已成为一种力量，动摇的人被吸引到它这一边去了。在莫斯科、基辅、哈尔可夫、也加德林诺斯拉夫以及其他许多外省城市中，这次示威都暴露出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增长。到处都提出同样这几个口号，而这些口号是打中了二月政制的核心的。由此不做出结论来是不可能了。仿佛妥协派已无路可走。但是最后，前线上的进攻帮助了他们。 6月19日，尼夫斯基大街上举行一次爱国主义游行，由立宪民主党人领导，擎着克伦斯基的一幅肖像。据米留可夫说：“这和昨天在同这几条街上举行的示威，竟那样地不类，因为人们今天在兴高采烈的感觉中，不自觉地混杂了一种不信任感。”很合情理的一种感觉！但妥协派却轻松地叹了口气。他们的思想立即超出于那两次示威之上了，他们以民主的综合者自居。这班家伙是命定着要喝干这杯幻想与耻辱之酒的。 4月间，两个示威——一个革命的，另一个爱国主义的，——互相会到了，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死伤。6月18日与19日这两次敌对的示威，是先后发生的。这一次并不曾达到直接冲突。但想避免这冲突已不可能。事实证明它不过延迟了两个星期而已。 无政府主义者，不晓得怎样表现自己的独立性才好，竟利用了6月18日示威，向维包格区监狱进袭。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刑事犯，不经战斗，且无死伤，就放出来了。不仅从一个监狱，而是从好几个监狱，同时放出来的。这次进袭，对于行政当局并不是意外的，当局简直是自愿地迎接那些真真假假的无政府主义者。整个这件谜一般的事实，与示威并无丝毫关系。但爱国派报纸将这两者联合为一了。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大会上提议，严查各监狱放出四百六十名刑事犯的真相。可是妥协派不能让自己有此种奢侈享受，为的是怕因此触犯了高级行政代表与自己的盟友。还有一层，他们根本不想保护自己发起的这次示威，以反对恶毒诬蔑。 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此人在几天前刚因杜尔诺夫别墅事件丢了脸，——现在决心要报一报仇。在搜寻逃犯的借口之下，又袭击了一次那个别墅。无政府主义者实行抵抗；一人被杀，别墅被捣毁了。维包格区方面的工人认为这个别墅是他们的，于是发出了警报。有几个工厂停了工；警报转辗传到了别的区里，甚至传到了兵营中。 6月底最后几天，是在人情的不断沸腾中经过了的。一个机关枪团准备立即进攻临时政府。罢工工厂的工人们往来游说于各团间，号召士兵们到街上来。身穿兵大衣的长髯农民，有的头发灰白，列队在人行道上去，表示抗议：这些中年农民要求放他们回去耕田。布尔什维克派进行鼓动，反对出来示威：6月18日的示威已经说出了一切能说的话；现在如果要造成一个变化，那末示威是不够的；至于暴动时机则还不曾来到。6月22日，布尔什维克派对卫戍军发了一个宣言：“凡以军官名义发出，叫你们上街来行动的任何号召，都不要相信。”从前线来了许多代表，申诉着暴力与处罚。解散不服从部队的威吓，简直是火上加油。据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书说：“许多团中的士兵们，拿了武器睡觉。”爱国派的历次示威——常是武装的——导成了街头冲突。这乃是蓄积电气的小小放射。两方面没有一边想直接进攻：反动派太弱；革命对自己力量还没有十分信任。但是城市的街道上似乎铺了一层爆炸物。空气中到处嗅得到冲突的气息。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解释着，约束着。爱国派报纸肆无忌惮地诬蔑布尔什维克派，以此发泄自己的惊恐。6月25日列宁写道：“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那种普遍的、怨恨与愤怒的狂叫，乃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脆弱的一个共同怨诉。他们是多数。他们执掌着政权。他们互相同盟。可是他们看见：自己竟一点出路都没有！这怎能叫他们不怨恨布尔什维克派呢？” [1] Grimm, Robert（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主席，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C.R [2] 这组织，本书中有几处译成“军事委员会”，望读者不要与实行十月暴动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相混。——译者。 [3] 关于这问题。《附录三》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原注。 [4] 按《旧约》中传说，先知们得天启与训戒总是在山上，著名的有如摩西之于西乃山等。——译者。 【传闻伊斯兰教典中有这样的故事：穆罕默德有一次指着远处的大山对周围的教徒说：“我只要念几句咒语，这座山就会移到我面前来。”众教徒不信，穆罕默德便开始念念有词起来。结果山还在那里，动都不动。穆罕默德就腾腾腾地跑到山跟前。然后对着众教徒说：“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不过并未在《古兰经》中查到这个故事。－C.R】 >
> ## 第二十三章 结论 在本书最初几页中，我们曾企图指出：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社会关系中有着多么深的根源。我们的分析，决不是事后适应于既成事实的，而是相反，它是在革命之前，甚至在十月革命的1905年预演之前，就作成了的。 在后来的文字中，我们曾企图观察俄国各种社会力量在革命事变中之如何暴露。我们曾就各政党与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记载了这些政党的活动。著者的同情与反感是可以搁置在一边的。一种历史的叙述，如果以确切证明的事实为根据，且在社会关系之真实发展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此等事实的内在联系，那末这个叙述是有权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客观性的。这样发现出来的事变过程之内在法则，其自身便是史笔客观性的一个最好证据。 在读者们眼前经历过的二月革命的事变，已经用逐次消元法（method of successive elimination），证实了——目前至少已一半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预断：还在无产阶级踏上政权之前，所有其他种类的政治发展，都受了生活的试验，且证明为无用而被抛弃了。 以克伦斯基为民主派人质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证明出完全崩坏了。四月事变乃是十月革命对二月革命所发的第一个公开警告。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于事变后为合作政府所代替，而后一政府的无结果性，则又为其存在的每日经验所暴露着。六月示威是执行委员会自己发起的，虽然也许不是很自愿地；在这次示威中，二月革命企图与十月革命较量力气，结果是大败亏输。正因为这败仗是在彼得格勒战场上打的，而打败它的人就是那完成了二月革命，然后又使革命波及于全国的工人和士兵，所以这败仗更加是致命的。六月示威证明出彼得格勒的工人与士兵正在走向第二次革命，其目的已写在他们的旗号之上。无误的征候，证明出全国正在追上彼得格勒——虽然不可免地比较晚些。这样地，二月革命在其第四个月月底，政治上业已精疲力竭了。妥协派已失去了士兵和工人的信任。领导苏维埃的各政党与苏维埃群众之间的冲突，今后已无法避免了。6月18日的游行，是两个革命的力量对比的和平证验，从此以后，它们中间的矛盾，不免要采取公开的与暴力的性质。 这样便发生了七月事变。在那次由上面发起的示威之后两个星期，同是这些工人和士兵，自动跑到街上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拿取政权。妥协派干脆地拒绝了。七月事变导成了街头冲突，酿成死伤，结局则布尔什维克派遭受镇压，被宣布为二月政制破产之负责者。策列铁里在6月11日提出而被否决的决议：宣布布尔什维克派为非法并解除其武装，——在七月初完全实行出来了。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被封。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部队被解散。工人们的武器被缴除。党的领袖被宣布为德国参谋部密探。有些领袖躲起来了，另一些领袖坐了牢。 但正是在妥协派对布尔什维克派的七月“胜利”中，民主派的无力彻底暴露了。为要反对工人与士兵，民主派只能调动那些明显的反革命队伍，这些队伍不仅仇视布尔什维克，而且也仇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了。 自由派从这局势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米留可夫以两歧路的公式来表示它：不是科尔尼洛夫便是列宁。革命实在已不留着中间道路了。反革命对自己说道：目前不干，将永无时机。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便称兵作乱，借口于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正如革命前的一切合法反对派总以爱国主义——即必须对德作战——为幌子一样，革命后的一切反革命派总是以反布尔什维克的必要来做幌子。科尔尼洛夫得到有产阶级及其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但这并不曾使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有所作为，反而促成了他派去攻打彼得格勒的军队不战而败，不争而降，像一滴水落在火热的锅子上，顷刻间消失了。这么着，从右来一次变革的企图是做过了，而且还是由军队首领来做的。有产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行动中证验过了。在科尔尼洛夫或列宁的决择中，科尔尼洛夫已像一只烂果子似的掉落了，虽然那时列宁还不得不深藏在地下。 此后还有哪一种可能不曾用过，不曾经历过，不曾考验过呢？只有布尔什维克派这种可能。实在的，当科尔尼洛夫的企图不光荣地溃败以后，群众是蜂拥地与坚决地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十月革命是依物理学的必然性在临近了。二月革命虽被称为不流血的，然彼得格勒还是有很多死伤，可是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不同，它在首都里成功，确实不曾流了血。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问吗：人家还能拿出怎样的证据来证明十月革命之深刻的规律性呢？只有被十月革命打中了最易感之处，即打中了钱袋的人，才能觉得十月革命只是冒险主义与煸惑的结果，——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只当布尔什维克派的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之后，被推翻的诸阶级获得了协约国政府的物质援助，拼命想拿回他们的失物时，流血斗争才爆发出来。那时，就来了内战的几年。红军创立起来了。饥饿的国家被置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政制之下，变成为一个斯巴达式营垒。十月革命一步步给自己开着道，打退了一切敌人，转过来解决一切经济任务，治好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内战的重创，在工业发展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十月革命面前，又发生了新的困难，——那是从它在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孤立地位发生的。国家发展的落后性，使俄国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权，但落后性在这政权之前所提出的任务，因其本质使然，是不能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范围内完全解决的。因此这一孤立国家的命运，便整个地与世界历史的未来行程联结在一起了。 这个第一卷是关于二月革命的，它告诉人们以二月革命如何与为什么必须趋于消灭。第二、第三（原文为“第二”，因俄文本称第二卷为“二卷上”，称第三卷为“二卷下”——译者）两卷将告诉人们以十月革命如何取得胜利。 >
> ## 一、关于《俄罗斯发展的特点》一章的附录 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关于俄国未来的命运问题，乃是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纪中俄国知识分子一切争论与分派的基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都取着一种绝对形式。后来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派起来代替了这两者。当民粹派还没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最后消失之前，它在长期间坚决主张俄国应循着完全特别的发展道路，要绕出资本主义。在这意义中，民粹派继续着斯拉夫派的传统，不过除去了它皇朝——教会——泛斯拉夫主义这些个成分，加添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罢了。 就事情本质而论，斯拉夫派的观念及其一切反动的疯狂性，与民粹派的观念及其一切民主的幻想性，都决计不是简单的玄想，而是以俄国发展的无疑而深刻的特点为依据的，只是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的，他们的估计是不正确的罢了。俄国马克思派在与民粹派所作的斗争中，于证明一切国家的发展规律实际同一之时，常常陷于独断主义的模型化中，有把小孩和洗浴水一同倒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名教授包克洛夫斯基的许多著作中，尤为明显。 1922年，包克洛夫斯基攻击著者作为不断革命论基础的那种历史观念。我们觉得至少对于那些不仅关心于事变之戏剧式的过程，同时也有志于革命学说的读者们，底下从我们答复包克洛夫斯基教授的论文中摘引最重要的几段，想来是有益的；我们的答复发表在1922年7月1、2两日的两期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上。 ## 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包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的论文，它证明了——可惜是反面地！——把历史的唯物论应用到活的人类历史上去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甚至像包克洛夫斯基那样深思远虑的人，也往往要把历史弄成为怎样的一种陈旧模型。 包克洛夫斯基所批评的那本书，是直接由一种愿望引出来的，即欲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个口号找到历史基础与理论辩解，这口号不仅反对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同时也反对着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这一个思想进程，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正确些说，在极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引起了理论上的最大愤懑。这种愤懑的表示者不仅是孟什维克派，而且还有加米涅夫与劳许考夫（布尔什维克——历史家。）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先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长期学校；企图跳过这一阶段，乃是冒险主义；假使西欧工人阶级还不曾夺取政权，那俄国无产阶级怎能提出这一个任务？等等，等等。这种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自限于历史的陈旧模型与形式类比，将历史的时代变成为一些不变的社会范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交替，——从这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当然仿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怕叛离了。但只要把1903年至1905年间所表现的社会力量，作一郑重的经验的估量，就已有力地证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全盘活力了。这到底是不是特点呢？这一特点有没有预示出全部历史发展的深刻特点呢？这样一个任务，怎么能提出在俄国的即欧洲最落后（包克洛夫斯基也承认）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前呢？俄国的落后性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只在俄国事后重演西欧国家的历史吗？假使如此，还能谈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吗？可是这个政权（让我们回忆一下吧）是已经被夺取了的。问题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呀？正是在这里，即俄国发展之无疑的与不可争辩的落后性，在较高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及压迫之下，结果并非简单地重复了西欧的历史过程，而产生了一些深刻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独立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们政治环境的深刻的特殊性，使我们能在欧洲革命之前就完成了胜利的十月革命，这种特殊性乃植根在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特点以及国家的政权之中。当包克洛夫斯基与劳许考夫和民粹派或自由主义者争辩时，证明道：沙皇制度的组织与政治系由占有阶级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来决定，他们在根本上是对的。但包克洛夫斯基企图重复这个论据来反对我，那简直是无的放矢。 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中，我们晚起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乃是我们的资产阶级不能在无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之时，就把沙皇制度推翻。 但在包克洛夫斯基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就没有存在；而在我们，它却是研究的中心命题。…… 包克洛夫斯基写道：“在十六世纪全欧关系的背境中描写当时莫斯科的俄罗斯人，乃是一件极其迷人的工作。再没有更好方法，可以驳斥那盛行至今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中都很盛行的，一种成见，即关于经济基础‘原始性’的那种成见了，仿佛俄国的君主专制就是在这个原始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接着他还说：“把君主专制当作商业资本主义的欧洲的一个方面，在它真正的历史关系中来加以指出……这任务不仅对历史家非常有趣，就是对读者大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因为再没有比这更激烈的方法，可以结果那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的神话了。”我们可以看到：包克洛夫斯基直率地否认我们经济发展的原始性与落后性，同时则把俄国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算入神话之列。整个事情的困难在于：包克洛夫斯基完全被他和劳许考夫所指出的，十六世纪俄国商业之比较广大的发展这一史实，所催眠了。这是难于了解的，包克洛夫斯基怎能陷入于这样的错误中去。事实上他也许这样想：仿佛商业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无误的尺度吧。二十年之前，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黑尔企图在商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道路）中寻找出整个经济发展的标准。司徒卢威当然赶紧贩卖这“发明”到俄国的经济“科学”中来。在那时，布黑尔的学说遭遇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一个极自然的打击。我们在生产中，即在技术与劳动的社会组织中，寻找经济发展的标准，至于那将生产品从生产者手中移入消费者的那一段路程，我们视之为次等现象，其根源也得到生产中去寻找。 十六世纪俄国商业规模之大（至少就其幅员而论），不管由布黑尔——司徒卢威派标准的观点来看是怎样地离奇，但我们还是要说，这正是要用俄国经济的原始性与落后性来解释的。西欧诸城市是手工业行会的与商业同盟的。但我们的城市主要是行政的与军事的，因此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西方的手工业行会文化，形成于经济发展相当高的水准上，当时，制造工业的一切基本过程，从农业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创造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城市，而首先则创造了一个有限的（区域的），但是稳固的市场。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基础上，就这样地进行了相当高的经济分化，产生了中心城市与其农业经济的四郊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至于我们经济的落后性，则首先表现于这一事实中，即手工业不与农业分离，保持着家庭手工业形式。在这里，我们是更近于印度而较远于欧洲，正犹我们的中世纪城市更近于亚洲的而较远于欧洲的，也正犹我们的君主专制位于欧洲的绝对主义与亚洲的专制主义之间，有许多特点近于后者。 因我们幅员的无限与人口的稀少（似乎这也是落后性之一个很客观的标记），生产品的交换预定了商业资本要起很大规模的中介作用。这样大规模作用之所以可能，正因为西方位于远较高出的发展水准上，它有无数需要，它遣派自己的商人并输送自己的货物到俄国来，藉以在我们这最原始的，而且在很大范围内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推进我们的商业流通，谁没有看到我们历史发展上这一个最大特点，——那就等于没有看到我们的全部历史。 我在西伯利亚的雇主（我替他记了两个月账，把“几斤”“几尺”记进账去）雅各勃·安特来也维奇·却尔纳黑——这件事并非发生在十六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之初——凭他商业活动的势力，差不多无限制地统治着吉伦斯克县。雅各勃·安特来也夫维奇从通古斯人那里购买皮货，从远方教区的神父那里买教产，从衣尔别次克及尼齐高老特的市场里贩运印花布，而主要的则供给“伏德加”烧酒（那时衣尔库次克省尚未实行统制）。雅各勃·安特来也维奇不认识字，但是一个百万富翁（依当时的而不是依目前的价值而言）。他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他的“独裁权”是不用置辩的，他甚至称通古斯人为我“小小的通古斯人”。吉伦斯克城与维尔霍林斯克城及尼齐尼·奥立姆斯克城一样，居住着警察长与副警察长，各级相互依存的农村高利贷者，各式各样的官吏，还有一些可怜的工匠。至于有组织的手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之基础的，我在那里没有发见——没有行会，没有行会的节日，也没有商会，虽然雅各勃·安特来也夫把自己算是“第二商会”中的一个会员。西伯利亚实际生活的这一片断，真比包克洛夫斯基对这问题所说的话，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俄国发展的历史特点。这是事实。雅各勃·安特来也夫的商业活动，从耶纳河的中游及其东面各支流地带起，一直扩展到尼齐尼·诺伏高老特，甚至还扩张到莫斯科。在欧洲大陆上，也只有不多几家的商业公司，能在自己的贸易地图上划下这样长的距离。但是这个商业独裁者，如以西伯利亚农民的话来说，这个“老板爷”[1]，却是我们的经济落后性，野蛮性，原始性，人口稀少，乡镇与农村的分散，难于行走的乡间道路，春秋的大水在各县、各区、与乡村的周围造成两月的沼泽封锁，以及我们一般的文盲，等等条件的最完成与最可信的一种化身。而使却尔纳黑在西伯利亚（耶纳河中游）的野蛮经济基础上，高升到自己这种商业的重要地位的，那因为西方——俄国与莫斯科——给了西伯利亚以压力，并且拖着它向前走，使它那游牧经济的原始性与华沙造的警钟联合在一起。 行会手工业为中世纪城市文化的基础，那文化也放射到农村里去。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从手工业行会的基地上生长起来的。我们却不曾有这个基地。当然，萌芽，象征，预兆是可以找到的，但在西欧，它们在那时可并不是预兆，而是以手工业作基础的一些有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着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它生长着，并与教会和封建主作斗争，且利用王权的手来反对封建主。就是这种城市，以火药军器的形式来替常备军立下了前提条件。 我们的手工业行会城市，即使是具体而微像一点西欧城市的，在什么地方？它们和封建主在哪里进行过斗争？难道工商业城市与封建主所作的斗争，给俄国专制制度的发展造成了基础吗？由于我们这些城市的性质关系，这样的斗争我们不曾有过，正犹之乎我们不曾有过宗教改革一样。这倒是特点呢，还是不算特点？ 我们的手工业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上，即是说，并不曾和农民的耕种业分离。宗教停留在农民教派的阶段上，因为在城市方面找不到领导。在这里，原始性与落后性简直是响彻了云霄。…… 沙皇制度的兴起，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当然还只是在一个经济基础上各种活的历史力量的斗争范围内的相对独立）国家组织，并非因为有力城市与有力封建主的斗争，而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工业虽然十分薄弱，但我们的封建主也还是薄弱的。 就社会结构而论，波兰介于俄国与西欧之间，正似俄国介于欧亚之间。波兰的城市，比之于我们的，已经具有多得多的行会手工业了。但它们却不能发达到这个地步，即不能达到帮助王权以消灭封建主的地步。国家政权还是直接操在贵族手里。结果则为国家的完全无力以及它的瓦解。 我关于沙皇制度所说的话，也是对资本与无产阶级而言。我不懂得：为什么包克洛夫斯基的愤慨却只反对着我的第一章，即关于沙皇制度的话。俄国的资本主义并非由手工业经家庭工业而发展到工厂的，这因为当俄国手工业大部分还不曾和农业分离之时，欧洲的资本就开始以商业形式，后来以财政及工业形式倾注我们的头上来了。由此发生了这一个现象，即在我们这原始经济的环境里，存在着最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这里开设有比利时人或美国人的工厂，但周围却是小村庄，每年烧去一次的，茅草干与木头造成的村舍，等等。最原始的起点与最近时的欧洲的终点。由此发生了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由此发生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薄弱。由此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轻易地对付了俄国的资产阶级。由此说明了为什么当欧洲资产阶级出来干预之时，我们便遇到了更多困难。 至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呢？他经过了中世纪学徒行帮的学校吗？他具有整世纪的行会传统吗？这样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直接从锄头上被拖下来，就给抛入工厂的锅子里去了。也因此，他没有保守传统，他本身中没有等级，又有革命的新鲜活气，因此，再加上其他原因，十月革命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但也因此，使他成为文盲，落后，缺乏组织习惯，没有工作系统，没有文化的与技术的教养。所有这些负数，我们在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每一步都感觉得到。 俄罗斯这个国家遭遇到西欧各国的军事组织，而这些国家是建立在更高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上的。因此，俄国资本在最初几步上，就遭遇到西方远较发展的与有力的资本，且落后于后者领导之下了。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最初几步上，就找到了现成的武器，这是由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职工会，政党。谁如果只拿俄国占有阶级的利益来解释皇朝的性质与政策，那他就忘记了：除了较落后，较贫穷，较愚暗的俄国剥削者之外，还有较富裕，较有力的欧洲剥削者在。俄国占有阶级遭遇到欧洲的占有阶级，带一种仇恨的或半仇恨的态度。这种遭遇乃经由国家组织的中介来完成。此种组织就是专制皇朝。假使不曾有欧洲的城市，不曾有欧洲的火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曾有欧洲的交易所，那末专制皇朝的全部结构与全部历史都要改观了。 在专制皇朝本身存在的最后时期中，它不仅是俄国占有阶级的一个机关，而又是欧洲交易所剥削俄国的一种组织。这个两重性的作用，又给了它一个很重要的独立性。此种独立性的明显表示，就是这个事实，即在1905年，法国交易所为要支持专制皇朝，竟违反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志而借款给它。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沙皇制度是被打碎了。为什么？因为在它脚下乃是一个太低的生产基础（“原始性”）！在军事技术方面，沙皇制度努力要和最完美的典型跻于平等地位。在这一点上，它是受了较富与较开明的同盟者之多方援助的。因为这，沙皇制度拥有最完备的军器。但它不曾有，同时也不能有再生产这些武器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把这些武器（与人群），从铁路与水道以够快的速度来运输。换句话说：沙皇制度在国际斗争中为俄国占有阶级的利益而战，但它依靠在较它敌人与同盟者更为原始的经济基础之上。 在战争时期，沙皇制度无情地剥削着这个基础，这就是说，它比那有力的敌人与同盟者，吞噬了国富与国民收入的更大百分数。这事实，一方面可以在战债系统中，另方面可以在俄国完全瓦解中，找到证明。 所有这些情形，直接预定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后来的困难，但完全没有为包克洛夫斯基的老生常谈所解释。 [1] 原文直译：梅花K（король крестей）。是很高级的一张牌。－辛达 >
> ## 二、关于《党的重新武装》一章的附录 本书著者，在纽约出版供留美俄国工人阅读的《新世界》日报上，曾企图以美国报纸上的贫乏消息为根据，给革命发展作一分析与预断。1917年3月6日（旧历），著者写道：“关于正在发展的事变之内幕史实，我们只能凭官方电讯中偶尔漏入的断片与暗示来知道一点。”著者关于革命所写的一些文章，起自2月27日，止于3月14日，——此日著者离开了纽约。下面我们按照日期先后，从这些文章中摘引几段来，以便读者知道当著者于5月4日来到俄国之时，对革命怀着何种见解。 二月二十七日： “上面，是无组织的、丢脸的、与解体的政府；军队动摇到了极点；有产阶级中没有信心，感觉恐惧；下层群众感觉到深刻痛苦，数量上增大了的无产阶级则在事变的火焰中锻炼着，——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说：我们正见到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开始了。希望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能参加于此次革命。” 三月三日： “罗将柯与米留可夫之流现在就来谈什么秩序，那是太早了，在沸腾起来的俄罗斯，明天还不曾平静下去的。现在，全国——一切被沙皇制度与诸统治阶级所压迫，弄成赤贫，且被掠夺的人们——将在这广大无垠的全俄人民监狱中，一层一层地兴起。彼得格勒事件不过是一个开端罢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居于全俄罗斯民众之首，执行着自己的历史工作：他们把帝制与贵族的反动派驱出于一切庇护所，而向德国与全欧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因为需要消灭的不仅是沙皇制度，而又是战争。” “罗将柯们与米留可夫们忙着企图恢复秩序，与帝制妥协，但第二个革命浪头将冲过了他们的头。革命将自其本身内部产生出自己的政权——产生出走向胜利的一个人民的革命机关。主要的战斗与主要的牺牲还在后头呢。只有经过了这些战斗与牺牲之后，才能有完全的与真正的胜利。” 三月四日： “长期间被抑止的群众的不满，一直到大战发生后第三十二个月，才爆发出来，爆发得如此之晚，并非因为在群众之前筑有警察堤防——这堤防在大战时是大为损毁了的——而是因为一切自由派的机关与组织，（包括他们爱国派的走卒在内），曾对那比较不觉悟的工人阶层，施行强大的政治压力，暗示他们必须服从‘爱国的纪律与秩序’。” “（暴动胜利之后，）才轮到国会来出头。沙皇在最后关头曾企图解散国会。假使能够散去的话，那它是会‘依照往年先例’而顺从地散去的。但革命的民众已经统治了首都，他们违反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志，跑到街上来斗争了。军队跟民众一起。如果资产阶级不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府，则革命政府会从暴动的工人群众中发生。六三国会[1]本来是决不敢从沙皇制度手里夺取政权的。但它不能不利用局势造成的虚君时期：皇朝暂时从地面上消失了，而革命政权则还不曾形成。” 三月六日： “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势力，和暂时掌握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公开冲突是完全不能避免的。当然，你可以搜集到许多的话，关于全民统一如何地大大优于阶级分裂，——这正是自由资产阶级与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所忙于搜集的。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曾以此种符咒消除了社会矛盾与停止了革命斗争之自然发展的。” “就是在目前，革命的无产阶级即应以他的革命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立起来。在此斗争中，苏维埃把兴起的民众统一在自己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的。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具有意志与能力，即令在立宪会议的准备时期，它也能去实行一次全国民主主义的大肃清，彻头彻尾改造军队，使它变成革命民军，且在行动上证明给下层农民看看：他们只有拥护革命的工人政权（workers' régime），才能得救。” 三月七日： “当尼古拉第二的党羽掌握政权之时，外交政策上操有最后决定权的，乃是朝廷利益与反动贵族的利益。正因为此，柏林与维也纳老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现在呢，政府的席上已写着纯粹帝国主义的利益了。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辈对民众说道：‘沙皇政府已不再存在，现在我们应该为全民族的利益流血’。但所谓民族利益者，俄国帝国主义者指的是收回波兰，夺取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波斯。换句话说，俄国现在已和其他欧洲国家，首先和自己的同盟国：英法，排好了共同的帝国主义行列了。” “皇朝贵族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这事实绝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接受战争。与世界屠杀及帝国主义作国际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成为我们的任务了。” “米留可夫之帝国主义的吹牛：摧毁德国，奥匈，与土耳其，——现在成为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两王室手中的最好工具了。在他们手中，米留可夫现在所起的作用，正像花园里吓鸟的稻草人。新的自由派帝国主义政府还来不及改良军队，它却已帮助霍亨索伦皇朝提高了爱国主义精神，且恢复了那处处脱落线缝里的德国人的‘全民统一’。假使德国无产阶级有权利来思索，说在俄国资产阶级的新政府之后，站着全体人民，其中包括革命的主力——俄国无产阶级，那这对于我们的同志，德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可怕打击。” “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就是要昭告世人：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恶毒的帝国主义意志之后，并无力量，因为工人群众不拥护它。俄国革命应该对全世界显露自己的真面目，即它不仅对皇朝贵族的反动派，而且对自由派的帝国主义，也采取不调和的仇视态度。” 三月八日： “在‘救国’这面旗帜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掌握起对革命民众的领导权，且为了这个目的，不仅要把爱国的劳动派克伦斯基，而且显然还要把齐赫泽，这个社会民主派中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用锁链拖在后面。” “土地问题，将在目前这贵族资产阶级与社会爱国派的同盟上，深深地劈进一斧。克伦斯基不得不取舍于‘自由的’六三派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前者要为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窃取全部革命，后者则要将土地革命政纲完全展开，即是说，要没收皇室，地主，采邑，修道院，教会等的土地，交给民众。究竟克伦斯基个人将作何选择，并不重要……农民群众乡村中的下层，乃是另一回事，将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顶不可或缓与顶顶要紧的一个任务。” “假使以我们的政策去适应乡村中民族爱国的褊狭性，藉以解决这个任务（即吸引农民），那是一件罪过：俄国工人为要与农民联络，倘竟以断绝欧洲无产阶级关系作为代价，则简直等于自杀。不过此种自杀行为，在政治上是绝非必要的。我们手中操着更有力的武器呢：当目前的临时政府[2]，与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及克伦斯基的内阁不得不保持其统一的名义，将土地问题弃而不顾之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把这问题全部提出于俄国农民群众之前。” “俄国资产阶级受过1905－1907年的经验之后，说道：‘既然土地改革不可能，那我们就拥护帝国主义的战争吧！’” “我们则引证1914－1917年的经验，将对农民群众说道：‘用背脊向着帝国主义的战争吧，拿土地革命同它对立起来！’” “这个同一问题，土地问题，将来在军队中的无产阶级干部与军队中的农民大众统一之时，会起着巨大作用。‘我们要地主的土地，不要君士坦丁堡！’——无产阶级士兵会对农民士兵这样说，替他解释着：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谁与为了什么的。我们，首先在工人中，其次在农民与士兵中，进行此种鼓动与反战斗争，其所得成功，行将决定自由派帝国主义政府于多久才能为革命的工人政府所代替——这个工人政府是直接依靠着无产阶级，并团结着下层农民的。” “罗将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等辈，将竭尽一切力量，以便依照他们自己的形像来召集一个立宪会议。操在他们手中的一张最有力的牌，就是全国一致对外敌作战这个口号。现在，他们自然会说：我们必须保护‘革命的胜利品’，免遭霍亨索伦破坏。而社会爱国派是会和他们同调的。” “‘如果是有什么东西值得保护的话！’我们将会这样说。第一件事必须保证革命不让内敌破坏。必须，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把帝制与封建的一切废物从所有的角落里扫除出去。必须教俄国农民不要相信罗将柯的诺言与米留可夫的爱国谎骗。必须在土地革命与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团结数百万农民来反对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只有一个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夺取了古契柯夫们与米留可夫们的政权，才能充分执行这一工作。这个工人政府将使用国家政权的所有工具，以便提高，教育，及团结城市与乡村中最落后与最愚暗的下层劳动群众。” “但假使德国无产阶级不起来，那我们将怎么办？” “你是说：俄国革命——即令我们的革命成立了工人政府——也不会对德国发生一点影响吗？但这是十分不可信的。” “哦，如果实际还是如此了呢？……” “……如果不可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如果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团体在最近时期妨碍德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自己的统治阶级——那时，俄国工人阶级当然要拿起武器来保卫革命。革命的工人政府将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的战争，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弟兄们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之，如果在最近时期，德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那他们不但‘有权’，而且应该进行战争来反对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以便帮助德国工人，去跟自己的帝国主义敌人算账。在这两个情形中，由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只不过是武装的革命罢了。那时问题并不在于‘保卫祖国’，而在于保卫革命以及革命之转移于其他国家。” 这简直是用不着指出来的：在上面这几段范围广大的引文——它们系摘自几篇供工人阅读的通俗文章——中，所发挥的关于革命发展的观点，与列宁在4月4日提纲中所发挥的观点无异。 * * * 二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中，布尔什维克党经过了一个危机；本书著者在1909年为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与此不无关联，所以在这里摘引一段不是多余的： “假使孟什维克派，从‘我们的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抽象观念出发，得到的思想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甚至帮助它夺取国家政权，那末布尔什维克派从同样赤裸的抽象观念：‘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将达到一种思想：无产阶级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也要自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诚然，在这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早已完全暴露出来，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却只当革命胜利之时，才有发生大危险之虞。” 1923年之后，这几句话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曾被不肖门徒广泛地利用。其实，它是在事变的八年之前，给目前那些不肖门徒在一次革命胜利中的行为，作了一个十分确切的估价。 党光荣地经过了四月危机，它清算了右翼的“反革命特征”。为此之故，本书著者在1922年又以如下的按语来补足了上面摘引的那一段话： “大家知道，这并不曾发生，因为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一最重要问题上，于1917年春，即在夺取政权之前，（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地）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再武装。” 列宁在和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时，于1917年4月间写道： “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与思想，一般方面是完全证实了的，但具体上，事情却发生得相反，它比‘任何人’所能期待的更特别，更奇怪，更驳杂。谁忽视或忘却这个事实，那就有类乎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派’了，他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曾不止一次起了可怜的作用，他们无意义地反复说着那些背熟了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与活的实际的特点。现在谁假使还只说什么‘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他便落在生活之后，他因此会于事实上转入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应该被放进‘布尔什维克派’革命前期的古董档案库（可称为：‘老布尔什维克派档案库’）中去。” [1] 指由1907年6月3日政变*产生的那届国会议员。——原注 【* 1906年秋选举出的第二届杜马中左翼代表的人数大为增加。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结成了“左派联盟”，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有产阶级看到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还不驯服，“贵族联合会”便要求政府解散这届杜马，修改选举法，另外召集俯首听命的杜马。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C.R】 [2] 美国报纸上所说的“临时政府”，乃指“国会临时委员会”而言。——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