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三章 军队与战争 早在革命之前数月，军队里的纪律就已极度动摇了。我们可以搜集到那时不少军官们的怨诉：士兵不敬官长；毫不珍惜马匹与军中财物，甚至于糟蹋枪械；在军用车中没有秩序。各处情形虽不是同样地坏；但到处都趋于同一方向，即趋于瓦解。 现在又加上了革命的震动。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暴动，不仅没有军官参加，而且还反对着他们。在紧急关头，司令官只是简单地藏好了脑袋。2月27日，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的军官们谈话，目的显然是要探察他们对国会的关系，但发见这些贵族的禁卫军长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懂，也许这种不懂一半是假装的，因为他们都是惊骇过度的皇党。“我是多么地惊奇呀”，希特洛夫斯基讲道，“当我第二天早晨见到泼雷奥勃来顺斯基整团士兵排队在街上走，秩序很好，军乐队前导，没有一个军官。”……诚然，有几个部队是同长官一起到陶特立宫去的，正确些说，是把长官带在身边的。军官们在此种胜利的行军中，自觉处于俘虏地位。克拉因密黑尔伯爵夫人以被捕人资格，看到了这几幕事情，所以表示得更为明确：军官们像是被牵往屠场去的驯羊。 造成了士兵与军官间的分裂的，并不是二月暴动，它不过使那分裂表面化罢了。在士兵的意识中，以为反对专制的暴动，首先是一种反对司令长官们的暴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那几天他穿着军官制服——回忆道：“从2月28日早晨起，出门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开始来撕军官们的肩章了。”这就是新制度第一天卫戍军里的情形！ 执行委员会所最关心的，是调和士兵与军官的关系。这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叫部队服从以前的长官。据苏汉诺夫说，军官之复返队部，原是要预防军队之陷于“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或受愚暗与瓦解的士兵的独载”。这些革命家，正和自由派一样，怕的是士兵，而不是长官。而工人与“愚暗的士兵”则见到任何不幸，恰恰只会从威武的军官方面发生的。因此，这种调和是不稳固的。 史丹开维奇以这样情景，形容着士兵对革命后回来的那些军官的态度：“士兵们破坏了纪律，出了营房，他们不仅没有和军官们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反对着军官，甚至还杀死了那些履行职务的军官们，结果却证实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解放事业。如果这是一件伟大事业，如果现在军官们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他们当初为什么不率领士兵到街上去呢？这样干，对他们不是既较轻易而又较安全吗？现在，胜利已成事实之后，他们便参加了这个事业。但是真心地与长久地吗？”因为写这几句话的人自己，就是属于这些想不到把自己的士兵领到街上去的“左派”军官，所以这几句话愈有教训意义。 28日朝晨，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工程队的司令官对他的士兵们解释道：“万人仇恨的政府已经推翻了”，现在组织了新政府，以李沃夫亲王为首领。那意思就是说：得照旧服从长官了。“现在请大家回营，各安本分。”只有少数几个士兵喊道：“得令。”[1]大多数士兵惶惑地张望着：难道一切都完了吗？这情景恰巧被加育劳夫所见，使他痛苦得发抖。“司令官先生请允许我说句话”……也没有等待准许，加育劳夫就提出了问题：“三天来，工人们在彼得格勒街上流血，难道是为了用一个地主来替代另一个地主吗？”这时，加育劳夫真是擒牛捏住了角。他提出的问题，构成了将来数月间斗争的内容。士兵与军官间的矛盾，乃是农民与地主间仇恨的折光。 各省的司令官们，显然已及时接到了训令，所以他们都用同一方式解释着事变：“万岁爷为国勤劳，精力过度耗损，所以不得不把治国重任，转让给皇弟。”士兵们听了这话的脸色是显然的，克里米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一位军官抱怨道，他们的心里是：“尼古拉也罢，米哈依尔也罢，——对我们都是一样。”但当就是这个军官，次日清晨不得不把革命胜利的消息告诉他这一营时，据他自己说，士兵们却改变了。他们的问题，姿态，眼色，都清楚地证明“有谁曾经在这些愚暗、鄙野、与不习于思想的脑子中，固执地做过了坚决的长期工作”。在军官与士兵之间，隔着怎样的一道鸿沟呀！前者的脑子只是不假思索地适应着来自彼得格勒的最后电令，而后者则虽然迟钝，但他们却忠实地决定着自己对事变的态度，他们把事变放在起茧的掌心中，独立地称量着！ 最高司令部虽在形式上承认革命，但决定不让革命波及前线。总参谋长命令各线总司令道，如有革命代表团——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了简短起见，称之为匪帮——来到他们所辖区域，可立即加以逮捕，就地交军事法庭审判。次日，就是这位将军，以大公爵“殿下”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的名义，要求政府“停止目前在后方军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即要求停止革命。 司令部把革命的消息，不告诉作战军队，尽可能地拖延着。这倒并非由于对皇朝的忠贞，而多半因为他们害怕革命。在某几条战线上，建立了真正的检疫制度：不让一切从彼得格勒来的信扎通过，扣留新来的人，——用了这样方式，旧制度从永恒的时间中偷得了少数几天残存的日子。革命消息转辗传达到战线上，已经在3月5、6号了，——那消息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到的呢？我们差不多已经见过了：任命大公爵为总司令，沙皇以祖国的名义宣布逊位，其他则一切照旧。在许多战壕中，也许在大多数战壕中，关于革命的消息是先得之于德国人，而后得之于彼得格勒的。士兵们会不会怀疑到全体长官在进行阴谋来掩盖真相呢？士兵们对于两天后挂了红带子的就是这几位长官们，能有半分信任吗？ 黑海舰队参谋长告诉我们，仿佛关于彼得格勒事变的消息，起初在水兵中并不曾发生显著影响。但当第一批从首都来的社会主义报纸出现时，“一瞬之间，水兵们的情绪改变了，会议开始举行，罪恶的鼓动家从各种隙裂里爬出来了”。这位海军提督干脆就没有懂得他眼前所完成着的事变的意义。不是报纸引起了情绪的转变。它们只消散了士兵们关于革命深度之疑虑，让他们能公开表示自己的真正感情，不怕长官方面的报复罢了。这位提督对于黑海舰队军官们——连他自己在内——的政治面目，用如下的一句话来形容：“舰队的大多数军官以为没有了沙皇，祖国就要死亡了。”而民主派则以为如果像军官那样的火炬不回到黑暗的水兵中去，祖国就要死亡。 海陆军的司令长官中，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企图保持职位，阿谀革命，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后来，其中一部分甚至还企图潜入布尔什维克中。另一派则相反，他们雄鸡似的昂首阔步了一会，试行反对新秩序，但很快在某一个尖锐的冲突中身败名裂，给士兵的洪流冲洗了去。这样的分派是如此自然，以致在所有的革命中都重复着。始终效忠于法国王朝的那些军官，即其中之一叫嚣说“只叫可能，总是斗争的”那些人，因士兵抗命所受到的痛苦，要比看到自己高贵同僚之屈服（于革命）而感得的痛苦小多了。最后，大多数老官长被排挤，被镇压了，只有一小部分被重新教育过来，且被同化了。军官们只是以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同享着他们所出身的那些阶级的命运。 军队总是它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的写生，所不同的，只在于它给社会关系以一种集中的性质，并使此种关系的优点与劣点达到极度表现罢了。大战不曾使俄国产生一个军事名人，这不是偶然的。俄军的高级司令官们，被其中的一人——柴连斯基将军形容得淋漓尽致，他写道：“有的是冒险主义，有的是愚蠢，有的是自私、阴谋、升官发财主义、贪婪、平庸与近视；可是很少知识、才能或奋不顾身的愿望，甚至还不肯稍稍牺牲一点自己的安逸与健康。”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这个最高总司令，只以高身材与严厉的粗鲁神气见异于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一个鄙野的庸人，军队中的老书吏，仅以坚忍见长。科尔尼洛夫是一个勇敢的战斗军官，但即令他的崇拜者也当他是一个草包；凡霍夫斯基——克伦斯基的陆军部长，后来谈起科尔尼洛夫说，他是狮心羊脑。勃罗西洛夫与高尔却克提督，在智识上也许优于余子，但亦仅此而已。邓尼金倒不是没有品格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只是一个读过五六本书的极平常的军官。至于等而下的那些尤金尼奇们，特拉贡密洛夫们，卢考姆斯基们，不管他们会不会说法国话，也不问他们是饮不及醉或狂饮无度，但总是十分地卑不足道。 在军官团中，当然不仅有俄国封建贵族的，也有许多资产阶级与民主派的代表。大战将成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倾注到军队中去，担任着军官，司书，军医，工程师等职务。这类人，差不多绝对主张作战至最后胜利的，觉得有采取某些大规模改良的必要，但终究还是服从了反动的高级军官们。当沙皇时期，他们的服从是为了恐惧，革命以后，则为了一种信心，即后方的民主派因以服从资产阶级反动的那个信心。军官中的妥协派后来也分享了妥协派政党所遭到的命运，所不同的，只在于前线形势发展的程度，比后方要有千倍尖锐罢了。在执行委员会中，你可以长期间保持着模棱两可，但在士兵面前，这就困难得多了。 民主派军官与贵族派的军官间的恶感与磨擦，不能使军队革新，只能多添一个促成它瓦解的因素。军队的面目由旧俄罗斯决定了的，这是彻底封建性的一种面目。军官们仍旧以为最好的士兵乃是卑顺与无思想的农家小子，他还不曾觉醒到人格的意识。建筑在原始农业、农奴制、与乡村公社身上的俄国军队的“民族”传统，亦即苏伏劳夫的传统，就是如此。在十八世纪，苏伏劳夫还能从这样的原料中造出奇迹来。列夫·托尔斯泰怀着主人的爱，把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泼拉东·卡拉泰也夫，（《战争与和平》）一个旧式俄国士兵，毫无怨言地屈服于自然、专制、与死亡之前的士兵，加以理想化。法国革命使个人主义在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得到了绝大胜利，它在苏伏劳夫的军事艺术上安置了十字架。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在二十世纪中，即在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之间，沙皇军队老打败仗，因为它是封建农奴制的军队。形成于这样“民族”基础上的司令长官们，其特点就是“对士兵人格的鄙视，消极的中国式的官僚精神，对自己事业的无知，英勇主义的缺如，以及特别的狡黠。军官们权威的维持，依靠着外表的高贵标记，服从的仪式，压迫系统，甚至还依靠着一种等级性的特殊言语——这是奴役制的可鄙成语——例如士兵和军官谈话时，一定要用‘正是’来代替‘是’，‘完全不对’来对答‘否’，“不能知道”来代替“不知道”。沙皇的元帅们在口头上接受了革命，对临时政府宣誓效忠，只简单把自己的罪恶转嫁于既倒的朝廷。他们很慷慨地同意让尼古拉第二被宣布为整个过去的替罪之羊。可是比这更远呢，他们却一步都不肯前进了！他们从来的一切幸福，依靠着人群的精神停顿，而革命的道德本质却就是此种人群的精神创造，这怎么能使他们了解呢？当邓尼金被委任为前线总司令时，在明斯克宣布道：“我全盘地，毫不保留地接受革命。但军队的革命化与阴谋煽动家的加入军队，我认为是要灭亡国家的。”这是将军顽冥的一个典型公式！至于普通军官们，那据柴连斯基说，他们只要求一点：“只叫不触犯我们，——别的我们都不管！”然而，革命不能不触犯他们。出身于特权阶级的他们，不能赢得丝毫，却能失去许多。他们不仅有失去指挥特权的危险，而且还会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反动军官们以对临时政府效忠为掩护，进行更激烈的反苏维埃斗争。当他们相信革命正在不可遏制地侵入士兵群众，且侵入他们的血地乡村时，他们就把革命看作是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甚至是罗将柯的一种空前的背信行为。那末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感想，当然是不用说了。 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比军队的情形，更经常地含有内战之活的种子。水兵们的生活，长年累月地被逼处在钢板船舱中，甚至在饮食方面，也不一定异于囚犯。跟他们贴身住着的是军官，这些人大多由特权各界出身，是自愿选择了海上服务为自己的职业的，他们把祖国与沙皇视同一物，又把沙皇与自身等量齐观。而水兵们呢，则被当作舰队上最不值钱的一个部分。两个相互排拒而闭关的世界，在密切的接触中共存着，相互都不能脱出对方的视线之外。舰队的船只在海滨的工业城市的拥有根基地，这些城市中有大量工人，为建筑与修理船只所必需。此外，战舰本身，在它的机器管理与技术人员中，又有不少熟练工人。就是这些条件，使军舰转变成革命的地雷。在一切国家的革命与军事暴动中，水兵从来是最具有爆炸性的一种物质；他们差不多总是在第一个可能机会，便粗暴地对付了自己的长官。俄国的水兵们也不曾造成例外。 在喀琅施塔得，随革命而爆发的有水兵们对长官的流血报复；这些长官们因自己的过去而恐惧，企图把革命隐秘起来，不让水兵知道。海军官员们中最先被害者之一是维伦提督，此人享有他该得的仇恨。司令部中许多人被水兵所捕。那些还能自由的长官，则被解除了武装。 在赫尔辛基与史维亚包格两地，尼平宁提督于3月4日之前，总不让彼得格勒暴动的消息通过，同时又是用高压手段恐吓水兵与士兵。所以那两地的暴动也就更加凶猛，延长了整天整夜。许多长官遭了逮捕。最可恨的军官被沉入了冰底。苏汉诺夫，一个绝不溺爱“黑暗士兵”的人，写道：“倘依史高倍列夫关于赫尔辛基当局及舰队的行为所作的报告来判断，那末这些过火行为竟如此之少，倒是一件怪事。” 不过在陆军中，也不是没有流血冲突的，这种冲突形成了好几次浪潮而发生着。最初，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复仇行为，为了对士兵卑鄙的鞭打。在士兵的记忆中，不乏像溃疡似地烧痛着的事情。自1915年起，沙皇军队中正式采用了鞭笞的违纪处罚法。军官们凭自己的裁夺鞭笞士兵——而这些士兵则常是一家之父。不过事情也并不老是只关于过去的。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一位关于军队问题的报告人说，早在3月15至17日之际，就已发布了命令，要在作战部队中施行体罚了。国会的一个议员，从前线回来，报告道，哥萨克当长官们不在之时，对他说：“你看，这儿就是那道命令（显然指的是那第一号命令[2]，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我们昨天才接到它的，可是今天那个当官的便打了我的嘴巴。”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一样，也常常出去阻止士兵作过火行动。但流血的复仇行为之不可避免，正和放枪后的反冲力一样。无论如何，自由派除了二月革命给他们以政权这一理由之外，是没有其他任何理由来称它为不流血的。 有几个军官为了红带子，设法引起了尖锐的冲突，这些带子在士兵们中，乃是与过去相决裂的一个象征。索姆斯基团团长之被枪杀，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有一个军长，要求新来的补充队除去红带子，被士兵逮捕，关在禁闭室里。为了有些官舍中没有除去沙皇的肖像，也发生了不少冲突。还挂着沙皇像，是否由于对皇朝的忠贞呢？在大多数场合中，这不过表示他们对革命之缺乏信心，是一种个人自保的行为罢了。不过士兵们看见旧制度的幽灵隐匿在这些肖像背后，却并非没有理由的。 在军队中建立了新制度的，并不是上面来的一些深思熟虑的办法，而是下面勃发的运动。军官们的纪律执行权，既不是被取消，也不是给限制了的；它只是在3月底的头几星期中，自行消灭的。黑海舰队的参谋长说：“假使一个军官试想对一个水兵施行纪律，他根本就没有力量来执行这个处罚，这是很显然的。”在这里，你就看到真正民众革命的标记之一了。 执行纪律的权力一经消失，军官们的实际破产便公然暴露出来了，史丹开维奇——此人的观察力与对于军事的兴趣，我们都无法否认的——关于军官们的这方面情形，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报告：操练还是照旧时规则进行，完全与战争的要求不符。“这种操练不过是对士兵的耐性与服从的一个试验罢了。”军官们关于自己破产的罪责，自然是渴想转嫁给革命的。 士兵们虽然敏捷地从事于残酷的报复，同时却也倾向于孩子气的信任与忘我的感恩行为，在一个短时期间，议员费洛宁科，一个教士兼自由主义者，竟被士兵们当作解放思想的掌旗手，当作革命的牧师。古旧的教会观念，与新的信念很奇怪地给合起来了。士兵们把这个牧师抬在手里走，将他举到头顶，小心地让他坐在雪橇里。后来，他欢喜得喘不过气来，对国会报告道：“我们是难舍难分。他们亲我们的手和脚。”这位议员觉得国会在军队中有极大威望。实际呢，拥有威望的乃是革命，这是革命把自己那种令人目眩的反光，投射到各个偶然人物的身上去的。 古契柯夫在军队上层所执行的象征性的肃清；——撤去了几十个军官之职——丝毫不曾叫士兵们满意，而同时在最高级军官中，却造成了一种不信情绪。人人自危，惟恐失去了职司。大多数则顺流而泳，和着调，在衣袋里捏紧了拳头。中等与下级军官们的情形更糟，他们和士兵们面对面地相处着。在这些地方，政府根本不曾进行过肃清。有一队前线的炮兵本想寻求合法手段，于是向执行委员会与国会写了一个呈文，说到他们的司令官道：“兄弟们……我们恭顺地恳求你们除去我们的内敌凡欠哈柴。”但得不到回答，士兵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行动了，那就是：抗命，驱逐长官，甚至加以逮捕。只当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高级长官才会觉醒过来，将被殴的长官撤职，有时还企图惩罚士兵，但在较多场合中，总是不加处罚的，以免事情更趋复杂。这造成了一种为长官们所难堪的地位，同时也不曾使士兵们的地位稍稍明确。 甚至那些战斗的军官，即那些认真关心军队命运的人，也都坚决主张：必须在司令长官中进行一次普遍的肃清。依他们的所信，如果不这样干，那末要恢复军队作战力是不能想像的。士兵们向国会议员提出了同样的可信的论据。他们说，从前他们有什么冤屈，就得向长官们申诉，但当官的老是不注意这些申诉。现在将怎么样呢？当官的还是那些老人，这就是说，他们所提出的申诉的命运，也还是会和原先一样。“这问题这很难回答”，一个议员承认道。但不管如此，这个简单问题却包含着军队的整个命运，且预先决定了军队的未来。 你不要以为在全国，在各种各类的部队中，军队里的相互关系都是同一性质的，不同之点还很大哩。假使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杀死长官来响应第一个到达的革命消息，那末在它旁边，即在赫尔辛基的卫戍军中，军官们却早于4月初便在士兵苏维埃中占了领导地位，而且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在祝捷的仪式中，还以社会革命党人名义发表了演说。像这样仇恨与信任的对照，是不少的。但军队毕竟是一种流通的脉管系统，士兵与水兵的政治情绪总是在趋向于同一水准。 当士兵们在打算作迅速与坚决的变动时，纪律还多少维持着一点。“但当士兵们见到”，——据一个前线的代表说——“一切将仍旧贯：同样的压迫，同样的奴役与黑暗，同样的侮辱，这时骚动就开始了。造化既不加思考地以隆起的背脊[3]武装了大部分人类，但不幸又赋士兵以一个神经系统。革命的作用，时时叫人记起造化这一种两重性的疏忽。” 在后方，跟在前方一样，偶然的事故容易导成冲突。士兵们被赋以进入戏院，会议，音乐会等场所的自由权利，“与一切公民平等”。许多士兵把它解释成一种免费观剧的权利。部长大人给他们解释道，“自由”两字应该按它抽象的思辨意义来了解。[4]但是暴动起来的民众却从来不曾表示过有趋势于柏拉图主义或康德主义的倾向。 纪律这个业已敝损的织物，在各个不同时期，各地不同的卫戍军与不同的部队中，是以好几种不同的方式破裂了的。司令官老是以为在他的一团或一师中，于某一报纸出现，或某一外来鼓动家到达之前，一切都是好好的。实际上，这乃是一些更深刻的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工作结果。 自由派议员雅奴许开维奇从前线归来，带来了这样一个一般的印象：由普通农民组成的“绿色”部队，解体得最厉害。“在比较革命的部队中，士兵们和官长相处得很好。”事实上呢，在两个极端上纪律维持得最久，一极是富裕农民组成的特权的骑兵，另一极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占很高比率的炮兵，以及一般的技术部队。至于维持纪律比谁都更久的，则是拥有土地的哥萨克，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这一革命中只有失去，不能获得。单零的哥萨克军，甚至在革命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执行了镇压工作。不过一般说来，各种部队间的不同，毕竟只是瓦解的速度及其时期之各异罢了。 在盲目的斗争中，也有它的进潮与退潮。军官们企图适应潮流。士兵们重新等待起来。但经过了一时的缓和，经过了几天与几星期的休战，那使旧制度军队解体的社会仇恨，却达到更高度的紧张。它更加经常地以阴惨的闪电方式突发出来。在莫斯科的一个马戏场里，召集了一个残废军人会议，士兵和军官聚在一起。一个跛子演说者在讲台上痛骂军官。引起了喧嚷的抗议声，蹬脚声，棍棒声与拐杖声。“你们，军官先生们，用皮鞭跟拳头来辱打士兵，难道不是很久了吗？”这些受伤的，打坏的，与残废的人站成了两垛墙，互相对峙着，跛脚士兵反对跛脚的长官，多数反对少数，拐仗对敌拐杖。马戏场中这一幕恶梦似的情景，已经预示了未来国内战争的残酷性。 * * * 有一个问题，总管着军队中乃至国家中的一切关系与矛盾，这问题如用两个简短的字来称呼，那便是战争。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黑海，从黑海一直到里海，再远些，甚至到波斯内地，在难于检阅的前线上，分布着六十八个步兵与九个骑兵军。这些人以后怎么办？战争又该怎么应付呢？ 军队的武器供给方面，当革命将近开始之始，大大地增强了。军需品的国内生产量提高了，同时协约国由茂曼斯克与阿尔汉格尔斯克输入的战争材料，特别是大炮，也增加了。步枪，大炮，弹药的数量较之战争的头几年，要多到不能比拟。新的步兵师在编练着。工程部队已经扩大了。根据这几个理由，有几个不幸的军事首领，曾于事后企图证明：俄国那时已处在胜利的前夜，只因发生了革命，才使它无法实现。十二年之前，柯老派脱金与林尼维奇也以同样理由，断定维特妨碍他们去摧毁日本人。实际上，在1917年之初，俄国与胜利相去的距离，比在任何时期为远。当1916年之末，军队中的军需供应固然增高，但同时却暴露出食品的异常缺乏。士兵之丧生于伤寒与坏血症者，远较死于战争中者为多。单就运输系统崩坏这一点而论，即已使一切有关于军队大规模再部署的战略结合，相等于零。最后，马匹的极度缺乏，常使炮队不能行动。不过主要的终究还不在此：因为军队的士气本已无望了。你可以这样地形容它的士气：以军队论，军队已不再存在。失败，退却，以及统治者的腐败，已彻底掘毁了军队的基础。这是不能用行政方法改正的了，正犹不能改变国家的神经系统一样。士兵现在看见一堆弹药，与他看见一堆腐肉，怀着同样的厌恶之感；他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没有用的，是欺骗，是盗窃。而军官则不能说一句能使他信服的话，且已不敢打他的嘴巴了。军官自以为被更高的司令官所欺，同时，他在士兵面前又常常替自己的上司觉得惭愧。军队是病得不能医治了。它还适于在革命中发言。但就作战而论，可说它已不再存在了。没有一个人相信战争的胜利，军官们和士兵们一样地没有信心。没有一个人再愿意打仗——无论军队或者人民。 诚然，在高级官署中——那里过着特殊生活——人们还凭了惯性，在谈着大规模行动，春季进攻，以及夺取土耳其海峡。为了最后这个目的，他们在克里米还准备了大批军队。在公报中，登载了这样的消息：业已指派了军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以为登陆之用。从彼得格勒派来了禁卫军。但据一个军官（他在2月25日，即在革命前两日，教练这些军队）说，此种补充的部队是糟糕极了。在他们那些冷漠的蓝色、褐色、与灰色的眼睛中，看不到丝毫作战意志……“他们的全部思想，他们的全部愿望，就只是——和平。” 这样的证词是不少的。革命只把那些在它未到之前早已形成的事物，加以表面化罢了。因此，“打倒战争”这一个口号，便成了二月革命中主要口号之一。它来自妇女们的示威，来自维包格区，来自禁卫军的营房。 3月初，当国会议员巡视前线时，士兵们，特别是那些年长的，老是问着：“关于土地，到底他们说些什么话？”议员们闪烁其词地回答道：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可是说到这里，总会有一个声音突发出来，宣泄出每个人隐藏着的思想：“什么土地，假使连我这个人都不在了，那我土地也不要了。”这样便是士兵们起始发源的革命政纲：第一是和平，然后是土地。 三月底，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吹了不少爱国主义的法螺，当时有一个代表，是直接代表战壕里的军队的，很真诚地报告着前线接受革命消息时的情形：“所有士兵们都说：谢谢上帝，现在和平也许快要到了。”战壕里弟兄们委托这个代表对大会说：“我们准备为自由牺牲性命，但是同志们，我们还是希望停战。”这是真实情绪的一个活的呼声，尤其是这个委托声明的后半截。假使必要的话，我们还能忍耐一下，但是你们，上面的人，得赶快讲和。 在法国的沙皇军队，即处在完全不自然环境中的军队，与在本国的军队无异，为同样的感情所推动，且经历了同样几个解体的过程。一个不识字的中年农民士兵，在外国对一个军官解释道：“我们一听说沙皇退位，马上就想到战争已完结了……是沙皇送我们来打仗的……要是我还得烂在壕沟里，那我要自由干吗？”这是真正士兵的革命哲学，不是从外面传入的：这样简单的与叫人信服的话，没有一个鼓动家能想得出来。 自由派与半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事后曾企图把革命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暴动。3月11日，米留可夫对一些法国记者解释道：“俄国革命的所以发生，为的是要清除障碍，使俄国能容易达到胜利。”这儿是伪善与自欺联在一起的，显然，我们要知道其中伪善的成分还是比较的多。公开的反动家，观察得更加清楚些。冯·司徒卢威[5]，这个信奉泛斯拉夫主义的德国人，路得派的正教徒，马克思主义的保皇党人，虽然用的是反动仇恨的言语，但他总还更近真地确定了革命的实在来源。“只因革命中参加了民众，特别又参加了士兵大众”，他写道，“它就不是爱国主义的爆发，而是一种自动的叛乱性的复员了，并且是直接反对战争的继续的，即是说，它是为要停止战争才发生的。” 这几句话一方面固然有真实思想，同时却含有污蔑。叛乱性的复员，实际是从战争中生长起来的。革命不曾造成这种复员，甚至倒是阻止了它。极盛于革命前夜的士兵逃亡现象在革命后的头几星期中的反见稀少了，军队等待着。希望革命能给予和平。士兵不拒绝用双肩支持着前线，因为不然的话，新政府连和平都讲不成了。 3月23日，手榴弹师的长官报告道：“士兵们明确地说出他们的见解：我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许多军事报告与政治演说，都以不同调子重复着这个思想。少尉克留连科——一个老革命家，未来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最高司令官——也作见证道：在士兵看来，那时战争问题是以这个公式来解决的：“保持阵线，不去进攻。”这如果用更加庄严但十分真实的话来说，那意思便是：保卫自由。 “不可把我们的刺刀插在地里！”那些时，士兵们在模糊与矛盾的情绪影响下，往往连布尔什维克的话都不愿意听。也许是得到了某些技巧不好的演说的印象吧，他们仿佛觉得布尔什维克并不关心于革命的保卫，会妨碍政府去讲和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报纸与鼓动家们，愈加在士兵中助长这种思想。但士兵们有时虽然不许布尔什维克起来讲话，而他们从革命的头几天起，却已坚决地抛弃了进攻思想了。首都里的政治家们，觉得这是某种误会，假使对士兵施行适当的压力，就能消除这个误会的。战争的鼓动达到了非常的高度。资产阶级的刊物印成几百万份，在作战至最后胜利的精神中，描写着革命的任务。妥协派开始是吞吞吐吐地，后来则比较勇敢地，随和着这一鼓动。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影响，革命时本很微弱，等到数千以前因罢工而被送上前线的工人离开军队后，那就是更加渺小了。这样一来，正在那和平倾向最紧张的地方，几乎找不到它公开与明显的表现。这种情形，使那些正在寻找幻想来宽心的军官与特派员，能对事物的真相加以自欺。在当时的文章与演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论断，仿佛士兵们之拒绝进攻，完全是不正确地了解了“不侵略不赔款”这一公式的结果。妥协派声嘶力竭地解释道：防御的战争也允许进攻，有时还要求进攻。仿佛事情是关于学院式的争辩似的！进攻即等于重新作战。期待式的保持前线则表示休战。士兵关于防御战的理论与实际，就是与德国人作默契的，后来则是公开的协定：“不要触犯我们，我们也不触犯你们。”除此之外，军队已不能给战争以任何贡献了。 在准备进攻的掩饰之下，反动军官们显然企图将缰绳握在手里，所以士兵们就更不愿相信那战争宣传了。在士兵的日常谈话中，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刺刀对准德国人，枪柄对付内敌。”不过无论如何，刺刀是规定着作防御之用的。战壕里的士兵从不想夺取鞑靼尼尔海峡。和平的愿望，成为一脉有力的潜流，很快就一定要涌出地面。 米留可夫虽不否认早在革命之前，军队中就已“观察”得到反面的现象，但他又企图在革命之后很久，断定军队是能实行协约国给它规定下的任务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以历史家的资格写道，“绝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前线的，革命之后一月或一月半，军队还是健全的。”整个问题都在宣传这个平面上来观察，仿佛已尽了解释历史过程的能事了。当米留可夫（他把显然神秘的力量归之于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对布尔什维克作事后斗争时，实际上却在为否定事实而斗争。军队的真实情形如何，我们已经见过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军官们自己，在革命后头几星期，甚至头几日中，是怎样估计了军队的战斗力的。 3月6日，北线总司令罗斯士基将军报告执行委员会道，士兵对长官之完全不服从运动开始了；必须派几个素孚众望的工作人员到前线来，使军队中能得到某种平静。 黑海舰队参谋长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从革命的头几天起，我就明白战争是不能进行了，它已经失败。”据他说，高尔却克也保持着同样意见，如果他还当着舰队司令不去，那只为了预防军官们遭受暴行之故。 在禁卫军中占着很高指挥地位的伊格那底也夫伯爵，在3月间写信给纳博科夫道：你一定要明白懂得，战争是完结了，我们再不能而且再不将作战了。聪明人应想法来不感痛苦地消灭战争，否则就要发生大灾难……当时古契柯夫对纳博科夫说，这样的信，他也收到了一大批。 有些——不过极少——报告，外表上说得似乎有希望得多，但这希望常被补充的解释着所抵消。第二军司令官丹尼洛夫报告道：“军队对于胜利的愿望还是存在。在某些部队中，那愿望甚至增强了。”但立刻添加了一句道：“纪律荡然……进攻行动最好能延迟一个时期（1月至3月），等局势平静了再说。”以后又来了一个意外的补充：“补充队到达的只有百分之五十；假使他们将来还要那样地解消，并且仍旧那样地没有纪律，那末进攻的胜利是没有指望的。” “从事防御行动，本师完全能够胜任”，第五十一步兵师的勇敢长官报告着，并且附加一句道：“必须使军队脱出士兵与工人代表们的影响。”这个呢，不过，完全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百八十二师师长向军长报告道：“误会的事情每天增加着，本质上，为的都是些小事，但就性质说却是不祥的。士兵们愈来愈神经质了，军官们更其如此。” 以上所举，不过是些零碎的证词，虽然为数是颇多的。但在3月18日，总司令部里为要讨论军队的情形，开了一次高级军官的会议。各个中心指挥部的结论完全一致：“在最近几月中，不能派遣所需的补充队伍到前线去，因为一切后备军中都发生着骚扰。军队是病了。要纠正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多半得有两三个月时光。”将军们不懂得那毛病是只能日趋沉重的。在目前，他们观察到军官精神的沮丧，军队里的鼓动，与士兵逃亡之盛行。“军队的作战力低落了，要想军队在目前前进是很困难的。”得出来的结论是：“定于春季实施的积极行动，现在不能执行。” 在以后几星期中，局势迅速地继续恶化着，同样的证词则倍增至无有穷尽。 3月底，第五军团司令特拉贡密洛夫将军写信给罗斯士基将军：“作战精神衰落了。士兵们非但无意进攻，甚至连表示于防御中的一点简单的顽强态度，也低落得简直有危及战争胜利之虞……政治已波及到军队的所有阶层，它使军事群众只想念一件事情，即结束战争，回老家去。” 反对总司令的台柱之一，不满于新秩序的卢考姆斯基将军，在革命初转任为军长时，据他自己说，发见了只在拥有许多军官与士兵的干部分子的炮队与工程队中，还保有纪律。“至于那三个步兵师，则走上了完全瓦解的道路。” 革命后因希望的影响而减少了的士兵逃亡，如今又在失望的影响之下增加起来了。据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报告，自4月1日至7日这一个星期中，约有八千士兵自北线与西线逃亡。他写信给古契柯夫道：“我读到那些不负责任的人说军队情绪‘极好’的报告，十分惊奇。这有什么用呢？它骗不了德国人，而对我们却是一个致命的自欺。” 有一点我们得指出来的，就是直到现在，差不多还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过布尔什维克。大多数军官们简直还不曾学会这个古怪的名字。如果在报告上要说到军队解体的原因的话，那就指出报纸，鼓动家，苏维埃，一般的“政治”，一句话，即指出二月革命。 你还能见到某几个乐观主义的军官，他们希望一切事情都会变好起来。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故意对事实闭上了眼，为的不要惹起新政府的不欢。另方面，有许多官长，特别是那些最高级的，则故意夸大解体的征候，好叫政府采取严峻办法；对于这些办法，他们自己却不能或不敢直接提出来。不过那幅基本的图画是无可争论的。革命遇见了患病的军队，便以政治形式覆盖着它难以抑止的解体过程，这种政治形式，一星期一星期地更带有无情的明确性。革命不仅贯彻了和平的渴望，而且也彻底发挥了士兵群众对军官与对一般统治阶级的仇恨。 4月中旬，阿列克谢耶夫关于军队情绪，对政府作了一个亲自报告，其中显然是不惜加以演染的。“我记得很清楚”，纳博科夫写道，“那是怎样一种忧郁与绝望的情绪袭击着我们啊。”我们可以假定：米留可夫也出席听这报告，此事一定发生于革命后的最初六星期内。把阿列克谢耶夫召来报告的，多半就是他，意思是要借将军来恐吓他的同僚，且以他们作中介，恐吓他的朋友——社会主义者。听过之后，古契柯夫确实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谈了一次话。他怨诉道：“一种败坏性的前线亲善开始了。直接不服从长官的事件也听得报告过了。命令在未执行之前，要在军队组织与大会上讨论。在某几个部队中，士兵竟不愿听人们说起积极行动。当人们希望明天就会和平之时”，——古契柯夫不无理由地说道——“你是不能想他们在今天去牺牲性命的。”从这里，这位陆军部长得出结论道：“我们得停止高声谈论和平。”但因为革命正教会了人民把他们以前在心里的默想的东西高声地说出来，所以古契柯夫的意思就是要终结革命。 当然，士兵就是在战争的第一天，也既不愿意死亡，又不愿意作战的。不过他那不愿意的方式，正犹一匹拖炮的马！不愿把重炮拉过泥泞一样。他和马一般，也不曾想过他能把那挂缚在身上的重负抛掉。在他的意志与战争的事变之间，并无任何联系。革命却替他缔结了这个联系。在数百万士兵看来，革命的意义，就是能过较好生活的权利，首先是一般的生存权，使他们的生命有了不受子弹打击的权利，同时，也就是使自己的脸子有不挨长官拳头之权。在这个意义中，我们已在上面说过了，军队中的基本的心理过程，在于个人人格的觉醒。个人主义的火山似的爆发，（这常常带着无政府形式），被教养阶级视作一种叛卖民族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在士兵们的激烈的演说中，在他们那放肆的抗议中，甚至在他们流血的过火行为中，一个民族只是在从非人格的、史前时期的原料中形成起来。对资产阶级如此仇恨的那种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洪流，乃由二月革命的性质所引起，因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 但是这并不是二月革命的唯一内容。因为参加革命的，除了农民和他当兵的儿子之外，还有工人哩。工人们久已自觉到个人的人格，他这参加战争不仅怀着对战争的仇恨，而且还具有反战斗争的思想；革命对他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胜利事实，同时又表示他那个反战思想的部分胜利。皇朝的推翻，在他看来不过是第一个阶段，他不曾就此停止，而要赶快趋向于另一个目的。他觉得整个问题就在于：士兵和农民能和他一起走得多远？——假使将来我回不得家乡，土地对我有什么用？士兵问着。他站在那扇无法进去的戏院门前，便又跟在工人后面说道：假使走向自由的钥匙拿在主人手里，那我还要这自由干吗？这么着，经过那二月革命的无边无际的浑沌，却已透露出十月革命之钢青色的光辉了。 [1] 直译为“欢喜努力，大人”。为旧俄军队中接令时之习惯对答语。——译者。 [2] 指在3月1日（旧历）彼得格勒举行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此命令后来以苏维埃第一号命令为人们所熟知。—C.R [3] 喻天赋人以忍辱负重的本性。——译者。 [4] 俄文中“自由”一词，有中文中“自由”与“免费”两义。——译者。 [5] 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 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转到自由派营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俄国帝国主义思想家。托洛茨基称他为德国人是因为他有日尔曼血统。—C.R >
> ## 第十四章 统治集团与战争 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想怎样来对付战争与军队呢？ 首先得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它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照外表看，自由派的战争政策仍旧是进攻的，爱国主义的，掠夺的，不可调和的。事实上，它却是自相矛盾的，背信破约的，而且很快就成为失败主义的了。 罗将柯在事后写道：“假使不曾发生革命，战争也同样要失败，而且极可信的会签订单独和约。”罗将柯的意见素不以独立性见称，但正因为此，它表示了自由派保守分子的执中意见。禁卫军各营的暴动所预告了占有阶级的，不是国外的胜利，而是国内的失败。自由派最不能在这一点上存着幻想，因为他们事先见到了危险，且曾尽可能进行斗争来反对这个危险。米留可夫那种意外的革命乐观，即把革命解释成走向胜利的一个阶段，这在实质上乃是绝望挣扎的一个最后资源。和战问题之于自由派，差不多早已不再成为独立的问题了。他们觉得，他们将不能利用革命来进行战争。在他们面前，升起了另一个更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战争来反对革命。 关于战后俄国国际地位的许多问题，有如：旧欠与新债，资本市场与销售市场；现在当然还置于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之前。但直接决定它的政策的并不是这些问题了。今天的事情并非要替资产阶级的俄罗斯保证一些最有利的国际条件，而是要拯救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即使以俄国之更加削弱为代价，亦在所不惜。“首先得恢复健康”，受了重伤的阶级说，“然后才来把事情弄上秩序。”恢复健康的意思，就是要镇压革命。 资产阶级只有保持战争的催眠状态与沙文主义[1]的情绪，才能与群众，首先与军队，维持一种政治联系，借以反对那所谓革命的加深者。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承继自沙皇时代的战争（它的同盟者与目的都还照旧）对人民说成为一种新战争，是革命胜利与希望的一种保卫。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值得的。但是怎样做到它呢？自由派坚决地想把昨天用以反对拉斯布丁私党的那个爱国主义舆论组织，全部掉转来反对革命。他们既然不曾救住皇朝这个反对人民的最高法庭，那就更加要拉住同盟者了，因为在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场合，协约国总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法庭，它比俄国皇朝从来所能发挥的裁判力还要无比地强些。 继续战争，就能使他们有理由来保持军事的与官僚的旧机关，延宕立宪会议，使革命的全国屈服于前线，即屈服于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将军团。一切内政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以及所有的社会立法，都要拖延到战事终结，而这又要拖延到自由派并不相信的战争胜利。消耗敌人的战争，变成为消耗革命的战争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完成的计划，并非事先想好，也不曾在正式会议上讨论过的。不过并不必要。反正那计划是从自由派过去的全部政策，且从革命造成的环境中必然发生出来的。 米留可夫既被逼走上了战争道路，自无事前拒绝参加分赃之理。因为协约国获胜的希望还是十分真实，况且自美国参战之后，这希望就异常地增大了。诚然，协约国是一回事，俄国又是一回事，俄国资产阶级在几年之间，学习到一点东西，它懂得由于俄国经济与军事上的荏弱，协约国便是战胜了中欧诸帝国，其势也必然是对俄国的胜利，因为无论如何，俄国将来从战争中出来，一定是被打溃的与减弱的了。但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故意决心对这前途闭着眼。除此之外，他们实在已无事可为了。古契柯夫公然对他周围的人说，只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俄国，而他，即陆军部长的政纲，也就是由对奇迹的希望来造成的。为了国内政策，米留可夫需要有胜利的神话。至于他本人对胜利还相信到何种程度，那是不重要的。不过他固执地断定道，君士坦丁堡非归属于我们不可。在这一点上，他是以他特有的厚颜无耻来行动的。3月20日，俄国外交部长劝协约国大使们出卖塞尔维亚，借以购得保加利亚对中欧诸帝国的叛变。法国大使皱皱眉头，但是米留可夫却坚持着“在这问题上必须放弃感伤主义的思考”，同时，必须放弃他自第一次革命被扑灭以来就宣传了的新斯拉夫主义。恩格斯早在1882年就对倍恩斯坦写过：“所有这些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鬼话归结到什么呢？归结到君士坦丁堡的夺取——此外无他。”这真不是没有理由的。 亲德，甚至被德人收买这一个罪名，昨天还用以反对宫廷近悻党的，今天却变成为反对革命的一把毒刃了。这种论调在立宪民主党的演说与文章中，愈来愈勇敢、响亮、与露骨了。自由派在夺取土耳其的领海之前，却把革命的水源弄脏，且在它的井水里下了毒药。 决不是全体自由派领袖们，至少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在革命后就对战争问题采取了不可调和的立场。许多人还保持着革命的情绪，憧憬着单独媾和的前途。某些个起领导作用的立宪民主党人，事后曾以十分坦白的态度说到这一点。纳博科夫，据他自己承认，已经在3月7日，还跟政府人员谈到单独媾和。某几个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曾共同企图对自己的领袖证明战争持续之不可能。据诺尔特男爵说：“米留可夫以他特有的冷静的明确态度，说明战争目的必须达到。”当时接近于立宪民主党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赞成米留可夫，断定“军队是能够恢复起来的”。这个造成灾难的谋士，显然以为恢复军队乃是他的天责呢。 自由派与民主派中的某些人，比较天真些的，不懂得米留可夫的路线，以为他简直是同盟者的忠贞骑士，是协约国的堂吉诃德先生[2]。那是怎样的一种糊涂见解啊！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米留可夫毫不犹豫便动身到德国人占领的基辅去，向霍亨索伦政府卖身投靠，诚然那政府并不曾急忙地就接受了他的投效。当时米留可夫的最贴近目的，乃是为要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去获取德国黄金，这宗黄金的鬼影，他不久以前曾想用以辱没革命的。1918年米留可夫对德国的申请，和他在1917年头几月中摧毁德国的政纲一样，在许多自由派人士看来，同样是不能了解的。但这不过是同一块徽章的两面罢了。米留可夫之准备背弃同盟国，和他以前之准备背弃塞尔维亚一般，并不曾背离他自己，也不曾背离他自己的阶级。他执行着同一个政策，如果这政策看来觉得丑陋，那不是他的罪过。在沙皇制度下试探着单独媾和的道路借以避免革命；要求作战至最后胜利，以便对付二月革命；后来又谋与霍亨索伦勾结来推翻十月革命——米留可夫同样地忠于有产阶级的利益。假使他终于不曾帮助这些阶级，每次都在新的墙壁上撞碎了脑袋，那只是因为他的主人业已陷在死巷中之故。 在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中，米留可夫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敌人的一次进攻，德国人对准革命脑壳的一顿好打。但是不幸得很，3月与4月，由气候的观点来看，在俄国前线作大规模行动是不利的。而更重要的，则因为德国人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了，所以经过很大犹豫之后，便决定让俄国革命去自生自灭。只有李心琴将军，（德国将军——译者）当3月20日与21日，在史刀霍特河私自有所发动。他的胜利吓怕了德国政府，同时却使俄国政府欢喜。总司令部在沙皇时代常无耻地夸大每一小小的胜利，而现在则以同样的无耻态度，夸大着史刀霍特河上的败北。自由派的报章则亦步亦趋地跟在总司令部之后。他们用以往描写俘虏及战利品的那种同样的笔调，来描写俄国军队不中用与狼狈的情形，以及它的损失。资产阶级与将军们显然已转入失败主义立场了。但李心琴给他的上级官长止住了。前线又站定在春天的泥泞与期待之中。 以战争反对革命这一个阴谋，只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成功希望，即如果那几个率领着民众的中间政党，肯替自由派的政策起一种传达机作用。自由派是不能把战争思想与革命思想联合起来的；因为还只在昨天，它宣称革命只能使战争溃败。这任务是由民主派来担任。但在民主党之前，“秘密”当然是不能揭穿的。应该不叫他们来参与计划，而用勾子吊住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成见，他们对自己国事见解的自负，他们在无政府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他们在资产阶级之前那种迷信的拜服，来吊住他们。 在最初几天内，社会主义者——为了简短起见，我们不得不用这名词来称呼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竟不知如何对付战争是好。齐赫泽叹着气：“我们从来总是说反对战争，现在我怎能主张继续作战呢？”3月10日，执行委员会决定给法兰次·梅林[3]打一个致敬的电报。左派用这一个小小姿态，企图使他们不很活动的社会主义的良心安静下来。关于战争，苏维埃还是不说一句话。领袖们恐怕在这问题上会与临时政府引起冲突，且使几星期来甜蜜的“联络”发生阴霾。他们同等地也害怕自己队伍中的分裂。他们中间有祖国的保卫派，也有齐美尔瓦尔得派。其中每派都过分估计了相互间的不同意见。其实在大战期中，极大部分的革命知识分子早已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资产阶级化的变形。公开的或掩饰的爱国主义，已将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联合在一起，把他们从群众方面拉开了。左派用以自掩的那面齐美尔瓦尔得的旗帜，虽不曾予他们以多大束缚，同时却使他们不曾公然与拉斯布丁私党作爱国主义的团结。但是现在，罗曼诺夫的统治业已推翻。俄罗斯已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俄国那种以各色彩衣嬉戏着的自由，在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为警察严密监视的欧洲的背景中，显得太清楚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保卫我们的革命以反对霍亨索伦吗？”高踞在执行委员会上层的新老爱国家们这样的惊喊着。苏汉诺夫与史铁洛夫型的齐美尔瓦尔得派，不自信地指出战争仍旧是帝国主义性的，因为自由派不是声明过吗，革命应该保证沙皇时早已计划好的侵略？齐赫泽则很烦恼地说：“现在我怎能主张继续作战呢？”但这些齐美尔瓦尔得派既然自动把政权移交给自由派，那末，他们对自由派的政策的反对就只能挂在空中了。经过几星期的动摇与反抗之后，米留可夫计划的第一部分，在策列铁里的合作之下，便很顺利地决定了：这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蹩脚的民主派，被绑缚在战争的羁轭中，且在自由派的鞭笞之下，想竭尽他们的绵力来保证胜利……保证协约国对俄国，美洲对欧洲的胜利。 妥协派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群众的革命力转接到爱国主义的电线上去。他们一方面努力想重振军队的作战力——这是困难的。另方面他们则企图劝诱协约国政府将来不要从事掠夺——这是可笑的。在这两项努力中，他们都从幻想转入失望，从错误走向耻辱。现在让我们来指出这条路上的头几块路标吧。 罗将柯在他短短几小时的尊荣期间，却能发布了一道命令，叫士兵们立刻回营，并服从长官。这命令在卫戍军中引起的愤激，竟使苏维埃不得不以它头几次会议的一次来讨论士兵的前途问题。在几小时的火热空气中，在群众大会般会议的扰攘中，在缺席的领袖无法管束的士兵的直接授命中，产生了这条著名的“第一号命令”。这是二月革命中唯一有价值的文件，是革命军队的自由宪章。它那勇敢的条款，给军队定下了一个走向新路的有组织的出口，这些条款是：由选举方法产生的委员会必须在一切军事部队中成立；士兵应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在一切政治行动上，士兵应服从苏维埃及自己的委员会；武器应由各团各营的委员会管理，“无论如何不可交给官长”；上班时，应执行最严格的纪律，落差时，则享受完全的公民权；落差时之敬礼与军官官阶概予取消；禁止对士兵的粗暴待遇，特别要禁用不客气的“你”字等称呼。 这是彼得格勒士兵们从他们的参加革命做出来的结论。他们能做出别的结论来吗？没有一个人反对它们。当准备这道命令之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在为一件比较崇高的事情操心，他们正和自由派进行谈判。这在后来，当他们要在资产阶级与司令部面前辩解时，使他们能以罪行发生时本人并不在场这一答复来推诿。 那个很快恢复过精神来的执行委员会，与“第一号命令”同时，又将一份告士兵书送到印刷所去，当作毒药用，这宣言以反对私自审讯官长为借口，要求士兵服从旧军官们。排字匠干脆拒绝排印这个文件。写这文件的民主派，气愤得忘其所以：我们到底往哪里去？不过你如果以为排字匠渴望对军官们实行流血的报复，那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在革命的次日要求士兵服从沙皇的将军们，总仿佛是开启了一扇走向反革命的门户罢了。当然，排字匠是越了权的。但他们觉得自己不仅是排字匠了。依他们之见，问题是关于革命的头颅的。 在这最初几天中，当士兵与工人都为那些重回军队的军官们的命运而极度激昂时，一个接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区际派”[4]以革命的胆气提出了这一个痛苦的问题。他们所发的一个告士兵书说道：“为使贵族与军官不能欺骗你们，你们得挑选你们自己的连排长，营长与团长。只接受那些你们知道是人民之友的军官们。”这一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完全适合局势的宣言，立刻被执行委员会没收了，而齐赫泽在他的演说中，称之为阴谋挑拨者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予左边以打击之时，民主派是毫不迟疑便限制出版自由的。幸而他们自己的自由也有限得很，因为工人与士兵虽然拥护执行委员会，把它当作他们的最高机关，但在一切重要时机，总会用直接干预来改正领导者的政策的。还不到两天，执行委员会就企图用“第二号命令”来取消“第一号命令”，即声明“第一号命令”只适用于彼得格勒军区。但是徒劳！“第一号命令”是取消不了的，因为它没有新创出一点东西，不过把前后方军队中早已发生的东西加以巩固，并加以承认罢了。便是那些自由派议员们，与士兵们对面相见时，也要利用“第一号命令”来自卫，借以答复问题与责难。但在“大的政治”中，这一道勇敢的命令却成为资产阶级用以反对苏维埃的一个主要口实了。从那时起，常败的将军们在“第一号命令”中，发现了使他们无法摧毁德国军队的的一个主要障碍，关于这道命令的来源，甚至还追溯到了德国！妥协派是不倦地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道歉，并企图把那从左手溜出来的东西，用右手再拿回去，因而叫士兵们感到惶惑。 这时，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下层代表们，则已在要求用选举方法产生军官了。民主派惊愕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论据来反对，苏汉诺夫想拿这个思想来吓唬代表们，就是说，业已接收了他们交去的政权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赞成军官选举的。民主派公然躲藏在古契柯夫的背后。在他们的把戏中，自由派应该占着皇朝在自由派的把戏中所应占的地位。“当我从演说台上下来回到自己坐位上去时”，苏汉诺夫讲道，“一个士兵拦住我的去路，对着我脸子挥拳，愤愤地喊些什么绅士们是从来不曾蒙上士兵的皮，那一类话。”这次“过火行动”之后，我们这位民主主义者完全失去了他内心中的平衡，跑去寻找克伦斯基，只在后者的帮助之下，“问题才算敷衍过去”。这些家伙一无所事，只是在把问题敷衍过去。 有两个星期之久，他们竟能假装着没有注意战争。但终于不能再拖了。3月14日，执行委员会将一个由苏汉诺夫起草的宣言草稿提交苏维埃，名称是“告全世界民众书”。自由派报章马上称这文件——联合了左右两妥协派的文件——为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号命令。不过这个诌媚的批评，却与它所批评的文件同样地虚伪。“第一号命令”是下层群众自己对革命在军队前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忠实的答复。而3月14日的宣言，则是上层分子对士兵与工人忠实地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之背信的答复。 那宣言当然表示着和平的愿望，并且还愿望着不侵略与不赔偿的民主和平。不过早在二月革命之前许久，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就已经学会了利用这同一术语了。那时威尔逊准备借以参战的，恰好就是那持久、忠实、与民主的和平啊。那位虔信的阿斯奎司君[5]在国会中做了一个关于侵略的渊博分类，由此可以无疑地得出一个结论来，即凡与大不列颠的利益相冲突的侵略，都是不道德的，所以该受谴责。至于法国外交的本质呢？那就在于使商店老板与高利贷者的贪婪，获得极度博施济众的面貌。苏维埃的文件，我们不能否认它动机之简单真纯，却致命地陷入官方法国那种伪善的故辙中了。宣言答应“坚决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反对外国军国主义。法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从1914年8月起，所忙的恰恰就是这件事业。“人民把和战问题的决定权拿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宣言上这样说，然而宣言的作者们，却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已正好把这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大资产阶级了。宣言号召德国与奥匈的工人们，“拒绝当君王、地主、与银行家手中的征略与强夺的工具！”这句话乃是一篇谎言的精髓，因为苏维埃的领袖们无意破裂他们自己与大不列颠与比利时国王，与日本皇帝，与他们本国及协约国的地主与银行家所缔结的联盟。苏维埃的领袖们既把外交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了那位不久以前还想变东普鲁士为俄国行省的米留可夫，却来号召德国与奥匈的工人效法俄国革命。他们那种戏剧似的斥责屠杀，一点也改变不了什么，这玩意连教皇都在干。妥协派借助于反对银行家、地主、与君王的影子那种感人的空话时，将二月革命变成为真正君王、地主、与银行家的一个工具。劳合·乔治[6]在他打给临时政府的贺电中，早就估量革命为这样的一个证据，即证明“此次战争在其基本上乃是一个为人民政府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3月14日的宣言“在基本上”是劳合·乔治相一致的，且予美国的战争宣传以一个无价的帮助。米留可夫的报纸说得三倍正确，当它写道：“宣言虽以这样典型的一种和平主义格调开始，但它本质上所发挥的思想，却与我们及我们所有同盟者的思想共通。”如果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不只一次地竭力攻击这个宣言，且法国新闻检查处根本不让它通过，那只因怕那革命的，但尚无信心的群众将予这一文件以自己的解释罢了。 宣言为齐美尔瓦尔得派所写，但它表示出爱国主义一翼的原则的胜利。各个地方苏维埃急忙地响应这个信号。“以（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一口号被宣布为不可允许的。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颇有力量的乌拉尔与考斯脱罗马，也全体一致接受了这个爱国主义宣言。这样，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没有予这虚伪文件以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几星期后，已不得不对这汇票作部分的支付了。临时政府发行一种战债，这当然是称之为“自由公债”的。策列铁里解释道：因为政府“一般与整个地”在履行着它的任务，所以民主派应该拥护这种内债。执行委员会中，反对者的票数占三分之一强。但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4月22日）上，在全数大约二千票中，只有一百一十二票反对国债。由此，人们有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执行委员会比苏维埃要左得多。然而这是不对的。苏维埃只是比执行委员会来得诚实些罢了。如果战争是保护革命的，那你就得出钱去继续战争，就得拥护战债。执行委员会并非较为革命些，而是比较会推诿些。它是生存在模棱两可与保留态度之上的。它“一般与整个地”拥护着那个由自己造成的政府，而在“只当如何，才能如何”的形式中，替战争负着责任。这种小鬼计在群众是玩不来的。士兵们不能“只当如何”，才能作战，也不能“一般与整个地”去送死。 为要巩固经世为国的思想对于梦想之胜利起见，于是在4月1日，正式任命那个在3月5日曾想枪毙一切宣传“匪帮”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全体武装力量的首领。从那时起，一切都秩序井然了。沙皇外交政策的提线人米留可夫，做了外交部长；沙皇时代的军事领袖阿列克谢耶夫，成为革命的总司令。承续关系是完全恢复转来了。 同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却为局势的逻辑所逼，不得不去解开他们自己所编的那只网的活结。官方民主派对于他们自己所容忍与拥护的军官们，害怕得要命，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权威来对抗这些军官，同时企图在下级士兵中寻找权威的支持，且尽可能地使那权威与军官们分离。在3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认为在各部队与各军事机关中设置苏维埃的特派委员是很好的。这样就在士兵与苏维埃之间建立了一个三重联系：各部队选派代表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它的委员到各部队里；最后每部队之首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为苏维埃的一种下层细胞。 特派委员们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要监视参谋部与司令官们在政治上之是否可靠。“民主政制在这方面，也许做得比专制政体更加过分”，邓尼金愤慨地说。立刻他又吹牛说，他的参谋部多么巧妙地截留了并交给他看特派委员们与彼得格勒所通的密信。要监视皇党与封建地主——还有比这更加叫人生气的事吗？至于偷窃委员们与政府的通信，那当然是另一回事罗。但不管它在道德上说来究竟如何，而当时军队的统治机构的内幕，却是极其清楚的：每一方都害怕着对方，相互以敌对的态度监视着，他们只因大家害怕士兵才得联合在一起。甚至那些将军们与提督们，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远大希望与计划，却也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的烟幕，事情便没法安定。关于舰队上设置委员会的决议，系由高尔却克拟就。他打算在将来窒死它们。但既然今天没有委员会便不能前进一步，所以高尔却克就请求总司令部设置这个机关。马尔可夫将军，未来白军首领之一，也以同样方式，在4月初，向部队里上了一个计划，要设置特派委员会来考察司令长官们的忠贞。这样，“军队中那些世代相承的老法规”——即军事官僚主义的传统——在革命的压力之下，稻草似的给摧毁了。 士兵们则从相反的角度来观察委员会，他们团聚在它们的周围，借以反对司令长官。委员会虽然保护官长而反对士兵，但这只在某种限度之内是如此。凡与委员会发生了冲突的军官，那他的境遇就不堪了。这样就造成了士兵们撵走司令官的一种不成文法。据邓尼金说，在7月边，西线上有六十个军官——官阶自军长起一直到团长——给撵走了。撤换军官的同样事情，也发生于各团之内。 这时，在陆军部里，在执行委员会里，在联络委员会的会议上，正进行着一种细心的文案上的工作，为的要在军队中建立起“合理”关系，要提高军官们的威望，以及使军队委员会起一种次要的与主要是经济的作用。但正当高级领袖用了一把扫帚的影子，在扫除革命的影子时，各个委员会却确实发展成一个有力的系统了，它向上发展，直至与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相衔接，且在组织上巩固了执行委员会对军队的统制。可是执行委员会利用了这点统制力，主要的目的却是要以特派委员及各委员会作中介，把军队再度拉进战争中去。士兵们愈加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了：由我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为什么时常说些并非我们士兵想到的话，而是官长们要我们说的那些话呢！ 战壕里派谴更多的代表到首都来，以便明了实情。从4月初起，前线士兵回返首都的那个运动，变成不断的了。陶立特宫中，每天举行着集体谈话。来到的士兵笨重地动着他们的脑筋，想了解执行委员会政策的秘密，因它从没有清楚地答复过一个问题。军队迟钝地转到苏维埃立场上来，但只为要更明白相信苏维埃领导的破产。 自由派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但企图进行斗争来夺取军队。当然，沙文主义是必须拿来作他们与士兵间的纽带的。立宪民主党部长兴格略夫在一次与战壕代表团所作的会谈中，拥护古契柯夫所发的那道禁止“不必要的优待”俘虏的命令，并且还谈到了“德国人的兽行”。这位部长得不到丝毫同情。那会议坚决主张改善俘虏待遇。正是这些人，自由派曾不绝地说他们过火与残忍的。但来自前线的灰色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以为为了士兵们之受侮辱而拿一个军官来报复是允许的，但为了鲁登道夫[7]之真实的或虚幻的兽行而对一个被俘的德国兵复仇，在他们觉得是可鄙的。道德的永恒标准，唉，与那些粗鲁与生虱的农民是格格不入。 由于资产阶级想控制军队的企图，自由派与妥协派之间发生了一种竞争，虽然它完全没有发展出来。这是在西线的代表大会上，它举行于4月7日至10日。这个包括一整条战线代表的第一次大会，乃是军队的一次决定性的政治测验，双方都派了最好的力量到明斯克去。苏维埃派的是：策列铁里，齐赫泽，史高倍列夫，格伏士吉夫。资产阶级方面派的是：罗将柯本人，立宪民主党中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aes，古希腊的雄辩家——译者）劳及乔夫，以及其他人。一种极度紧张的情绪，笼罩着明斯克戏院的拥挤大厅，更由此波及到全城。代表们的报告描绘了一幅关于实情的图画。敌我士兵亲善的行为，全线在进行着；士兵们愈来愈勇敢地拿取了发动权；司令长官们甚至不敢拟想镇压之法。自由派在这里能说什么呢？面对着这些情感热烈的听众，他们立刻抛弃了以自己决议来对抗苏维埃决议的那个心思。他们自限于在祝贺的演说中保有一种爱国主义腔调，不久他们就根本消失了。民主派不战而赢得了斗争。但他们并非要领着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要拉他们后退。和平的口号——它与3月14日宣言所指的那种保卫革命之戏，模棱两可的交织着——统治了大会。苏维埃关于战争的决议，由六百六十票对八票的多数通过，另有四十六票弃权。自由派的最后希望，即以前线反对后方，以军队对抗苏维埃，就此烟消云散了。可是，民主派领袖开完了大会回来，却为自己的胜利所骇住了，他们并不曾为胜利所鼓励。他们已看到了革命所唤起的幽灵，而且觉得要驾御这些幽灵，乃是他们能力所不及的。 [1] Chauvinism，即极端褊狭的军事爱国主义，出身于法国拿破仑属下的军官尼古拉·沙文，此人疯狂地追求着军事光荣。——译者。 [2] Don Quixote，西班牙塞凡底斯名著中的人物，指一个不合时代的可笑骑士。——译者。 [3] 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史家，大战时保持国际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共创斯巴达克团。——译者 [4] 托氏本人即参加该组织，七月间与布尔什维克合并。——译者。 [5] H. H. Asquith（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首相。——译者。 [6] Lloyd George，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首相；是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俄国的鼓吹者和策划者之一。－C.R [7]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