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九章 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暴动胜利了。但它把夺之于皇朝的政权交给谁呢？这里我们就转入了二月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怎样地与为甚么落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手？ 国会方面与资产阶级“社会”并不看重那开始于2月23日的骚乱。自由派议员与爱国主义的记者们依旧聚集在客厅中，讨论着脱里斯脱[1]与阜姆[2]问题，并重新断定着俄国之必须拥有鞑靼尼尔海峡[3]。当解散国会的法令业已签署时，国会委员会还在急忙地讨论着以粮食事务交由市政自治机关处理这一个问题。在禁卫军各营暴动之前不到十二小时，斯拉夫族互助会还在和平地听着常年会的报告。代表中的一个回忆道：“只当我们开过了会，步行回家时，平素热闹的街道上某种可怕的静寂与空虚，才使我惊心。”可怕的空虚形成在旧统治阶级的周围，且已压抑着此等阶级之未来继承者的心。 到了26日，政府与自由派两方才明白了运动的严重性。在那一天，大臣们与国会议员之间进行着妥协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内容，自由派后来始终不曾揭露。泼老讨包包夫在自己的陈述中说，国会联盟的领袖们依旧要求在得民望的人士中任命新大臣：“这办法也许能安抚人民。”但我们知道：革命的发展在26日酿成了某种停顿；这使政府在短期间自以为稳固些了。当罗将柯去见高利津，想劝他辞职之时，首相的答复便是指着桌上的文书夹，那里面放着解散国会的现成命令，有尼古拉的署名，只是没有日子。高利津便填上了日期。当革命的压力继长增高时，政府怎么敢决定这一步骤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统治的官僚中久已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观念。“不管我们是否跟着自由派同盟，但对于工人运动却总是一样。要对付这个运动，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而直到如今，总是由内政部对付它的。”高连茂金早已在1915年的8月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另方面，官僚们也以为国会当被解散之时，它不敢采取任何勇敢步骤的。又还是在1915年的8月间，当讨论到解散那个不满的国会这个问题时，内务部大臣谢巴刀夫亲王说过：“国会那些家伙简直不敢表示直接的不服从。他们的大多数毕竟都是些胆小鬼，都在为自己的臭皮囊发抖。”亲王的话固然说得不很文雅，但归根结蒂却是对的。这样看来，官僚们跟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从事斗争时，觉得自己的立场是十分稳固的。 27日早晨，为继长增高的事变所惊吓了的议员们，集开例会。大多数议员只在会场上才得知国会被解散。因为早一天还跟大臣们进行着和平的谈判，所以这消息格外觉得突兀。“不过虽然如此”，罗将柯骄傲地写道，“国会还是服从了法律，它仍旧希望能找到一条走出这样迷乱局势的道路，它没有通过主张议员不散与强行开会的任何决议。”议员们举行了一个私人谈话会，相互间承认着无力。温和的自由派雪洛特洛夫斯基，后来并非不怀幸灾乐祸之意地，回忆着：一个极左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尼克拉索夫——克伦斯基的未来同僚，提议“把全权交给一个孚民望的将军，建立军事独裁”。这时，没有参加这次国会私人会议的进步联盟的领袖们，正在进行实际的挽救之策。他们把米哈依尔大公召来了彼得格勒，请他实行独裁，“逼令”政府的僚属辞职，以直接电话要求沙皇“赐予”一个责任内阁。在这几小时内，第一批禁卫军的暴动业已开始，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却在尽它最后之力，想藉一个皇室独裁者之助，来平定暴动，同时，又要牺牲革命来与专制皇朝谋得妥协。“大公爵的犹豫”，罗将柯抱怨道，“以致坐失了良机。” 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它所想望的东西，是怎样地容易相信呀，这被那个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所证实了，他这时正开始在陶立特宫中起某种政治作用。他在自己那部浩瀚的回忆录中说道：“他们把那难忘之日的早晨数小时内的基本政治消息，告诉了我，解散国会的法令业已公布，国会的回答是拒绝散去，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几句话乃是一个几乎不离开陶立特宫与拼命找那些熟识的议员来唠叨的人写的。米留可夫继罗将柯之后，在他的革命史里决然地声明：“在几次热烈的演说之后，那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大家不要离开彼得格勒，但不是像传说所云：决定‘不要解散’国会这一个机关。”“不要解散”的意思就是说：即令已晚，也要保持发动权。“不要离开”的意思则是说：洗干净手，等着，看事变的进程转入哪一边。不过苏汉诺夫的轻信自有它足以解嘲的情形。说国会采取了革命的决议，不服从沙皇法令，这谣言很快由国会的记者们放进了他们的《消息公报》；因总罢工之故，这是当时唯一的出版物。因为暴动在当天便获得了胜利，议员们绝不愿急忙地改正这个错误，好让自己的左派朋友们保持着幻想：只当他们亡命国外之时，才来弄清真相。这段插话仿佛是次要的，但充满了意义。国会在2月27日所起的革命作用，完全是一个神话，它的产生，乃由于那因革命而欢欣、又为它所惊吓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轻信，他们不信任群众有彻底完成事业的能力，渴望能尽快依赖着那操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 在那些隶属于国会多数派的议员们的回忆录中，幸而还保存着关于国会如何遭遇革命的故事。据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孟塞列夫亲王的记载说：在27日晨集会的许多议员中，没有一个主席团中人，没有一个政党的右派的首领，没有一个进步联盟的头目；因为这些人已经知道了解散国会与暴动的消息，所以宁愿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不要出头露面。显然正是在这同一时候，他们和米哈依尔进行了关于独裁的谈判。孟塞列夫说：“普遍的惊慌与迷惘笼罩了国会。甚至兴高采烈的谈话都停止了，而代之以叹息与简短的对答，有如：‘竟来了’，之类，或公然表示对于自己身家的恐惧。”这样便是比别人叹息得更响的一个最驯良的议员说的话。已经是下午两时了，那时领袖们才觉得非出临国会不可，于是主席团的书记带了一个更无根据的喜讯来：“乱事不久就要平定，因已采取了办法。”所谓办法，许是指那关于独裁的谈判而言的。但是国会垂头丧气，它希望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能说一句解决问题的话。米留可夫声明道：“我们现在不能对这问题采取任何决定，因为乱事的规模我们还不明白，究竟当地军队、工人与社会团体的大多数站在哪一边，也不曾清楚。我们得搜集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确实情报，到那时还来得及讨论局势，而现在还太早。”在2月27日下午两点钟，自由派竟还以为“太早！”“搜集情报”，意思就是说洗干净手，且等斗争的结果。但是米留可夫还不曾完结他的演说，——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他之开始讲话就为的要一无结论，——克伦斯基便极度兴奋地奔进了会场，就说大批人民与士兵群众正向陶立特宫前来，想要求国会掌握政权！……激进派议员确切地知道广大民众所要求的是什么。事实上，首先要求国会掌握政权的，是克伦斯基自己，而国会在精神上却还希望镇压暴动。克伦斯基的通知引起了“普遍的迷惘与不知所措的神情”。不过当他尚未讲完之时，国会的当差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士兵的先行部队已经来到，卫兵队把他们拦阻在宫门口，队长仿佛已受重伤。一分钟后，发现士兵们已经进宫了。后来的事情，在许多演说与文章中说到：士兵们前来向国会致敬，并对它宣誓效忠。不过现在一切都陷于致命的狼狈。水淹到他们的脖子边了。领袖们在交头接耳地密谈。认为必须获得喘息的犹豫时间。罗将柯于是急忙把别人告诉他的一个提议提出来，主张组织临时委员会。只听见赞成的叫喊。不过大家都想尽快地溜走，已没有表决的时间了。不比别人害怕得差些的议长，便提议把委员会的成立事宜，交由长者会办理。会场中残留着的不多几人，又发出一声赞成的叫喊。那时大多数议员早已溜之大吉，这样就是被沙皇解散的国会对于暴动胜利的第一个反应。 这时，在同一个宫里，在一个比较得不富丽些的部分中，革命已创立了另一个机关。革命的领导者毋需发明这个组织。1905年苏维埃[4]的经验，永远铭镌在工人们的意识中。在每一次运动的高潮期间，即使在战争时期，苏维埃的思想也几乎是自动地复活转来。虽然对于苏维埃作用的了解，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有深刻的不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般地对它没有固定的估计——但对于组织形式的本身，却是没有争论的。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孟什维克派们，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陶立特宫中遇到了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的领袖们，右派的领袖们，以及孟什维克的国会议员齐赫泽与史高倍列夫，马上就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这在全日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过去的革命者，即与群众失去了联系而保持革命者“名义”的人来充数。成分中也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们立刻选举代表。第一次会议定于晚上在陶立特宫中举行。它实际举行于九点钟，核准了执行委员会的人员，又补充以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正式代表。不过首都得胜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代表会的意义，完全不在这里。在会议上，有暴动各团的代表的参加，他们前来表示贺意。他们中也有十分粗野的士兵，仿佛被暴动震撼了，舌头的运转还不灵活。但恰恰是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字眼，为任何其他的演说者所不能找到的。这是革命中最动人的情景之一，它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感觉到觉醒群众之不可计数，任务的艰巨，自己胜利的骄傲，以及想到明天而感觉到欢乐的忧闷，因为明天应该比今天还要美满。革命还不曾具有礼节，街道还在烟火之中，群众还不曾学会新歌，会议进行得没有秩序，没有边际，像是洪水泛滥的江河，苏维埃在它本身的热情中喘不过气来。革命已经是强有力了，但还是像孩子那般天真。 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卫戍军与工人联合在工人与士兵代表的苏维埃中。谁首先提出这个决议的？它定然是从多方面，更确实些说，是从一切方面发生出来的，是那天决定了革命命运的那个工兵亲善的回声。不过我们不得不指明一点，据希里亚泼尼高夫说，社会爱国主义者最初反对军队的之牵入政治。苏维埃以执行委员会为代表，从发生的时候起便开始以政权的方式行动起来。它选任了一个临时粮食委员会，要它替一般地暴动者与卫戍军设法获得粮食，它与自己并列着，组织了一个临时革命参谋部，——那几天一切都称为临时的，——关于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为要把财政资源从旧政权的官吏手中拿过来，苏维埃决定立即以革命哨兵占据国家银行，国库，造币厂与国家证券贮备处。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苏维埃的任务与作用不断地增大着。革命获得了自己无疑的中心。从今以后，工人，士兵，很快还有农民，都只向着苏维埃：它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一切希望与一切力量的集中点，成为革命本身的化身。但是占有阶级的代表们也将到苏维埃中——虽然是咬牙切齿地——去寻求保障，指示，与请求解决冲突。 不过，早在胜利的头几小时，当革命的新政权以神话式的速度与不可抵御的力量在奠定基础之时，几个领导苏维埃的社会主义者们，就已惊恐地向四周找寻着真正的“主人”。他们认为政权应该转入资产阶级之手，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就系着新制度之一个主要的政治的结：绳子的一端通至工人士兵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另一端则通至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 下午三时，当首都的胜利业已完全决定之时，长者会会议选举了一个“国会议员临时委员会”，其中所包括的人物，除进步联盟所属各党之外，还有齐赫泽与克伦斯基。齐赫泽拒绝，克伦斯基表示动摇。这个委员会名称小心地表示着：它并不是国会的一个公的机关，而是国会议员的一个私的机关。进步联盟的领袖们所彻底思索了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避免责任，别让自己束住了手。委员会的任务以谨慎的两可语气规定着：“恢复秩序，与各机关及各个人发生联系。”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先生们到底想恢复何种秩序，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想跟何种机关发生联系。他们现在还不敢公开染指于熊皮的分赃：因为它如果还不曾打死而只受了重伤，那将如何是好？只到了27日晚间十一时，那时，据米留可夫承认，“革命运动的整个规模业已弄清，临时委员会才决定采取进一步的办法，将那落自政府之手的政权拿在自己手里。”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新机关便由国会议员的委员会变成为国会本身的委员会了。因为要保持国家与法理的继承关系，没有比欺诈更好的方法了。然而米留可夫却对最重要的一点默而不言：即在那天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业已在临时委员会中出席，且坚决要求这委员会掌握政权。这个友谊的推动是有效力的。后来米留可夫用这样的话来解释国会委员会的决定：那时政府仿佛已准备派遣效忠的军队来镇压暴动者，“而在首都街道中，情形已达到真实战斗的地步”。事实上呢，政府已没有任何军队，暴动早已整个地成为过去了。罗将柯后来写道：假使拒绝政权，“则国会的人会被逮捕，全体会给暴动的士兵杀死，而政权会立即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夸张，完全符合于那位可尊敬的宫内大臣的精神的。但它正确地反映着国会的自身感觉，它之接受那托付给它的政权，有如一椿政治的强奸事件。 在这样的情绪中，要采取一个决定是不容易的。特别动摇得厉害的是罗将柯，他问别人道：“这将成为什么——是叛逆呢，不是叛逆？”皇党议员苏尔根（据他自己的报告）回答他道：“这一点都不是叛逆。你以忠臣的资格拿了政权吧……假使大臣中有逃跑的，就应找人来代替他们……也许会有两种结局：一切都平静下去——主上任命新政府，那我们就把政权还给他。假使不平静下去，那我们如果不拿政权，别人会拿它，那些在工厂里已经选出某些痞子的人……”对于那些反动绅士们对工人所发的下流的漫骂，我们用不着生气，因为革命已经牢牢踏住这些大人先生们的尾巴。寓意很清楚：假使皇朝胜利，我们便跟它一起；如果革命胜利，那就拼命抢夺它。 会议延长得很久。民主派的领袖们在焦躁中等待着决定。最后，米留可夫从罗将柯的房间里出来。带着庄严的神情。米留可夫走到苏维埃代表团那里声明道：“已经决定了，我们掌握政权。”……苏汉诺夫狂欢地回忆道：“我没有问究竟他的所谓‘我们’指的是谁，我不再多问。不过我真所谓全身心地感觉到一种新局势。我觉得那几小时内完全受自然力作弄在疾风中震荡着这只革命之舟，扯起风蓬来了，它在可怕的浪涛与颠簸中，得到了运动的稳定与规律。”这是一种多么浮夸的方式，散文式地承认着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奴属呀！而这又是一个多么致命的政治前瞻的错误呀！因为把政权交给自由主义者，不仅不会使国家这只舟楫平稳，反而从那一天起，它就成为革命无力、最大混乱、群众痛苦、前线崩溃、以及将来内战极度惨酷的原因了。 * * * 假使你只回顾既往，看到过去的几个世纪，那末政权之转入于资产阶级之手这一个事实，仿佛是颇为正常的：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在巷战的障碍物上作战的是工人，学徒，以及参加到他们这边来的士兵；而打窗子上注视着巷战的殷实的资产阶级，却于事后拿取了政权。但1917年的二月革命则与过去历次革命不同，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更高的社会性质与革命阶级之更高的政治水准，它的暴动者对自由资产阶级保持一种仇视的不信态度，因此，它一经胜利，便发生了一个革命政权的新机关——苏维埃，它依靠着群众的武装力量。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竟转入于孤立的与没有武装的资产阶级之手，那是需要解释的。 首先我们得更亲切地观察一下革命结果所形成的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苏维埃中的民主派，受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将政权让给大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自己并不这样想。我们已经见到了，它非但没有希望从革命中取得政权，而是相反的，它在革命中预见到一个危害自己整个社会地位的致命危险。罗将柯写道：“各个温和派政党不仅不希望革命，简直是害怕革命。特别是那个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因它站在各温和的政派的左翼，所以比其他任何派别具有更多的与全国革命政党接触的机会，它比其他任何派别更担心那日益逼近的灾难。”1905年的经验太深刻地告诉了自由派，工农胜利能给资产阶级的危险，不会比给专制皇朝的危险为小。二月暴动的进程，仿佛只证实了这个预见。不管那几天革命群众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怎样地没有定形，但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分水线，却总是不可调和地划下了的。 接近自由派人士的大学讲师史丹开维奇，是进步联盟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敌人，他用如下的特点来形容自由派人士（他们不曾能阻住这次革命）在革命次日的情绪：“形式上，他们庆祝革命，赞美革命，对那些争自由的战士大喊‘万岁’！缀上红色的带子，而且举了红旗游行……但在他们心中，在私人谈话中——他们却害怕着，颤抖着，并觉得自己成了某些在陌生路上行走的敌对的自然暴力的俘虏。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罗将柯这个肥胖的大人与尊贵人物的样子，当他在陶立特宫的走廊上，打衣服散乱的士兵群众中穿过去时，虽然保持着崇高庄严的态度，但他苍白的脸上却凝结着一种极度痛苦与失望的表情。表面上是说：‘士兵前来拥护国会与政府斗争’，而事实上，国会从最初一天就被取消了。同样的表情，可以在国会临时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他们四周那些人的脸上找到。据说进步联盟的代表们，陷于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歇斯底里中，在各人的家里哭泣。”这个生动的证词比其他对于力量相互关系之社会学的研究，还要有价值得多。根据罗将柯自己讲的故事，他见到了下述情形，因无力的愤怒而发抖：有一些不认识的士兵，“不知奉了谁的命令”，逮捕了旧制度的官吏，带他们到国会来。这位宫内大臣对这些人表示出某种像典狱长的神情，他和他们之间自然是有不同的，但他们总还是他自己一类人。罗将柯为士兵们的“专断行为”所激动，他便邀请被捕的雪克洛维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可是士兵们却断然拒绝把这可恨的大臣交给他。“当我企图显出一点权威时”，罗将柯说，“士兵们围住了那个俘虏，且还带着一种极挑衅式的与无礼的表情，把他们的步枪指向我，这以后，绝无借口，就将雪格洛维托夫带到不知哪里去了。”难道还能比这更明显地证实史丹开维奇的话，即军队仿佛来援助国会，而实际上却取消了它——这句话吗？ 政权从第一小时起就操于苏维埃之手，关于这一层，国会中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不容保持幻想。十月党议员雪特洛夫斯基，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回忆道：“苏维埃夺取了一切邮电机关，彼得格勒所有的火车站，所有的印刷所，以致不得到它的允许，人们就不能拍发一个电报，不能离开彼得格勒，也不能印刷一张布告。”对于这个关于力量相互关系的毫不含糊的说明，我们只叫把它弄得明确一点就好了：苏维埃之“夺取”电报局，铁道，印刷所等，这意思是说：在这些机关中服务的工人与职员，除苏维埃外，不愿听命于其他任何机关罢了。 雪特洛夫斯基的抱怨，最好不过地被一个小事件所证明了。它发生于苏维埃与国会双方领袖进行政权谈判的最高点时。他们的联席会议，给泼斯可夫发来的一个紧急电讯打断了。正在该地的沙皇，当他在铁道上流浪了一趟之后，召罗将柯去直接通话。国会的全权议长声明道：他独自个儿不能上电报局去。——“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诸君给我一个卫队，或者同我一快去，不然我会在那边电报局里被捕。——可不是吗？你们有力量，有政权”，他激昂地接着说，“你们当然能够逮捕我的……也许会逮捕我们全体，我们不知道！”……这事发生于3月1日，即当以罗将柯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拿取”政权后不到两昼夜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末自由派究竟怎样走上政权的呢？既然他们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企图镇压革命，而完成革命的又是仇视他们的群众，并且从暴动中发生的工人与士兵的苏维埃，以那样的坚决与勇气而为局势之天然的与公认的主人，那末是谁，以及怎样地，使他们有权在革命之后组织政府呢？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另一方面，那些交出了政权者的话。苏汉诺夫关于二月间那几日写道：“人民不向着国会，对它不感兴趣，也不想在政治或在技术上把它当作运动的中心。”这个承认，因为出之于那个不久就要倾全力以政权交给国会委员会的人之口，所以格外出色。关于3月1日的谈判，苏汉诺夫往后说道：“米留可夫完全懂得：要不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执行委员会具有决定的充分权力。”还能比这表示得更决绝吗？还有比这更清楚的政治局势吗？然而不管如此，苏汉诺夫完全违反着局势与自己的估计，马上声明道：“起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政权，只应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否则暴动就要失败，革命就要灭亡。”没有罗将柯——革命就要灭亡！ 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相互关系问题，此地代之以先天性的公式与条件性的名词，这就是知识分子教条主义的实质。不过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种教条主义绝对不是柏拉图式[5]的，它完全起着真实的政治作用，虽然是蒙住了眼睛的。 我们之引用苏汉诺夫的话，并不是偶然的。在第一个时期，执行委员会的灵魂不是它的主席齐赫泽，这个诚实而褊狭的乡僻人；而正是苏汉诺夫，这个一般说来最不适于领导革命的人。这个半民粹派半马克思主义者，与其说是政治家，毋宁说是有良心的观察者；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是记者；与其说是记者，倒毋宁说是空谈家，他只当革命观念还不须付诸实行的时候，才能保持它。大战中是一个消极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政权与战争掷给资产阶级。谈到理论，即是说，如果不是由于能力，则至少由于需要非把事情弄出个端倪不可之时，他是高出于当时执行委员会中的所有委员的。不过他的主要力量，总还在于他能把那乌合的但仍然是一类的兄弟们的有机特点，翻译成教条的言语，这些特点是：自己力量的不信，在群众面前的恐惧，与对资产阶级的恭敬。列宁称苏汉诺夫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好代表之一。这在那些用以称呼他的名字中，算是最恭维的一个了。 不过在这里，决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一方面是对新的资本主义式的小资产阶级，对工厂商店与银行的雇员，对资产阶级的官吏，另方面是对工人官僚而言的，这些人就是新的中等阶层，就是用了这个阶层的名义，那个并非无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上世纪之末修改了马克思的革命观念。为要回答工农革命怎样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一个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链子上引起中间的一环：苏汉诺夫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新中等阶层的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他们教导群众说：资产阶级是敌人；但他们自己最怕群众从这个敌人的指挥之下解脱出来。革命性质与由它产生的政权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要用横隔在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间的新小资产阶级这个中壁的性质来解释的。在革命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新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作用将彻底暴露在我们之前。现在则仅以这寥寥数语为限。 在暴动中，直接参加的是革命阶级的少数，但这个少数的力量，却在于多方面对它的支持，或至少对它的同情。在敌人的炮火之下，那积极的与战斗的少数，不得不把它最革命与最能自我牺牲的分子推向前去。所以在二月斗争中如果工人布尔什维克站在前列，原因是自然的。但自胜利之时起，当革命开始它政治的凝固作用时，情形就不同了。等到要选举胜利革命的组织与机关时，那就必须号召与引入比拿武器斗争的人广大到无数倍的群众。这不仅一般的民主机关，例如市政局与“地方自治会议”，或后来的立宪会议是如此，就像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阶级机关，也是如此。当直接与沙皇制度搏斗时，最大多数工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无党派的——拥护着布尔什维克。但只有极少数工人才懂得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间有什么不同。同时，全体工人在自己与资产阶级机关之间，划上了一道严格的界线。这事实决定了胜利后的政治形势。工人们选举社会主义者，即是选举那些不仅反对皇朝而又反对资产阶级的人。在这时，他们差不多没有在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加以区别。但因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拥有无比大的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从各方面来归附他们，这样便顷刻间获得了一个庞大的鼓动家的员额，所以选举，甚至工厂与作坊中的选举，也使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极大优势。 觉醒起来的军队，以无可测度的更大力量，也在这同一方向加以推动。在暴动的第五日，彼得格勒的卫戍军出来拥护工人。胜利后，他们被号召去选举苏维埃。士兵们轻信地选举了那些赞成革命、反对皇党军官、且能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志愿军，书吏，医兵，战时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军队中的小官，即就是那个“新中等阶层”的下层。所有这些人，从三月间起，差不多全体都参加入了社会革命党，这党由于思想上的无定形，是最能适合他们中介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褊狭性的。这样一来，卫戍军的代表们，便显得比士兵大众要温和得多，而且资产阶级气得多。可是士兵们却不能意识到这个区别，还得有以后几月的经验，才能暴露出这个区别。工人们则从自己这方面努力要同士兵们尽可能地结合得紧密一点，以便巩固用鲜血得来的同盟，与更坚实地把革命武装起来。但因代表军队说话的主要是些半生半熟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在群众眼中，就不能不提高这一党，同时也提高它的同盟者——孟什维克的威望了。这样便形成两个妥协派政党在苏维埃中的优势。甚至在维包格区的苏维埃中，领导作用在第一时期也属于工人孟什维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还只在革命深处默默地沸腾着。至于正式的布尔什维克呢，则甚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也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并且他们对于自己任务，还不很明白规定的。 这样便形成了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政权——操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之手。他们并不是偶然间夺取了它的，例如用布朗基式的袭击；不是的，它是由胜利的民众公开付托给他们的。这些群众不仅不肯信赖与支持资产阶级，而且还视他们与贵族和官僚无别。他们把武器只交给苏维埃处置。然而那样容易便做了苏维埃领袖的社会主义者，心里唯一顾虑的问题却是：那在政治上孤立、被群众仇视、与彻底的敌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究竟同不同意从他们的手里拿取政权？必须以任何代价来获得它的同意。因为资产阶级显然不能放弃资产阶级的政纲，那末我们“社会主义者”应该放弃我们的政纲：即关于皇朝，战争，土地，都不能说话，——只叫资产阶级肯接受政权这份礼物。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社会主义者”仿佛跟自己开玩笑，而继续只称资产阶级为阶级敌人。这样地，在礼拜仪式中，完成了傲慢的渎圣行为。阶级斗争如果进行到底，那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它能进行阶级斗争到底，革命也就是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所操心地却不是要把政权从那所谓阶级敌人（他们没有政权，且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夺不到政权）那里夺过来，而是相反的，要用任何代价把政权托付给他们。难道这还不是离奇现象吗？更叫人觉得惊奇的，就是那时还不曾有191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人类还不曾见过那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新中等阶层”所完成的，规模更大与更加成功的同一类型的手术。 妥协派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呢？有一个理由是教条性的：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应该为政权所污——让资产阶级自己去替政权负责吧。这理由听起来仿佛很不妥协的。实际上呢，小资产阶级是用这种虚幻的不妥协性来掩盖自己在财富、教育、法定资格诸力量之前的屈服。大资产阶级对政权所享有的权利，小资产阶级承认它是与力量的相互关系无关的一种天经地义。在根本上，这也就是使小商人与教员们在火车站或戏院中，一见罗斯切尔德家（Rothschild）[6]的金融巨子便恭恭敬敬向两边退开，以便让他过去的那个本能式的动作。教条式的论据，只能以补偿那种自觉渺小的意识。那是已经在两个月之后了，当明白了资产阶级以本身力量绝不能保持那让给它的政权之时，妥协派便不难抛弃了自己“社会主义的”偏见，参加了混合内阁。他们的参加，并非要从那里挤掉资产阶级，相反地，为要援救它。并不是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相反地，乃是遵照了它的提议，这提议的口气简直像命令：资产阶级向民主派恫吓着，如果他们不参加，便要把政权抛落在他们头上了。 主张拒绝政权的第二个理由，具有更加实际的形式，但在本质并不较为郑重。已为我们熟知的苏汉诺夫，把俄国民主势力的“散漫性”特别提出道：“那时在民主派的手里，毫无巩固的与有势力的组织——无论政党的，工会的或市政的”，这简直在讲笑话！代表苏维埃发言的社会主义者，竟会在这里一句都不谈到工人与士兵的代表苏维埃，而事实上幸亏有1905年的传统，苏维埃却像从地底下发生出来，且在顷刻之间，便比一切后来想和它竞争的其他组织（市政局，合作社，一部分工会）都更要有力到不可比拟。至于讲到农民，这个本性散漫的阶级，则因得力于战争及革命之助，组织得为从来所未有：战争把农民集合成军队，而革命则予军队以政治性质！不下于八百万的农民联合在步兵与骑兵的队伍中，他们立即建立了自己的代表机关，而经过这机关，可以在任何时机用电话叫他们行动起来。这和“散漫性”有相似之点吗？ 固然，人们可以这样说：当解决政权问题时，民主派还不晓得它是否能取得前线军队的拥护。我们将不提出这个问题，即：人们是否有丝毫理由害怕或希望那已为战争耗竭了精力的前线军队，还会拥护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只在最近三两天内，正当妥协派在幕后准备资产阶级政府的时候，整个问题便完全解决了。苏汉诺夫承认：“等到3月3日，革命已顺利地完成了。”但不管全体军队之归附苏维埃，苏维埃的领袖们却用全力来推开政权：政权集中在他们的手里愈完全，他们就愈怕政权。 可是究竟为什么呢？民主派“社会主义者”既然直接依赖着这样的人群，历史上任何民主派所不曾拥有过的那种群众，而且那群众又具有很大经验，有纪律的与武装的，组织在苏维埃中的，那末这个强有力的、仿佛是不能摧毁的民主势力，怎样能害怕政权呢？这个表面上难解的谜，应该用这一点来解释的，就是民主派并不相信自己本身的支持，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对它的信赖是巩固的，并且最恐惧的是“无政府”，就是深怕拿取了政权，自己会跟政权一起成为那所谓无拘束的盲目力量的玩具。换一句话说：民主派觉得在革命高涨时期，它的天职不在于作民众的领导者，而是作资产阶级的左翼，成为资产阶级伸入群众里去的一个触角。它自称，甚至还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为的要不仅对群众，而又对自己掩盖着自己的真实作用：因为没有这种自我陶醉，它便不能起这个作用。二月革命之基本的离奇现象，就是这样解释的。 3月1日晚上，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齐赫泽，史铁克洛夫，苏汉诺夫等出席国会委员会的会议，为要讨论苏维埃拥护新政府的条件。民主派的政纲完全抛弃了关于战争，共和国，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些问题，而只归结到一个唯一的要求：予左派政党以鼓动的自由。这真可作全人类万古千秋清廉的表率了：全权在握，对别人操有鼓动自由之予夺全权的社会主义者，将政权转交给自己的“阶级敌人”而附有一个条件：后者许给他们以……鼓动的自由。罗将柯怕上电报局去，对齐赫泽与苏汉诺夫说：“你们有政权，你们能把我们所有的人逮捕起来。”齐赫泽与苏汉诺夫回答他道：“你拿政权去吧，不过，不要为了宣传而逮捕我们。”谁如果研究那几天妥协派与自由派的谈判，以及一般发生于陶立特宫左右翼之间的故事，那他就会觉得这是在那演着民众历史剧的伟大舞台上，一个乡下戏班的优伶们，利用着空台角与休息期间，在出演着低级的化装歌舞喜剧。 不过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我们得给他们说句公道话，那是一点也不曾料想到会有这种情形的。假使他们估计到革命领袖能有这样的政策，那他们多半不会那样害怕革命了。诚然，他们也许算到过这种情形，但那时他们早已跟革命领袖处在一起了。苏汉诺夫还是怕资产阶级会不愿拿取政权，与不答允他所提出的条件，他便提出一个可怕的最后通牒道：“除我们之外，谁都不能抑制那个盲目力量……出路只有一条：答允我们的条件。”换句话说：接受这政纲吧，这是你们的政纲；为了这，我们答允替你们镇压那些给我们以政权的群众。这些可怜的自然力的制服者啊！ 米留可夫是惊奇了。苏汉诺夫回忆道：“他连想都没有想掩饰自己的满意与惊喜。”当苏维埃的代表们为了加重意义起见，又说他们的条件是“最后的”之时，米留可夫甚至感动得用这样的话来奖励他们：“是的，听了你们的话，使我想起从1905年以来，我们的工人运动有了多么大的进步”，……霍享索伦皇朝外交界的善良的鳄鱼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用这样的腔调和乌克兰议会的代表们谈话的；那些鳄鱼们刚在吞食他们之前，先恭维他们熟练的政治家风度。如果苏维埃的民主派不曾为资产阶级所吞食了，那末这一点并不是苏汉诺夫的功劳，也不是米留可夫的过错。 资产阶级在民众的背后取得了政权。它在劳动群众中没有任何支持。不过与政权一起，它却间接地获得了某种像支持那样的东西：被群众抬起来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已用自己的名义给资产阶级以一张信任状。这举动如果在形式民主政治的横断面上来观察，那我们便得到一幅两级选举的图画，在这选举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技术上是起着中间一环的作用，即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复选人。如果由政治上观察这个问题，那就得说，妥协派出卖了群众对他们的信任，招那些反对自己选民的人来执政。最后，倘由更深刻的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如此：在平时情况中表示得异常自大自满的各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则被革命推上了政权，便为自身的破产所骇住，赶紧要把船上的舵转交给资本的代表。在这一屈服之中，一下子暴露出来新中间阶层之可怕的动摇及其对资产阶级之卑屈的从属。当他们意识到或仅仅感觉到他们手中的政权反正不能长期保持，不久总要让给右边或左边时，民主派便决定：与其明天让给无产阶级的极端派代表，倒不如今天便把它让给了殷实的自由派。不过即使我们这样来解释妥协派的作用，不管它如何受着社会条件的决定，但仍不能洗去他们对群众所犯的叛逆之罪。 工人与士兵对社会主义者表示信任之后，却出乎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给褫夺了权利。他们迷惘了，惊愕了，但一下子找不到出路。他们自己选出的人，从上而下地，用许多理由说得他们震耳欲聋，对于这些理由，他们没有现成答案，但这些理由违反着他们全部的感情与愿望。群众的革命倾向早已在二月革命时，就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倾向不相符合。无产阶级与农民之投票赞成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妥协派而是因为他们是沙皇、地主与资本家的反对者。可是投票赞成了他们之后，他们却在自身与自己的目的之间，筑起了一道隔墙。现在他们假使要想前进，已不能不和他们一手造成的隔墙冲突，且不得不推倒它了。这个情形，就是由二月革命发现出来的包含于阶级关系中的可惊天动地的Qui pro quo。（意为“认贼作父”——译者。）* * * 在这个主要的离奇现象上，立刻又附属着一个补充的离奇现象。自由派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即：皇朝同意从他们的手里领受政权，他们才同意从社会主义者的手里拿取政权。 当古契柯夫与我们熟知的皇党中人苏尔根到泼斯可夫去救护朝廷之时，君主立宪制问题成为陶立特宫中两委员会间的谈判中心。米留可夫说服那些将政权送入他掌握的民主派道，现在罗曼诺夫家人已不能为害了，尼古拉自然得废除，但由米哈依尔摄政的皇子阿来克先衣却完全能保证国家的福利：“一个是病孩，另一个是十足愚蠢的人。”我们还得加引自由派皇党雪特洛夫斯基对这沙皇候补人的批评：“米哈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用尽他的一切方法来避免干预任何国事，完全从事于赛马之戏。”令人惊奇的一个介绍词，如果它能重述于大众之前，那就特别好了。当路易十六逃往发棱之后，丹东在雅可宾俱乐部中宣称：一个人的智力既然薄弱，他就不能做国王。而俄国自由派则相反，他们认为皇帝的无知，可作立宪制度的最好装饰品。虽然这是一个随便找来的理由，用以迎合左派蠢材的心理的，但即令对他们说，也还是太粗鲁了。广大范围内的自由派的俗子们，总觉得米哈依尔是一个“英国崇拜者”，究竟这是就赛马或国会制而言，那是模模糊糊的。不过重要的，一定要有一个“习惯的政权象征”，否则人民就会想像到无政府状态的来临了。 民主派倾听着，客气地表示惊异，并企图劝说他们……宣布共和国吗？不，只是不要预先决定问题就好。执行委员会所提条件的第三点说：“临时政府不应先行采取任何步骤，预定将来的政府形式。”米留可夫在君主制问题上提出了最后通牒。民主派失望了。但这里他们却得到群众的帮忙。在陶立特宫的会议上，绝无一人，不仅工人中，便是士兵中也绝无一人愿有沙皇，任何方法都不能把沙皇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虽然如此，米留可夫却还想逆流而泳，想越过左派同盟者的头顶来拯救皇位与朝廷。在自己的《革命史》中他小心地指出：在3月2日的黄昏边，因他宣布米哈依尔摄政所引起的骚扰，“大大增强了”。罗将柯更加煊染地描写着自由派帝制阴谋在群众中引起的影响。古契柯夫带了尼古拉逊位于米哈依尔的诏书，刚从泼斯可夫来，依从工人的请求，由车站到铁路工厂去，讲述经过情形，他并且宣读逊位诏书，最后高呼：“皇帝米哈依尔万岁！”所得的结果是意外的。据罗将柯讲，演说者立即为工人所捕，甚至仿佛恫吓着要将他枪毙。“在附近一团的哨兵队的帮助之下，才好容易把他放了出来。”罗将柯跟往常一样，总有点儿夸张，但他叙述的主要点还是对的。国家既这样激烈地呕出了皇朝，再也不能把它灌进人民的喉咙里去了。革命的群众连新沙皇这个思想都不许它存在！ 在这样的情势之前，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便一个个远离了米哈依尔——不是最后地，而是“等到立宪会议”，到那时再瞧，只有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拥护帝制到底，且仍旧以这一个问题作为他们参加内阁的条件。怎样办呢？民主派以为没有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便不能成立资产阶级政府，而没有资产阶级政府则不能拯救革命。争论与劝说进行得无有休止。在3月3日的早晨会议上，必须“劝大公爵逊位”——可见已把他当作沙皇了！——这一意见，仿佛已在临时委员会中得到胜利。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古拉索夫连逊位的计划都拟好了。但因米留可夫坚不让步，故再经一番热烈讨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把自己的意见说明于大公爵之前，说明后就不再争辩，让大公爵自行决定。”这样“十足愚蠢的人”，（那个被暴动推翻了的哥哥，甚至违反了朝廷旧制度而企图把皇座传给他的，）突然竟成为革命国家国体问题的最高仲裁者了。不管它是多么地叫人难信，但关于国家命运却总发生了一个赌赛过程。为要煸动大公爵割舍马厩而取皇位，米留可夫向他保证道：在彼得格勒之外调集军事力量来保护他的主权，是完全可能的，换句话说，米留可夫从社会主义者的手里尚未完全取得政权，便已提出帝制政变的计划了。在听完了赞成与反对的演说（反对的并不少）之后，大公爵请求给他一个考虑时间。米哈依尔邀请罗将柯到另一房中，直截地问他：新的执政者只保证他的皇冠呢？还是连他的头也保证在内？那位独一无二的宫内大臣回答道：他只能答允皇帝在必要之时，同殉社稷。这完全不能满足那个皇位候补者的期望。与罗将柯拥抱后，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出来会见那班等待着他的议员们，他“颇为坚决地”声明：拒绝接受大家向他提出的崇高而冒险的责任。克伦斯基在这几次谈判中是民主良心的化身，当时听到了这一声明，便从椅子上跳起来，说道：“公爵殿下，您是一个好人！”并且发誓，今后他将到处去声明这一点。米留可夫冷酷地批评道：“克伦斯基的感激之词，与刚才决议的散文不很和谐。”不能不同意这个批评。在这曲幕间剧的台词中，实在没有感激的余地。上面我们把那时的史实，比之以古典舞台角落里的一曲滑稽小歌剧，现在这比喻又得补充以如下的说明：那舞台系用屏风隔成两半，一面演的是革命者恳请自由派挽救革命，另一面是自由派切求皇朝挽救自由主义。 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真正给弄糊涂了，为什么像米留可夫那样有教养的与远见的人，竟能为了旧皇朝而如此固执，甚至给他的政权如果不连同罗曼诺夫这个附加物，那他还准备不接受哩。不过米留可夫的君主主义却既非教条式的，又非浪漫性的；相反，它是从过度受惊的有产者的赤裸计算中发生的。在它的赤裸性中，也就存在着它无望的弱点。诚然，历史学家的米留可夫可以引证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领袖——密拉博的例子，他当年也曾努力要把革命与国王调和。根本上，那时也由于有产者害怕失去自己产业，因为用君主制来掩护产业，跟君主制用教会来掩护自己一样，比较谨慎得多。但在1789年，法国国王权力的传统，还得到全民承认，更不必说四围欧洲各国之尽属君主制了。保存着国王，法国资产阶级还与人民站在共同的基地上，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即利用人民的成见来反对人民。1917年，俄国的情形则完全相反。因世界上好些国家中君主制的破灭，俄国皇朝本身，在1905年便已毁坏得不可修理了。1月9日之后，加邦神父曾咒诅沙皇及其“龙裔”。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公开站在共和国的基础上。皇朝本身从来信赖的，与资产阶级用以掩饰其君主主义的那种农民的君主感情，干脆就表示出它并不存在。后来，始自科尔尼洛夫的崛起的军事反革命，虽然是虚伪地，但是更明白地与沙皇权力相决绝：民间帝制的根源竟存留得这样少。不过就是这次1905年革命，一方面予皇朝以致命的创伤，另一方面却永远斩绝了“先进”资产阶级不稳固的共和倾向。这两个过程互相矛盾，互相补充。从二月革命最初几小时起，资产阶级既有了沉溺之感，便抓住了浮着的稻草。它之所以要有皇朝，并非因为这是它和人民的共信；相反的，资产阶级除了戴冕的幽灵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反对人民的所信了。俄国“教养阶级”并非以合理国家的宣扬者资格，而是以中世纪制度的保护者资格，出现于革命舞台，他们既在民间与自身中都没有支持，便到自己的上面去寻找它。如果人家给阿基默德以一个支点，他便要转动地球。而米留可夫则相反，他寻找支点，为的要保持地主的土地于不变[7]。这时，他觉得自己更接近于那最能吃苦耐劳的沙皇军官与正教教会的各级僧侣，而远于赤手空拳的民主派了，他们除了设法赢得自由派的同情之外，别无用心。没有力量摧毁革命，米留可夫便坚决地要用狡计来战胜它。他准备咽下好多东西：士兵的公民自由，民主的市政机关，立宪会议，但有一个条件：给他一个皇朝形式的阿基默德的支点。他打算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皇朝变为军官、革新的官僚、教会王公、有产者、以及一切不满革命者团结的轴心，开始只是“象征”，渐渐地，适应着群众对革命所表示的疲倦程度，将它造成一个能拘束群众的真实的君主的羁轭。只要能拖延时间就好！立宪民主党另一首领纳博科夫，后来解释，假使米哈依尔答允登位，那末怎样一个重大的优先权获得了呢：“战时召开立宪会议这个要命的问题定该取消了。”我们必须记住这几句话，因为在2月与10月之间，为立宪会议召集期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并且立宪民主党人坚决否认自己有意拖延全民代表会的召集，但事实上却固执地实行着延宕政策。唉，他们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延宕了，君主的掩护，他们终于不曾得到。米哈依尔脱逃之后，米留可夫连稻草都抓不到一茎了。 [1] Trieste, 意大利东北部港市。－C.R [2] Fiume, 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C.R [3] Dardanelles, 在土尔其欧亚两部分之间,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C.R [4] 苏维埃，俄语中代表会议、委员会的音译。工人代表苏维埃首次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出现，其中以彼得堡苏维埃最为著名。在1905年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的背景下，彼得堡各工厂工人为了联合，以工厂为基本单位选举代表（500名工人选派一名代表。小企业工人组成跨厂选举，派遣联合代表。选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他们的代表。）成立苏维埃，代表了彼得堡大部分工厂、作坊、工会。工人群众通过苏维埃自我组织起来，开展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工人，实际上成为“萌芽中”的工人政府。1905年12月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沙皇政府逮捕。－C.R [5] 柏拉图哲学认为理念形式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实在，而世界中实在的现象却是不完美的和暂时的反映。著者在本书中多处使用“柏拉图式”或“柏拉图主义”，大都是讽刺那种悬空的，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的理念、空话。－C.R [6] 一个极有钱的犹太家族，世开银行，起家于德国法兰克福，分行设于伦敦，巴黎等大城市。——译者。 [7] 俄文“地球”和“土地”是同一个字。——译者。 >
> ## 第十章 新政权 与人民相决裂、与外国财政资本的关系比与本国劳动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对革命（它已胜利）表仇视的后起的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凭自己的名义找出一个理由，来替它对政权的请求权作辩护。但必须创造出一个理由来，因为革命不仅把继承权，而且也把请求权加以无情的审核了。革命后最初几天内，成为革命国家首领的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最不能提出叫群众信服的理由。 身为亚历山大二世侍童，骑兵团团长，本省贵族领袖，尼古拉二世的宫内大臣，彻头彻尾的皇党，富有的地主与土地行政长官，十月党党员，国会议员的罗将柯，后来被选为国会议长。这是发生于古契柯夫辞去职权以后的事。古契柯夫因有“少年土耳其党”之称，被宫廷仇恨：国会希望以宫内大臣作中介，更易获得皇帝的心。罗将柯做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伪善地叫沙皇相信他对朝廷的忠贞，恳求恩准觐见皇太子，且把自己介绍给后者道，他是“俄国最大与最胖的人”。但不管这一切拜詹廷式的小丑行径，宫内大臣总还不能使沙皇赞成宪法，而沙后则在书信中简短地称罗将柯为无赖汉。当大战期间，国会议长向沙皇亲自报告时，无疑会以大胆的谏诤，爱国主义的批判与暗淡的预言，好几次把沙皇逼到角里，使他不快。拉斯布丁把罗将柯当作私敌。接近宫廷党羽的柯尔洛夫谈起罗将柯的本质道：“心智无疑褊狭，厚颜。”维特对国会议长的批评比较得客气，但好得不多：“人并不蠢，颇聪明的；但罗将柯的主要美质总还不在于他的智慧，而在于他的嗓子，——他有一个出色的低音。”罗将柯最初想借救火皮带之助来战胜革命；当他得悉了高利津亲王的政府弃职而逃时，哭了；他诚惶诚恐地拒绝社会主义者送给他的政权；嗣后决定接受，但是以忠臣的身分权且接受，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件失物奉还给皇帝。如果这个可能没有来到，那不是罗将柯的过错。虽然革命就是在那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曾予宫内大臣以广大可能，使他能在暴动起来的军队之前大显其低音。已在2月27日了，这位退伍的骑兵上尉罗将柯对那前来陶立特宫的骑兵部队讲话：“信奉正教的军人们，请听我的忠告。我是老年人了，不会欺骗你们的，——你们要听官长们的话，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情的，他们会完全得到国会的同意来办事。神圣的俄罗斯万岁！”这样的一种革命，全体禁卫军的军官们都会接受的。可是士兵们却糊涂了，为什么要造成革命呢？罗将柯害怕士兵，害怕工人，把齐赫泽与其他的左派当作德国奸细，而且做了革命的首领之后，还无时不在返顾着，看苏维埃会不会将他逮捕起来。 罗将柯这人物有些可笑，但非偶然：赋有低音好嗓子的宫内大臣，乃是俄国两个统治阶级联盟的化身，这两个阶级就是地主与资产阶级，他还联合着进步的僧侣，因为罗将柯本人很虔敬，是教会赞美歌的通家，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则不管自己对正教的关系如何，但为了秩序之故，总以为联合教会，是与联合皇朝一样必需的。 这几天，那位由阴谋家，哗变者与暴君弑戮者手中取得政权的可敬的皇党，脸色完全变得惨白了。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觉得好了多少。其中有几人根本就不曾在陶立特宫中出现，以为局势还不充分明确。最聪明的，在燃烧着的革命薪堆的周围蹑手蹑脚地走，闻烟而咳，自言自语道：让它烧成炭吧，那时我们将试行煮点东西。委员会同意拿取政权，但不马上决定成立内阁。正像米留可夫所说：“等待着组织政府时机的来到”，委员会只限于从国会的议员中，指派政府各高级机关的长官：还留着后退余地。 派那个不重要的但也许是议员中最不怯懦的卡拉乌洛夫当内政部长，他于3月1日下令逮捕一切公开与秘密的警官及宪兵队官长。这一可怕的革命姿态，具有纯粹空洞的性质，因为警察在任何命令之前早已被捕，而监狱却成为他们免于杀戮的唯一逃避所了。在许久以后，反动派把卡拉乌洛夫这一示威式的法令，视为此后一切不幸的开始。 彼得格勒司令一职，派由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他是禁卫团的一员军官，跑马场老板兼大地主。非但没有逮捕那由前线回来镇压首都的“独裁者”伊凡诺夫，恩格尔哈特还派一名反动军官去听他的指挥，充当参谋长：终究说来，这都是自家人。 派充司法部长是的是莫斯科自由派律师界的明星，那个说话漂亮而空洞的麦克拉可夫，他首先让反动的官僚懂得，他是不愿做听命于革命的部长的，“回头瞥见一个刚进来的同志——信差”，并用法文说道：“Le danger est à gauche”（危险生于左边）。 工人与士兵毋须懂得法国话，便能觉得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都是自己凶恶的敌人。 不过罗将柯站在委员会领袖地位，喧嚷得并不久。他那革命政府主席的候补资格，自动地取消了：有产者与皇朝间的中介人，显已不适为有产者与革命间的中介人。但他并不退出舞台，固执地企图复活国会，用以反对苏维埃，且始终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团结企图的中心。以后我们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事情。 3月1日，临时委员会着手组织内阁，其中延揽的人，就是1915年以来，国会反复向沙皇推荐，即所谓得全国物望的那几个人物：这是大农业家与工业家，国会反对派的议员，进步联盟的领袖们。事实是如此：工人与士兵所完成的革命，对革命政府的人选，除了一个例外，不曾反映一点。这例外就是克伦斯基。由罗将柯至克伦斯基的振幅（ampli-tude）,便是二月革命的官方振幅。 克伦斯基之加入政府，仿佛是以革命之全权大使的资格。但他对革命的关系，却只在于他在外省当律师时，曾出庭为一些政治案件辩护。克伦斯基不曾做过革命家，——他只在革命的旁边擦过。借了他合法地位的光，最初被选入第四届国会，克伦斯基成了灰色的与无定性的劳动派主席。这派别乃是自由派与民粹派政治上异种交合的贫血产物。他没有理论修养，没有政治训练，没有综合思索的能力，也没有政治的意志。所有这些品质，他代之以灵敏的感受性，轻易的可燃性与这样的口才：它不能影响于人的思想或意志而能刺戟人的神经。克伦斯基在国会里的演说带有一种浮夸动听的激进主义精神，这就给他不少机会，使他造成了即令不是民望，却也总是名望这种东西。大战时，克伦斯基以爱国主义者资格，与自由派一起把革命这个思想的本身也认为是有害的。当革命来到，且因他拥有类似民望的东西，故如此轻易地将他抬高时，他才承认了革命。在他看来，革命与新政权当然是二而一的东西。执行委员会却决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这公式，克伦斯基觉得关闭了他参加政府之门，所以即此一点，他已认定它是错误的了。克伦斯基深信他的社会主义不妨碍资产阶级革命，正犹后者无害于他的社会主义一样，这信念是有道理的。国会临时委员会决定要使这位激进派议员脱离苏维埃，而这是不难办到的。只要把司法部长的皮包奉献给他好了，这位置已为麦克拉可夫所拒绝。克伦斯基在廊下拉住了他的朋友们，问道：接受不接受呢？朋友们并不怀疑克伦斯基是已经决定接受的了。苏汉诺夫，那时极倾向于克伦斯基，在他的身上看出——诚然是在后来的回忆中了——有“对自己某种使命的确信……谁假使还猜不到这个使命，那他就在极愤怒地反对他。”最后，朋友们，连苏汉诺夫在内，都劝克伦斯基接受这只皮包：这样总比较妥当些，有自己人在里面，许能知道那些狡猾的自由派干些什么。但是私下里将克伦斯基推入罪愆，（即使不推，他自己也用全力在奔赴），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却拒绝给他以正式核准。苏汉诺夫提醒克伦斯基道：执行委员会已经表示过反对它的人员参加政府，倘将问题重新在苏维埃中提出，“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苏维埃也许会简单地回答道：“政权应属于苏维埃民主派。”这是苏汉诺夫亲口讲的故事——是天真与无耻的一种叫人难信的混合物。这个关于政权之一切神秘性的创造者公开承认着：自从2月27日晚起事实上早已掌握了政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3月2日还想形式上也取得政权；只因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背着工人和士兵，不让他们知道，且不顾他们的真实意志，才把政权强抢过去送给资产阶级的。在苏汉诺夫的故事中，民主派与自由派间的勾搭，具备了反革命罪之一切必须的法理上的证词，这恰恰是反对人民政权及其权利的那种阴谋罪的证词。 关于克伦斯基的不耐，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大家都以为国会中人刚从社会主义者手里接受全部政权，现在社会主义者要正式从他们那里取回一小块，未免有些不便。最好让克伦斯基一人做事一人当吧。真的，这些先生们以某种无误的本能，在任何情境中，都能找出一个最昏乱与最虚伪的办法来。但克伦斯基不愿穿着激进派议员的短衣走进政府；他要披上胜利革命全权代表的斗蓬外套。为了避免冲突，他既不请求他自以为隶属的那个党，也不请求他为主席团之一的那个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预先没有通知领袖，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当最初几天，它还是一种混乱的会议——上，他要求越次发言；在他这次演说——有人说它杂乱无章，有些人说是歇斯底里，不过它是没有矛盾的——中，他要人家对他信任，说到自己总是准备为革命而死，并说到他更迫切地准备担任司法部长之职。只要提起必须大赦政治犯与审判沙皇的官长，就足以引起无经验的与无人领导的会场之热烈鼓掌了。希里亚泼尼高夫回忆道：“这套把戏，引得许多人对克伦斯基发生深刻的愤怒与厌恶。”但没有人反对他：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者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就避免把这问题提出于群众之前。不曾表决。克伦斯基决心把鼓掌解释成信任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苏维埃无疑地赞成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内阁，它把这行为看作取消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个步骤；和这政府，苏维埃是一分钟都不能调和的。无论如何，克伦斯基总在3月2日推翻了正式的政权教条，同意了接受司法部长的位置。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说：“他很满意于自己的任命。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临时委员会的所在，躺在椅子里，热烈地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俄国司法置于怎样高不可及的台脚上。”诚然。几月之后，在迫害布尔什维克的司法程序中，他表现了这一点。 当困难之际，自由派由于某种太简单的计算与国际的传统，想把劳动部长一席叫孟什维克齐赫泽来担任，但他坚决拒绝，仍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齐赫泽虽没有克伦斯基那样大的光芒，但这人毕竟是用更加严正的质料做成的。 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之无可争论的领袖，形式上虽不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但是它的轴心。当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已与米留可夫决裂之后，写道：“米留可夫一般地说，与内阁中其他的同僚是不能比的，他是一种智慧力，是一个学问渊博得几乎不可穷竭、且有广大智慧的人。”苏汉诺夫责米留可夫个人摧毁了俄国自由主义，同时却又写道：“那时米留可夫是一切资产阶级政派的中心人物、灵魂与脑筋……没有他，革命的第一时期便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批评虽有许多过甚之辞，它们却指出了米留可夫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其他政治家之无可争辩的优越。他力量之所在，也正是他弱点之所在：他比旁人更充分与更完满地在政治语言中表示出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命运，即它那历史的无出路性。如果孟什维克为米留可夫之毁灭自由主义而啼哭，则人们能有更大的理由说：是自由主义毁灭了米留可夫。 尽管他为帝国主义目的而怀着新斯拉夫主义，米留可夫却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西欧派。他把西欧文明之盛行于俄国，作为本党的目的。但他走得越远，他就越怕西欧各民族所曾经过的革命道路。因此，他的欧化主义变成为对西欧之无力的嫉妒。 英法资产阶级依照自己形象造成了新社会。德国资产阶级来得较晚，不得不在长期间靠哲学的燕麦粥来维持生活。德国人发明了“宇宙观”这个名词，它是为英国人或法国人所没有的：当西欧民族造出了一个新世界时，德国人则想出了它。不过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上虽然贫乏，却创造了古典哲学，——而这是一宗不小的宝藏。俄国资产阶级来得更晚。不错，它把“宇宙观”这个德国字翻译成俄文，而且译成了好几种，但这只更明显地于暴露它政治无能之外，又暴露出它哲学上的致命贫乏。它之输入思想，有似输入机械一样，它对后者规定了高度关税，对前者施行恐怖的检疫扣留。对于本阶级的这些特点，米留可夫就是要给予政治表现的。 曾任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写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后来创造了立宪民主党——自由派地主组织与左派知识分子的联盟结合而成——的米留可夫完全解脱了政治玩票主义那种一半贵族一半知识分子式的特点，这特点为大多数俄国自由派政治家所固有的。米留可夫对自己的事业很严肃，单就这一点，即已使他与众不同了。 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派老是不好意思成为自由派。民粹主义的色采，后来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色泽，在长期间成为他们一种必不可少的保护色。在这广大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许多年青工业家，对社会主义所表示的羞怯的与本质上很不深刻的投降中，表示出那一阶级之缺乏自信；它想集中几百万金钱于自己之手，虽然时机正好；但要成为民族的首领，则为时已经太迟。鬓须茸茸的父亲们，暴富的农民与商店的老板们，积聚了钱财，可不曾想起自己的社会作用。儿子们正在革命前思想的发酵时期读毕了大学，当他们企图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地位时，却不曾急忙趋至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它已被先进国用破了，褪了色，打满了补缀。在相当时期内，他们把一部分灵魂，甚至把一部分收入，捐助给革命者。自由职业的代表们尤其如此，他们中间好多人的少年时期，都是在对社会主义的不断同情中度过了的。米留可夫教授从不曾害过社会主义的疹子。他是生就的布尔乔亚，并不以此为羞。 诚然，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米留可夫绝未放弃借驯顺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利用革命民众的希望。维特讲道，当他在1905年10月组织立宪内阁，向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割去革命尾巴”时，他们回答他说，他们之不能放弃革命的武装力量，正犹维特自己之不能放弃军队。实际上，这在那时就已是虚声恫吓了。为要提高自己身价，立宪民主党人用群众来吓唬维特，但他们自己也怕群众。恰恰是根据了1905年的经验，米留可夫深信道：任凭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派别对自由主义的同情多么强，革命的真正力量——群众，却永不会把自己武器交给资产阶级的，他们武装得愈好，则对资产阶级也愈危险。当他公开宣布红旗为红破布之时，米留可夫带着显然的轻松神情，取消了那个实质上从未真正开始的传奇。 那所谓“知识分子”对民众的隔绝，构成了俄国报章杂志上的一个传统的论题，而“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自由派看来，则与社会主义者看法相反，是指一切“有教养的”，亦即占有的阶级而言。当第一次革命时，这隔绝性那样悲惨地在自由派之前暴露以后，“教养阶级”的思想家，就生活在某种可怕的末日裁判的不断期待之中了。有一位自由派的作家，一个与政治情势的缓急并无关联的哲学家，用如此狂乱的力量来表示他在群众之前的恐惧，竟致叫人想起杜斯陀也夫斯基疯癫的反动论调来：“不管我们立场如何，我们决不能梦想跟人民联合，——我们应该怕他比怕政府的任何刑罚更甚，要感谢政府，它独自地用刺刀和监狱，保护我们不受人民的狂暴迫害。”自由派的政治自觉既然如此，还能梦想领导革命的民族吗？米留可夫的全部政策都盖着绝望的烙印。在国家危急之际，他领导的政党所想的是怎样闪避打击，而不是如何施行打击。 以作家而论，米留可夫是沉重，冗赘与讨厌的。以演说家而论亦然。文饰非他之所长。这一点，倘米留可夫的丑陋政策不那样显然地需要掩饰，或它至少有伟大传统那样的客观幌子给他遮盖，那许还是一种优点哩；但说到传统，他却连渺小的都没有。法国的官家政策——这是资产阶级自私与背信的精华——拥有两个强有力的助手：传统与修辞。这两者互相奖掖着，用一种保护物裹着每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也裹着庞加莱那样的大产业家的平庸的职员。所以这不是米留可夫的过错，如果他没有光荣的祖先，如果他不在欧亚交界之处来实行资产阶级自我主义的政策。 我们在社会革命党人索可洛夫关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读到：“人们一方面对克伦斯基同情，另方面则从最初起，便对米留可夫存一种公然的与很奇怪的大反感。那时我不懂，而即令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可敬的社会事业家会那样不得民望？”如果俗子们懂得了自己赞美克伦斯基与憎恶米留可夫的原因，他们就不成其为俗子了。资产阶级的浅见者之所以不欢喜米留可夫，因为米留可夫太率直，太清醒，没有文饰，表现着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质。资产阶级在米留可夫这面镜子中，看见自己是灰色的，贪婪的，懦怯的，于是跟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便迁怒于镜子了。 米留可夫这方面呢，见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满的鬼脸便平静而自信地说道：“浅见之人是蠢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生气，简直还带着抚慰的态度，仿佛在说：假使浅见之人今天不懂得我，不要紧，以后会懂的。米留可夫心中怀着一个颇有根据的信心：资产阶级不会抛弃他，将遵循着局势的逻辑，跟在他，米留可夫的后面，因为此外别无去路。事实上：二月革命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那些右翼的，也都在立宪民主党领袖之后，一边走，一边骂，甚至还在咒他。 至于像苏汉诺夫那样的，带有社会主义色采的民主派政治家们则不同。这不是普通的浅见者流，相反的，是职业的政治家，于自己这门小行业是颇为擅长的。这政治家不能有“聪明”相，因为在他所想望的与所达到的之间，有那样明显的矛盾。但他卖弄着聪明，纠扰着与麻烦着。要把他拉在后面，那得欺骗他，不仅承认他有完全的独立性，而且还得责备他太爱指挥人，责他独断独行。这就投了他之所好，使他肯起助手的作用。正是和这些社会主义的才子们晤谈时，米留可夫抛出了这句漂亮的话：“浅见之人是蠢材。”这是一种微妙的谀辞：“只有我和你是聪明的。”事实上，米留可夫正在这时候用一只环串住了民主朋友的鼻子。就是由于这只环，他们后来被牵掉了。 个人民望之不孚，使米留可夫不能作政府的首脑，他担任外交一席，这在国会中时，早已成为他的专业了。 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长，属于为我们所熟知的古契柯夫，这个莫斯科的大工业家，他在年青时代是一个具有冒险性质的自由派，然后，当第一次革命被扑灭之时，他是斯托雷平治下大资产阶级的信赖人物。头两届为立宪民主党人所统治的国会之被解散，促成了1907年6月3日的政潮，它以改变选举法使其利于古契柯夫一党为目的的，因此，古契柯夫领导了末两届国会，至革命为止。当那被恐怖主义者所杀的斯托雷平的铜像，于1911年在基辅揭幕时，古契柯夫献致花圈，默默地俯伏到地：这是代表他的阶级表示的姿态。在国会中，古契柯夫专心致志于“军事力量”问题，且与米留可夫手携手地准备了战争。古契柯夫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的资格，联合工业家于爱国反对派的旗帜之下，但同时这绝不妨碍进步联盟的领袖们，连罗将柯在内，在军事合同中攫取不义之财。古契柯夫的革命履历，将他的名字跟宫廷革命的半神话联了起来。而且一位前任警察证明道，古契柯夫“在私人谈话中涉及皇帝时，竟让自己应用那最厉害的詈骂”。这仿佛是完全可信的。不过在这方面古契柯夫倒并非例外。虔敬的沙后仇恨古契柯夫，在她的书信中对他尽量施行粗野的漫骂，并希望他吊死在“高树上”。自然在沙后心目中该受这种处罚的并不在少数。不过无论如何，那个在第一次革命的刽子手之前鞠躬到地的人，却做了第二次革命的陆军部长了。 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被任为农业部长，他本是一个外省医生，后来被举为国会议员。党中最接近他的同志们，认他是一个忠实的庸人：或如纳博科夫所说，是“一个俄国外省的知识分子，不是国家范围内，而是一省或一县范围内的”。早年不确定的激进主义，久已洗去，而兴格略夫最所关心的是要把自己政治家的成熟性表示给占有阶级看。虽然立宪民主党的旧政纲说到“以公平代价收买地主土地”，但没有一个业主看重这个政纲——尤其是在目前的战时通货膨胀期间。而兴格略夫则以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延迟解决土地问题，并以立宪民主党人不愿召集的立宪会议这一海市蜃楼来安慰农民。二月革命势必在土地问题与战争问题上折断它的颈骨。兴格略夫在这点上是竭其所能来助成了的。 财政部长这只皮包为一姓德列钦可的年青人所得。“从哪儿冒出来的？”陶立特宫中每个人都迷惑地互询着，消息灵通的人士解释道：此人开设好些糖厂，拥有地产，森林与其他无量数的财产，约值八千万金卢布，是基辅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说得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而最出色的，他是舞剧的通家。他们更郑乎其事地添说一句道：因德列钦可为古契柯夫所宠信，几乎也参加了那个本拟推翻尼古拉第二的大阴谋的。革命妨碍了阴谋，却帮助了德列钦可。 当二月间，首都寒冷的街道上进行着革命斗争的五天过程中，有一个人物像影子似的在我们面前闪过好几次，这是出身贵族的自由派，前沙皇大臣的儿子纳博科夫——在他自满的正确性与无情的自我主义上，简直具有象征意义。暴动紧急的那几日，纳博科夫是在办公室的四壁间，或在家里，“在沉闷与焦躁的期待状态中”度过了的，现在他做了临时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实际上就是不管部部长。在柏林的亡命地，他被白卫军的一颗流弹打死了。他留下了一些并不无趣的关于临时政府的笔记。这就算是他的功绩吧。 不过我们忘记提起总理了，——虽然在他那届短命内阁的危机最甚时刻，大家也都忘记了他。3月2日，当米留可夫把新政府介绍给陶立特宫的会议时，这样形容着李沃夫亲王：“他是为沙皇制度所迫害的俄国舆论的化身。”后来，在他的革命史中，米留可夫谨慎地指明：政府以李沃夫亲王为首，“临时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都不很知道他的为人。”在此地，历史家的米留可夫想替政治家的米留可夫脱卸推选李沃夫的责任。事实上，亲王久已是立宪民主党党员，属于它的右翼。第一届国会解散后，在召开关于维包格区的著名的代表会议上，向民众发表了一个自由主义受辱后陈套的宣言：不纳税；李沃夫亲王也参加那次会议，但不签字于宣言。纳博科夫回忆道：亲王刚刚坐车来到维包格区，就病了，病因“由于他感觉到他处身于其间的那种兴奋情绪。”显然地，亲王的体气是生就的不适于受革命震动的。颇为温和的李沃夫亲王，因政治上的淡漠，仿佛心襟开广，故在一切以他为领袖的组织中，都能容受大量的左倾知识分子，过去革命者，社会主义爱国家，兵役逃避者。这班人工作得不比官僚们坏，他们不盗用公款。同时又替亲王造成了一些类似民望的东西。一个亲王，富有的与自由主义的——这可叫普通的布尔乔亚敬畏了。因此，早在沙皇时代，李沃夫亲王就被拟推为首相过的。如果把上面说过的话归结成一句，那我们不得不承认：二月革命政府的首席虽是一个尊位，但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空位。罗将柯无论如何比他会更有色采些。 俄罗斯国家的传说史，在《年代纪》上，开始于这样的一个故事：斯拉夫族的代表跑到斯干地那维亚半岛的诸王公那里，请求道，“请来统治我们，君临我们吧。”不幸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们把历史神话变成了实话，不是在第九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并非向海外的，而是向国内的王公们请求罢了。这样一来，工人与士兵胜利暴动的结果，便让几个最富有的地主与工业家掌握了政权，这几个人一无特色，是没有政纲的政治上的票友，且以那讨厌兴奋的亲王为领袖。 新政府的构成成分，在协约国的大使馆中，在资产阶级与官僚们的客厅里，在中等资产阶级与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更广大的阶层中，都受到满意的欢迎。李沃夫亲王，十月党人古契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这些名字听到了都叫人放心。克伦斯基这个名字，也许会叫协约国皱眉，但不会使他们吃惊。比较有远见的人是懂得的：毕竟这国家里还发生着革命呢；有米留可夫那样可靠的马拖着辕，添了一匹躁烈的副马只会有益。爱好俄国譬喻的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一定会如此说的吧。 在工人与士兵中，新政府的人选立刻引起了仇恨的感觉，或最好也引起了沉默的迷惘。米留可夫或古契柯夫这二个名字，不仅在工厂中，便是在军营中也引不起一个欢迎之声。关于这一点，还保存着不少证据。军官姆斯的斯拉夫斯基报告说：士兵们知道了政权由沙皇转入亲王之手以后，表示阴郁的惊愕：难道为了这也值得流血吗？克伦斯基的亲信之一——史丹开维奇，于3月3日巡视自己的工兵营，一连一连地，把新政府介绍给他们，这政府在他本人看来，乃是一切可能产生的政府中最好的，他以很大的热情来说到它。“但是听众中感觉到冷淡。”只当演说者提到克伦斯基时，士兵们才“燃烧起真正满足之情”。在那时，首都中资产阶级的舆论，早已把克伦斯基变成为革命的中心英雄。士兵们比工人们更想把克伦斯基看作资产阶级政府的对立物，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参加。但克伦斯基并非对立物，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补充、掩盖与文饰。他保障着米留可夫所保障的同样的利益，不过藉助于发闪的镁光罢了。 * * * 新政权成立以后，国家的真正结构如何？ 帝制反动派躲藏在隙缝之中。洪水的头浪甫经退去，各式各派的有产者便结集在立宪民主党的旗帜之下，该党顷刻间变成为公开活动场上唯一非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右翼的政党了。 群众成群结队地趋向于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意识中，社会主义者与苏维埃是二而一的。不仅工人与后方庞大的卫戍军士兵，而且城市中的全体各色的小人物们：手艺人，街道小生意人，小官吏，马车夫，门房，各式仆役，都觉得临时政府及其官署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在寻找一个较近便的，更易接近的政权。步行上京城的农民，愈来愈多地跑到陶立特宫去。群众之涌入苏维埃，有如穿过革命的凯旋门。一切留在苏维埃范围之外的事物，仿佛与革命相割裂，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实在也是如此：在苏维埃范围之外，还是有产者的世界，其中一切色采，现在混和成一个暗灰淡红的保护色。 并非全体劳动者都选取了苏维埃；并非全体都在同一时候觉醒了的；并非各层被压迫者都敢在顷刻间便相信革命和他们也有关系。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只深沉地激动了一个模糊的希望。群众中一切积极的都趋向于苏维埃，而积极性在革命时期，比任何其他时期更容易占取上风；既然群众的积极性在日益增长，则苏维埃的基础在日益扩大，这是革命的唯一真实基础。 陶立特宫分成两半：国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挤在某几个狭小的办公室中，那里经流着不断的人潮。国会议员们企图在他们豪华的厅房中以主人自居。但革命的泛滥很快便冲去了屏障。不管自己领袖们的一切犹豫，苏维埃的地盘不可抵抗地扩大了，国会却给挤到了后院。力量之新的关系，到处给自己开辟了道路。 陶立特宫中议员，军队里军官，司令部里的司令官、工厂、铁路、电报局中的主任与经理，地产上的地主与管理人，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便都自觉到处在群众可疑的与不倦的监视之下。苏维埃在群众的眼中，乃是他们对一切压迫者所表示的那种不信之有组织的表现。排字匠热心地检阅着所排文章的底稿，铁路工人警戒与焦灼地监视着军车，电报生会重读电报原稿，士兵们每当他们的军官一有行动，便怀疑地回顾，工人们将黑色百人团的工头逐出工厂，把自由派的主任加以监视。国会从革命的头几小时，临时政府则从它的开始几天起，便成为一个蓄水池，其中汇流着社会上等人士的怨诉与抱憾，他们反对“过火行为”的抗议，以及他们的痛苦观察与暗淡预感。 “没有资产阶级，我们就无法管理国家机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是这样地论断着，他们胆怯地仰望着官衙，而旧国家骷髅们的空眼睛则从那上面俯视着。办法想出来了，就是在那被革命者砍去了首级的机关上，装上某种自由派的头。新总长们走进了沙皇政府的旧官署，掌管了拥有打字机、电话，听差，女速记员与公务员的机关，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他们便一天一天更相信那架机器是在空转着。 后来克伦斯基回忆道：临时政府“在全俄陷于无政府状态后的第三天掌握了政权，那时，在俄罗斯国土的全部幅员上，不仅没有任何政权，而且真连一个警察都没有。”领导数百万群众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并不在计算之中：反正这不过是无政府的因素。国家之陷于孤儿状态，是以警察消灭来形容的。在这位最左倾部长的自白中，人们获得了用以了解政府全部政策的锁钥。 各级省长，遵照李沃夫亲王的命令，由各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担任，这些人与前任省长相差不多；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常是赞成农奴制的地主，他们过去甚至把省长当作雅可宾党。各县首领为县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虽然换上了“特派专员”这个新名义，民众却还认识那些旧敌人。诚如密尔顿[1]某次论到卑怯的长老会派的改革时所云：“就是那几个老神父，不过称呼着漂亮的名字罢了。”省与县的特派委员们，从各省长与警察局长那里去取得了打字机、司书与小官吏以后，只能让自己发觉他们并不曾继承到任何政权。省中与县里的生活集中在苏维埃的周围。这样地，从上到下发生着两重政权。不过各个地方苏维埃的领导者，虽然同样是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但是比较单纯，且决不把那整个局势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政权，予以抛弃。因此，各省特派委员的主要活动，就是怨诉其全权之完全不能行使。 在自由派内阁组成后的第二日，资产阶级觉得它没有得到政权，反而失去了它。革命前，拉斯布丁私党虽然是疯狂地专横，但它的实权却属有限。资产阶级对国事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凭俄国参战这件事来说吧，这大半是资产阶级的事，皇朝的原因比较的少。不过主要的还在于沙皇政府给有产者保障了他们的工厂、土地、银行、房产、报纸，因而它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乃是他们的政权。二月革命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改变了这个情状：它把政权的外表属性堂而皇之交给了资产阶级，但同时夺去了资产阶级在革命前所享有的那一分国家实权。过去以李沃夫亲王为主人的地方自治会议，以及由古契柯夫指挥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两种组织里的雇员，现在却以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名义，成了国家、前线、城市与乡村的局势的主人，他们委任李沃夫与古契柯夫当了总长，且给立下了条件，完全成为他们雇佣的执事了。 另方面，创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以后，执行委员会却绝不敢像《圣经》上上帝似的声明他的创作是好的。相反地，它立即赶紧加大自己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声明道，只当新政权忠实的为民主革命服务时，执行委员会才拥护它。临时政府完全知道如果没有官方民主派的拥护，它是连一小时都不能维持；但这种拥护的允应，只当作好行为的酬报，即是说，只当临时政府履行那不属于它本分的、民主派刚刚不愿意履行的任务，民主派才能拥护它。政府从不曾知道，究竟在何种范围以内，它能显露出自己半违禁的主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不能常常事先把这范围告诉政府，因为连他们也很难预猜到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自己人中间会反映着群众的不满而发生不满。资产阶级以为社会主义者欺骗了它。至于社会主义者则恐怕自由派提出未成熟的要求，只能激怒群众，并使业已困难的局势愈趋恶化。“只当能怎样……才怎样”——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在整个十月前期盖下了印记，它成为二月革命混血制度所包含的内部谎骗的一个法理公式。 为要影响政府，执行委员会选举了一个特种委员会，它客气地，但是可笑地，称之为“联络委员会”。革命政权的组织，便这样地建筑在互相规劝的原则之上。相当有名的神秘主义的作家梅来希考夫斯基，只能在《旧约》中替这种政制找到前例：即以色列诸王与先知们。不过《圣经》里的先知们，与末代罗曼诺夫朝的那个先知一样，至少是直接从天上得到感应的，君王们对之又不敢违拗，这就保证了政权的单一性。苏维埃的先知们则完全相反：他们只凭自己狭隘智慧的感应来预言。而自由派的总长们呢，则以为苏维埃根本就做不出什么好事情。齐赫泽，史高部列夫，苏汉诺夫等人，跑到政府里去，唠劳叨叨地劝它让步；总长们表示反对；代表们回到执行委员会来，用政府权威压迫它；再去和总长们接洽；然后——又从头开始这一套。这架复杂的磨子从不曾磨出一些粉来。 联络委员会里人人抱怨。特别是古契柯夫，为了因苏维埃的放任而引起的军队中的纷扰，他在民主主义者的面前哭过。有时，这位革命政府的陆军部长“实实在在……淌下眼泪来了，至少也用手帕热烈地擦了眼。”他以为先知们的直接任务，就是替涂油的君王们[2]揩干眼泪，这倒不是没有理由的。 3月9日，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致电陆军部长：“假使我们放纵苏维埃，则德国人的羁轭已不在远。”古契柯夫涕泪交流地回答他道：唉，政府没有实权；军队，铁道，邮电都操在苏维埃手中。“可以干脆地说，只当苏维埃允许之时，临时政府才能存在。” 时光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局势却毫不改善。当临时政府在4月初派国会议员上前线时，他咬牙切齿地暗示他们，不要与苏维埃代表表示任何不同之见。自由派议员们一路上只觉得自己是被押解着，但他们又知道如果不然，那他们非但不能达到士兵之前，而且连车厢里坐位都找不到。孟塞列夫亲王回忆录中这一段散文式的细节，极其出色地补足了古契柯夫与参谋部论二月政权结构之实质的通讯。有一个反动派的俊才，这样地形容当时情形：“旧政府被拘禁在彼得·保罗堡垒，新政府则软禁在家”，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但是临时政府除了苏维埃上层模棱两可的拥护之外，难道没有其他的支持吗？各个有产阶级上哪里去了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以自己的过去和皇朝相结合的有产阶级，革命后重新围聚在新的轴心的周围。全国资本家联合的代表——工商会议，早在3月2日便“对国会的行为敬礼”，且宣布愿受国会委员会的“完全管辖”。地方自治会议与各市政局也采取同样方针。3月10日，连贵族联合会——皇座的支持——也用一种感人的卑怯口气，号召全体俄国人“团结在临时政府的周围，现在它已成为俄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产阶级的各个机关与团体都开始来斥责二重政权，将纷乱之责加在苏维埃身上，起初是小心地，然后愈来愈大胆了。跟在这些主人后面的有上层雇员，自由职业者联盟与国家机关的官吏。从各支军队中，打来了由司令部捏造的此种性质的电报、宣言与决议。自由派报章上发动了“拥护单一政权”运动，它在最近几月中将具有烈火似的性质，打击苏维埃领袖。所有这些并在一起，仿佛是极其惊心动魄的。数量庞大的机关、名人、决议、文章、与夫坚决的语气，这一切对执行委员会的那些易受感动的首领们，无疑发生了影响。但有产阶级此种可怕的示威，并没有真实力量在后面。——可是财产的力量呢？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用这话来反驳布尔什维克。财产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只当它被普遍的承认，而这承认又为那名之曰法律与国家这个强制制度所支持时，它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但这正是局势之本质所在啊，旧国家于顷刻间崩坏了，一切权利在群众看来都成了问题。工厂中，工人愈加意识到自己是主人，而主人倒是不速之客了。乡村中的地主则更少自信，因为面对着险恶与仇恨的农民，离政府又远，虽然由于距离远，地主们开始确曾相信政府权力的存在。有产者一旦失去了处置产业的可能，甚至不能保持它的时候，那就不成为其真正的有产者，变成为诚惶诚恐的浅见者流了，他们不能予政府以丝毫支持，因为最需要支持的却是他们自己。很快就要咒骂政府的懦弱。但咒骂政府，他们只在咒骂自己的命运。 这时，执行委员会与内阁的全部活动，仿佛都为了这一目的，即证明革命时期的统治艺术，乃在于多说废话来虚度光阴。在自由派方面，这是有意如此的。依照他们的坚信，除了对协约国矢忠这件事外，一切问题都需要延宕。 米留可夫将密约告诉他的同僚。克伦斯基把它当作耳边风。晃然只有一个与总理同姓，但非亲王，暴发户，宗教会议的总检事长——李沃夫，才狂怒起来，甚至称这些密约为“盗行与欺骗”，这当然会引起米留可夫的轻蔑的微笑（“浅见者是蠢材”）与简单地提议讨论以下事项。政府正式宣言答允于最短期间召集起来立宪会议，但究竟哪一个日期，则故意不加确定。关于国家形式，绝不谈起：政府还在希望帝制这个失去的乐园回来。但宣言的实质在于允应作战至最后胜利，与“坚持履行与同盟者所签订的协定”。关于人民生计的最严重问题，则仿佛革命之举行只为要说明：一切照旧。因为民主派把协约国承认新政权这件事看成有神秘意义，——一个小商人未经银行承认他有借款资格，是不值钱的，——所以执行委员会默默地容忍了3月6日的帝国主义宣言。一年后，苏汉诺夫痛心道：“没有一个民主派的正式机关报……公然对临时政府的宣言发出反响，那宣言在革命诞生之初，便在欧洲民主派的前面辱没了我们的革命。” 3月8日，最后才从内阁实验室里发出了大赦法令。那时全国的牢门都已打开了，流放的政治犯在会议、欢呼、军乐、演说与鲜花所汇成的不断的洪流中归来。那法令仿佛是官衙里起着的一个后发的回声。12日，宣布取消死刑。4月后，死刑又在军队中复活。克伦斯基允将司法提高到空前的崇高地位。由于热情冲动，他曾真正实行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让工人与士兵的代表参加和解法庭，充任该项法庭的人员。这是唯一能感觉到革命心跳动的一个措置，因此，它惹起了一切司法界阉官们的震怒。不过事情也就在这里停住了。德米扬诺夫律师，在克伦斯基的部里担任要职，亦属“社会主义者”，决定以一切旧官员留职为原则。据他说：“革命政府的政策，决不应不必要地得罪任何人。”这在根本上，乃是整个临时政府的指导原则，它最怕得罪有产阶级中、甚至沙皇官僚中的任何人。不仅法官，便是沙皇时代的检察官，也还留任旧职。当然，群众是可以得罪的。但这事与苏维埃相关：群众并不入于政府的视野之内。 只有我们上面提起过的那个性气浮躁的总检事长李沃夫，公开报告着宗教会议中正在开会的全是“白痴与痞子”，才算惹起了一点仿佛是新鲜的风波。部长们听到了这种色采浓厚的批评，不禁愕然，但宗教会议继续成为国家机关，希腊正教还依然是国教。便是宗教会议的人员也一仍旧贯，因为革命不该和任何人争吵。 谘议院的大员——侍候过两三朝皇帝的臣仆——还在继续开会，至少还在领受俸禄。这事实简直具有象征意义。工厂与军营中喧嚷地提出抗议。执行委员会表示愤激。政府开了两次会议来讨论关于谘议院大员们的命运与俸禄问题，得不到任何决定。是的，怎能惊扰这班可尊敬的人呢，何况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少好朋友？ 拉斯布丁系的大臣们还在坐牢，但临时政府却已赶紧替这些过去的大臣们决定恩俸了。这听起来像是嘲笑，或像是另一世界传来的声音。可是政府不愿和自己的前任争吵，即令他们坐在牢里。 参议员还是穿了绣花议员服在打瞌睡，当新由克伦斯基任命的左派参议员索可洛夫敢于穿黑色大礼服出席时，他们干脆把他撵了出来：沙皇的参议员们一经相信革命政府没有牙齿，便不怕和二月革命争吵了。 以前卡尔·马克思认为德国三月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只改革了上层的政治机构，而不触动上层机构下面的一切阶层——旧官僚，旧军队，以及生息教养于专制制度下且在对它服务中老去的旧法官们。”克伦斯基式的社会主义者正在马克思认定是失败原因的地方，去寻找得救之道。孟什维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同意了克伦斯基，不赞成马克思。 只有一宗事项，政府显出了创意力与革命速度的，就是关于股票的立法：改革法令在3月17日早晨就颁布出来了。关于取消民族歧视与信教限制的法律，倒要再过三天才出来。要知道在政府人物中，在旧朝治下，有不少人只感受到股票交易缺乏的痛苦呢。 工人们不耐烦地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政府假装两耳聩聩。现当大战，一切都该为祖国利益而牺牲。况且这是苏维埃的事：让它去安抚工人好了。 更严重的是关于土地的问题。这儿可无论什么事情都干得一点了。农业部长兴格略夫得到先知们的鼓励，下令各地成立土地委员会，谨慎地不规定它们的作用与任务。农民心想：委员会该要给他们土地了。地主们则以为：委员会该要保护他们的产业吧。这样，在二月政制的颈子上，一开始就套上了农民的活索，它比其他所有的索子更不假借。 依照官方的学说，促发革命的一切问题，都得延至立宪会议解决。难道那无可谴责的立宪民主党人能僭定国民意志吗？虽然是抱憾得很，他们竟不曾把米哈依尔·罗曼诺夫高骑在这个意志之上。对于未来的国民代表大会，那时是以这样官僚式的顽固与有意迟缓来准备的，以致立宪会议的本身变成为海市蜃楼了。只在3月25日，差不多在革命后一月——这是革命之月！——政府才决定召集一个笨重的特别会议来起草选举法。但它不曾召开。米留可夫在他彻头彻尾虚伪的《革命史》中，不好意思地说道，由于种种迟延的结果，“特别会议在第一届政府任内不曾开始。”这些迟延乃是特别会议的结构及其任务使然。那任务就在于：将立宪会议延迟至最好时期；即延迟至胜利，延至和平，或延至科尔尼洛夫的改元正朔。 出世太晚的俄国资产阶级，拼命仇视革命。但它的仇恨里缺乏力量。它得期待与玩弄鬼计。资产阶级既无推翻与窒息革命的可能，便想以饿困之法来克服它。 [1] John Milton (1608—1671)英国诗人，《失乐园》著者。——译者。 [2] 古犹太立王之法，以香油涂其头，此地借以喻临时政府各首领。——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