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附录四 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附录四 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书
（列夫·梅契尼科夫：《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附埃利泽·邵可侣序）
译者按：本文是普列汉诺夫对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列·伊·梅契尼柯夫（1838-1888）的著作《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1889年以法文出版）的书评。写于1889年。1890年2月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文集第1期上发表，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中译文曾摘要登载在《教学与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这里刊登的是全译文。文章一方面指出，梅契尼柯夫在地理特点对古代文明国家社会制度发展进程的影响问题上的某些观点接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提供鲜明的历史例证，同时也批判了他夸大地理作用的错误。这是普列汉诺夫第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他第一篇真正的哲学著作，对于了解他的地理环境学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定期出版物对已故的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这本书守口如瓶。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不值得注意么？然而无论什么人，只要接触此书作者的观点，都不会看不见其中的内容比我国“主观社会学者们”的全部著作要更为严肃得多。法国文献比俄国那些写得不错的社会科学著作大为丰富，但是就在法国，列·伊·梅契尼柯夫的这本书也是同样重要的收获。我国的期刊为什么不谈它呢？大概又是书刊检查机关淘气了。大家知道，它有一个时候甚至要把达尔文的书“停止流传”。如果我们的假定是对的，那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对书刊检查机关是奈何不得的。我们大家，俄国的读者和作者，早已习惯于这位老朽乖僻和狂妄的性格了。
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的有害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关于它也许可以而且应当写很多，但这样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在以后的一本小书中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位已故的俄国流亡者的历史观点，把它们同社会现象的其他现代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对比。现在我们不得不局限于说点简短的意见。
如果不对事情作任何夸大，可以说，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涉及历史哲学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出了完全令人满意的解答。此外，它在一些个别的次要的问题上的极其中肯的见解也肯定是丰富了科学，而且为了更加丰富此书的内容，也许只需要用比较系统的形式叙述一下这些见解。如果不是死神如此过早地把他带进坟墓，大概作者也会做到这一点。我们且力求用不多的、然而尽可能确切的言词转述他的思想吧。
人类社会的内部发展是在什么原因影响下实现的呢？为什么一些部落现在仍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变化，而另一些部落则联合为庞大的国家机体，开始过政治生活，产生了科学、文学、实用的和优美的艺术、更高的生产力——一句话，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东西呢？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文明的代表者是不同的民族呢？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明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特定的一个地点或者特定的诸地点，以便后来占据其领先地位随后又为新的竞争者所争夺的新领土呢？为什么文明的重心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迁移到了希腊和罗马，然后又迁移到中欧，从那里它眼看着又要转移到北美去呢？在文明的这种看起来极其变化无常的进程中是不是有一种规律性呢？最后——这或许也是最有意思的——要知道不是文明诸国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历史的发展是用很大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它（至少暂时是，而且必须意识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会）导致社会之分裂为阶级和等级，导致一小撮特权分子的统治，导致人民群众的受压迫，导致人类个性的遭贬抑，而且常常是导致专制制度种种最丑恶最卑劣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人类赶进严酷无情的文明学校呢？是什么力量迫使某些人类部落抛弃自己原始的关系，形成为新的政治团体，和承受着残酷的“历史劳役”呢？
自然，要解决这类问题没有比引证神明的天意更轻而易举的了：大智大慧的上帝希望如此嘛。这种回答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科学中它却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引证神灵的意志时，我们就没有权利谈论现象的规律性。去发现这种规律性乃是科学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严肃的科学从来不可能同宗教和平共存的道理。科学逐渐地从所有的阵地上击退了宗教，现在任何一个对科学思维哪怕只有某种概念的人都不再引证上帝意志，把它当作自然现象或社会发展的原因。然而要掌握严格的科学思维的一切手段，拒绝引证神明的天意是不够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至今都常常遇到对于事件的种种完全任意的解释，常常遇到对现象的种种完全非科学的说明。作这类说明的时候人们并不总是认为必须讲究逻辑。当提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原因问题时，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并不愚蠢的正经人都满足于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不过用新的表达法把问题重复一遍的那种回答。假定您向“一位学者”提出上述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您问：为什么一些民族以如此惊人的缓慢速度发展着，而另一些民族则迅速地走上文明的大道呢？
“学者”会毫不犹豫地答复您：这可以用种族的属性来说明。您懂得这个答复的意义吗？某些民族发展得缓慢，因为他们的种族属性就是如此这般，使得他们发展缓慢，而另一些民族很快地文明化了，因为他们的种族的主要属性在于他们能够迅速发展。如果您真的把各个不同的文明民族互相比较一下，您马上就会看出，用种族属性来解释他们历史的特点是何等惊人的轻率。在这些高明人物的手里，“种族”成了解决社会科学一切问题的钥匙。由于这个魔怪的字眼的神奇力量，似乎可以指望：同它联系着的概念具有充分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文明和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现代社会发展的地理理论》这本书中有一章出色的文字，在那里作者严肃地解剖现代的种族理论。他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在说明社会现象时喜欢引证种族属性的，特别是达尔文主义者，即理论上完全承认特定人种或特定变种的属性乃是他们适应生存斗争的环境的结果的那些进化原则的拥护者。随后列·伊．梅契尼柯夫巧妙地指出种族概念的种种不确定性和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还举出像托平纳尔这样杰出的人类学家作证，托平纳尔断言，由于各种不同的种族长期的混合和杂交，现在已经不可能谈论纯粹的种族了，“当我们说到印欧、拉丁、德意志、盎格鲁、斯拉夫种族的时候，种族一词可能具有的意义只是一个政治术语而已，仅仅表示人类学上不同的分子的偶然堆积”。列·伊·梅契尼柯夫补充说，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人种上不同的分子很复杂的混合的结果，在这种混合中有时甚至连大致地确定它的诸组成部分的相对意义也不可能。比方很难说什么种族，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对古代埃及的文明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迦勒底人的历史甚至表明，在文明的事业中黑色的种族超过了所有别的种族。因此，那时黑皮肤的学者们可以认为自己的种族最有能力走向进步，并且抱着遗憾的心情看待当时处于停滞和无知状态中的白皮肤和黄皮肤的种族。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白种人站在所有其他种族的前列，而黑种人则落后得惊人。不过即使假定白种人确实比所有其他种族更有发展能力，那也很少能够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不同。我们还是不会知道“为什么像同属于白种雅利安支的库尔德人和德意志人、盎格鲁人和阿富汗人那样互相间如此近似的人种集团在历史上起了如此不同的作用”（第98页）。显然，他们作用的不同并非决定于种族属性，而是有习惯于把一切都推到种族头上的人们绝少想到的其他某些原因。
然而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因呢？列·伊·梅契尼柯夫回答说，必须在围绕人类社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寻找原因。大家知道，地理环境的属性在不同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受到它的强大的影响的各个种族的命运也就互有差别。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影响的思想在科学上远不是新东西。希腊和罗马的著作家早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里特尔和其他许多人都发挥过这种思想。可是人们往往用很不清楚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方式来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的影响。某些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更多地从不同种族的 心理学 或者甚至是 生理学 中，而不是在 他们的社会 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他们说，特定种族的某某性格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它的性格反过来决定了它的历史。可是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又使我们回到同样的种族属性。区别仅仅是，在这个场合，所谓种族属性的起源解释得稍微详尽一点罢了。这派的研究者忘记了，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对他的性格和习惯的影响比自然界的直接影响要强大得多。因此，为了正确地评价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影响，必须考究这个自然环境如何影响直接决定人的性格和意向的那个 社会环境 的特质和属性。列·伊·梅契尼柯夫相当详细地考察了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长江和黄河这些“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对古代东方文明发展的影响。这些文明不仅是古老的，而且也是最古老的。因此很清楚，正确地研究这些文明所得出的结论应当告诉我们，正是怎样的地理环境最大地促进了人类坚决走上文明的道路。按照列·伊·梅契尼柯夫的意见，“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的重要特性就归结为以下所述：“它们所灌溉的国家按照情况来看可以或者成为人们花费几天的劳动就能够取得整整一年的生活资料的粮仓，或者成为到处都是洪水、饥饿和传染病所产生的无数尸体和牺牲者的坟场。为了利用这些河流所造成的特殊环境，必须有从通常按其成分很不一样，按语言、种族、外貌和习俗也不相同的沿岸居民中征募来的、有严格纪律性的工人的共同努力。长江的运河和黄河的堤坝大概都是比埃及的金字塔和庙宇更多得多的几个世代的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的共同的劳作。在挖掘某条沟渠或维护某段土堤时稍有疏忽，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保护共同的水力资源的事业中所表现的一点点懒惰、自私，在这种独特的环境里都会成为社会灾难的祸根，成为无可挽回的民族不幸的来源。因此，养育人类的河流在死亡的恐惧下迫使所有这些常常是互不相识甚至彼此敌对的人群走向长期紧密的团结；它迫使每一个人去做只有将来才会显露其公益性而其计划又总是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些工作。这就是诚惶诚恐地虔敬地崇拜河流这个上帝的真正原因，这个上帝生杀予夺，使为数不多的特选者相信自己的秘密，而要求普通的凡人盲目的服从”（第189页）。的确，马斯佩罗先生翻译的和列·伊·梅契尼柯夫引证的尼罗颂歌使人对这种崇拜的根源没有任何怀疑，“向你致敬，啊尼罗，你出现在大地，平安地降临，给埃及以生命。你这谷物的始建者、大麦的创造主啊，将永世长存……你的劳作使千百万不幸的人得以休息。当你降落时，天上的神明都下拜，人们都死亡……当你上涨时，大地充满着喜悦，所有的凡人都高兴，所有的生物都得到食物，所有的百姓都有了工作……那些牺牲只是为你而献上的”，等等（第215-216页）。但是同一个最强大最神秘的上帝，“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也创造了古代埃及固有的专制制度，列诺尔曼关于埃及人说道：“任何民族在对王权的尊敬方面都没有走得这样远，都没有把政权的概念提得这样高，都没有把它神化到这种地步。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人民都没有用物质生活条件，用日需品的生产把这种政权的任务和必要性解释得如此清楚”。其实，只要认真看看事实就会发现，迦勒底国王的政权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建立在日需品的生产上。这一点看来国王本人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位国王关于自己这样说道：“我为人们的福利研究了河流的秘密……我把河水引进荒漠，我把它灌满干涸的沟渠……我灌溉了荒凉的平原；我使它们变成了幸福的住所，等等”（第258页）。一般说来，在中国，至少是在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专制政权的经济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我们又遇到这样的环境，它以慷慨的大手奖赏人的劳动，在毁灭的威胁下迫使人们充分地团结起来，甚至在最不足道的生活小节上也要遵守严格的坚强的纪律”（第353-354页）。最后，虽然在印度，地理环境的属性曾经妨碍过国家统一的出现，但就在那里地理环境也使得专制制度成为必不可免的，而且在某个时期还是有益的政治形式。我们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设想那些社会政治关系在印度雅利安人那里曾经存在到他们的专制国家的出现。这些关系的特点特别表现在选举出来的首长所领导的村社的独立性上。按照该国的地理条件，村社只有当印度的雅利安人生活在富饶的克什米尔盆地时才仍然是独立的，“在这里形成了兴都库什邻近地区最古老的梨俱吠陀 [1] 颂歌。充足的雨量结合着肥沃的土壤适宜于牧人的生活，促进了为数不多的独立集团用自由的劳动耕耘土地”。如果雅利安人不曾继续前进，把印度住满，他们就可能永远保存自由制度，因之在历史上也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是他们无可遏止地推进到国家内地，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另一种地理条件。“摩奴法典 [2] 中称之为 ‘中央之国’的广大地区具有适宜于历史发展的那种环境的一切特点”（第303页）。在那里农业继续慷慨地奖赏人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创造了古代文明同时也创造了古代专制国家的那种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和那种劳动纪律，农业要继续慷慨地奖赏人的努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整个恒河流域也是如此。广泛的灌溉系统在那里是完全必要的；在维护这个系统时稍一不慎，就有使全国遭受比敌人最有破坏性的入侵还要可怕的灾难。管理这个系统的中央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于是变成了专制制度。
然而古代的东方文明不过是人类在历史发展途中最初的几大步。为了往后的进步还需要有利于另一些社会政治关系发展的另一种地理环境。工艺技术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国际交往和交换成为必要。文明的重心转移到地中海沿岸。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新的活动家：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等，那些像古代埃及人一样由于某些原因不能适应文明生活新条件的民族，便退到次要的地位，趋于衰落了。而善于适应这些条件的那些民族则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迦勒底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它初期是纯粹的农业国，后来却在波斯湾这个最靠近欧洲的东部地中海的贸易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国际交往逐渐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地中海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有教养的人类进入到 海洋文明 时期，这时候居于首位的是最适于发展海洋贸易的国家。
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古代河流文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以辽阔的专制国家占据优势地位为特征的；在我们的作者认为也包括中世纪欧洲在内的地中海文明时期，出现了新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联邦共和国，不过这种共和国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因此始终或多或少是 寡头政体的 （第44-45页）。最后，现代海洋文明时代按其倾向则是同样既反对专制制度又反对寡头政体的；它力求实现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权，取消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统治，实行 自由、平等和博爱 的原则（第51-52页）。
总之，在人类生存的特定自然条件下，专制制度、社会分裂为阶级、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以及如此类似的所有的文明的黑暗面，都是文明的发展所需要的。但是这种发展的成功逐渐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出现一个自由而又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新时期的那个时刻就不远了。列·伊·梅契尼柯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大概曾使我国老朽的书报检查机关感到难堪，至于我们，我们自然是全盘加以接受的。我们只是觉得，作者有时表达得不那么确切。在该书第一章末尾他就提出了比方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学的进步——他说——与暴力、强制、 权力 成反比，而与不束缚意志、自由、 无政府 成正比”（第28页）。他认为这一点蒲鲁东早就证明过了。这样提问题，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第一，作者提出的原理被他自己写的书的内容推翻了。请把“河流文明”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同原始的人类社会制度比较一下，您就会看到，“强制”和“ 权力”在前者比在后者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但是能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的进步”这个意义上，“河流文明”比原始社会落后呢？可以给予野蛮人的自由生活以比文明化的专制国家更多的同情。但为什么要使 进步 一词具有这样随心所欲、违反常识的意义，以致人们觉得，原始部落虽然几乎没有挪动一步，还是比超过自己一长节历史阶段的那些民族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远呢？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任何抽象公式都是有害的。的确，由于自己的抽象性，它们总是极端片面的，任何时候都包括不了现实生活和历史的丰富内容。按照“进步”的程度排列不同的社会而同时所考虑的又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无异于按照雄蕊的数目来排列植物的种、属、科，或者按照一根头发来排列人种，错误和矛盾立即就会层出不穷。在原始社会里自由比东方专制国家多一些，但东方专制国家在进步的道路上毕竟走得远得多，因为它们的居民比自由的野蛮人具有大得多的控制自然的权力，要知道如果不考察人控制 自然 的水平，就不可能谈论人的进步。获得控制自然的这种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之点。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如果他控制自然的手段在顺利的条件下没有改进，那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下的人类进步。此外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不应当怀疑历史使人类走向自由平等的结论，但它是不是使人类走向无政府状态呢？能不能说，社会向着蒲鲁东指示的那个方向发展呢？决不能。蒲鲁东的无政府状态充满着这么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神，以致如果人类什么时候抱着蒲鲁东式的观念，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以任何原则为基础的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更不用说以自由平等的原则为基础了。当然，在现今文明人类看来都要采取的那些社会形式中，既不可能有专制制度的地位，不可能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也不可能有现时在某些国家支持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统治的那种外表上民主的政权的地位。难道社会不会保存对自己所固有的生产力的 权力 么？它不会保存对组织这些阶层的 权力 么？当然会的，因为如果拒绝这种 权力，对它就等于去 自杀。不过在此种情况下这个社会便不会是 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无政府的意思就是根本不要权力，不是给没有组织便不可思议的那种自由、而是给排斥任何组织的个别人的 任性 腾出无限广阔的地盘。一般而言，我们要指出，对无政府的看法相当严重地损害了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它妨碍了作者系统地发挥那些根本上完全正确的和有益的思想。有时他好像担心自己的结论会同无政府主义观点背道而驰，于是他开始用违反他的学说的各种限定语来缓和这些结论。这就是许多例子中间的一个。他十分清楚地指出，在古代埃及，除非利用专制政府的权力，否则是无法安排生产的。但是他认为必须缓和一下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引证埃利泽·邵可侣，按照邵可侣的意见，地理条件让尼罗河盆地的居民可以在专制制度和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协作之间进行选择（第227页）。的确，我们的作者立即指出，如果古代埃及人能够从自由协作开始，进步和进化两词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这样，那就是说，对于古代埃及人出路就只在于专制制度一面，因之也就不能像列·伊·梅契尼柯夫那样说什么“甚至一开始，尼罗河盆地所提供的环境就没有把专制制度硬加在居民的身上”，而只是“建议他们团结起来”。再说一遍，列·伊·梅契尼柯夫只是用这一类的限定语破坏了自己的科学结论的意义，而他之所以喜欢这些限定语，我们以为正是由于对“无政府”的某种爱好。爱好无政府还在另一个意义上损害了列·伊·梅契尼柯夫：它妨碍他在自己的书中彻底地贯彻唯物史观。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再唯心不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大谈其自由、人权、一切政权都有害以及诸如此类，但他们完全不考虑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不是人的意志创造的，相反地，它的影响本身就决定着人的意志和活动的方向。现代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时的任务恰恰在于指出人类的发展怎样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生存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实现的。换句话说，现代唯物主义站在同整个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精神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一个人即使部分地同情无政府主义，即使稍微认真地接受了这个学说，有时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唯心史观，即使如此，按照自己的基本观点来说，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例如列·伊·梅契尼柯夫历史哲学最主要的原理就完全是唯物主义的。不过他在一些细节上却往往偏到唯心主义方面去了。这样的细节几乎在他的书的每一章中都可以遇到。在“印度河和恒河”一章中他说道，印度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的任务，“她用可恶的种姓制度开始了权利的历史”（第281页）。他之所以给予种姓这样大的意义，是因为他认为种姓限制了在“河流文明”的其他中心是无限的那种王权。“在古代，唯有印度能够实行这样的社会制度：它通过其不依赖于个人专权的强制手段的那种内部结构进行调节。为了解决世界历史的这项任务，印度把处处都有的那些阶级区别夸大到荒谬绝伦和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一切之所以带有更强烈的唯心主义气味，是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印度的种姓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作者又怎样把它们的产生同地理环境的属性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种姓在列·伊·梅契尼柯夫所设想的那个形态下，它们是否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格-斯·迈恩，一位谁也不会否定其权威的著作家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流行的舆论，好像印度社会可以分成许多横向的阶层，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构成特殊的种姓。这是根本错误的。非常可疑的是，婆罗门关于一个种姓高于另一个种姓的种姓理论曾经是否公正……甚至可能，现时比古代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这种理论最为重要。实际上印度只存在一个种姓，即祭司，他们在某种虽说很有限的意义上被认为高于所有的人……种姓是手艺和职业的通称……”（《东方和西方的古代村社》，圣彼得堡，1874年，第32-33页）。我们不想争论格-斯·迈恩是否正确，虽然我们觉得他是对的。不过读者会同意，列·伊·梅契尼柯夫无论如何不应该在预先没有指出迈恩的观点错了之前就谈论印度的特殊历史任务。我们的作者为了同他的历史理论的主要原理风马牛不相及的唯心主义偏见而忽视批评的要求。
在指出他的另一些类似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前，我们注意到，一般说来，在我们所分析的著作中，这位地理学家给历史留下的地位是极少的。这原因也许是作者没有时间考虑用适当的比例进行叙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缺点是他这本书所固有的。河流文明的国土的地理特点，书中讲的如此之详细，简直应有尽有。但是一谈到这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叙述就 很是 简略。当作者涉及地理河流两岸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内部发展时，叙述就变得 过分的 简短。我们可以说，列·伊·梅契尼柯夫这个理论的缺点是某种 地理公式主义。有人可能向我们指出，现代科学可以用来全面研究古代东方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发展的材料暂时还嫌太少。这是对的；但毕竟应该利用所有已有的那些材料，这一点，列·伊·梅契尼柯夫却没有做到。由此可见，虽然一般说来他这本书并不怀疑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最主要的是 通过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经济关系的中介。但问题的经济方面他在这本书中毕竟解释得很少。如果他更多地注意到了经济，书中也许可以找到对于他不得不用历史上某个民族单纯的“ 衰败”，用他们生命的“ 精华”的亏损等等来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的说明。人类从一个文明时期向另一文明时期过渡的必然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不同时期的特征属性显示得越清楚，这些特性的起源就越容易理解。我们觉得，既然列。伊。梅契尼柯夫谈到了例如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他本该对这些特征 通过 经济的 中介 而起源于地理环境的属性哪怕作些暗示。现在人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明是寡头政治的，像他所称呼的那样，换言之，为什么它们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同样，作者本来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有什么根据和在什么范围内拿中世纪大陆欧洲的生活方式同腓尼基、迦太基、雅典等等这样的共和国的生活方式进行类比呢？光是对群众的奴役还不足以进行这样的类比。而且奴役群众在地中海的文明中是有自己的历史的。为了说明这段历史，一般地指出地中海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探讨地中海沿岸那些社会内部的经济史。列·伊·梅契尼柯夫说，实行农奴法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不过是像迦太基、雅典或罗马这类城市共和国的农村附属物（第50页）。但要知道， 农村 的意义主要是 农业，而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按照列·伊·梅契尼柯夫自己的理论，海是没有意义的；农业民族甚至常离开大海，“对它向之以背”，而不是寻找大海。地中海怎么能够对中世纪农业的欧洲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有决定性的影响呢？很明显，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进程。当然，环境有自己的作用，但是在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常常可以甚至同环境的要求相矛盾。在现代欧洲历史上，也和在任何其他历史上一样，可以举出这类矛盾的若干例子。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而且主要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不应当少于研究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这两类研究是互相补充的，而在它们的联合努力下，历史最隐蔽的秘密也会逐渐揭开的。为了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最近四十年来，特别是 马克思学派 做了许多工作，而不能不非常遗憾的是：几乎它的所有结论列。伊·梅契尼柯夫都没有加以注意。归根到底，以及一般而言，他的著作达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得出的同样的结论。不过如果他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过校正的话，他的结论在严整性和彻底性方面就会得益很多。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随便举出已经引用过的列·伊·梅契尼柯夫关于历史的发展会导致社会关系按照自由和平等的意旨进行改造的见解就足够了。这个见解有什么根据呢？就根据这样一条普通的理由：人们将来应该学会组织自己的劳动，不要专制君主的皮鞭，也不要企业主贪婪的监督。这个理由本身就有很大的或然性；这个或然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这位作者实质上没有任何必要借用自然现象领域的类比来加强自己的理由，因为所有这种类比通常都是很牵强很任意的。但是不管列·伊·梅契尼柯夫的理由多么或然，它毕竟 还只是或然的。只有当他即使用不多的话证明了现在文明国家内部关系的逻辑怎样导致他指出的目的时，他的理由才会获得无可怀疑的性质。马克思学派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以应有的方式注意到现代生产力的规模和性质，注意到这些生产力同现代生产力关系的矛盾。马克思证明了，社会主义在怎样的程度上必不可免地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可惜，列·伊·梅契尼柯夫没有发现必须考虑马克思的学说。这个学说会使他的进步论具有更大的严整性和可靠性。马克思学派在我国也有自己的信徒。尼·齐别尔的《原始经济文化纲要》一书对列·伊·梅契尼柯夫的研究就很有用。
但是，说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批评容易，艺术可难哪！而且甚至最欣赏作者、最同意他的观点的批评家也不可能对之提出某些异议和责难的那种著作是少之又少了。我们也要记住，不能把列·伊·梅契尼柯夫这本书看成是十分完善的著作，死神使他未能对它进行应有的加工润色。但是即使像现在这个样子，本书仍然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我们断然地建议我国读者中那些对法语有足够知识的人们读读这本书，或者最好是说，去研究它。
附：一段重要的异文
现代研究者们同样承认，“气候”最不一致的部落，其原始劳动工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地球的最不相同的区域，未开化的各部落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上甚至宗教信仰也大体相同……显然，“气候”，一般而言地理环境，对人们的习惯和思想方式的 直接 影响完全不像孟德斯鸠和他的学生们所以为的那样巨大。 间接的 影响，即地理环境对 社会关系 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关系按其实质说在原始部落那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然而第一，它们远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发展；第二，它们也不总是朝相同的方向发展。这里就表现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科学越来越多地说明了这种影响……诚然，地理环境把人类社会赶去服繁重的“历史劳役”以后，便使得某些关系形式成为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同一种“历史劳役”会增加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发展他的生产力和经验，从而使他走向另一种存在形式，使他有可能从自己的道路上排除种种过去是不可战胜的障碍。……
（摘译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第1卷，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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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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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唐波夫省利茨佩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个破落贵族地主家庭。祖先是鞑靼人。父亲是退职上尉。母亲是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近亲的后裔。他中学时代就在语言、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显示出浓厚兴趣和卓越才能，被同学们誉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课余则发奋钻研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他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19岁参加革命民粹派组织，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1880年底，为逃避沙皇政府搜捕，亡命西欧达37年之久。
流亡的最初几年，普列汉诺夫接触了西欧的工人运动，认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于是就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从巴枯宁式的唯心史观信奉者变成了唯物史观的拥护者。与此同时，他还像学生似的在日内瓦大学，后来又在巴黎的索尔朋听教授们讲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地质学、有机化学、解剖学、动物学的课和人文科学著名学者的讲演，或者一清早就上图书馆阅读各类科学书籍，做了几十个笔记本的读书摘记和听课记录。他通晓德、英、意、保、波等各种欧洲语言，尤精法语，能够流利地用法语写作和演说。这对于他踏实学习和深入研究先进的西欧文化以及顺畅地同各界人士交流思想都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1883年9月，他在日内瓦组织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劳动解放社”。在这个小团体中普列汉诺夫是公认的思想领袖。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并把它们秘密运往俄国散发。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美学、文艺评论和历史等方面的论著，捍卫、论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批判了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新康德主义、经济主义等俄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潮，分析了俄国革命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理论问题，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革命骨干，为联合国内外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它还建立并且加强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同欧洲（主要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牢固联系，交流了彼此的革命经验，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这些活动，普列汉诺夫成了第二国际的著名领袖、国际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据说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普列汉诺夫：他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又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大14岁。他不仅是思想上帮助年轻的列宁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而且是帮助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导师之一，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把列宁引入第二国际领导层的推介人。也正是由于他的引荐，列宁才很快结识了第二国际各国著名领袖。
1900年8-9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通过艰巨而曲折的谈判，达成了共同编辑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协议。同年年底到1903年10月，是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并肩战斗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最光辉的岁月。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劳动解放社”同志不仅在理论上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而且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打下基础并一直领导党的理论家和著作家”，他们“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列宁全集》，第4卷，第203、226、292页）。
1903年11月，刚刚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即“少数派”）。作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采取退让妥协的政策，并且自己很快就走向了孟什维克一边。在组织问题上，他反对列宁“集中主义”建党路线，认为这种路线会破坏党内民主，容易导致对党员的专制。随后由于发生了1905年革命，又在策略问题上采取了同布尔什维克尖锐对立的立场。他认为来临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而农民则具有两面性，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他们具有革命性，作为私有者则具有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可能建立牢固的战斗联盟并实行革命专政等等。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策略观点给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不过列宁又认为从1903年11月到1914年8月这段时期，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这个时期的总的特点就是动摇性，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摆来摆去。所以列宁称他是一个“特殊的孟什维克”，说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所谓特殊立场的意思，不仅是指他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好多次脱离过孟什维克，不仅是指他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抨击了取消派，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战斗联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捍卫了党和革命，而且，与此密切联系的，是指他作为“孟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在哲学上坚持了“正义的事业”。列宁特别高度赞扬了他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先进阶级进行哲学“整顿”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比之为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在法国，或者像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在德国所起的那种启蒙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主张按照马克思的榜样，在战争中力求区分民族防御战和民族征服战，找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德、奥等同盟国侵略者，保卫祖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继续鼓吹俄国进行卫国战争，号召工人阶级团结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周围，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四月提纲”。他不同意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赞成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区域所实行的一种政策。他显然认为，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善于自我调节的社会制度。他援引马克思的重要原理说，“在一国的生产方式还促进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以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俄国经济相当落后，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前提条件是雇佣工人构成国内居民的多数和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长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等等。所有这些条件当时俄国都远不具备。因此他继恩格斯之后警告说，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但是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拒绝了白党分子要他出来领导反动政府的建议，没有参加反对新政权的活动。因为他认为自己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四十年，即使这个阶级走上了错误道路，也不愿和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进行反对它的斗争。1918年5月30日，这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物资匮乏、病情加剧、孤独凄凉中与世长辞。
普列汉诺夫1917年2月回国至1918年1月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团结报》、《我们的团结报》上（前译《统一报》、《我们的统一报》，应予改正），共发表了146篇文章和演说。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在祖国的一年》（有中译本）。据说列宁晚年，一次布哈林去看望病中的列宁，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此书，连忙惊问：您怎么看这本书？列宁回答说：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见费希尔著：《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
作为政治家，普列汉诺夫不是强有力的。他不具备超凡脱俗的领袖气质。他背后没有忠于他的铁杆部队。他领导的“劳动解放社”不过五六个人，而且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从事组织工作。所以他最终都未能成为强大政党或派别的领袖。
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名垂青史，主要是作为博学的著作家、思想家、理论家。自从1890年第一次发表历史哲学专论《评梅契尼柯夫的书》直到1917年出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哲学上他始终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1903年以后也仍然如此。这特别表现在对马赫主义、造神派、寻神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以及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大量美学、文艺论著上。但综观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可以说理论上富于创见、实践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大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如《黑格尔逝世60周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唯物主义史论丛》、《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地址的信》等。其中尤以《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为最。这本书代表了他一生所达到的理论水平的最高峰。1903年以后，在哲学原理方面虽然也写出过像《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这样的优秀著作，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然而在运用现成的原理分析宗教、文艺，特别是俄国哲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方面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卷帙浩繁。按照列宁的指示，1923-1927年苏联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全集》24卷。后来苏联学者整理并陆续编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若干遗著、手稿和书信，如《普列汉诺夫遗著》（8卷，1934-1940），《普列汉诺夫哲学遗著》（3卷，1973-1974），等等。1956年为了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了5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6-1958年，中译本则出版于1959-1984年）。这套取材于《全集》和《遗著》的著作是迄今为止他的哲学著作的最好选本。
从内容看，普列汉诺夫著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多个领域的思想史、美学、文艺评论、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政治思想、政论等等。其中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提出了不少的创见，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至今不仅保持着战斗的意义，而且仍然是人们开启智慧的源泉之一。
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流畅优美，旁征博引，极爱论战，文风清新明晰泼辣，兼具法国式的奔放风趣，德国式的深邃思辨和俄国式的渊博简洁的特点，是著名的俄国散文家。他的一些文句被人们视为典范的俄语收入权威的俄语辞典。他翻译和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奠定了现代俄语的马克思主义语汇的基础。这些，也都是他的一项毋庸置疑的不朽的文化功绩。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学术功绩和历史地位曾经有过两条基本的、纲领性的评价。一条说：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另一条说：他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巨人，他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齐名的“大俄罗斯”进步“民族文化”的卓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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