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92] “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75】 德·狄德罗《一七六七年的沙龙》。——第154页。
【76】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154、820页。
【77】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问》(《East India (Bullion).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February 1864》)。——第154页。
【7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0页。——第157页。
【7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6—137页。——第159页。
收入(单位:镑) 支出(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商人的票据 533 596 定期支付的票据 302 674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 357 715 伦敦各银行支票 663 672 地方银行券 9 627 英格兰银行券 22 743 英格兰银行券 68 554 金 9 427 金 28 089 银和铜 1 484 银和铜 1 486 邮汇 933
总计 1 000 000镑 1 000 000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80】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London. 1691)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第162、166、302页。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6—147页。——第163页。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及以下各页。——第164页。
【83】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 Notes》. The Fourth Edition, Corrected. London, 1811)。——第164页。
【84】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拫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6页)。——第164、680页。
[110a] 第2版注:“在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即使没有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27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2千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141页){第4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1871—1873年中的30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10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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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转化为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3、劳动力的买和卖
1、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 [1]。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形式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
现在我们较仔细地研究一下G—W—G这个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一样,它也经过两个对立阶段。在第一阶段G—W(买)上,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W—G(卖)上,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是一个总运动:货币和商品交换,同一商品再和货币交换,即为卖商品而买商品;如果不管买和卖的形式上的区别,那就是用货币购买商品,又用商品购买货币 [2]。整个过程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交换,G—G。假如我用100镑买进2000磅棉花,然后又把这2000磅棉花按110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100镑交换110镑,用货币交换货币。
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末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论商人把他用100镑买来的棉花卖110镑,还是100镑,甚至只是50镑,他的货币总是经过一种独特和新奇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同于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的运动,例如在农民手中的运动——出售谷物,又用卖得的货币购买衣服。因此,首先我们应该说明G—W—G和W—G—W这两种循环的形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
这两种循环都分成同样两个对立阶段:W—G(卖)和G—W(买)。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样的两个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都是扮演同样两种经济角色的两个人即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这两个循环的每一个都是同样两个对立阶段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通过三个当事人的登场而实现的:一个只是卖,一个只是买,一个既买又卖。
但是,W—G—W和G—W—G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是商品。
在W—G—W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 [3]
在W—G—W形式中,同一块货币两次变换位置。卖者从买者那里得到货币,又把它付给另一个卖者。整个过程以交出商品收入货币开始,以交出货币得到商品告终。在G—W—G形式中,情形则相反。在这里,两次变换位置的,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同一件商品。买者从卖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个买者手里。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同一块货币的两次变换位置,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最终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同一件商品的两次变换位置,则使货币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同商品是否贱买贵卖没有关系。后者只影响流回的货币额的大小。只要买进的商品再被卖掉,就是说,只要G—W—G的循环全部完成,就发生货币流回的现象。可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一旦出卖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又被用去购买另一种商品,W—G—W的循环就全部结束。如果货币又流回起点,那只是由于整个过程的更新或重复。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卖了3镑,然后用这3镑买了衣服,对我来说,这3镑就是最终花掉了。我和这3镑再没有任何关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卖了一夸特谷物,货币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结果,而只是这一交易重复的结果。一旦我结束了这第二次交易,又买了东西,货币就又离开我。因此,在W—G—W这个流通中,货币的支出和货币的流回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G—W—G中,货币的流回是由货币支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没有这种流回,活动就失败了,或者过程就中断而没有完成,因为它的第二阶段,即作为买的补充和完成的卖没有实现。
在W—G—W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G—W—G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们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如谷物和衣服。在这里,产品交换,体现着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交换,是运动的内容。G—W—G这个流通则不同。乍一看来,它似乎是无内容的,因为是同义反复。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货币,从而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100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100镑,就是说,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 [4]。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诚然,在W—G—W中,两极W和W,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即使这种流通形式的两极(如谷物和衣服)是等价的,它也丝毫不会象G—W—G过程一样丧失自己的意义。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
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诚然,G变成了G+△G,100镑变成了100镑+10镑。但是单从质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都是货币。而从量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都是有限的价值额。如果把这110镑当作货币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加分毫。因此,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末110镑和100镑一样,也需要增殖,因为二者都是交换价值的有限的表现,从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不错,原预付价值100镑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10镑在一瞬间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又消失了。过程终了时,不是100镑原价值在一边,10镑剩余价值在另一边。得到的结果是一个11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和原先的100镑一样,也完全适宜于开始价值增殖过程。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 [5] 因此,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6】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 [7]。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 [8]。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 [9],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 [10],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10a]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G—W—G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 [11]。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 [12]。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它以前是100镑,现在是110镑,等等。但货币本身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因此,货币在这里不象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那样,与商品势不两立。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
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不仅如此。现在,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这是因为预付的100镑只是由于有了10镑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110镑。
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 [13]。G—G',生出货币的货币,——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就是这样来描绘资本的。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G',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注释与版本说明
[1] “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14年版第1卷第417页) “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手工业者之间的阶段。计件工人虽然靠企业主的资本从事劳动,实际上是自己的雇主。”(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2、53页)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中于欧文主义,并在1842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 “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赛· 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1页) 在作者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个原理的后一部分表述如下:“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受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编者注 “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象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 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 “相互关系”在第3版和第4版中是“商品关系”。——编者注 马克思在1878年11月28日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出把这句话改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 【26】。 第2版注:例如在荷马的著作中,一物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物来表现的。 原文套用了德国谚语《Kleider machen Leute》,直译是:“衣服造人”,转义是:人靠衣装。——译者注 第2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象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 在第一版中接着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知道了价值的 实体。这就是 劳动 , 我们知道了价值的 量的尺度。这就是 劳动时间。价值的 形式 (正是它使 价值 成为 交换价值),有待分析。现在先要较详细地阐明那些已经发现的规定。——-编者注 对象性的原文是“Gegenständlichkeit”,意思是:客观现实性,客观存在的东西。——译者注 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译者注 ↩
[2]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末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5、76页) “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已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 “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3页) “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髙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 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
[3] 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上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351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记录》1867年版第2074号)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诈:“一个工厂雇了400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接利益。另外200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200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多干的活,就等于1个人在50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5/6的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明显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9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这种现象不致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惩处。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一再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的工人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30日》第8、9页)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68 和112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间题,威斯特却用陈词滥调搪塞过去了。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一定量的劳动就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威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0、231页) 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从其他方面来说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 “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做预付货币;如果购买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斯图亚特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74页) “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髙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 [4],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 ↩
[4] 《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第32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热·加尔涅。 十八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辩护士、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他把劳动价格理解为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论手工业和商业》第48 和61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比如他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15页)。这就是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东西,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必须同意〈“社会契约论”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宪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蒙(即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7页)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驳重商主义者说,“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486页)有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和“投机”的著作写道:“一切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商人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用一磅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贸易同赌博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5页)虽然柯贝特不知道,G—G,货币交换货币, 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是一切资本的特有的流通形式,但他至少承认,这个形式是投机这种贸易与赌博共有的;但是后来出现了麦克库洛赫,他发现,为卖而买就是投机,这样,投机和贸易的区别就消失了。“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麦克库洛赫《商业及其航运的实践、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版第1009页)品托,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品得,更是无比天真,他说:“贸易是一种赌博〈这句话是从洛克那里抄袭来的〉,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长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1页)。 “任何物的自然界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十七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你“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盎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射的东西。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一书的第三章。——第7页。 ↩
[5] “交给他<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完成的最低限度,他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第316、317页) 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法律强制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15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6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15小时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在第一种场合只就业7.5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就业3小时,那末结果就会相同。 “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86页) 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 “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殖,虽然实践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9页 【85】)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亊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
[7] 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劳动,那末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n页第124号,第XI页第13、53、59号等等。 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10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4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6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125页)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我曾在那里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决这个间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商品〈这里是指使用价值〉不是经商的资本家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货币。”(托·査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165、166页)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13页。 ↩
[8] 这种自然的结果往往人为地得到助长。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拚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拚命地干……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抱怨说,‘工联限制活动,限制卓越的技能和劳动力’。”(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 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1862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10小时当作正常的工作日。在这段时间内每人得到1先令2便士。但是每天还有3 或4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的报酬是3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8先令的周工资。不在额外时间做工,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10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5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14、15岁的少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间10、11、12点,甚至到1点。“业主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的。在这些“年青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44页第191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圣经和宗教书籍而得到了补偿。 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断言,“南部同盟”的黑人完全是白白地劳动的。最好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费用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费用比较一下。 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做《matiere》,把后者叫做《materiaux》 【90】;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做《matieres instrumentales》 【91】。 “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巳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8卷第139页)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3页和第7页) 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S. Mayer.《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Arbeitgebers》》. Wien, 1871)。——第15页。 ↩
[9] “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纺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XIII页)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页。在1860年大罢工和同盟歇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1.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9小时或10小时为正常工作日,而且10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9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2.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是额外时间,要相应地付给较高的报酬。 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 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遂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 “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本家。”(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79页)当然,这种见解并不妨碍麦克库洛赫之流,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例如在考察生产过剩问题时,还是把资本家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好象他关心的只是使用价值,好象他真正象狼一般贪求的,只是皮靴、帽子、鸡蛋、印花布以及其他各种极为平常的使用价值。 第2版注:“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伦敦版第36、37页)上一世纪的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没有注明出版日期。但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书是在乔治二世时代,大约1739年或1740年出版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1890年)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它全文刊印。——第15页。 ↩
[10] “如果在某个行业劳动是按单价计件支付报酬……那末各个工人的工资在数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人都把这个数额看作是该行业的中常工人的标准工资。”(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此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9页)“只能挣得饥饿工资的劳动大多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15页)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已产品拥有专门的所有权。”(同上,第58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0、71页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就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人们象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末撇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 [拯救]是希腊人用来表示贮藏财宝的一种特别用语。同样, 英语《to save》也是既有拯救,又有储蓄的意思。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 ↩
[11]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从事每种手艺的工人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大体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工人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益也会尽量劳动。”(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页和第202页。第1 版于1755年出版)可见,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件工资看作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龙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1、32页。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16页) “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页 【28】。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 [12]。 ↩
[12]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所以他说他并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昂·格里哥瓦尔《布鲁塞尔违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例如,英国手工制钉业工人,由于劳动价格低廉,每天要劳动15小时才能挣得极可怜的周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许多多小时,才能挣得11便士或1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2.5到3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6页第671号)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女工只能挣得5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137页第674号)。 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 “用于生产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第55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4页)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13等页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页。——第16页。 ↩
[13]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第48页。 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象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证词第39页第58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页) 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3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 “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9页) “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维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 反谷物法同盟是1838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第17页。 ↩
[92] 《童工调査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IV、V、VI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