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第一卷

3、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象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象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a)货币贮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由动的东西变为不动的东西 【74】,由铸币变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 [86]。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有限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范德林特以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1602年到1734年,他们埋藏的银值15000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 [87]。从1856年到1866年这10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000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这个物的神经,这个“社会的抵押品” [88]。他的需要不断更新,因而促使他不断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他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费时间的,并且带有偶然性。他要买而不卖,就必须在以前曾经卖而不买。这种做法要普遍实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贵金属在它的产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换。在那里就是卖(商品所有者方面)而不买(金银所有者方面)。 [89] 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买的卖,不过是使贵金属进一步分配给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媒介。因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末,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 [90]。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91]。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 [92]。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 [93] 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化。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200盎斯金始终比1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300盎斯金又比2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 [94]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罗) 【75】 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 [95]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所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些商品在市场所在地生产,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有一些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 [96]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分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 [97]。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例如,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媒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变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变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 [98]

在流通过程的每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产生这些债务的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同我们前面考察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仅被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联系本身只是在货币流通中产生,并且是与货币流通一同产生。相反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一种在这种运动之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

若干卖的同时并行,使流通速度对铸币量的补偿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这种情况却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销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A对B、B对C、C对A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 [99] 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 [100]。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101]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充当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 [102]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 [103]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 [104]。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 [105]。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 [106] 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在第1版至第4版中是:反比。——编者注)。 [107]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 [108]

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 [109] 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 [110]

每个国家,为了国内流通,需要有准备金,为了世界市场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 [110a] 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以便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金银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为贮藏货币 [111]。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一国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媒介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 [112]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 [113] 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 [114]

【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页及以下各页。——第112页。

【55】 [威·爱·帕里]《开辟大西洋太平洋西北航线航行日志;航行在威廉·爱德华·帕里命令下,1819—1820年由皇家“赫克拉”和“格赖珀”两轮进行》1821年伦敦版([W. E. Parry.] 《Journal of a Voyage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19-20, in His Majesty's Ships Heela and Griper, under the Orders of William Edward parry》. London, 1821)。——第113页。

【5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4页。

【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5、66页。——第115页。

【58】 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搞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了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海西阿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第117页。

【59】 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118页。

【6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65页。——第119页。

【6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9页。

【62】 马克思引自圣热罗尼莫《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第121页。

【63】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四首歌。——第122页。

【6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9页。——第124页。

【65】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he course of true love never does run smooth》)——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第126页。

【66】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126、380、403、516页。

【67】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Maximes du docteur Quesnay, ou Resume de ses principes d'economie sociale》),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 Paris, 1846, p. 392)。——第127页。

【68】 货币没有臭味(non olet)——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第129页。

【6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6—88页。——第133页。

【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第143页。

【7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9—156、159页及以下各页。——第144页。

【72】 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A. H. Mu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Theil II, Berlin,1809,280)。——第145页。

【73】 文字游戏: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第147页。

【74】 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P. Boisguillebert.《Le detail de la France》. In: 《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ecle》. Paris, 1843, p. 213)。——第150页。

[91]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似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賊得到髙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注释与版本说明

[86] 1866年1月5日,农业工人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威德举行群众大会。(见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1865年底,在苏格兰的农业工人中首先成立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亊件。在英格兰最受压迫的一个农业区白金汉郡,雇佣工人于1867年3月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把周工资从9—10先令提髙到12先令。——(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自从1830年后他们的强大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特别是实行新的济贫法以来,虽然遭到了彻底破坏,可是到了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又重新抬头,并终于在1872年进入了新的时代。在第二卷我还要回过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且谈一谈1867年以后发表的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蓝皮书。第3版补注。) “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73页〉“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同上,第486页) ↩

[87] 见1866年1月[21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慘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泰福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天气这么冷,还要拚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就上工,干了14小时50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这样他一连做工29小时15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15小时,星期四15小时35分,星期五14.5小时,星期六14小时10分,一周共工作88小时30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6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13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78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10小时30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10个便士。”(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 “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95、96页) ↩

[88] 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3、254页。 【111】 “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 ↩

[89] 卫生局的里特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英尺空气而住房至少要有500立方英尺。”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逊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末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挤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飘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逊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说,是卖的产物。 ↩

[90] 见1863年6月23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曼·霍尔牧师说:“他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用养一只狗的价钱驱使伦敦公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16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1850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 【112】 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简短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国南北战争,说成是北方的彼得拼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同情城市雇佣工人(决不是农村雇佣工人!)的肥皂泡终于破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奴隶制! 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弗西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众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式。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 ↩

[91] 理查逊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

[92] 《童工调査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IV、V、VI页。 ↩

[93] “在斯泰福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拫告经常指出,这种现象是造成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的原因。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种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94号第XXVI页,参看《第4号报告》(1865年)第61号第XIII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 ↩

[94] 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扳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能得到必要的体息,他们只好在第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63号第XIII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吉先生论述“健康”的著作(1864年) 【113】。这位医生在给调査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郎卡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为,这种劳动很快就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害。”(《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284号第55页)这类亊物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家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 “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52、53页) ↩

[95] 同上,第57号第XII页。 “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随着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 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 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 【76】 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起着贮藏货币的作用。“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084,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 【77】,1863年金银入超19 367 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8年间,贵金属入超109 652 917镑。在 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200 000 000镑。 ↩

[96] 同上,第58号第XII页。 克莱修《物性论》第1卷第155—156行。——第242页。 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

[97] 《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58号第XII页。 昔的底斯是著名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剌地叫做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okonomie》)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象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第244页。 下面一点可以说明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 ↩

[98] 同上,第XIII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象他们和一位调査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 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他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得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利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特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象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4号第XV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把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童工调査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55页第278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星期六午夜12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毎星期有5天做12小时,有1天做18小时。夜班毎星期有5夜做12小时,有1夜做6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一连做24小时,隔一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6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18小时以补足24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工人,一个星期中每天都做15—16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13岁以下的儿童,有18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干24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24小时,甚至36小时。从事“连续不断而又单调乏味的”抛光作业的,有12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14小时,“只有两次至多是三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正规的夜工,可是额外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拫告》1865年第XXXVIII和XXXIX页〉。 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哥特谢德。哥特谢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第244页。 第2版注:从引自我在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19、120页 【78】 ) ↩

[99] 《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9号第XVI页。 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第33页(W. Jacob. 《A Letter to S. Whitbread, being a Sequel to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Required by British Agriculture》. London, 1815, p.33)。——第246页。 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 ↩

[100] 同上,第80号第XVI和XVII页。 指1833年的工厂法。关于这个法律,见本卷第307—310页。——第251页。 “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 【79】〉“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 ↩

[101] 《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2号第XVII页。 锡利亚信徒(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宣传关于耶稣再生和在地球上建立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255页。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1839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掲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洋洋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的银行法令》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

[102] “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249页)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406页(A.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 p.406)。——第255页。 “某日締结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

[10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5号第XVII页。玻璃厂老板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他认为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是“纯粹的损失”或“浪费”。调查委员怀特对此作了答复。怀特完全不象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可怜的德国应声虫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帖木儿—塔梅尔兰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回答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XLV页)。这还是在“进步年”1865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且不说他们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他们不停地做工,6小时就得走15—20(英)里路!而劳动往往长达14—15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象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在从事劳动的一周中,六小时已经是连续得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一算,实际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36小时工,有些12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2点钟,然后在厂里睡到早晨5点钟(只睡3个小时!),就又开始白天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耐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XLIII页和第XLIV页)可是“异常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边走一边象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 【114】 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一百万镑计算。 ↩

[104] 例如,在英格兰农村,有的地区直到目前为止,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拘禁的处分。但是同一个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末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 【115】 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人)是非常有害的。 “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表现为纯粹的货币业务。”([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 ↩

[105] “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无疑具有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的危险。”(《童工调査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64号第XIII页) “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苐1卷第413、419、417,418页) ↩

[106] 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克雷格先生在1826年的议会调査委员会上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郁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而是用钞票。 ↩

[107] 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 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4000万,那末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象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末要花费4000万,有100万的40/52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末1000万加上100万的40/52,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 【80】) ↩

[108] 1863年4月27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 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起货币作用的贵金屑,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各页。 【81】 ——第2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即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四分之一。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4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15.5:1,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其实,这主要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使银的开采规模空前扩大,开采费用大大降低。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是夭然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把银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末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主义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髙到从前的1:15.5是一种空想。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

[109] “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 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也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 【82】)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铸币输出是因为它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果,而是逆差的原因。” 【83】 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李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 【84】 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学说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维尔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锒行界公认的领袖”。 ↩

[110] 1863年4月27日费兰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硬说,这一次,这种“拫据法律”把孤儿和贫民的孩子当作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郎卡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貼。1860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髙,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4先令;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毎人每周4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4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末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3孩子的4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1850年工厂法,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后,已应看作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末连这个逍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要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 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1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例如,在发放补助金,为进行战争或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实行借款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要求具有货币形式。 ↩

[111] “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頻更换,但舞台上并不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威克菲尔德著) “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 ↩

[112]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特伦德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 “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髙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

[113] “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莱丁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下去,但发生了反作用。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 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 ↩

[114] “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霈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和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第14、15页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