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尼乌斯小册子

1907年的国会选举，即所谓霍屯督人选举，是整个资产阶级德国的帝国主义激情发作的一次大暴露，毕洛夫的德国紧密地团结在一面旗帜下，感到自己负有充当世界铁锤的使命。这次选举——它连同它所制造的思想迫害的气氛是8月4日德国的一个前奏——不仅是向德国工人阶级的一次挑战，而且也是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次挑战，不是专门打向哪一个人而是打向所有的人的一个握起来的拳头。中文版编者注： [1] 马克思1870年9月1日致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 [2] 同第二节注释[14]第9页。 ——录入者注【原书此注：同本卷第412页注1第9页。 ——编者注】 [3] 法国贝尔福城的一座雕像，建于1875——1880年，是1870——1871年法国对普鲁士的抵抗运动的象征。 [4] 即越南。 [5] 1898年3月28日，国会通过了第一项海军法案，据此德国的舰队将大大扩大，到1904年这项开支将达4.82亿马克。这就使德、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和对立尖锐化。 1900年6月通过的第二项海军法案又使1898年法案中计划建立的舰队扩大了一倍。 [6] 1902年12月14日国会批准的、1905年生效的关税率大大提高了对一切进口商品首先是农产品的征税，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生活费用。 [7] 在1896年1月18日为庆祝德意志帝国建立25周年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威廉二世以必须保护生活在海外地区的德国人和商船以及必须使殖民地更加紧密地与帝国联系为借口，间接地要求增加经费来进一步扩充军备。 [8]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0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 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293——3295页。 [9] 指当时德国的殖民地新几内亚。 [10] 1914年6月15日，德国和英国之间就它们在巴格达铁路方面的利益界线和获得葡萄牙殖民国家的一些部分问题举行了谈判。准备就绪的条约由于爆发了战争而没有签署。 [11] 由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的反对，1899年和1901年普鲁士政府向普鲁士议会提出的、得到工业界和军事界支持的关于开凿一条联络莱茵河和易北河的运河的提案没有被通过，因为大庄园主的代表们担心外国粮食廉价出口的可能性也会使粮食价格下跌。到1905年2月在政府由于容克地主再次反对而放弃开凿决定性的中间一段即联结汉诺威和易北河的一段之后，这一提案才获通过。 ## 五而沙皇专制主义哪！它无疑对党的立场，尤其在战争爆发之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它的声明中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沙皇专制主义！”于是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展开了一场保卫整个欧洲“文明”的斗争。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在7月31日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就谴责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血腥堡垒，从马克思、恩格斯以犀利的眼光密切注视这一野蛮的统治制度的每一个动作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今天，那里的监狱关满了政治犯，这个制度害怕任何的工人运动。在德意志的战旗下同这个可怕的社会进行清算的时机现在到来了。” 路德维希港的《普法尔茨邮报》在同一天报道说： “这是我们永不忘怀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制定的原则。这里涉及的是文明反对野蛮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也是能忠于职守的。” 《慕尼黑邮报》8月1日说： “在履行反对血腥的沙皇专制制度这一保卫祖国的义务时，我们不要让人把我们当作二等公民。” 8月5日的《哈雷人民报》说： “迄今为止的全部报道都使人感到：我们将受到俄国的侵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赞成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防御。必须全力以赴，把沙皇专制主义从我国驱逐出去！” 8月18日又说： “但是现在，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走出了，现在我们以及所有其他德国人拿起武器，不仅是为了履行保卫祖国、维护民族自身的义务，而且也是由于觉悟到，我们在东线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同时也是一切进步和一切文明的敌人……俄国的失败同时就是自由在欧洲的胜利。”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8月5日写道： “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将把一切人卷进来。但是，当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东方的侵略面前保卫自己的立足之地时，他们不只是听从外部的力量，而是也受自身信念的支配。” 埃森《工人报》8月3日就喊叫道： “如果现在这块土地受到俄国作出的决定的威胁，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这场斗争是针对沾满鲜血的、对自由和文明犯过千百万次罪行的俄国沙皇制度的，因此他们在履行义务和表现牺牲精神方面在国内将是无与伦比的……打倒沙皇专制主义！打倒野蛮的堡垒！口号就将是这样。” 比雷菲尔德《人民哨兵报》在8月4日也说： “各地的口号都是一个：反对俄国的暴政和阴谋诡计！” 爱北斐特的党报8月5日说： “整个西欧生存的利益在于铲除可憎的、进行无耻凶杀的沙皇制度。但是人类的这一利益由于英法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压制，因为它们要阻止德国资本迄今享有的取得利润的可能性。” 科伦《莱茵报》报道说： “朋友们，无论命运怎样摆布你们，去尽你们的义务吧！你们是在为欧洲文明、为你们祖国的自由和你们自身的幸福而斗争。”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民报》8月7日写道： “不言而喻，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毫无疑问，大战后我们也将有阶级斗争。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阶级斗争将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中进行，这些阶级斗争将在远为大得多的程度上局限在经济领域。如果沙皇专制制度不再存在，将来就不可能再象对待受排斥者、二等公民、政治上无权者那样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了。” 8月11日《汉堡回声报》喊叫道： “因为我们不仅必须进行反对英国和法国的防御战，而且也必须首先进行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战争，而我们是欢欣鼓舞地进行这场战争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争。” 而卢卑克党的机关报在9月4日还声明说： “战争一旦爆发之后，如果说欧洲的自由得救的话，那么，欧洲必须把这归功于德国武器的威力。我们的主要斗争是对准一切民主和自由的死敌的。” 这样，德国党的报刊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德国政府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接受了提供的帮助，它漫不经心地把欧洲文明解放者的桂冠戴在钢盔上。尽管它显然很尴尬并且在装出一副典雅仪表时显得相当笨拙，但它仍然勉力充当“各民族解放者”的脚色。 “两支大军的”总司令部甚至——紧急时不择手段——学习用犹太人的腔调说德语并且在俄属波兰对“乞讨者和谋叛者”采取安抚政策。同样也给波兰人开了一张去天国的支票。这自然是给他们对他们的沙皇政府犯下的累累“叛国罪行”的报偿，而芒加·贝尔在卡麦隆却由于据说杜阿拉人要尝试与此同样的罪行，在一片战争的喧嚣声中悄悄地、未经麻烦的法律程序就被绞死了。 [1]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参加了德国帝国主义所有这些在处于困境时耍弄的笨拙把戏。 [2]当国会党团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掩盖杜阿拉人酋长的尸体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充满云雀的歌声，为“德国的枪托”给沙皇专制主义可怜的牺牲者带来的自由而欢呼。党的理论机关刊《新时代》在8月28日的那一期中写道： “亲爱的父亲[3]的帝国边界居民用欢呼声向德国的先头部队致敬，因为住在这一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总是只从腐败和皮鞭的形象中体会到祖国的概念。这些可怜的人们，真正无祖国的人们，这些受嗜血成性的尼古拉盘剥的臣仆们，即使他们激发起进行防御的热情，他们所保卫的也不外乎是自己的锁链。因此，他们现在是怀着这样的渴望和期待而生活和工作着，渴望和期待德国人的拳头所挥动的枪托尽早粉碎整个沙皇制度……当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头上骤然响起的时候，在他们心中也存在目标清楚的政治意愿：抵御东方野蛮制度在西方的盟友，以便同他们缔结光荣的和约，并集中人马竭尽全力消灭沙皇专制主义。”[4] （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在社会民主党党团捏造说战争具有保卫德意志民族和文明的性质以后，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干脆捏造说这场战争具有解放外国民族的性质。兴登堡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了。我们党的记忆力无疑在这次战争中对它作了一次不愉快的嘲弄，我们的党恰恰在需要运用它全部原则、誓言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把它们统统忘掉了，而倒霉的是，它却回忆起马克思的一条“遗训”，正好在它只能被用来美化马克思曾经打算“集中兵马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斗争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时刻把它从时代的尘封下拿出来。已经凝固了的、《新莱茵报》在德国三月革命时反对尼古拉一世的农奴制俄国的号声，突然在公元191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耳边回荡起来，并让它手持“德国的枪托”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肩并肩地反对处在伟大革命中的俄国。但正是需要在这里进行“修正”，并且根据将近七十年的历史经验来检验三月革命的口号。 1848年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确实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专制主义是俄国社会关系固有的产物，它的深刻根源在于俄国的中世纪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它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所动摇并尤其是在德国由于小邦割据而受到削弱的君主制反动势力的避难所和有权势的领导者。 1851年尼古拉一世还能够通过普鲁士大使冯·罗霍夫[5]使柏林方面了解：他本来是希望看到1848年11月冯·弗兰格尔[6]元帅开进柏林时革命就被彻底扼杀的，并且说“还曾经有过另一些时刻，那时人们并不需要制定一部坏的宪法。”另外一次又提醒曼托伊费尔[7]说：他“确信国王的内阁在陛下的领导下将在议会面前坚决保卫王权，并使保守的原则得到贯彻。”就是这个尼古拉还做到给一位普鲁士首相颁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以表彰他“为巩固普鲁士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克里木战争使这一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战争导致了旧制度在军事上从而也在政治上的崩溃。俄国专制统治感到必须走改良的道路——使自己现代化以适应资产阶级的关系，于是把小手指伸给魔鬼，而这个魔鬼现在已经紧紧抓住它的胳膊并将最终把它整个抓走。克里木战争的结局同时是对于人们能够用“枪托”给一个受奴役民族带来解放这一信条的富有教训的考验。色当的军事崩溃奉送给法兰西一个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并非俾斯麦的大兵的馈赠，因为普鲁士当时和今天一样，可以赠给别的民族的无非是它自己的容克统治。共和国对法国来说是自从1789年以来社会斗争和三次革命内部成熟的结果。在塞瓦斯托波尔[8]发生的崩溃就象在耶拿[9]的一样：由于国内没有革命运动，这一崩溃只是使旧制度表面上得到改进和重新得到巩固。俄国六十年代的改革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改革也仅仅是用财力来推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些资金是由西方资本（德国的和法国的）提供的。此后，确立了新的关系，俄国专制主义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养活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再是“俄国的卢布”滚进外交部，或者象普鲁士亲王威廉[10]在1954年就强烈地抱怨的那样，不再“一直滚进国王的前厅”，而是相反，德国和法国的黄金滚向彼得褒，以便在那里维持沙皇的统治，沙皇的统治没有这种滋补提神的液汁恐怕早就结束它的使命了。从此以后，沙皇专制主义不再只是俄国关系的产物，它的第二个根源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关系。确实，从此以后，条件一再随着每个世纪而发生变动。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本身的专制统治的内部土生土长的根源受到侵蚀，而外来的、西欧的根源却在同样的程度上日益得到加强。自从1870年的战争以后，法国同德国热中于竞争，所以西欧对俄国除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外还有政治上的支持。俄国人民自身中的反对专制主义的革命力量越是增长，就越是强烈地遭到西欧的反抗，因为西欧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成了受到威胁的沙皇制度的靠山。八十年代初，旧的俄国社会主义恐怖运动曾暂时使沙皇的统治受到严重动摇，使它对内对外的权威受到打击，恰恰在那个时候，俾斯麦同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11]，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为它提供了后援。另一方面，德国越是在政治上追求俄国的宠爱，法国资产阶级的钱袋自然就越是无止境地向俄国敞开。专制主义在同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借助于两方面的支持来勉强维持生存。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沙皇专制制度用自己的双手抚育起来的，它最终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九十年代以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在沙皇的统治下，本国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昔日的“欧洲反动派的避难所”看来不得不立即给自己制定“一部坏的宪法”，它现在也不得不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洪流面前给自己找一个“避难所”。它找到了这个避难所——在德国，由毕洛夫的德国来偿还弗兰格尔和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过去受领的酬谢。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德国用来反对俄国革命的支援取代了俄国用来反对德国革命的援助，间谍活动、驱逐出境、引渡——在德国对俄国的自由战士展开了一场神圣同盟昔日曾经进行的十足的“对蛊惑人心者的追捕”，而这些自由战士直到这次俄国革命开始以前一直受到这种追捕的迫害。这一迫害在1904年“科尼斯堡审判案”[12]中不仅达到了顶峰，它在这里还犹如电光一样照亮了1848年以来的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使人看清楚俄国专制主义同欧洲反动势力之间的关系已彻底翻转过来。一位普鲁士司法大臣用手指指着俄国沙皇制度动摇的基础对德国统治阶级说：Tua res agitur（事情关系到你）！首席检查官许采在科尼斯堡解释说：“在俄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必然对德国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我的邻居的住宅失火了，那么我的住宅也有危险。”他的助手卡斯帕尔强调说：“此外，专制主义的城堡是否保持得住，这对德国的公共利益来说自然具有重大的影响。无疑，一场革命运动的火焰可以很容易地烧到德国这边来。”历史发展的鼹鼠怎样进行挖掘，使事情颠倒过来，埋葬掉“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这一老生常谈，在这里终于成为显而易见的事情。欧洲的反动势力，首先普鲁士容克的反动势力现在是俄国专制主义的避难所。依靠欧洲反动势力，俄国专制主义还能维持下来，打击欧洲反动势力就可以致俄国专制主义于死命。俄国反动势力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这场革命受到了镇压。如果人们稍微深入观察一下，它暂时失败的原因恰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1905年至1906年的俄国起义虽然消耗了空前巨大的革命力量，目标明确并坚韧不拔，但是它仍旧失败了，我们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说明这一情况。一个原因是由于革命本身的内在性质，即由于它庞大的历史性纲领，由于它象一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那样提出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其中一些如农业问题根本不是在今天的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解决得了的；还由于在全国的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抵抗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建立一个现代政体的困难。由此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它是一场带有资产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手段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一次矛盾冲突。这是俄国阶级关系迟缓的发展和西欧阶级关系过分成熟的结果。由此看来，1906年的失败并非它的破产，而是它的第一篇文章的自然结束，以后的篇幅一定会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随后到来。第二个原因又是属于外部性质的，在于西欧。欧洲的反动势力又赶来援救它的陷入困境的被保护者。这次还没有用弹药，尽管“德国的拳头”只等待着彼得堡的示意，就会拿着“德国的枪托”开进同它毗邻的波兰。但是人们通过同样有效的援助手段——财政补助和政治联盟支援沙皇制度。它用法国的钱购买了霰弹，用它们镇压了俄国革命，它从德国那里得到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以便从耻辱的深渊中爬出来，而它是被日本的水雷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拳头赶进这一深渊的。德国官方于1910年在波茨坦张开双臂迎接了俄国的沙皇。 [13]在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大门前迎接这个浑身沾满鲜血的人，这不仅是德国对绞杀波斯的行动[14]的祝福，而尤其是对俄国反革命刽子手行径的祝福，是德国和欧洲“文明”在臆想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坟墓上举行隆重的宴会。说来奇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家乡目击这场在对俄国革命进行大屠杀之后举行的挑战性的葬后筵席时不置一词，并且把1848年时的“我们导师的遗言”忘得干干净净。在这次战争之初，在得到警察允许以后，最小的党报都曾陶醉于用极端的言词反对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但在1910年当刽子手在波茨坦受到祝贺时，却一声不吭，没有抗议活动，没有文章表示同俄国自由的团结，对支持俄国反革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确，正是这次沙皇1910年在欧洲的胜利之行比其它一切都更好地揭露出，受到镇压的俄国无产者不只是本国反动派的牺牲品，而且也是西欧反动派的牺牲品，他们今天同1848年的三月战士完全一样，不只是同本国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同这一势力在外国的“避难所”发生了冲突，撞得头破血流。然而俄国无产者革命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就象他们在沙皇和资本的双重皮鞭下的苦水流不完一样。在经过反革命一个时期极其违背人道的十字军讨伐后，革命又重新开始沸腾起来。 1911年以来，在勒拿大屠杀[15]以后，工人群众又奋起抗争，潮水开始上涨并掀起波浪。按照官方的报告，1910年在俄国参加经济罢工的工人有46623人，累计256385天，1911年有96730人和768556天，1912年的最初五个月是98771人和1214881天。 1912年参加政治罢工、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者共计1005000人，1913年是1272000人。 1914年，洪水汹涌澎湃，威胁越来越大，越涨越高。 1月22日，为庆贺革命的开始，举行一次有200000工人参加的示威性群众罢工。 6月就完全象1905年革命爆发前一样，巨大的火舌在高加索、在巴库向空中腾起。这里有40000工人参加了群众罢工。火焰立即扑向彼得堡：7月17日这里的罢工工人有80000，9月20日有200000，7月23日总罢工开始向全俄扩展，构筑街垒，革命正在进展之中，再有几个月，这场革命肯定会举着飘扬的旗帜来到。再过几年，革命或许能够使沙皇制度失去作用，使它不再能够为计划在1916年举行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舞会[16]服务。也许整个的世界政治局面会因此改变，帝国主义会被一笔勾销。然而相反，德国的反动派却又把俄国运动从革命方面的帐目中一笔勾销。维也纳和柏林发动了战争。这场革命把俄国革命埋葬在瓦砾中——也许又要若干年。 “德国的枪托”没有粉碎沙皇专制制度，却去粉碎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它们帮助沙皇进行了俄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得人心的一场战争。这次是一切都起了提高俄国政府的道义声望的作用：德国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战争是由柏林和维也纳挑起的；德国的“国内和平”和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比利时的命运，援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必要性，——专制制度在一场欧洲战争中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空前有利的地位。满怀希望地飘扬的革命旗帜被卷进了湍急的战争漩涡，但是它沉没得光荣，并将不顾“德国枪托”、不顾沙皇在战场上的胜利和失败，在疯狂的屠杀中重新飘扬。俄国各民族的起义也没有起到作用。比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各“民族”显然比较少地受到兴登堡步兵队的解放者使命的诱惑。犹太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喜欢扳着手指头算简单的算术题，一下子就看出，既然“德国的拳头”甚至都没有“粉碎”它们自己的普鲁士反动势力例如三级选举制，要它们粉碎俄国的专制主义恐怕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陷于这场战争的三重地狱的波兰人固然不能够向他们在弗勒申的，把德文主祷词血迹斑斑地刻在波兰儿童身上的“解放者”[17]和普鲁士各个移民委员会[18]的“解放者”所带来的预示幸福的福音大声作出回答，然而他们却可以默不作声地把葛兹·冯·伯利欣根[18]的德文格言译成更加精辟的波兰文。所有的人，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俄国人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简单的事实：“德国枪托”是被用来打碎他们的脑壳的，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只会带来死亡。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用马克思的遗嘱杜撰的关于解放的神话比一个蹩脚的玩笑更糟，因为这是无耻的言行。对马克思说来，俄国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转折。他的全部政治的和历史的展望都是同“只要俄国革命不在这一时期爆发”这一先决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即使在他看到的还是一个农奴制的俄国时也对俄国革命表示信任，寄予期望。革命在这一期间到来了，它没有在第一战役取得胜利，然而它已不再能被遏制了，它列在议事日程上，正在重新站立起来。而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枪托”一同突然到来，并宣布俄国革命无效，把它从历史上抹掉。他们突然把1848年的记事本取出来，上面写着：反俄战争万岁！但是1848年在德国曾经发生过革命，而在俄国却是顽固的，无望的反动势力。相反，1914年俄国却酝酿着革命，而在德国则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在进行统治。德国的“欧洲解放者”不是象马克思在1848年那样从德国的街垒出发去肩负他们反对俄国这一文明使命，而是直接从步兵的军营（一个小小的少尉把他们关在那里）出发的。他们出发时同俄国专制主义最强大的避难所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亲热地拥抱，团结成一个民族；他们同科尼斯堡的大臣们和检察官们“按照国内和平的方式”拥抱着，出发去反对沙皇，而“枪托”则打碎了俄国无产者的头颅。不能想象有比这付出更多鲜血的历史闹剧、对俄国革命和对马克思遗嘱更加无情的嘲弄了。这是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中最黑暗的插曲。对欧洲文明的解放同样也只能成为一段插曲。德国帝国主义很快揭下了讨厌的假面具，掉过头来公开反对法国、尤其反对英国。一部分党报也迅速跟着掉转方向。它们开始让狡诈的阿尔比翁[19]和它的商人习气而不是让血腥的沙皇受到普遍的蔑视，并且要把欧洲文明从英国的海上霸权下面而不是从俄国的专制统治那里解放出来。但是最能明显地说明党陷入的那种不可自拔的混乱状态的，是一部分较好的报纸的疯狂努力，这部分报纸由于被反动阵线吓得胆战心惊，无论如何都要竭力迫使这场战争回到它最初的目的上来，紧紧抓住“我们导师的遗嘱”不放，也就是抓住党报自己即社会民主党编造的神话不放。 “朕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动员朕的军队去反对一个邻国，而朕的军队曾同这个邻国在很多战场上共同战斗，看到一种由德国所忠实地维护的友谊遭到破裂，朕感到由衷的痛苦。”这话说得朴素、坦率和真诚。社会民主党的党团和报纸曾把这一段话改写成《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而现在，当战争最初几个星期的花言巧语被帝国主义的干巴巴的直截了当的文风吓跑了的时候，为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作的唯一软弱无力的说明便烟消云散了。中文版编者注： [1] 1914年卡麦隆海岸的杜阿拉人起来反抗德国的殖民统治，起义遭到血腥镇压，酋长贝尔·芒加于1914年8月4日被处绞刑。芒加是姓，贝尔是名。正文中卢森堡用的写法不同。 [2] 讽喻德帝国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欧洲文明解放者”以掩盖它在殖民地的暴行的不高明手段。 [3] “亲爱的父亲”是对沙皇的戏称。 [4] 《人民战争》，发表于《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2册第872页。 [5] 泰奥多尔·亨利希·罗胡斯·冯·罗霍夫（1793——1854）——普鲁士陆军将官，从1845年起任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 [6]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冯·弗兰格尔（1784——1877）——普鲁士元帅，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 [7] 奥托·泰奥多尔·曼托伊费尔（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 [8]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1855年8月，塞瓦斯托波尔港的要塞在俄国士兵和水兵进行了343天的保卫战之后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占领。 [9] 普鲁士反动国家两支主要的军队在拿破仑第一向德国进军后不久，1805年10月4日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同时进行的两次战役中被击败。 [10] 指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 [11] 1857年6月18日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在发生战争时双方保持“善意中立”，俄国进攻奥国或德国进攻法国时除外。德国还保证尊重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利益。 1890年期满后未再续定。以后俄国就同法国接近。 [12] 9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把革命读物运往俄国，于1904年7月12日至25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审判案中被控对俄国犯有叛国罪、亵渎沙皇罪和秘密结社罪。卡尔·李卜克内西为此案辩护律师之一。他谴责了俄国的残酷压迫并揭露了普鲁士同沙皇当局的勾结。 [13] 1910年11月，沙皇访问了德国。两国的外交大臣在此期间在波茨坦就双方在波斯（即今伊朗）的利益并就巴格达条约进行了会谈。 [14] 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波斯发生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运动，这场运动限制了专制主义，并实行了立宪政体。英国和沙俄在波斯南部和北部对革命力量进行了武力镇压。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波斯的反革命势力于1911年底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 [15] 1912年1月29日在勒拿金矿爆发了一场罢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这场罢工发展为6000人的总罢工。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当1912年4月4日工人们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委员会时，军队开了枪，打死工人250名，打伤270名。对这场血腥屠杀全国举行了抗议罢工。 [16] 帝国主义列强早已准备在1916年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由于直至1914年德国在战争准备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它尤其盼望在对手尚未准备好时发动战争。 [17] 1901年5月20日，在当时波森省的一个县城弗勒申，波兰儿童受到一位教师的严重虐待，因为这些儿童不愿在课堂上用德语回答问题。对此表示愤怒的父母也被加以“破坏国家和平”的罪名而被判处重刑。 [18] 所谓移民委员会是在1886年缔结的并在1893年和1902年强化了的移民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根据这一法律，数百万马克已被投入西普鲁士和波森省“以加强德国人的成分”；这些委员会用国家的资金收买波兰人的财产并把这些财产转让给德国的大地产占有者，或者划分成小块分配给德国移民。 [19] 葛慈·冯·伯利欣根（1480——1562）——德国骑士，曾是1525年德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后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 [20] 英国的古称。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8页。除最后一句中“一致”二字的着重号外，其它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 ## 七然而尽管有这些情况，现在怎么办呢？既然我们未能阻止战争爆发，既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国家面临敌人的入侵，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毫无防卫能力的地位，把它拱手让给敌人，即德国人向俄国人投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向德国人投降，塞尔维亚人向奥地利人投降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自决权不是表明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来捍卫它的自由和独立吗？如果房屋着火了，难道首先不是应当去救火，却是追查纵火犯吗？ “着火的房屋”这一理由对德国或法国这两方面的社会党人的态度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中立国也有许多人跟着这样说；借用荷兰的说法，这就是：如果船只漏水了，难道首先不是应当设法把漏水的地方堵好吗？当然，向外部敌人投降的民族是可耻的，正如向内部敌人投降的政党是可耻的一样。只是“着火的房屋”那里的消防队员们忘记了一点：社会党人口中的保卫祖国不是意味着让人们去充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首先来谈一谈“侵略”：难道侵略真的是那样一种幽灵，在它面前，国内的任何阶级斗争都如同受到一种极其强大的法力的降伏，由瘫痪而消失了吗？根据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主张戒严的警察理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对保卫国家利益的一种犯罪行为，因为这种斗争会危害和削弱国家的防御力量。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被这种叫嚣吓住了。但是，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史毕竟证明，外来的侵略并不象资产阶级社会今天所描绘的那样是对它的最残酷的暴行，而是一种它非常喜欢采取的、经过考验的反对“内部敌人”的手段。法国波旁王室和贵族不就是请人入侵来对付雅各宾派吗？奥地利和教皇的反革命势力在1849年不就是请法国入侵来对付罗马、请俄国入侵来对付布达佩斯吗？ 1850年在法国，“秩序党”不就是公开以哥萨克的入侵来威胁国民议会，让它听话吗？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之流和俾斯麦之间不就是通过1871年5月18日绝妙的协议而约定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军队并由普鲁士军队直接支持消灭巴黎公社吗？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卡尔·马克思早在四十五年以前就揭露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战争”是个骗局。他在他的为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写的著名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中写道：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1] 这就是说，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象官方的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入侵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表现。如果说入侵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经过考验的手段的话，那么，对于奋发向上的阶级来说，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却一向被证明是最好的反对入侵的手段。在新时代开始之际，一些城市由于无数内部变革和外来的敌对行动而动荡不安、风起云涌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城市、例如佛罗伦萨、米兰一百年来进行反对霍亨施陶芬王朝的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内部阶级斗争的力量和激情不仅不会削弱公团的对外防御力量，而是相反，恰恰是从这一斗争的烟囱中喷射出来的熊熊火焰足以抵抗任何外来敌人的冲击。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一个范例。 1793年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心脏巴黎的情况可以说是这样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如果说巴黎和法国当时没有被联合起来的欧洲、即来自各个方面的入侵的激流吞没，而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斗争，随着危险和敌人进攻的发展而振奋起来，日益加强抵抗，以再现的奇迹那样取之不竭的斗争勇气给予敌人的任何新的联合以迎头痛击，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在阶级大清算中不受限制地释放出来的社会内部力量。今天，在相隔一个世纪以后来看问题，十分清楚，只有那一清算的极其激烈的表现，即只有巴黎人民的专政及其无所顾忌的激进主义，才能使民族找到足够的手段和力量来维护和保卫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反对王朝的阴谋、贵族的叛国行径、教士们的诡计、旺代的暴动、将军们的背叛、六十个县和省会的反抗和欧洲君主国同盟的联合军队和舰队。这就是说，正如多少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不是戒严状态而是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自尊心、牺牲精神和道义力量，因此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国家反对外部敌人的最可靠的保障和最好的武器。如果社会民主党为了论证它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而援引民族自决权的话，那么就会犯下与上述同样可悲的过失。诚然，社会主义承认各族人民享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享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一民族自决权的体现，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十足的讽刺。迄今这些国家之中究竟有哪一个国家的民族曾经决定自己的民族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存在和存在条件呢？德意志民族的自决所意味的，也就是它想要的实现的，已经由1848年的民主主义者，由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宣布和加以捍卫了：这就是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为了这一理想，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斗士血染街垒；为了实现这一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打算迫使普鲁士进行一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为了实现这一民族纲领，首先需要清除叫做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需要结束普鲁士军事君主国以及德国的两打小君主国。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资产阶级对它自己的民主主义理想的背叛，导致了俾斯麦的统治和他的杰作：今天的大普鲁士，它把二十个国家置于一位戴盔帽的首脑之下，自称德意志帝国。现在的德国是建筑在三月革命的坟墓上，建筑在德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的废墟上。今天的战争的目的除了维护土耳其外，还要维护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加强普鲁士军事君主国，这场战争是再一次草草地掩埋三月的阵亡者和德国的民族纲领。而历史却开了一个真正残忍的玩笑：作为1848年德国爱国者后继人的社会民主党人举着“民族自决权”的旗帜卷入了这场战争！或者说，在四大洲拥有殖民领地和在两大洲犯下残暴的殖民罪行的第三共和国难道是法兰西民族的“自决”的体现吗？或者说，拥有印度并且在南非由一百万白种人对五百万人有色民族实行统治的英帝国是这种体现吗？或者说，连土耳其、沙俄也是这种体现吗？只有把统治种族视为人类、把统治阶级视为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在殖民地国家里谈论“民族自决”。从这一概念的社会主义意义上说，如果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的存在是建立在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那就没有自由的民族，因为殖民地民族也算是民族并且是国家的一员。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承认各个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只有它才能使这样的民族产生出来，只有它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社会主义的这一口号也象它的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宣布现存事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行改造的、积极的政策的指南和动力。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特别是只要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还在决定和安排国家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那么，民族自决权就同这一政策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实践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帝国主义环境下根本不会再有民族的防御战争，而且任何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它没有考虑到这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环境，如果它在世界纷乱中所持的是仅仅着眼于一个国家的孤立的观点，那么这种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我们已努力阐明目前德国同它的对手发生冲突的背景。确切地阐明目前的战争的真正动力和内部联系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国会党团和我们的报刊表明态度时，维护德国的生存、自由和文化这一书佛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是一场德帝国主义由于它的世界政策的目标准备多年、在1914年夏季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手腕自觉地发动起来的先发制人的战争。除此之外，在总的评价世界战争和它对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意义时谈论防御和进攻问题、“祸首”问题，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说德国根本不是在进行自卫，那么法国和英国同样也不是，因为它们所“保卫的”不是它们的民族的地位，而是它们的世界政治地位，它们的受到德国暴发户冲击和威胁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财富。如果说毫无疑问是德国和奥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游弋引起了世界大火，那么法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俄国主义吞并摩洛哥，英国帝国主义准备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以及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它对印度的暴力统治，俄国帝国主义的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政策。如果扩军备战作为导致灾难到来的动力起了重大作用，那么这是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一场竞争。如果说德国通过1870年俾斯麦的政策为欧洲的军备竞赛铺下了基石的话，那么这一政策从前却得到第二帝国的政策的庇护，后来又受到了第三共和国向东亚和非洲扩张的军事殖民冒险政策的促进。法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在1914年7月根本没有战争意图，法国社会党人主要就是由于这一事实才陷入了“民族防御”的幻想之中。饶勒斯在他一生最后的一次演说，即在大战前夜在布鲁塞尔人民之家的演说中保证“今天在法国任何正直和诚实的人都毫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拥护和平”。情况确实如此。当罪恶的战争强加给他们的国家的时候，愤怒支配了法国社会党人，这从心理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评价世界大战这一历史现象和确定无产阶级政策对大战的态度，这一事实就不够了。目前的战争所由产生的历史不只是开始于1914年7月，而是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那时条条线索都同一条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联系着，直到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密网遍布了五大洲。这是一个各种现象的强大的历史综合体，这些现象的根子一直达到经济发展的最深底层，奥秘的最远的枝杈伸向依稀可见、正在破晓的新世界。同这些现象的十分广泛的规模相比，犯罪和赎罪、防御和进攻的概念显得毫无内容，黯然失色了。帝国主义政策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产物，它是资本的世界性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从来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通过它的各种相互关系才能认识这一整体，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摆脱这一整体的。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对目前战争中的“民族防御”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民族国家、民族统一和独立是上一世纪中欧的资产阶级大国在建立时所依靠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旗号。资本主义同小国分立状态、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是不能相容的，它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尽可能巨大的、内部完整的国土和一种精神文明，没有这种条件，社会的需求既不能提高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水平，现代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机器也不能够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能够发展成包括全球的世界经济以前，它竭力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界限内争取有一片完整的领土。这一纲领——它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棋盘上只能通过革命道路来贯彻——仅仅在法国，在大革命中被实现了。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纲领以及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是半途而废的，未完成的工作。德国和今天的意大利，仍然存在的奥匈帝国和迄今的土耳其，俄国和不列颠世界帝国，都是证明这一论断的活生生的事例。民族纲领，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勉勉强强地在中欧大国站稳脚跟并且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必要的工具和条件以前，仅仅作为上升时期的、旨在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发挥历史作用。在那以后，帝国主义使各国资产阶级提出超越民族边界并且根本不考虑民族关系的向外扩张作为自己的纲领，从而彻底埋葬了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自然，民族主义的词句仍旧保留下来。但是，它的现实内容、它的作用却转向了它的反面：它只是作为帝国主义意图的牵强附会的借口和作为帝国主义竞争的战斗口号，作为唯一的和最后的能把人民群众拉去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炮灰的意识形态手段而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资本主义政策的总趋势简直就象十分强大的、盲目起作用的法则那样支配个别国家的政策，正如经济竞争的法则强制性地决定个别企业主的生产条件一样。如果我们暂且设想，——为了检验当前主宰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那一“民族战争”的幻觉——在目前的国家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战争确实在开始时的出发点是要进行纯粹的民族防御战争，那么它的军事成就首先也要导致对外国领土的占领。但是在存在热中于帝国主义掠夺的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情况下，随着战争本身的进程，他们又产生了扩张的野心；战争开始时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或者潜伏状态的帝国主义趋势，随着战争本身的进程就象在温室的环境下一样发展起来，并决定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结果。其次，军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结盟几十年来支配着各国的政治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交战的任何一方在战争过程中出于纯粹防御的考虑而力求争取同盟国。因此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战争，从而不可避免地触动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势力范围，并造成新的势力范围。例如，一方面英国把日本拉过来，使战争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把中国的命运提上议事日程，激发起日本和美国之间、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抗，就是说，为未来的冲突积累了新的燃料。另一方面，德国硬把土耳其拉进战争，因此把君士坦丁堡问题、整个巴尔干和近东的问题提出来，要立即加以解决。如果有谁不了解，单从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出发点来看，它就是一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那么他根据这些影响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在当前条件下进行的这场战争会完全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帝国主义对世界重新瓜分的过程。是的，这场战争几乎在它存在的最初一瞬间已经成为这样的过程了。交战双方之间经常变化不定的力量对比迫使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仅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或者防止新的敌对行动的危险，也要通过民族问题和领土方面的紧张的肮脏交易去控制中立的国家。以德奥为一方，以英俄为另一方，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提出的“建议”吧！所谓的“民族防御战争”具有如此惊人的作用，以致它甚至可以引起非参战国的财富、力量对比的全面变动，而且是明确地朝着扩张的方向。最后还有这一事实本身：今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战争（即使它在开始时表现为“民族的防御战争”）中只是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也被一道卷入了战争，因为任何一个交战国都企图占领对手的殖民地或者至少在那里引起骚乱——请看英国对德国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点燃起“神圣的战争”的尝试；这一事实同样会自然而然地使今天的任何战争变成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大火。因此我们的议员们和编辑们今天所描述的那种朴素的、正派的、热爱祖国的防御战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它使人们丧失历史地理解事物整体及其世界联系的能力。战争的性质既不是由所谓担负领导职务的政治家的庄严声名，甚至也不是由他们的真诚意图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军事组织情况决定的。纯粹的“民族防御战争”的公式乍一看来也许对象瑞士这样的国家是合适的。但是，瑞士恰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对今天的各国来说不是一个典型。瑞士的“中立”状态和它拥有难得的民兵，这件事本身正是包围它的军事大国之间的潜在战争状态的消极结果，并且也只有当它能同这种状态相协调时才会维持得住。比利时的命运表明，这样一种中立在世界大战中是怎样一下子就遭到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的。这里我们来专门谈一谈小国的情况。今天正是塞尔维亚为检验“民族战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如果有哪一个国家根据一切外部的表面特征有权利说自己的一方是进行民族防御战争的话，这就是塞尔维亚。由于奥地利实行兼并，塞尔维亚为民族的统一而斗争，它的民族生存受到奥地利的威胁，它被奥地利强迫投入战争，因此塞尔维亚完全是合情合理地在为本民族的生存、自由和文化而进行真正的防御战争。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及其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话，那么，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上反对战争、拒绝军事拨款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恰恰是背叛了本国的生存利益。实际上，塞尔维亚人拉普切维奇和卡兹列洛维奇不仅已把自己大书特书地载入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史册，同时还表现出透视战争真正关系的锐利历史眼光，而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眼光对自己的国家、对教育他们的人民作出了优异的贡献。从形式上看，塞尔维亚进行的当然是民族防御战争。但是，塞尔维亚的君主制度和它的统治阶级的意图象现今各国的统治阶级的意图一样，也是要不顾民族的边界去进行扩张，因而是具有侵略性质的。这样，塞尔维亚的意图也指向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它必须在那里以阿尔巴尼亚人为牺牲而同意大利进行一场真正的帝国主义竞争，其结局将在塞尔维亚以外由列强来决定。然而主要问题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后盾是俄国帝国主义。塞尔维亚本身只不过是巨大的世界政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且如果撇开这一广泛的联系，撇开整个世界政策的背景，要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作出评价，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这一看法完全适用于最近的巴尔干战争。如果与世隔绝开来和形式主义地去观察问题，那么，年轻的巴尔干国家充分具有历史性权利来贯彻民族国家的老的民主纲领。但是，如果从导致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焦点和晴雨表这一先生的历史联系来看，那么，巴尔干战争在客观上也只不过是全面决战中的一个片段，一系列后患无穷的事件中的一个环节，那些事件以令人痛苦的必然性导致了今天的世界大战。国际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于巴尔干社会党人坚决拒绝给予巴尔干战争以任何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并且揭露这场战争的真相而在巴塞尔热情地对他们致敬，并且以此预先规定了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对今天这场战争的态度。但是，今天所有的小国都处于与巴尔干国家同样的情况，例如，荷兰也是这样。 “如果船只漏水了，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到将漏水的地方堵好。”这除了意味着纯粹的民族防御，捍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在小小的荷兰来说事实上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考虑荷兰人民甚至他们的统计机的意图，那么当然谈得上纯粹的民族防御。但无产阶级的政策是以历史地看问题为基础的，它不能以单独一个国家的主观意图来准则，而必须在国际范围内根据世界政治形势的整个复杂情况来制定。不管荷兰是否愿意，它也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政策和外交的一整套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假如荷兰在事实上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漩涡，这一点就会立即清楚了。那时首先发生的就是，它的敌人也会竭力袭击它的殖民地。这就是说，荷兰进行的战争自然而然地就会以保护它今天的财富为目的，而维护北海的佛兰德民族的民族独立将具体地扩大成维护它对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亚人的统治权和剥削权。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荷兰军国主义单枪匹马地去行动，那么它在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将象一叶扁舟那样沉没，因此不管荷兰是否愿意，它将立即成为交战大国集团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一方面说，它将成为纯粹的帝国主义意图的支柱和工具。就这样，个别国家的战争的性质一再是由现今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而这一环境造成了下述情况：今天根本不可能再有民族防御战争。考茨基几年前也在他的小册子《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莱比锡版）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截然对立的现象，那么毕竟会出现一些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两种爱国主义甚至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汇合起来，实行合作。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在摆脱和防止来自一个异民族的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等方面具有同样的利益……在由这种意图产生的民族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经常合而为一……但是，自从无产阶级成为一种每当国家一有较大动荡就危及统治阶级的势力以来，自从一次战争结束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土战争后的俄国恐怖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以来，那些没有独立和统一或者不完全独立和统一的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也就在事实上放弃了它的民族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只有通过推翻一个政府才能达到的话，因为资产阶级憎恨和害怕革命甚于它喜爱民族的独立和伟大。因此，它放弃波兰的独立，并且让奥国和土耳其这样陈腐不堪的国家结构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两个国家早在一代人以前就似乎已经注定要灭亡了。作为革命或者战争的起因的民族斗争在欧洲的文明部分就是这样结束的。那里的那些今天也只有通过战争或者革命才能解决的民族问题，今后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求得解决。但是，到那时，这些问题由于国际的声援将立即采取一种与今天充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些问题已不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它今天的实际斗争中去过问，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用到其他任务上去。”（第12——14页） “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有朝一日会为了维护本民族的自由合而为一的这种可能性愈来愈小了。”法国资产阶级同沙皇政府联合起来了。俄国不再是西欧自由的威胁，因为它由于革命而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地方再也无法期望出现一场能够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合而为一的那种维护民族自由的战争”（第15——1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罗·卢·） “我们已经看到，在十九世纪还能迫使某些自由的民族以战争的形式来抵抗它们的邻国的那些对立不再存在了；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国主义丝毫也不再是为了维护重要的民族利益，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利润；没有谁在威胁一个民族，因此军国主义不是为了确保本民族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而仅仅是为了确保和扩大海外征服地。今天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再也不会引起一场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来说必须坚决反对的战争（第2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罗·卢·）从这一切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今天战争中的实际态度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难道可以声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自决权、同民族理想[2]不符合，因此这个国家与我们是毫不相干的，我们把它放弃给敌人？消极地听其自然、不加干预的态度从来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态度的准绳。既不是在统治阶级的指挥下去维护现存的阶级国家，又不是一言不发、袖手旁观，等待风暴过去，而是提出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鞭策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遇到任何巨大危机时继续前进，促使危机发展到超出原来的范围，这是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这就是说，不应当虚伪地给帝国主义战争披上民族防御的外衣，而恰恰是要认真实现民族自决权和进行民族防御，并以此作为革命的杠杆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民族防御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民族要把防御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是建立民军，这就是说，不仅要立即将全部成年的男性居民武装起来，而且首先也要由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其次则是说，立即废除一切剥夺政治权利的做法，因为必须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作为民族防御的基础。公布这些实际的民族防御措施，要求实现这些措施，这是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四十年来，我们已向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证明，只有民军才能真正保卫祖国，并使祖国成为不可战胜的。现在第一次巨大的考验来到了，我们却把保卫祖国作为十分理所当然的事业交到了常备军即统治阶级控制下的炮灰的手中。我们的议员显然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怀着热烈的愿望”把这些炮灰当作祖国的真正国防军一道送赴疆场时，在他们直截了当承认普鲁士王国的常备军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是它的真正的拯救者时，他们这样做，就是公然摈弃我们的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即建立民军，使我们四十年来关于民军的鼓动的实际意义化为乌有，成为教条主义的空想的奇谈怪论，而这些奇谈怪论是再也不会有人认真加以接受了。 [3] 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对保卫祖国的理解是与此不同的。当1871年无产阶级在遭到普鲁士围困的巴黎取得权力的时候，马克思针对他们的行动热情洋溢地写道：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么，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公社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4]（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着重号是我加的。 ——罗·卢·] 而我们的老导师对社会民主党在象今天这样的一场战争中的作用是怎样想的呢？弗里德里曼·恩格斯在1892年谈到无产阶级政党在一次大战中所应采取的基本的政策路线时写过下面一些话：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 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么，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比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渠’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5]（着重号是我加的。 ——罗·卢·）在恩格斯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形势。他看到的还是老的沙皇俄国，而我们在那以后却经历了俄国大革命。其次他想到的是，德国在突然遭受袭击时反对东方和西方同时发动的进攻的一场真正的民族防御战争。最后，他象真正的战士多半习惯于过高地估计发展的速度那样，过高地估计了德国条件的成熟程度和社会革命的前景。但是尽管如此，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他所理解的作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民族防御不是支持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事政府和它的总司令部，而是一次以法国雅各宾派为榜样的革命行动。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在一场巨大的历史性危机中保卫自己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一个严重过错恰恰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声明中庄严宣布：“我们在危险时刻不会置祖国于不顾”，却在同一时刻否定了它的这句话。它在最危险的时刻是置祖国于不顾了。在那一时刻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背景，揭穿编造出来的关于祖国遭到袭击的爱国主义谎言和外交方面的谎言；大声疾呼地宣告，在这次战争中胜与负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都同样是灾难性的；最大限度地反抗通过实行戒严压制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把人民武装起来，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强烈要求人民代表机构在战争持续期间不断举行会议，以便确保人民代表机构对政府密切实行监督，人民对人民代表机构密切实行监督；要求立即恢复一切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真正保卫它的国家；最后，以1848年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旧的真正的民族纲领、以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以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反对旨在维护奥国和土耳其、即维护欧洲和德国的反动势力的帝国主义战争纲领。本拉是必须用这面旗帜来引导国家前进的，它本来会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自由的旗帜，是与德国的优良传统以及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一致的旗帜。世界大战的伟大历史时刻显然要求有一种果断的政治行动，一个有气魄的全面的态度，一个慎重确定的国策，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担负起这些任务。但是，在那一时刻有发言权的工人阶级议员们没有这样做，可耻地史无前例地失职了。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领导——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而是根本就没有去采取任何政策，它作为具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特殊的阶级政党完全退出阵地，不加批判地把国家对外交给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可怕的灾难，对内交给了军刀的专政，而且自己还要承担战争的责任。国会党团的声明说，它只批准保证国家的拨款，却拒绝对战争承担责任。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用于这种“防御”的拨款，即哟内敢于军事君主国军队对人类进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拨款，根本不需要社会民主党批准，因为拨款的使用丝毫也不取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赞成，社会民主党是以少数对资产阶级国会牢固的四分之三多数。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自愿的赞成只做到了一点：显示了全民族在战争中的团结，宣布了国内和平，即停止阶级斗争，取消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的反对派政策，因此它对战争也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通过自愿地赞成拨款，使这次作战具有了民主的保卫祖国战争的招牌，支持并确认了他们对群众散布的有关保卫祖国的真正条件和任务的谎言。因此，关于无产阶级在祖国利益和国际团结义务之间严重地进退两难的说法，关于使我们的议员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到帝国主义战争一边的这种悲剧性冲突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幻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更确切地说，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一样，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和谐一致的：两者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开展阶级斗争和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但是，我们的党为强调它反对战争、为强调那些要求应当做些什么呢？它应当宣布群众罢工吗？或者应当要求战士去拒绝服役吗？这是通常要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采取肯定的态度是如此可笑，就好象光打算作出“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就制造革命”的决定一样。革命不是“制造的”，伟大的人民运动不是按照党的机关从口袋中拿出的技术方案发动起来的。一些小的密谋集团能够准备在一个确定的日期和钟点进行一场暴乱，能够在必要的时刻把“开火”的信号发给他们的几打拥护者。伟大历史时刻的群众运动是不能用这样的原始方式来领导的。在一些情况下，“准备充分的”群众罢工恰好会在党执行委员会发出“信号”的时候，可悲地无法发动起来，或者刚一开始就一败涂地。是否真正举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群众行动，这取决于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取决于当时的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成熟情况，这都是难以预料的，是任何政党都不能人为地制造的。这就是巨大的历史危机同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在和平时期能够依靠领导“机关”的指挥棒，井井有条地进行的那种小规模示威行动之间的差别。历史性的时刻总是要求有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甚至不顾党的一切规章制度，创造新的形式，临时想出以前不知道的斗争手段，整理和充实人民的军械库。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作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领导者需要提出的不是可笑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性的方案，而是政治口号，是对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政治任务和利益的明确解释。因为我在论述俄国革命中的群众罢工时所谈到的那些内容，也适用于任何群众运动，这就是： “如果说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和计算、筹措罢工经费的意义上讲，领导群众罢工是革命时期本身的事，那么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对群众罢工的领导则又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事情。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即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斗争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重要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为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就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在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6] 不是看行动的外部的、技术上的形式，而是看它的政治内容，这一点已为事实所证明，比方说，议会讲坛这个唯一自由的、声音传得很远和具有国际影响的阵地，假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能把它利用起来，在那里响亮地和明确地表述工人阶级在这次危机中的利益、任务和要求，那么这个讲坛恰恰就会成为唤醒人民的强而有力的工具。群众会不会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使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口号具有突出的意义？这是谁也不能一下子就说清楚的。不过这也根本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我们的议员在批准拨款以前并没有要求普鲁士和德国军队的将军事先作出奇特的保证，即保证他们将无条件地取得胜利而决不会战败，但是他们“深信不疑地”让这些将军发动了战争。对军国主义军队适用的道理也适用于革命军队：只要哪里发生战斗它们就进行斗争，无需事先声称有成功的把握。在最坏的情况下无非是，党的呼声起初不起明显的作用。是的，对我们党的英雄气概的报答可能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答。伊格纳茨·奥艾尔在他的关于1895年色当纪念日的演说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一个要夺取世界的党，必须珍视它的原则，而不去考虑由此会引起什么危险，如果它不这样做，它将是毫无希望的。”[7] 老李卜克内西写道：“逆流游泳绝不是容易的，如果水势象尼亚加拉瀑布一样湍急和猛烈，那就更加不是小事情了。老同志们还记得‘民族耻辱’极其深重那一年的对社会党人的追捕，也就是1878年可耻的反社会党人法。那时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杀人凶手和卑鄙的罪犯，正象1870年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成叛国者和死敌一样。

《尤尼乌斯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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