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 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 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 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 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 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 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 精神的 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 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 [13] 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 现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地区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I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1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 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 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 初看起来，那种从前是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可以）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 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 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 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 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 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完全打碎。 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 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 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 经济 解放进行的。 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 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 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 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 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 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 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 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 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占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 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降低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加工成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种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邦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制定出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 社会 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 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 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 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篡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 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 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 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 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 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 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 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 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 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 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 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 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 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 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187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188为了使它成为国教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 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 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 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189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了。 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190。 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层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 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 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 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 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在这里，加尔文教派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191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派化了。 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教派礼拜日。 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派中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 192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 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 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 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 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 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 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 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说，在其他著作中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 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现在元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193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分立、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 但是，思辨 [14] 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方规定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 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 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 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对抗的时代了。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 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 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 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 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弗・恩格斯写于1886年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6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4、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929―1938年间在上海出版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译本 【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斯图加特版的扉页 [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 ――编者注 [2] 指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 ――编者注 [3]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编者注 [4]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斐・恩克出版社版。 [5]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 ――编者注 [6]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编者注 [7] 指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 ――编者注 [8]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要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 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 174 [9] 德国天文学家约・加勒于1846年9月23日发现了海王星。 ――编者注 [10] 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编者注 [11]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 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 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 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 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 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 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 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12] 见《人脑活动的实质。 一个手艺人的描述》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186 [13] 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 ――编者注 [14] 德文 “Spekulation”既有“思辨”的意思，也有“投机”的意思。 ――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