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革命论

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 拉狄克不仅仅重复近几年来的一些官方批评，只要有可能，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批评简单化。根据他的话便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在1905年还是在今天，我完全没有区别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区别东方和西方。拉狄克尾随着斯大林，也在不容许跳过历史阶段这一点上教训我。首先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1905年对我来说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我还认为，这种革命在落后的俄国也许比先进的欧洲来得更早呢?难道是由于爱国主义，由于民族自豪感吗?可是不知为什么，情况正好是这样。拉狄克是否明白，如果民主革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我国可以实现，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应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得比西方更早一些，这正是因为历史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结合起来了──不是把它们混合起来，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这是政治上的ABC。但是紧接着ABC之后的是音节，也就是字母的结合，是历史使资产阶级字母表中最重要的字母同社会主义字母表中最前面几个字母结合了起来。而拉狄克却要把我们从已经完成了的音节拉回到字母上来。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难道说阶段是向来不能跳过的吗?一派胡言。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总要跳过某些个别的“阶段”。从理论上看，整体的充分发展进程可以分割成若干个组成部分，这样就产生了若干个阶段。在关键时刻，也应如此来看待革命的政策。可以说，一个革命者同一个庸俗的进化论者的首要区别，就在于能否认识并利用这样的时刻。马克思将工业的发展分成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诸阶段，这是政治经济学，或者更确切一点讲是历史――经济理论的ABC。但是在俄国，工厂是跳过工场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时期而来临的。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一个音节了。在我国，在阶级关系和政治事务中也发生过类似的进程。如果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三阶段的系统图，就无法了解俄国的近代史。但是，如果仅仅知道这一点，仍还是等于一无所知。事实上――斯大林切莫对号入座──俄国的历史跳过了一些阶段。然而，理论上的阶段对俄国来说还是必要的，不然就既不能理解这种跳过意味什么，也不能理解其后果如何。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正如列宁有时看待双重政权那样）。这样就可以说，俄国已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三个阶段。但是前两个阶段只呈现于非常短暂的萌芽状态之中。这些“退化器官”，即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足以证明经济进程在发生过程中的一致性。然而正由于这两个阶段在数量上减缩如此之巨，以致在民族的社会结构方面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质量。这种新“质量”在政治上再清楚不过的表现就是十月革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理论化”了的斯大林老是唠唠叨叨构成他那整个理论库的两件小玩意儿：“不平衡发展规律”和“阶段不可跳过”。斯大林至今还不懂，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包括了阶段的跳过（或者在一个阶段停留得太久）。为了反对不断革命论，斯大林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不平衡发展规律。可是，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发展的英国更早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预言，正是完全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为要作出这样的预言，应该从全部生动的具体情况中去理解历史的不平衡，而不仅仅是翻来覆去地不断重复列宁在1915年说过，但被弄得本末倒置和曲解了的话。在革命高涨时期，历史“阶段”的辩证法相对地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反动时期自然可以成为廉价的演变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这种狭隘的庸俗思想不愧为是党内的反动产物，它创造了一种对分阶段前进的迷信，以掩盖它在政治上的尾巴主义和敝帚自珍的作风。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也笼罩了拉狄克。历史的进程在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虽然在理论上说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可以被发展的动力压缩得化为乌有，特别是在不无道理地被称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时期。在我国，无产阶级就是这样“跳过了”民主议会主义阶段，只让立宪会议存在几个小时，而且还是在后院度过的。但是正如俄国不能跳过第四届杜马时期一样。在中国，他们也绝不能跳过反革命阶段。然而，目前中国的反革命阶段完全不是理论上的“不可避免”的阶段，而只是作为失败的组织者加载史册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推行的毁灭性的灾难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是，机会主义带来的后果已经变成可以长期阻挠革命进程的一个客观因素。任何试图跳过现实的即为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群众发展阶段的行为，都是政治上的危险主义。只要劳工大众中的大部分人还相信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国民党或者工联主义者，我们就不能向他们提出立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群众对这项任务还需要一个准备期。准备工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只有尾巴主义者才会认为，我们似乎应该“与群众一道”同国民党坐在一起，首先是国民党右翼，然后是国民党左翼，或者同工贼柏塞尔结盟，“一直等到群众对他们的领袖们失望为止”；而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则用友谊来支持这些领袖们。拉狄克大概未曾忘记，有些“辩证法专家”把需要退出国民党、同英俄委员会决裂称为跳过阶段，除此之外，还称为同农民决裂（在中国）、同劳工大众决裂（在英国）。拉狄克应该更清楚地记得，他自己也属于这种可悲的辩证法专家中的一员。现在他仅仅是在加深和扩展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 1919年4月，列宁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写道： “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状态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才使西方特别难于或特别慢地了解苏维埃的作用……” [1] 列宁在此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当然，列宁的这一见解中明显地蕴含着一切必要的限定；辩证法本来就无须每一次都重新列举所有的具体条件；他在写这句话时，是以读者头脑里已有的概念为前提的。虽然如此，“越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点还是保留了下来，根据列宁的正确见解，这会使不仅是“西方的”而且还包括东方的一切教条主义和方案主义者难以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在突然使拉狄克如此感到不安的《一九O五年》一书的序言是这样叙述的： “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在1905年就称自己的苏维埃为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一名称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语，完全体现在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斗争的纲领之中。当时，我们为了同沙皇制度相对抗，写定了一份详细的政治民主纲领（普选、共和制、民兵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政治上的民主是劳工大众的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可少的阶段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即在某一种情况下，这种阶段会延续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会使群聚自已摆脱政治民主的偏见。即使是在这种民主制成为现实之前”。（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序言，第7页）。顺便指出，这段话完全同列宁的上述思想相一致。我认为这足以用来说明，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专政，有必要制定“政治民主的详细纲领”。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滑向了左边。在革命高涨时期，他反对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在反革命专政时期，他反对中国工人在民主的口号下动员起来。这就等于在夏天送皮袄，而在冬天叫他们脱光衣服。注释： [1]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89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被斯大林主义的——庸俗进化的而非革命的——历史“阶段”观点搞得迷失方向的拉狄克，现在正竭力地向整个东方推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拉狄克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行性假设”（列宁使这个可行性假设适应于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进程，适当加以修改并使之具体化，而在一定的阶段抛弃它）制定了一个超历史的方案。所以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样一段话： “这个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策略，是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处于新兴发展中的国家的，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还没有消除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遗产留存下来的问题。” 细细想一想这个公式：这是在郑重其事地为l917年加米涅夫的立场作辩解。难道俄国资产阶级经过二月革命后就清除了民主革命的各种问题吗?不，它们尚未解决作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列宁怎么可能不懂这个旧公式仍然还“适用”呢?他为什么要撤除这个公式呢?拉狄克先前已向我们答复了第一点；因为这一公式已经“成为事实”。我们研究了这一答复之后，发现它完全不成其理由，尤其是出自拉狄克之口。因为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列宁主义旧口号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政权形式，而在于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途径来真正地消灭农奴制度。这正是克伦斯基主义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当前最尖锐的问题，即中国问题，拉狄克在回顾往事时完全流于空谈。应该调查清楚的并不是在1905年托洛茨基懂得什么，不懂得什么，而是在1907年2、3月期间斯大林、尤其是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不明白什么（我不知道拉狄克自己在当时的立场如何）。因为，如果认为在双重政权下的民主专政的“实现”已经到了要刻不容缓地改变中心口号的程度了。那么必须承认，在中国“民主专政”、在国民党政权里，即在蒋介石、汪精卫和他们的尾随者谭平山 [1] 的统治下，实现得更充分、更彻底。因而，这就意味看必须在中国改变口号。但是，难道“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遗产”在中国还末被清除掉吗?是的，没有被清除掉，难道在1917年4月4日，当列宁向整个上层“老布尔什维克”宣战时，那种遗产在我国已经清除掉了吗?拉狄克自相矛盾得无可挽救，他思路混乱、左右摇摆。在这方面我可以指出，他使用“结构遗产”这样一种复杂的说法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玩弄文字手法，明显地迥避更为简练的术语：“封建主义残余”、“农奴制残余”。他为何要这样呢?因为拉狄克直到昨天还在态度坚决地否认这种残余，这样就根除了民主专政口号之下的任何基础。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说： “中国革命的根源，其深度并不亚于我们1905年革命的根源的深度。可以断定，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那里将比我们这里1905年的要更强大，理由很简单，他们打击的不是两个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资产阶级。” 是的，“理由”很简单。请允许我们问一下，如果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打击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是封建主义残余，而是资产阶级——那么这样一种革命叫做什么革命呢?难道也叫民主革命吗?请注意，拉狄克不是在1905年，甚至也不是1909年，而是在1927年3月讲这番话的。这该怎样理解?非常简单，1927年3月，拉狄克也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反对派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对拉狄克当时的片面观点作了一项根本性的纠正。但是，在上述引文中还包含着真理的核心：中国几乎不存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的联系要比在沙皇俄国紧密得多，因而土地问题在中国所占的份量比在沙皇俄国轻得多。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任务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农民为国家民主革新所进行的独立的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力，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俄国农民的。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是在1927年以前，还是在三年革命时期，中国都没有出现一个将土地革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民粹党。凡此种种表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对于已经体验过1925至1927年经历的中国，比起体验过二月革命的俄国来，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反动陷阱。拉狄克对往事的回顾，还有一次走得更远，同样也更无情地反过来敲击他自己。这一次是有关马克思在1850年提出的不断革命的口号：拉狄克写道：“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将这一口号作为政治轴心，并作为其对于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国家中革命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拉狄克根据列宁的几句话来解释这一立场上的区别：德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而在俄国却是土地革命。如果不是机械地进行对比，而是保持一种比例的含意，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正确的。可是对于中国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呢?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里，中国的民族问题所占的比重甚至比1848年至1850年的德国的土地问题要大得多。因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既是民族统一问题，又是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论述他的不断革命前景时，德国所有的王权还依然存在，容克地主还掌握着土地，而资产阶级只被容许靠近权力之门。在中国，君主政体自1911年起已不复存在，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关系，可以说已经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像化学反应般地融合在一起了。因而，拉狄克就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所进行的对比，完全是反对在中国提出民主专政口号的。然而，拉狄克还没有严肃地接近过马克思的观点，只是偶然地、舍本逐末地把自己局限于1850年的传单中。在这份传单里，马克思还把农民看成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马克思当时还在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农民的支持暂时获得政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恰恰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没有偶然地发生过。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已经表现出无力完成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而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1856年8月16日——即上述传单发表之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 “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次发生的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 这一段被拉狄克忘却了的引人注目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全面研讨的整个问题的一把真正宝贵的钥匙。马克思有没有跳过土地革命呢?没有，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没有跳过这一步。他是否认为在近期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必要同农民合作呢?是的，他认为是必要的。他是否认为农民在革命中有可能发挥领导作用，或者哪怕是独立作用呢?不，他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并未帮助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过错，而不是农民的过错），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支持无产阶级。“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这种可能在十月发生了，而且情况也不错。关于中国革命，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所争论的，既不是作为同盟者的农民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中国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有没有可能发生，或者“再次发生的农民战争”会不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能这样提出。谁要是用另一种方法提出问题，谁就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都不明白，而会将中国共产党引入歧途和将其搅乱。为了让东方国家的无产者替自己打开一条通往胜利的通路，首先必须清除、抛弃、粉碎、用扫帚扫清斯大林和马尔丁诺的有关“阶级”和“步骤”的教条主义反动理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同这种庸俗进化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按先验的行程图，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必须否定斯大林和库西宁的这种想法——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规定次序，事先分派给它们以不同的革命配给证。必须使自己适应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在这方面，列宁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领导人，但是必须全面地理解列宁。在1919年，尤其是鉴于共产国际的组织状况，列宁将过去一个时期里所获得的结论统一起来，并从理论上作了更加完善的阐述。他是这样解释克伦斯基主义和十月的经验的：在一个阶级对抗已经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或者只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谈不上什么中间性的政制。每种民主，每种“民主专政”（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是列宁加的）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面罩，这是最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有利于“民主专政”的时期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结论被列宁用来作为他的民主提纲的基础，而这个提纲只有从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总合经验中才能诞生。拉狄克与其它许多人一样，机械地将民主问题和民主专政问题截然分开，这就是他大错特错的根源。“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也许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面具。这就是我们的“双重政权”（1917年）的经验和中国国民党的经验所告诫我们的。不肖门徒们的不可救药，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民主专政的概念，来同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抗。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看民主专政应该具有中间的即小资产阶级的内容。无产阶级即便参加这种专政，也不能使情况有所改观，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各个阶级的路线之间，是无法得出算术平均数的。如果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意味看小资产阶级应该担任裁决人和决定性的角色。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三次俄国革命和两次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回答的问题上来了：当今，在帝国主义占世界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即使在那些还面临着解决自己的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有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革命的领导角色吗? 过去曾有一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建立了自己的革命专政，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但那是过去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驱们还未曾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相反，尽管他们的外形还未得到充分地发展，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战斗核心的基础。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小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有能力领导现代生活，即使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无产阶级已经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同大资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而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小资产阶级置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却使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面临作出政治选择。每一次当农民表面上选择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劳而不怨地支持看金融资本。如果说，关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程度的问题，（仅仅是程度！）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或者是两次革命之间那段时期内还可能有意见分歧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已被近二十年来的事态发展所解决了。而且是彻底地解决了。十月以后，这个问题又一次在许多国家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和方式在实践中被提了出来，而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一方式解决的。继克伦斯基主义之后，有一项基本的经验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即国民党的经验。但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毫不逊色，在那儿，小资产阶级凭借手中的武器，从旧资产阶级政党那儿将政权夺了过来，然后马上通过自己的领导人将政权拱手让给金融寡头。这样的问题也在波兰发生过，毕苏斯基运动的目的旨在直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大众，甚至无产阶级广大集团的愿望。无独有偶，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斯基惧怕由于自己方面的原因而“低估了农民”，将毕苏斯基革命同“工人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分析保加利亚的经验，即科拉罗夫 [2] 一伙和巴克契也夫之流对斯塔姆博利斯基 [3] 的党所采用的那种可耻和混乱的政策，或者是美国农工党的卑鄙的实验，或者是季诺维也夫同拉迪奇 [4] 的浪漫史，或者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验，以及举不胜举的其它例子，那就显得徒费笔墨了。我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一书中，就这些事实上一些最重要的例子已经作了分析。这些经验的基本结论充分证明并充实了十月的教训：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反动时期，都无能力领导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使是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农民可以或者支持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假面具的中间形式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或者说经过社会动荡之后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例如克伦斯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毕苏斯基政权）。农民可以或者跟着资产阶级走，或者跟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力图同那些还不愿跟随他们的农民一起前进，那么实际上是尾随了金融资本：俄国的1917年的工人护国派；中国的国民党内的工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1926年波兰社会党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共产党人，等等。对于这一点谁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深思熟虑，谁若不根据这活生生的线索去了解事态的发展，那么他最好不要去过问革命政治。列宁从二月和十月的教训中所得出的更为透彻、更为全面的基本结论，彻底地驳斥了“民主专政”的思想。以下是列宁自1918年以来多次说过的话： “全部政治经济学（谁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不会有任何别的力量。” [5] 这里讲的并不是现代的英国和德国。根据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任何一次大革命，即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列宁得出结论，要么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要么可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民主专政”，即中间专政。正如我们所见，拉狄克将自己的理论回顾和历史回顾概括为一句十分肤浅的格言：必须将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拉狄克竟堕落到这样“程度”，以至直接向库西宁伸出一只求援的手指，而库西宁却从自己唯一的方法即“合理的看法”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大概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库西宁以一个一无所知者的坦率态度谴责托洛茨基，说他从1905年以来“什么都没有学到”。拉狄克也跟随着库西宁讽刺地说：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同西欧国家的革命事实上毫无区别，所以第一步就应该使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拉狄克在这里忘记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西欧国家实现，而恰恰是在东欧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历史的进程忽略了俄国的“特殊性”，这是不是托洛茨基的过错呢?拉狄克还忘记了，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在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传统等等方面各不相同，即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仍然都是产资阶级统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金融资本统治。所以，不尊重这些特殊性的是历史的发展，而绝不是托洛茨基。那么，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是巨大的，但是这样区别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和方法因国而异，相差很大。在这一极，统治具有赤裸裸和绝对的性质，例如在美国；而在另一极，金融资本使自己适应过时的亚细亚中世纪制度，并使这种制度服从自己，将自己的方法强加于这一制度，例如在印度。但是在这两极，都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着。由此可见，在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就社会基础、政治形式、直接的任务和工作速度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要领导人民大众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主资产阶级集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之下才能做到，这种领导权在夺取政权之后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拉狄克幻想将人类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专政，另一个只能实现民主专政，因此他同我的看法相反，他似乎已经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所谓“特殊性”。实际上，他采用的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旧模式，仅仅为了使共产党员们放弃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真正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即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步骤的活生生地相互交织的情形。一个还没有实现或者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它的特殊性之意义重大，致使这些特殊性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纲领的基础。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纲领的基础上，共产党才能争取大部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一场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在极大程度上自然是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因此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内是否存在那种意义深远而又急待解决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感兴趣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这类问题中混杂着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当土地问题变得尖锐，民族压迫不堪忍受时，在殖民地国家中年轻而又相对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会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比先进国家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地取得政权。十月革命之后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必要再加以证明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年代和不肖门徒们理论上的堕落程度，革命的基本概念已经被变了样，变得那么丑恶，那么库西宁化，以致不得不每一次再从头做起。按照以上所述，是否意味着世界上一切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成熟到了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呢?不，这样提问太不切实际、太死板、太经院气，完全是斯大林或布哈林的方式。全世界经济就其整体而言，无疑已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别的国家都已成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些个别的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历史不是定制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甚至在成熟到采取社会化的广泛措施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从事先确定的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予温柔的拥抱，但是不平衡发展规律依然存在，这一规律不仅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中显示着效力，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各种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挥着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程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协调。这恰恰意味着，有关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仅仅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来考察。在这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种互为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理论。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从总体上看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民族的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越民族界域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相抵触的，就像发展不足的生产力会抵制国有化一样。（Не только отсталый Китай, но и вообще ни одна из стран мира не могла бы по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в сво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ках: высоко развит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переросш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противятся этому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развитые для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比如说，在英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遇到了阻力和困难，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不同于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问题，但就其程度而言，却是大同小异。在两种不同情况下，要克服阻力，只有通过国际革命的道路。这种观点就排斥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这里就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即中国的落后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显得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重复一遍：历史不是定制的，谁也没有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提供选择。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国家，甚至包括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如果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至少也已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在殖民地，民主革命的前景如何呢?我在用一个问题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在哪儿写着，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都已经成熟到了可以立即地、彻底地解决各自的民族民主任务了呢?必须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关系成熟到能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大众的领袖掌握政权时，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尚未达到这一步，情形又会怎样呢?那样的话，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只能取得很有限的局部的成果，而这种结果却完全与劳动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没有方量将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夺取政权。正由于这一原因，革命半路停顿，然后越来越低落。在中国，尽管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阻止中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最终民族任务只在国民党政权下，得到悲惨的、不稳定的和微乎其微的解决。我们无法预料一个殖民地国家要花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能成熟到使各自的土地间题和民族问题得到真正的革命的解决。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都可以十分确信地说，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印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真正的人民民主，即工农民主。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可能还有许多阶段、步骤和状态。在人民大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还会采取一些向左转的步骤，为的是日后更加无情地压迫人民。双重政权的时期是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将来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一种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民主专政。“独立”的民主专政只可能是国民党型的专政，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与工农为敌的专政。我们应该事先明白这一点，并教育大众了解这一点。不要用抽象的公式来掩盖阶级现实。斯大林和布哈林鼓吹说，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他们已经尝试过了。结果如何呢?无产阶级被送上断头台。据说民主专政随即就会来临。小资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带上了假面具的资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吗?不。“农民要么是跟工人走，要么是跟资产阶级走”。在第一种情况下，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出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看来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来研究中国的教训，也已足够清楚了。“不”——有人反驳我们——“这只不过是一次未成功的试验，我们将从头开始，而这一次我们将建成‘真正’的民主专政。”用什么方法呢?“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上。”这是拉狄克向我提供的最新发现。但是，对不起，国民党已经站在这一基础之上了，而工人、农民“合作起来”为资产阶级火中取粟。请回答我们，这种合作的政治机制将是怎么样的。你们用什么来代替国民党呢?由什么样的政党来掌权呢?至少大致上说一说，至少要描述一下它们吧！对专政这个问题，拉狄克（在1928年！）的答复是，只有完全没有指望的人，无能力了解马克思主义复杂性的人，才会对那个阶级是马、哪个阶级是骑马人这样次要的技术问题感兴趣。而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使自己从政治的上层建筑“转移”到阶级基础的利益上去。不，恕我冒昧，你们已经开过玩笑了。你们的“转移”已经够多了。太过分了。在中国问题上，你们使自己从阶级合作的党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上“转移”出去，你们把无产阶级拉进国民党内，你们对国民党的钟情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并怒气冲冲地反对退出国民党，你们以重复抽象公式的手段来逃避极为重要的政治斗争问题，当资产阶级非常具体地砸破无产阶级的头颅时，你们建议我们：让我们再来试一遍吧。为了重新开始，让我们再一次从政党和革命政权的问题上“转移”吧。不，这纯粹是一种拙劣的玩笑。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在前进途中再被拉回来！所有这些伎俩，就像我们听到的那样，说是为了工农联盟的利益。拉狄克警告反对派不要低估农民，并且回忆了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斗争。有时当你发现有人在曲解列宁话时，你会感到这种旨在冒犯人的思想尊严的作法，简直令人发指。是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是孟什维克的特点，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除了这些引文之外，尚有在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那间隔的八个月中，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勾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集团。在那一段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了绝大多数被革命唤醒的农民，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自称是革命民主派，并向我们显示他们正是依靠了工农（兵）联盟的。这样，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没收了──我们姑且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工农联盟的公式。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企图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农民分离，从而葬送革命。换言之，孟什维克是在指责列宁忽视了农民，或者至少是低估了农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它人对列宁提出的批评只不过是孟什维克批评的回声。拉狄克现在提出的批评又只不过是加米涅夫批评的为时已晚的回声而已。不肖门徒在中国的政策，其中还包括拉狄克的政策，是孟什维克在1917年的伪装的继续和发展。不光是斯大林，还有拉狄克，他们借口工农联盟的需要，为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一事申辩。当他们“意想不到”地弄清楚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时，就想从“左派”国民党方面再度尝试一次。结果也一样，于是就得出了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抗衡的民主专政的抽象概念，将它高悬于可悲的现实之上，以掩盖他们未能实现的最高希望，这又是一次新的重蹈覆辙。在1917年，我们无数次听策烈铁里、唐恩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了革命的民主专政，而你们却在向无产阶级专政进发，也就是说，在走向毁灭。”的确，人都是健忘的。斯大林、拉狄克的“革命民主专政”同策烈铁里和唐恩的“革命的民主专政”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此外，这种公式不仅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中，而且还贯彻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很难想象一种更为巧妙的伪装，也同样很难想象孟什维克主义为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对它的冒犯所进行的更为残酷无情的报复。东方的革命者仍然有权要求对“民主专政”的性质作出详尽的回答，不是根据先验主义的老调而根据事实和政治经验。至于什么是“民主专政”斯大林不止一次地给过一个真正经典式的回答：“对于东方来说，这种专政差不多就像列宁对1905年革命所作的想象。”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为官方的公式了。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中国、印度和玻里尼西亚的书籍和决议中找到，他们引导革命者去了解列宁有关未来事件和“概念”，而这些事件早已成为昔日的事件了。此外，列宁所假设的概念被曲解了，而不像事件发生之后列宁所阐述的那样。 “好吧！”东方的共产党人低着头说，“我们力争丝毫不差地按你们所说的列宁在革命前想象的那样去想象它。但是，请告诉我们这个口号实际是什么样的呢?它在贵国是如何表现的呢?” “在我国，这个口号是在双重政权时期以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的”。 “我们能不能告诉工人们，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国以我们的民族克伦斯基主义形式表现呢?”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那回事，没有一个工人会接受这个口号：克伦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仆人，劳动人民的叛徒。”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我们的工人说呢?”东方的共产党人沮丧地问道。 “你们应该说，”正在值班的库西宁不耐烦地回答道，“民主专政就是列宁对未来民主革命的想象。” 如果东方共产党人还没有丧失理智的话，他会设法再问下去 “然而，难道列宁不是在1918年阐明了，民主专政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中得以不折不扣地真正实现吗?我们将党和工人阶级引向这一前景不是更好吗?” “那可不行，甚至不可以那样去想。那是不……不……断……革……革……命呀！那是托…洛……洛……茨基主义呀！” 在这顿严厉的训斥之后，东方共产党人的脸色变得比喜马拉雅山颠的雪还要苍白，他们再也不想寻根问柢了。随便它发生什么吧！随便！结果如何？我们对此一清二楚：不是可鄙地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奴颜婢膝，就是英勇地冒险斗争。注释： [1] 蒋介石是国民党加翼领袖，汪精卫是左翼领袖。谭平山是共产党部长，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的路线──列．托 [2] 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1922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2年至1923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3] 1879一1923，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袖。──中译者注 [4] 1871-1928，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 [5]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69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在拉狄克的论文中，有一段话是一种最使人感到忧虑不安的征兆。尽管这段话好像同我们感兴趣的中心主题不相干，但是由于拉狄克倾向于同当今中派主义理论家统一观点，所以这一段话实际上同中心主题还是有联系的。这里说的是他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多少有些隐蔽的进展。这一点必须着重地谈一谈，因为拉狄克的这条“次要”的错误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超越所有的其它意见分歧，表明拉狄克的错误已经确实无疑地从量变转到了质变。当谈到来自外部对革命构成威胁的危险时，拉狄克写道，列宁“意识到在1905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才能维持下去”。（黑体是我标的――列．托）这是错上加错。首先，这是粗暴地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前景。事实上，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维持下去。这种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所发表的全部论文和演讲（关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国有化问题，等等）之中。在这一段时期，列宁根本没有提出过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在1905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什么意思呢？那么1917年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之上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的纲领将整个世界划成方格，分成经济水平上“足以”与“不足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区域，这样就为革命的战略筑造了一系列毫无指望的绝路。经济水平的区别无疑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会其有决定性的意义。在1905年，我们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我们也不能建立民主专政。在1917年，我们建立了将民主专政吞并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191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雷同于1905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及时帮助下，这次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挺住，并发展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及时性”不是事先计算好的，它是在发展和斗争的进程中形成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而1905年和1917年俄国发展水平的差别，不管本身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仅处于次要地位。但是，拉狄克不满足于就水平差别所援引的模棱两可的话。在指出列宁理解革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哦，可不是吗！）后，拉狄克补充说： “列宁没有单独把在俄国保持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之间的这种联繁的概念尖锐化，而托洛茨基的表述走过分尖锐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援助必须是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黑体是我标的。――列．托）老实说，当我读到这几句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拉狄克要从不肖门徒的武库中捡取这种不中用的武器？要知道，这是在重复我们经常有充分理由加以嘲笑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腔滥调。其它问题姑且不说，仅这段引语就表明，拉狄克对列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的想象实在太糟了。列宁不仅从来没有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将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立起来，相反，他在论述来自外部的革命援助问题上比我更为尖锐。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列宁不断地重复说，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不能保持民主制（甚至连民主制也不能保持！）。从总体上说，在1917年至1918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列宁除了将我们的革命同欧洲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考虑和估计我们的革命命运之外，没有运用过其它方式。例如，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他是在1918年说这句话的，并不是根据1905年的“经济水平”。当时他考虑的不是将来几十年的事，而是在近期内，如果这个时期不是几个月的话，也只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列宁曾多次解释道：如果我们挺住了，“那是因为当时有幸在短期内（在短期内！――列．托）形成的一种特别条件使我们免遭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他接着又说：“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是否对无产阶级的“压力”和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抱有和平主义的期望呢？不是的，他的结论是：“在这里，俄国最大的困难……必须唤起国际革命。”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什么时候写的呢？不是在1905年，当时尼古拉二世正在就镇压革命问题同威廉二世谈判。我提出的“尖锐的公式”是在1918年、1919年以及随后的几年。回顾往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清楚地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列．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革命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我们这样想，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要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已，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 [2] 从1921年开始，运动就不像我和列宁在1917年至1919年（而不仅仅是在1905年）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了。但是，运动一直是沿着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不妥协地对抗的路线发展的。二者中必有一者败北。只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才能使工人国家摆脱致命的危险，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还包括经济上的危险。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出两种立场，即列宁的立场和我的立场，那就是理论上最偷懒的做法。请至少再读一遍列宁的著作，不要诽谤他，不要让我们吃大量的斯大林主义的残羹剩汤。但是，这种堕落并没有到此为止。拉狄克说，列宁似乎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简单的”（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柏塞尔式的）援助就足够了，而托洛茨基怎么“夸大地要求”必须是国家的援助，即革命的援助。拉狄克在捏造了上面一段故事之后继续说： “经验证明，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样是正确的。欧洲无产阶级尚无力夺取政权，但是已经强大到足以来阻止世界资产阶级在干涉时期投入大批力量来反对我们。因此，它帮助我们保卫了苏维埃政权。还有一股主要力量同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种种矛盾并存，它使我们在干涉结束后连续八年中的和平得到保证，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对劳工运动的恐惧。” 这一段话，尽管作为当代官方文人的作业来看并无新意，但是毕竟引人注目──一份混淆历史，政治上杂乱无章，有重大原则错误的大杂烩。从拉狄克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列宁在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两种策略》中（拉狄克仅仅提到这本著作）预言，在1917年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将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我们的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1905年没有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必然会形成的那种局势，而只重视当时的一些现象，诸如强大的霍亨索伦军队、极其强盛的哈布斯堡军队、有巨大影响的法国交易所等等。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混乱，这种混乱因其可笑的内在矛盾而变得更加复杂。根据拉狄克的说法，我的根本错误在于我仅仅是以“1905年的水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现在第二个“错误”也找到了，即我为什么没有将我在1905年革命前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置于直到1917年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形势中去考虑。如果斯大林通常提出的证据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对于他的1917年和1928年的“发展水平”实在太了解了。但是，拉狄克是怎么样陷入这一伙的呢？然而还有更糟的情况。拉狄克跳过了区别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跳过了区别革命立场和和平主义立场的界限。这完全是一个用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和制止战争，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国内战争来推翻资产阶级呢？拉狄克在无意中将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问题扯进了我们之间的争论中来了。拉狄克是否想说，我不仅完全“忽视”了农民，而且“忽视”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所施加的压力，而仅仅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呢？很难设想他会为台尔曼、塞玛尔或者是蒙穆索之流的无稽之谈辩护吧！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极左派（季诺维也夫、塔尔海默、台尔曼、贝拉．库恩等等）为在西方采取盲动主义的策略辩解，认为这是挽救苏联的一条出路。我同列宁一起尽可能通俗地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有系统、有计划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了我们而匆匆地进行革命冒险，这就是对我们最有力的帮助了。可惜，当时的拉狄克不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一边。但是，拉狄克一定记得──无论如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纪录记得──列宁和我的论据的要点正是针对极左派荒谬的“尖锐表述”的。然而，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加强党的力量和增强无产阶级的压力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之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补充一点：“压力”只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功能，它完全取决于这一斗争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在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的目的是反对消极等待的倾向，他大致上是以提出下述的告诫来结束这篇演讲的：不要冒险，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还是要马不停蹄，因为单靠“压力”，我们是不能坚持多久的。拉狄克提出，欧洲无产阶级在战后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却阻止了资产阶级想要摧毁我们的企图。有关这一点，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然而，欧洲无产阶级之所以能使我们免遭毁灭，只不过是因为同无产阶级压力并存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以及因这场战争而更加尖锐化的世界冲突。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斗争、经济崩溃或者无产阶级的压力这些因素中，很难回答究竟哪一种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确实也不能这样提出。但是，仅靠和平压力是不够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有什么“压力”，这场战争毕竟还是爆发了。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果说无产阶级压力在苏维埃共和国初创后最关键的几年内证明是有效的话，那只是因为，对于当时欧洲的工人来说不是施加压力的问题，而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而且这个斗争不只一次地采用了内战的形式。 1905年的欧洲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崩溃，只有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疯狂暴行的血腥味。当时社会革命党人的“压力”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止威廉二世或者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兰王国的讨伐，也完全不能阻止他们对沙皇的援助。而在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压力也不能阻止霍亨索伦占领波罗的海诸省和乌克兰，如果说当时他未能远征到莫斯科，那只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签订布雷斯特和约呢？人们对昨天的事为何如此健忘！列宁并不使自己局限于对无产阶级“压力”的期望，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没有德国革命，我们无疑会毁灭。虽然漫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是从事情的本质来说，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要有幻想，我们已经接到一份没有表明日期的延期支付通知书。我们现在与过去一样生活在一个有“喘息机会”的条件之下。当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时，却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这是不稳定的阶级均衡得到最高形式表现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要称它为不稳定的均衡呢？因为它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它必然会倾向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或者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用一系列的打击来削弱革命的压力，以使自己重新获得足够的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只有改良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看成是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因素和免遭干涉的保证。正是从这个概念里产生了在世界资产阶级处于中立化的条件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就像猫头鹰在暮色降临时才起飞一样，斯大林关于在无产阶级压力下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也只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开始消失时才提出的。曾经有一段时期，被曲解了的战后经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希望，即在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时，只要有一般的“支持”，我们也就能应付下去了。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失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开辟了道路。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已经被克服。没有尝过帝国主义屠杀的恐怖滋味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其结果是，现在资产阶级可比五年或者八年以前更为自由地操纵它的战争机器了。工人大众在其自身进一步发展中的向左转，无疑会重新加强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弊各半的因素。也就是说，来自工人大众一方的日益增长的危险，会促使资产阶级在以后的一个阶段里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力图摧毁传染病的主要病灶──苏维埃共和国，来表明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反对战争的斗争不取决于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仅仅取决于为争取政权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和平主义”的效果就像它的改良主义的效果一样，仅仅是为取得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附属产品；力量有限，却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说，促使资产阶级走上战争之路。拉狄克片面地提到，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恐惧是一切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根本希望。但是，仅仅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这算不了什么，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05年说，反对君主制度复辟（在1918年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保证不是无产阶级的压力，而是无产阶级在欧洲的胜利。这是一种对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尽管一个“喘息机会”是漫长的，列宁的提法至今仍然有效。我也以同样的方式阐述了这一问题。1906年，我在我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写道： “正是由于对无产阶级起义的恐惧，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还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有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这份可悲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间的任何对抗，也不能消除任何武装突冲”。（《总结与展望》，第283页《我们的革命》）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根本错误在于，为了挽救斯大林──布哈林的和平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采用了一些革命的技术处方来对付战争的威胁，结果把反战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分割开来了。从本质上来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鼓动者们是恐惶不安的和平主义者，惊慌失措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论者，他们企图借助于加紧施加“压力”的办法使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永久不变。因为，他们不能不意识到，他们以前的领导导致了一系列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而且将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从远远地抛在后面，于是他们首先便匆匆地摆脱把战争问题同革命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尖锐的表述”。他们把反战斗争转化为一项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为了使本国的政党不错过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宣布战争的危险是永恒的、紧迫的和迫在眉睫的。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战争而发生的。现在，战争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工具，相反，倒是资产阶级政体成了战争的工具。结果，共产国际的反战斗争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在每一种场合都自动地重复一次，于是便因失效而消除了。斯大林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倾向于将共产国际变为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辅助工具。拉狄克用其匆匆忙忙的、草率的和未经充分考虑的批评来助长了这种倾向，而不是助长马克思主义。他失去了指南针，被卷入了一股奇特的潮流，这股潮流会把他带到完全陌生的彼岸。 1928年10月于阿拉木图注释： [1]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 [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不断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