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还是革命？

三夺取政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三夺取政权我们已经看到，民主制的命运是同工人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难道民主制的发展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使得在掌握国家权力和夺取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多余的或者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吗？伯恩施坦用精确衡量合法改良和革命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悠然自得地秤着，使人想起了消费合作商店秤桂皮和胡椒的情景。在他看来，合法的发展过程是理智的作用，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感情的作用；改良工作是缓慢的工作，而革命是历史进步的急速方法；立法是有计划的工作，而革命是自发的暴力（第183页）。由来已久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世界的一切事物中总是看到“好的”和“坏的”方面，对一切花坛都津津有味。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很少注意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算计，从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会化为灰烬，这同样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合法的改良和革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或那个方法的优点和缺点相比，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据。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合法的改良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直到它感到已经成熟到足以夺取政权，推翻整个现存的权利体系，建立新的体系为止。伯恩施坦反对夺取政权，把夺取政权咒骂为布朗基主义的暴力论，他的不幸就在于，把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轴承和动力的东西看作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恰恰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这种情况，我们在古罗马农民同货币资本家和贵族的长期斗争中，在中世纪城市贵族同主教的斗争和手工业者同贵族的斗争中，在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因此，合法的改良和革命并不象在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而且每个时代的法制都不过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改良工作本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与革命无关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它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它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具体地说，也就是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会形态的框框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以为合法改良工作只是放宽了范围的革命，革命只是压窄了范围的改良，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历史的。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要素，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为新质，具体地说，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因此，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来代替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把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非本质的变动。所以，从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中和它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但是，上面所说的关于合法改良和革命的作用的话，也许只是对到现在为止的阶级斗争是正确的吧？也许，从今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形成，合法改良也可以有责任把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引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如伯恩施坦在他的书里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毫无内容的空话”（第183页）了吧？情况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以前的阶级社会即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正在于，现在的统治不是以 “既得权利” 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经济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在我们整个的法律制度中，找不到现在的阶级统治的法律规定。如果还能找到一些痕迹的话，如奴仆制度，那么，这恰恰是封建关系的残余。既然雇佣奴隶制度在法律上根本没有表现出来，又怎么“通过合法道路”逐步予以废除呢？想靠合法改良工作来给资本主义准备一个结局的伯恩施坦，也陷入了乌斯宾斯基所说的那个俄国巡警的处境。这位巡警在叙述他的冒险故事时说：“我一把抓住那个家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没有领子！”麻烦就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共产党宣言》第17页） [1]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过去阶段上，这个对立曾经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上表现出来，因此，到一定程度内，新兴的关系还可以在旧关系的框框内找到地盘。“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7页。 [2] ）怎么办呢？通过在城市郊区逐步废除那一切零零碎碎的、总起来构成农奴制的权利，如徭役、选畜权、衣着权、借地继承税、人头税、强迫婚姻、遗产公享权等等。同样，“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第17页。 [3] 怎么办呢？通过局部地在形式上废除行会的束缚或者事实上削弱行会的束缚，通过逐步地在最必要的范围内改造行政、财政和国防制度。因此，如果抽象地而不是历史地研究问题，那么，在以前的阶级关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设想通过纯粹合法改良的办法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即使到那时，合法改良也不是使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为夺取政权作了准备和引导。无论对于废除农奴制度来说，或者对于废除封建制度来说，真正的社会革命当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强迫无产者接受资本奴役的，不是法律，而是贫困，是缺乏生产资料。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够宣布生产资料属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其次，雇佣关系内部的剥削，同样也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因为工资的高低不是由法律的途径，而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剥削这个事实本身就不是依据一种法律规定，而是依据纯粹的经济事实，这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场，它除了具有其他特性外，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特性，就是它能生产价值，并且生产的价值比它自己以工人生活资料的形式消耗的价值还多。总之，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一切基本关系是不能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用合法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的，因为这些关系既不是由资本主义的法律带来的，也不从这些法律中获得形式的。伯恩施坦在设计社会主义“改良”计划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不知道的也就是自己说过的东西，他在他那本书里第十页上写道：“经济动机现在在过去用种种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掩盖着的地方无拘无束地登场了”。但是还要补充一点。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另一特点，这就是，在这个制度中，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采取的形式不是使这些因素向社会主义靠近，而是和社会主义疏远了。在生产中，社会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采取什么形式呢？是大企业、股份公司、卡特尔，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对立，劳动力的被剥削和被奴役发展到了顶点。在国防方面，这一发展使普遍义务兵役制得到了推广，使服役期限缩短，因而在物质上向人民军队接近了。但是，这些都采取了现代军国主义的形式，在这里，人民受军事家的统治、国家的阶级性质最显明地表现出来了。在政治关系方面，民主的发展（只要它处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导致了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建立“人民国家”。但采取的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形式，在这里，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没有被废除，倒是展开和暴露出来了。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矛盾中运动的，那么，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核从同它矛盾着的资本主义外壳中剥出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就需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伯恩施坦从这里得出的当然是另一个结论：如果说，民主的发展是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不是使它缓和，他回答我们说：那时“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给自己的工作增加因难，那它就必然要尽力阻挠社会改良和民主设施的扩大”（第71页）。不错，如果社会民主党学小资产阶级的样子，对于从历史上去选择一切好的方面，抛弃坏的方面的吃力工作还是津津有味的话。不过那时社会民主党势必也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尽力阻挠”，因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罪魁祸首，是它在社会民主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设下了种种障碍。实际上，资本主义在设置障碍的同时，也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唯一可能性。这种情况对民主制也完全适用。如果说，民主制〔，正如我们在第45-46页 [4] 上指出过的，〕对于资产阶级已经一部分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部分变成了障碍，那么，它对于工人阶级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首先，民主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自治、选举权等等），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其次，民主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中，在为民主制而斗争中，在运用民主权利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历史使命。总之，民主制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倒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唯一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作了指示。马克思关于英国土地问题的著名言论则相反（伯恩施坦也同样引用过），他说：“假如对地主实行赎买，也许是最便宜的” [5] 这里讲的不是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前而是胜利之后的态度。因为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时才谈得上对统治阶级的“赎买”。而马克思在这里作为可能性来考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的运用，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来代替这个专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伯恩施坦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使命的机关，这是他的权利。不过，伯恩施坦纯粹是用恐惧和向人们提出警告的心情来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无产阶级不能过早地取得政权呵！在这种情况下，在伯恩施坦看来，无产阶级应当让资本主义的现状维持下去，而让自己遭受可怕的失败。我们从伯恩施坦的这种恐惧中首先很明显是看到的是，一旦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伯恩施坦的理论只能给予无产阶级一个“实际”指示――躺着睡觉去吧！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立即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原来这是一种预先注定无产阶级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无可作为因而是消极地背叛自己事业的观点。我们的整个纲领如果不能在斗争的一切场合和一切时机为我们服务，并且是通过执行它而不是不执行它为我们服务，那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张废纸。〔的确！〕如果我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表述，那么它显然也必须表述这一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的基本轮廓，因而它也要能够向无产阶级指出在每个时机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适当行动。由此可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根本不会有它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或者被这个纲领所抛弃的时刻。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事态的发展执掌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一刻不去或者不承担义务去采取一定措施实现自己的纲领，去采取一定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某种时刻完全不起作用，不能对它的实现作出什么指示，那么在这种主张的后面不自觉地隐藏着另一个主张，这就是，社会主义纲领根本是任何时候都实现不了的。要是采取了过早的过渡措施又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包含着对社会变革的现实过程的一大堆错误认识。由无产阶级即由广大群众掌握国家政权，首先不是人为地产生的。它本身是以经济政治情况的一定成熟程度为前提的，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是撇开了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情况的，那时无产阶级取得统治不是为了确定目的自觉斗争的结果，而是作为被大家遗弃了的无主的货物例外地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这也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国家政变同由广大的〔而且是〕有阶级觉悟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由“坚决的少数”发动政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射，像从手枪里发射子弹一样，因此总是不合时宜；而后者本身只能是已经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产物，因此它本身就带着合乎时宜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的合法证书。因此，如果说，从社会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决不会“过早”发生，那么，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像达摩克利斯的剑 [6] 一样悬挂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忧虑和恐惧都无济于事。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第一，要想一下子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设想这是可能实现的，那就意味着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局的观点来看，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但是，第二，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但是，既然无产阶级这样一来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外，没有别的办法，换句话说，既然它必须一次或数次夺取它，以便最后持久地掌握它，那么，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伯恩施坦理论的〕这一方面也会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方针，也就是放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他劝告社会民主党在夺取政权时“躺着睡觉去吧”，也就等于劝告它现在去睡觉，永远去睡觉，也就是说，放弃阶级斗争。〕 [1][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编者注 [4] 参看本卷第123-128页。――编者注即小册子的第二部分《二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一节中，「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是修正主义理论的经济支柱」到该节结束的部分。――录入者注 [5] “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 [6] 达摩克利斯是古代意大利锡拉丘斯暴君迪奥尼修斯的一个大臣，惯用花言巧语谄媚人。一次应邀赴宴，暴君将一利剑用头发丝悬挂于其头顶，供赴宴者取笑，后来人们用“达摩克利斯的剑”一词表示有千钧一发的危险之意。――编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四崩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四崩溃伯恩施坦修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开始的。但是，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施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他在辩论过程中，为了保持他的第一个主张，就把社会主义阵地一个一个地放弃了。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的。但是，合作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组合。但是，通过消费组合来改造社会，哪怕同工会一起干，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他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但是，没有确定的目的和没有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但是，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伯恩施坦就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否认我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群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四分五裂的个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也不是靠内在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而是靠外部的压力（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在政治上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未来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它们到现在为止的斗争，那么，社会民主党本身及其成果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或者，如果说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只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而是反动派的私生子。这样一来，由于确定不移的逻辑，伯恩施坦就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走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立场上去了。在否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社会主义批判以后，剩下的就只是寻求满足于现状了，至少在总的方面是如此。而且对于这一点伯恩施坦并不退缩；他发觉现在德国的反动派并不很强大，“西欧各国政治上的反动看到的不多”，“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而不是镇压”（《前进报》，3月26日）。工人不是越来越贫穷，而是相反，他们越来越富裕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健康的，看不到反动和压迫，――在这个所有世界最好的世界中，万事都走向最好的境界。就这样，伯恩施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走到尾。开始，他为了运动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是没有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那么他的结局就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掉。这样一来，伯恩施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都崩溃了。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马克思体系建筑物，在他那里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碎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公墓地。马克思和蒲鲁东、列奥・冯・布赫和弗兰茨・奥本海默、弗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和康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利特尔・冯・纽包威尔博士、赫克纳和舒尔采-格弗尼茨、拉萨尔和尤利乌斯・沃尔弗――所有这些人在伯恩施坦体系中都作出了片断的贡献，伯恩施坦从他们那里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毫不奇怪！他抛弃了阶级观点，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在一个彻底的世界中结成有机整体的精神上的结晶轴。这个把一切可能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毫无区别地混杂在一起的理论，乍一看来似乎是毫无偏见的。伯恩施坦不愿意听到什么“党的科学”，或者正确些说，阶级的科学。也不愿意听到什么阶级的自由主义，阶级的道德。他想代表的是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但是，因为现实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这些阶级有截然相反的利益、意图和观点，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的一般人类科学、抽象的自由主义、抽象的道德暂时是一种幻想，一种自我欺骗。伯恩施坦所谓的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确是这样！当他拒绝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效忠于布伦坦诺，柏姆-杰文斯、萨伊、尤利乌斯・沃尔弗的学说的时候，他除了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词来代替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谈论自由主义的一般人类性，把社会主义变成它的变种的时候，他除了抽去社会主义的阶级性，抽去它的历史内容，因而也就是抽去了一切内容之外，除了反过来把自由主义的历史代表即资产阶级当作全人类利益的代表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反对在社会民主党内“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万能）的发展力量”，攻击“轻视理想”的时候，当他起来维护理想主义和道德但同时又竭力反对复活无产阶级精神的唯一泉源即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实质上，这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即宣传与现在制度妥协，把希望带到道德的理想世界的来世以外，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当他用利箭对准辩证法的时候，除了同正在兴起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思想方法斗争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他反对的是这样一把剑，这把剑曾帮助无产阶级穿破黑暗，看清自己历史的未来。他反对的是这样一个精神武器，用这个武器无产阶级虽然物质上还在羁绊之下就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它向资产阶级证明，资产阶级的存在是暂时的，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精神世界已经完成了革命！当伯恩施坦同辩证法分手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固然，但是”“虽然，不过”“或多或少”这些思想上的跷跷板的时候，他就完全合乎逻辑地陷入没落资产阶级由历史所决定的思想方法中了，这种思想方法正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政治行为的一幅忠实的精神上的画像。〔卡普里维 [1] 、霍亨洛埃 [2] 、伯勒普什 [3] 、波扎多夫基、二月法令 [4] 、苦役监禁法案 [5] 〕目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但是”表现得恰恰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一模一样，而伯恩施坦的思想方法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最细致和最可靠的征候。但是，在伯恩施坦看来，连“资产阶级”一词也不是阶级表现，而是一般的社会概念。这只不过说明（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言而喻的）他已经用资产阶级的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语言，代替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政治、道德和思想方法。当伯恩施坦把“资产者”理解为既是资产阶级，又是无产阶级，即毫无区别地理解为一般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一般的人同资产者，把人类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了。〔如果说，在开始同伯恩施坦讨论的时候，有人还希望用社会民主党的科学兵器库里的论据来说服他，使他能够回到运动中来，那么，他现在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对双方来说，用同样的语言已经不再表示同样的概念，用同样的概念已经不再表示同样的社会事实了。同伯恩施坦的讨论已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站在不同的基础上。〕 [1] 列奥・卡普里维（1831-1899）――1890-1894年期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编者注 [2] 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埃-席林格菲尔斯公爵（1819-1901）――1894-1900年期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编者注 [3] 汉斯・海尔曼・伯勒普什――1890-1896年期间任普鲁士商业大臣。――编者注 [4] 指1890年2月4日德皇威廉二世颁布的关于劳动保护立法的两个法令。――编者注 [5]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于1898年9月10日行刺奥国皇后伊丽莎白之后，意大利政府邀请欧洲各国代表于1898年11月24日到罗马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制定共同防御无政府主义的细则。――编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五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伯恩施坦的书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为在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建立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把一些偶然的表现，如大家都知道的轮船补贴问题也算进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一个明显表现出来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垮台，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的。福尔马尔的国家社会主义 [1] 、巴伐利亚的预算投票 [2] 、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 [3] 、海涅的补偿提案 [4] 、最后席佩耳的关税观点和民军观点 [5] ，这些就是机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路标。机会主义实践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给实际活动规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那些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就很自然地力图使自己的手脚不受束缚，也就是说，力图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赖于理论。但是，就是这个理论对于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都给予迎头痛击。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补偿政策和民军问题，机会主义都遭到了失败。显然，这些思潮如果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则那就势必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对它视而不见。它们总要试图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的理论正是朝着这个方面走的一个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6] 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施坦的旗帜周围集合起来了。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可以由我们的斗争的条件和斗争的发展加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也同样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尝试，这就是它想把这些思潮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施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机会主义创立不了稍微能够经得起批评的积极理论。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因为这个学说是一个牢固结合的建筑物。这就证明，机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和基础是同马克思体系不相容的。但是，它也进一步证明，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就是要把工人运动推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也就是说，是要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当然，从历史上说，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体系等同起来。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某种〔完全〕适合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意图的理论表现。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来论证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是反对分配方式；把阶级对立理解为贫富对立；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企图实行“合作”原则，――我们在伯恩施坦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在它们那个时代尽管有一切欠缺之处，但仍然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理论，它们都是幼儿学校，无产阶级是在这些学校里学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导致摆脱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外，就不能再有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不再是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幼儿学校，不是的，现在这意味着回到资产阶级的已经穿破了的小便鞋里去了。伯恩施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我们说第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的体系中，无论在消极方面，即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也无论在积极方面，即在把一切理论上的混乱东西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方面，都已经走得如此之远，已经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由于伯恩施坦的这本书，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也就完成了〔正像由于席佩耳对待军国主义问题的立场，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发展完成了一样〕，作出了它最后的结论。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能够在理论上推翻机会主义的学说，而且是唯一能够把机会主义放在党的成长过程中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达到它的最后胜利而举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由人民群众自己并且违反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越现今社会的界限，在现今社会的来世去实现。而培养这种意志又只能在同现存制度不断斗争中，在现存制度的框框里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全部现存制度的目的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造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大问题，这个运动因此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在两块礁石之间前进：一边是否认群众性，一边是否认最终目的；一边是重新回到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它的理论武库中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致命的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它们一旦在实践中降生，就必然只有通过运动本身才能克服，自然是只有在马克思提供的武器的帮助下才能克服。较小的一种危险，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儿麻疹，社会民主党已经把它和“独立运动” [7] 一起克服了。较大的一种危险，即机会主义的水肿病，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在克服。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这时在运动中对能否达到伟大的最终目的将发生怀疑，对运动的思想因素将产生动摇。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是这样的，不能是别样的，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8] ” [9] 就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对的。由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甚至在德国也不是这样。它是一天天地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它变成这样也是在斗争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不断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向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两种偏向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要素。从这上点看来，令人吃惊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机会主义只是党的实际工作的个别场合被冲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已经完整地表达出来，每一个人都会奇怪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这些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踩踏过、嘲笑过、摧毁过！机会主义说的话已经够多了，这就证明它没有东西可说了。伯恩施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伯恩施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还可以感谢它们，因为它们给他的变化找到了从宽发落的环境。因为只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宽宏大量才让伯恩施坦作为预先注定的而不自觉的工具出场，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已经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我们已经说过：运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是在克服随着它的发展必然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偏向过程中进行的。但是，克服并不意味着按上帝的意愿让一切都平安无事。克服现在的机会主义思潮意味着摒弃它。伯恩施坦在结束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劝告党，要党敢于表现为它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在我们看来，党，也就是说，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必须对这一劝告给予回敬，也要伯恩施坦正式地表现为他实际的那个样子，即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党人。〕 [1] 指福尔马尔鼓吹的通过国家的干预实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1892年11月14日的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是诱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编者注 [2] 在1894年6月1日，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投票赞成邦预算，从而第一次破坏了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的“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和一文钱”这一革命原则。――编者注 [3] 在关于农业纲领的讨论中，机会主义者爱德华・大卫和麦克斯・克瓦尔克主张由资本主义国家以改良形式来援助小经营，他们称这种改良为社会主义的。他们否认走向大经营的历史趋势，从而否认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编者注 [4] 沃尔弗冈・海涅1898年2月10日在柏林第三选区发表演说，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为了“人民的自由”投票先赞成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军事要求。这就是所谓“用大炮换取自由”的补偿政策。――编者注 [5] 参看本文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编者注 [6] 指1898年10月3-8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编者注 [7]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反对派“青年派”，它反对党利用合法可能性来开展活动，特别是否定党所制定的革命的议会策略。在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上“青年派”遭到一致驳斥，它的主要代表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他们后来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即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8] 前一句话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这是针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大很远很远。后一句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序言使用过后，是前一句的代用语（“罗陀斯”在希腊文中是岛名，也是“玫瑰花”）――编者注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编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改革还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