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三

经常出现在德国目前的讨论中的群众罢工，是一种设想得十会明确简单、轮廓清晰的单一现象。谈到的仅仅是政治罢工。人们设想，某种影响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引起工业无产阶级搞一次伟大的罢工，而且是根据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之间时达成协议而开始的，然后罢工就本着纪律的精神极其有秩序的进行，并按领导机构及时发出的口号秩序井然地停止，而援助、费用和损失，总之，群众罢工的全部物质方面的收支平衡，则是事先就精密地确定的。

如果将这一理论模式同五年来俄国发生的群众观点罢工作一番对比，那么我们必须说，已经发生的许多次群众罢工几乎没有一次符合在德国的讨论中占中心地位的那种设想；另一方面，俄国群众罢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完全不能说它们是“这种”群众罢工，即一种抽象的、符合模式的群众罢工。群众罢工的各种因素和它的特点不仅在俄国的不同城市和地区有差异，而且主要的是，它的一般性质在革命过程中多次发生变化。在俄国，群众罢工已经经过了一段历史，它还在继续创造自己的历史。所以，谁要谈论俄国的群众罢工，谁就必须首先着眼于它的历史。

目前所谓的俄国革命的正式时期，理所当然地是从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奋起，即冬宫前二十万工人的队伍惨遭血冼开始的。大家知道，彼得堡的血腥屠杀是俄国第一次大批爆发群众罢工的信号，它们在几天之内横扫整个俄国，并把从彼得堡发出的革命的冲击呼号传遍帝国的每个角落和无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但是1月22日彼得堡工人的奋起也只是在这以前已经在1905年1月波及沙皇首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的最激烈的时刻。在这以前不久，在1904年12月，高加索和巴库爆发了大规模的总罢工，一度曾使整个俄国处于紧张状态，而彼得堡的一月大罢工无疑是在那次总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巴库十二月事件本身又无非是1903和1904两年中象周期性地震一样震撼整个南俄的一些强大的群众罢工的最后一次强烈余震，它们的序幕则是1902年3月的巴土姆（在高加索）大罢工。这是目前象火山般爆发的一连串革命的第一次大罢工运动，而归根到底，它和1896及1897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声势浩大的总罢工相隔不过四、五年，即使几年的表面平静和顽固的反动似乎从外表上将这一运动同今天的革命分开了，但每个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力量达到目前这种程度的内部发展史的人，都会认为现阶段群众斗争的历史是从那次彼得堡的总罢工开始的。彼得堡的那些总罢工已经孕育着后来的群众罢工的全部主要因素，仅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对群众罢工问题就是重要的。

最初，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只是表现为一次纯经济的局部工资斗争。彼得堡纺织工人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是爆发那次罢工的起因：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十四甚至十五小时，计件工资少得可怜，而工厂主极端卑鄙无耻的刁难手段却是应有尽有。就是这种状况，纺织工人们也耐着性子忍受了很久，直到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冲破了他们的忍耐限度。1896年5月，目前在位的尼古拉二世举行因害怕革命家而推迟了两年的加冕典礼。为此，彼得堡的工厂主们给工人强行放假三天，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但奇怪的是不给工人发这几天的工资。被激怒的纺织工人开始行动起来。大约三百名最有觉悟的工人 [7] 在叶卡特林娜公园进行磋商之后决定罢工，并提出下述要求：1、发放沙皇加冕日的工资；2、实行十个半小时工作日；3、提高计件工资。这事发生在5月24日。一周后，所有的纺纱厂和织布厂都停工了，四万名工人举行总罢工。用强大的革命群众罢工的尺度来衡量，这次总罢工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是件区区小事。但在当时俄国死气沉沉的政治情况下，总罢工却是空前的，甚至是一次完整的小型革命。当然，随即开始了最残酷的迫害，约一千名工人遭逮捕并被遣送还乡，总罢工被镇压下去了。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后来的群众罢工的全部基本特点。那次运动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但这次运动的实现却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在总罢工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分子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领导这次运动，并利用运动本身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鼓动。其次，从外表看，这次罢工是一次纯经济性的工资斗争，但政府的态度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却使它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政治事件。最后还有：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工人遭受了一次“失败”；但次年即1897年1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就再度举行总罢工，而且，这一次大获成功：在全俄国实行了法定的十一小工作日。但是更加重要得多的成果却是：1896年第一次总罢工是在既无任何组织又无任何罢工储金的情况下举行的。从那以后，俄国本土开始出现紧张的工会斗争，很快就从彼得堡波及全俄，这一斗争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并且在随后的表面上死气沉沉的时期通过隐蔽 的地下活动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了准备。

1902年3月爆发的高加索罢工，似乎也和1896年那次同样是偶然的，引起它的因素虽然完全不同，但仍旧是纯粹经济性的，局部性的。高加索罢工与严重的工商业危机有关，而这一危机又是日俄战争的前奏，两者结合起来成了正在开始的革命动乱的最大的因素。危机使大批工人失业，这促进了无产者大众中的鼓动工作。为了使工人阶级安定下来，政府把“多余的人手”押送还乡。这一措施要使大约四百名石油工人受害，因此在巴土姆引起了群众的抗议，发生了示威游行、逮捕、屠杀，最后导致一场政治审判，于是纯经济性的局部事件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性的革命事件。这场“毫无结果的”并且遭到镇压的巴土姆罢工的反响是在下新城、萨拉托夫和其它城市爆发的一系列工人革命，也就是说是革命运动普遍浪潮的一次有力冲击。

作为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回响，1902年11月已经在顿河沿岸的罗斯托夫爆发了总罢工。弗拉基高加索铁路的工厂里的工资争议促成了这次罢工运动的爆发。铁路当局想降低工资，于是社会民主党顿河委员会发出举行罢工的号召，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取消惩罚，解雇不受工人爱戴的工程师等等。铁路所属的所有工厂一齐罢工。随即，所有其他行业也纷起响应，于是整个罗斯托夫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个行业都停止了工作，每天都在露天举行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工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有时会场四周还布下哥萨克的纠察线，这时，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演讲员们首次公开露面，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振奋人心的的演说，使听众大受鼓舞，还散发了数以万计印有革命号召的传单。在顽固的专制主义俄国的中心，罗斯托夫的无产阶级通过猛烈冲击第一次争得了自己的集会权和言论自由。当然，这里也是伴随着一场屠杀的。弗拉基高加索铁路工厂的工资争议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一场政治总罢工和革命的街头战斗。立即随之而来的反响是，在这条铁路的蒂霍列茨克车站，也发生了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也引起了屠杀，并进一步引起一场审判。于是，作为一段插曲，蒂霍列茨克罢工成了由许多革命时刻结成的不可分割的链条中的一环。

1903年春天，作出了对镇压罗斯托夫和蒂霍列茨克罢工的回答：在五月、六月和七月，罢工的火焰燃遍了俄国南方，巴库、梯弗里斯、巴土姆、耶里萨沃格勒、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沃、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都处于地地道道的总罢工之中。不过这里的运动也不是从某个中心按事先拟定的某种计划发生的，而是从各处汇合起来的，并且各有各的起因，各有各的形式。起初是在巴库，那里的个别工厂和行业的一些局部工资斗争最后汇成一场总罢工。在梯弗里斯，罢工是由两千名商业职员搞起来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六点直到夜里十一点。7月4日晚上八点，他们全部离开商店绕城游行，要求店主关上店铺。他们大获全胜：商业职员的工作时间改为从早八点至晚八点。所有的工厂、作坊和办事处立即参加了他们的罢工队伍，报纸不能出版，有轨电车只能在军队保护下行驶。在叶里萨沃格勒，所有的工厂于7月10日开始罢工，提出了纯经济性的要求，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满足，罢工于7月14日停止。但两周后罢工重新爆发，这次是由面包工人发起的，采石工人、细木工人、染色工人、磨坊工人以及全体工厂工人随即响应。在敖德萨，罢工运动是以一次工资斗争开始的，由政府奸细按著名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 [8] 的计划建立起来的“合法”工人联合会 [9] 也卷进去了。历史的辩证法又乘机玩了一个漂亮的恶作剧：早期的经济斗争——包括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夸大了所谓的“经济主义”，因而在工人中间为祖巴托夫的骗局准备了土壤。可是不久，伟大的革命洪流却使这条打着假旗号的小船掉转船头，迫使它漂浮在无产阶级革命舰队的先头。祖巴托夫的联合会于1904年春天发出了举行敖德萨大罢工的口号，1905年1月又发出了举行彼得堡总罢工的口号。敖德萨的工人被政府所表示的对工人的真挚友好和对纯经济斗争的同情冲昏了头脑，打算突然搞一次演习，于是强迫祖巴托夫的“工人联合会”宣布在一个工厂里为不高的要求举行罢工。后来厂主干脆把罢工工人开除，而当他们要求联合会领导人履行关于当局给予保护的诺言时，这位先生却溜走了，置处在愤怒骚乱之中的工人于不顾。社会民主党人立刻站到了前头，罢工运动波及其他工厂。7月1日，两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7月4日，港口工人罢工，要求将工资从八十 戈比增加到两卢布并将工作时间缩短半小时；7月6日，海员也参加运动；7月13日，有轨电车的工作人员开始罢工、于是召开了一次有七千至八千人参加的全体罢工大会，组成一支队伍到各工厂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地很快扩展到四五万人，奔向港口，使那里的各项工作都陷于瘫痪。不久便掀起了全市的总罢工。在基辅，铁路工厂于7月21日开始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也是劳动条件太差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次日，铸造工人起来响应。7月23日发生了一次冲突，成了总罢工的信号。那天夜里有两名铁路工人代表被逮捕，罢工者立即要求将他们释放，但未获得满足，于是罢工者决定不让火车从城里开出。全体罢工者携带妻子儿女坐到车站的铁道上——成了一片人山人海。人们以排射威胁他们；但工人们袒露胸膛高喊：“开枪吧！”一阵排枪射向坐在地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倒下了三四十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听到这一消息的当天，全基辅立即掀起罢工，群众抬着遇害的尸体，组成队伍到各处去游行。集会，演讲，逮捕和个别的巷战——基辅沉浸在革命之中。运动不久就结束了。但是印刷工人争到了缩短一小时工作和增加一卢布工资；一家酵母工厂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根据部里的决定，铁路工厂被关闭了；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其他行业还在继续坚持局部罢工。在尼古拉耶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想将罢工推迟到驻军出城进行军事演习那天举行，但在敖德萨、巴库、巴图姆和梯弗里斯等地罢工消息的直接影响下，总罢工还是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爆发了。群众不容阻挠。一个工厂带头，罢工者从一个车间走向另一个车间，军队的反对只能火上浇油。这样很快就组成了许多群众队伍，高唱革命歌曲，把全体工人、职员、有轨电车人员、男的、女的都卷进去了。罢工是全面的。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面包工人和铁路工厂的工人分别于8月5日和7日开始罢工，所有其他工厂也随即罢工；8月8日，有轨电车交通中断，报纸停印。——1903年夏天南俄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就是这样发生的。局部经济斗争和小规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细流，很快就汇成了汪洋大海，将沙皇俄国的整个南方变成一个为时数周的、奇特的革命工人共和国。当时，彼得·冯·司徒卢威先生的自由派刊物《解放》 [10] 的记者这样写道：“从早到晚在市内的成千上万的汹涌人群中，可以看到兄弟般的拥抱，听到狂喜与热情的欢呼、自由的歌声和愉快的笑声，体会到幽默和喜悦的心情。人们情绪高昂，几乎可以相信人间就要开始美好的新生活了。这是一派十分严肃、同时又是田园般的动人景象……”

1904年，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群众罢工运动停息下来。起初，警方搞的“爱国”游行象一股浊浪一样遍及全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被沙皇官方的沙文主义暂时击倒在地。但社会民主党很快就重新进入战斗，用工人的革命游行来对抗护国派流氓无产阶级所搞的警方游行。沙皇军队的可耻失败终于使自由派社会也清醒过来；自由化民主派召开代表大会，举行宴会和演讲会，发表请愿书和宣言的时代开始了。被战争的耻辱搞得一时狼狈不堪的专制主义无暇顾及这些先生们，只好听其自然，他们却已经以为自由派在今后将无往而不胜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曾占领政治舞台的前台为时半年，使无产阶级黯然失色。但是专制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消沉之后又振作起来，宫廷党积聚了力量。穿皮靴的哥萨克只是狠狠地跺一下脚，自由派的全部行动就在十二月被赶到地洞里去了。宴会、演讲和代表大会立即被当作“放肆的无理要求”而遭到禁止，自由派突然看到自己黔驴技穷了。可是正当自由派山穷水尽的时候，无产阶级却开始了自己的行动。1904年12月，由于失业，在巴库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工人阶级又走上战场。当言论遭到禁止而沉默时，行动又开始了。在巴库，在总罢工的几个星期中间，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局势，不受任何限制。假使十二月在高加索发生的这些独特事件不是迅速地被它们自己掀起的不断高涨的革命巨浪所盖过，那么它们是会引起极大轰动的。关于巴库总罢工的惊人的、不很清楚的消息尚未传遍沙皇帝国的各个角落，1905年1月就又爆发了彼得堡大罢工。

大家知道，这次大罢工的起因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两名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因属于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联合会而被解雇了。1月16日，这一处分引起全厂一万二千名工人的声援性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借此机会开始积极进行扩大要求的宣传鼓动，并坚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实行结社、言论、出版等等自由。普提洛夫工厂工人的这一风潮很快就波及了其他无产者，仅在几天之内就有十四万工人举行罢工。经过共同磋商和热烈讨论，大家制定了无产阶级的公民自由宪章，头一条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1月22日，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二十万工人带着这个宪章到沙皇的皇宫前游行。普提洛夫工厂两名工人被开除所引起的冲突，一周之间就演变成现代最强大的革命的前奏。

那以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月和二月，彼得堡惨案在俄国所有工业中心和城市，在波兰和立陶宛，在波罗的海沿岸省分，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不过，只要进行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群众罢工的形式已经同前一时期不一样了。这一次到处都是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事先发出号召；到处都明确表示对彼得堡无产阶级给予革命的声援是总罢工的原因和目的：到处都同时发生游行、演讲以及同军方的搏斗。然而在这里仍旧谈不到事先的计划，谈到有组织的行动，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号召很难同群众的自发奋起合拍，罢工领导人几乎没有时间来为向前冲击的无产者大众提出口号。再者：以前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都是由许多工资斗争汇合起来的，这些工资斗争在革命局势所形成的总的气氛中，受到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的影响，很快就成了政治示威；斗争的起因是经济性的，工会起初也是四分五裂的，发展到末尾时却形成了统一的阶级行动，而且有政治领导。现在的运动却相反。一月和二月的总罢工本来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统一革命行动，但这种统一行动很快就分化为各地区、各城市、各行业以及各工厂的无数局部的小规模经济性罢工。1905年，从开春直到盛夏，在辽阔无比的整个俄国，几乎整个无产阶级都起来反对资本家，开展坚持不懈的经济斗争。上自所有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如商业职员、银行职员、技术人员、演员、艺术工作者，下至家庭佣人、下级警官乃至流氓无产者阶层，全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同时，这场斗争又象洪流一样，从城市奔向广阔的农村，甚至冲击了兵营的铁门。

这是劳动与资本发生全面冲突的巨幅彩色图画，它反映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每个社会阶层和每个社会角落的不同水平的政治觉悟，从大工业无产阶级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所进行的正规的工会斗争，到一群农村无产者的无定形的突发抗议，到被激怒的警备队士兵们第一次模糊的冲动，从银行事务所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斯文高雅的反抗，到被烟熏黑了的、阴暗而又肮脏的值勤室不满的警察们在不象样的集会上［七嘴八舌地、］既胆怯又粗鲁地发泄愤懑的嘟哝，形成了很长、程度参差不齐的系列。

按照那些喜欢按计划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正”的斗争的人的理论，特别是按照那些站得远远的总是自以为是，认为“本来应该如何进行”的人的理论来看，伟大的1905年1月政治总罢工运动分散为无数经济斗争似乎是个“大大的错误”，这使那次行动“瘫痪”了，使它变成了“五分钟的热度”。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参与了革命，但革命却不是由它“造成”的，它必须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才学习革命的规模；总罢工的第一次惊涛骇浪似乎毫无结果地退了潮，这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开头的时刻也一度有些茫然。但是，犯下了这个“大大的错误”的历史却不顾这些不合格的好为人师的先生们的推理，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成就无可估量的伟大革命工作。

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强大推动下突然爆发的无产阶级的全面起义，对外部来说是向专制主义进行革命宣战的一次政治行动。但正是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阶级行动本身，由于它象电击一样首次唤起了亿万无产者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因而它反过来对内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强大。被唤起的阶级感情立即使人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大众突然明确而痛切地意识到，他们在资本主义锁链下耐心地忍受了数十年之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原来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大家都自发地起来甩掉和挣脱这些锁链。现代无产阶级的千百种苦难，使它想起自己旧的、流着血的伤痕。他们纷纷起来斗争，在这里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那里反对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这里将残暴的工头放进麻袋装到手推车上“请出去”，在另一些地方反对各种卑鄙的惩罚制度，到处都要求增加工资，有些地方则要求取缔家庭手工劳动。大城市中那些落后的下等职业，各省里过去一直象沉睡的田园一样的小城，还带着农奴制遗迹的乡村——所有这些，都被一月的闪电惊醒了，忽然全想起了自己的权利并狂热地想要弥补过去所耽误的一切。因此，这里的经济斗争实际上不是行动的恢复和分化，而仅仅是战线的改变，同专制主义的第一次大战突然和自然地转变为同资本的一次总清算，它采取了同它的性质相符的零星分散的工资斗争的形式。并不是政治的阶级行动由于一月总罢工蜕变为经济罢工而中断了，而是恰恰相反：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和特定的革命阶段上完成了政治行动所可能完成的革命内容之后，政治行动就蜕变为，或者更恰当地说，转变为经济行动。

实际上，一月总罢工再进行下去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只有毫无头脑的人才会期望，只要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公式仅仅搞一次“坚持到底的”总罢工就能一举消灭专制主义。俄国的专制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去推翻，但无产阶级为此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训练、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高水平的组织。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是可以从小册子和传单中得到的，只有从活活生生的政治学校里，只有通过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间，在不断前进的革命过程中才能获得。此外，专制主义不是在随便什么时刻，仅仅需要足够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精神”就能推翻得了的。专制主义的灭亡只不过是俄国社会内在的社会发展和阶级发展的外部表现。在这以前，为了能够推翻专制主义，必须先在它的内部，通过现代的阶级划分建立和形成一个未来的资产阶级俄国。为此需要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以及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政党的建立，为此需要各个人民阶层以及各个资产阶级阶层的自我思考、自我认识和阶级觉悟。但是也只有在斗争中，在革命自身的进程中，通过事件的活生生的教育，通过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通过相互之间不断的摩擦，这些阶层和政党才能形成和逐渐成熟起来。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阶级分化和阶级成熟及其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行动，一方面受到无产阶级的特有的领导作用与阶级行动的制约和阻碍，另一方面又受到这种作用和行动的鼓舞和促进。革命的社会进程的各种隐流互相交叉、互相抵触，加深了革命内部的矛盾，但是［它们］到头来只会加速和加强革命的磅礴爆发。

因此，推翻专制主义这个看来似乎如此简单、如此明白和纯机械性的问题要求：一个完整的漫长社会过程，彻底破坏社会基础，最底层的必须升到上边，最上层的必须降到下边，把虚假的“秩序”搞乱并把这种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改造成一种新的秩序。在旧俄国的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的，不仅是第一次总罢工的一月闪电，而更多的则是接着爆发的春天和夏天的经济罢工大风暴。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的普遍的激烈斗争，以同样的程度助长了人民的各个阶层和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明确划分，促进了革命无产阶级以及自由和保守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城市的工资斗争促成了强大的、君主主义的莫斯科工厂主政党 [11] 的建立；而里夫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则导致了著名的农业贵族的地方自治局自由主义的迅速瓦解。

同时，在1905年春、夏两季的经济斗争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跃鼓动与领导，城市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事后汲取一月序曲的全部教训，认清今后的革命任务。此外，还有一项与此有关的带长远社会性的结果：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1905年的春季罢工几乎是大获全胜。这里仅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华沙领导的几次最重要的罢工列举一些数字，作为从大量的、大部分还无法了解的事实材料中取出的一份样品。在李波普·劳和吕文施泰因股份公司，鲁兹基公司，波尔曼、施韦德公司，汉特克、盖拉赫和普尔斯特公司，盖斯勒兄弟公司，艾伯哈德公司，沃尔斯公司，康拉德和雅尔姆兹基维茨股份公司，威伯和达恩公司，格威特钦斯基公司，沃兰诺夫斯基电线厂， 戈斯廷斯基股份公司，K·布隆父子公司，符拉盖特公司，诺尔布林公司，威尔纳公司，布赫公司，肯奈贝格兄弟公司，拉伯公司，迪特玛尔灯具厂，赛尔科夫公司，威斯屈茨基公司等二十二家华沙冶金行业中最大的工厂里，经过四至五周（从1月25日和26日开始）的罢工，工人们全都争取到了实行九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及其他一些较低的要求。在卡尔曼斯基、达米基、格罗麦尔、斯采宾斯基、特洛罗夫斯基、霍恩、贝文西、托尔科夫斯基、达伯和马特恩斯等十家华沙最大的木材业工厂里，罢工者在2月23日就已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但他们并不满意，坚持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又过了一周也获胜了，同时还增加了工资。整个泥水匠行业的罢工是在2月27日开始的。他们按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于3月11日争得九小时工作日、所有工种都增加工资，每周定期发放工资等等。油漆匠、车匠、马鞍匠和铁匠共同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而工资并未降低。电话工作间的工人举行了十天的罢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工资也提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五。黑勒和迪特利希大型纺厂（有一万名工人）的工人在进行了九周的罢工之后，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小时，还增加了百分之五到十的工资。在华沙的所有其他行业，在罗兹和索斯诺维茨，我们都看到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的同样的胜利。

在俄国本土也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巴库石油工业一些工种的工人是在1904年12月了取得这一胜利的，基辅市区的制糖工人是在1905年5月，萨马拉市的全体印刷工人是在1905年1月（同时还增加了计件工资并废除了惩罚），彼得堡军用医疗器械厂、子弹厂和一家木器家具厂则是在1905年2月；另外，在海参崴的矿井里开始实行八小时一班制，国营国家证券机械厂是三月实行的，博布鲁伊斯克市的锻造厂是四月实行的，梯弗里斯市的电车职工们从五月起上八小时一班；莫洛索夫的大棉纺厂于五月开始实行八个半小时工作日（同时取消夜班并提高百分之八的工资），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轧油厂于六月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彼得堡港的锻工从七月起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而奥雷尔市的所有私营印刷厂则是在十一月实行的（同时将计时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计件工资提高百分之百，并成立了一个由劳资双方以同等人数组成的协调机构）。

在所有的铁路工厂（二月），在许多国营军事和海军工厂，在贝尔德扬斯克市的大多数工厂，在波尔塔瓦市和明斯克市区的所有印刷厂，都实现了九小时工作日；在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机械厂和铸造厂实行了九个半小时工作日，华沙的许多餐馆和咖啡馆的侍者经过总罢工之后也于六月争得了九个半小时的工作日（同时还使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而且每年有两周休假）。

罗兹、索斯诺维茨、里加、科夫诺、雷瓦尔、多尔帕特、明斯克及哈尔科夫等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工人，敖德萨市的面包工人，基什涅夫市的手工作坊工人，彼得堡的一些制帽工人，科夫诺市的火柴工人（他们的工资同时还提高了百分之十），所有国营海军工厂的工人以及所有港口工人，都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

工资提高的程度一般都不如工时缩短的程度，但幅度总还是大的。譬如：华沙市工厂管理局于1905年3月中旬决定将工资普遍提高百分之十五；在纺织工业中心伊瓦诺沃一沃斯涅申斯克，工资提高的幅度达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在科夫诺，全体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三都增加了工资。敖德萨的一些面包厂和彼得堡的涅瓦造船厂等等都实行了固定的最低工资。

当然，资方作出的这些让步在一些地方很快就又被收回了，但这只是促使工人重新进行更加激烈的报复斗争，因此，1905年春季的罢工时期自然地成了无数波及日渐广泛、彼此环环相扣的经济斗争的序曲，它们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革命表面上处于停滞状态的时期，来自斗争中的俄国的电讯未给世界带来任何耸人听闻的消息，而西欧的读者也总是失望地丢下他们手中的晨报，说俄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实际上，在整个俄国的深处，象田鼠挖掘一样的伟大的革命工作却每日每时都不停地继续进行着。持续而强大的经济斗争，以迅速简捷的方法使俄国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和家长式过度剥削阶段进入了高度发达而又文明的阶段。今天，俄国工业部门中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不仅早已不是俄国工厂法规定的，即法定的十一个半小时工作日，而且甚至也比德国的实际情况更为先进了。今天，在俄国大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里都已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而在德国，这被社会立法当成不可实现的目标。情况还不止于此。德国人热切向往“工业立宪制”，主张机会主义策略的人也为此想使唯一能救世的议会斗争的水域保持平静，不受任何清新空气的触动，而这种工业立宪制在俄国正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是从革命中，是伴随着政治“立宪制”而诞生的！实际出现的与其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倒不如说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在革命中不允许出现一个物质生活水平持久改善的阶段。革命既带来了惊人的经济胜利，同时也带来了资产极为野蛮的报复行动，充满了矛盾和鲜明的对比：今天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明天起大批解雇，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在革命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中，最可珍贵的是它的精神成果，因为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飞跃发展，为它今后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不可遏止的前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还不仅如此。就连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也颠倒过来了；自从1905年的一月总罢工和以后的罢工以来，实际上已经废除了资本家为“一厂之主”的原则。在所有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那些最大的工厂里都毫不费事地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工厂主只能同这些能就一切冲突作出决定的机构进行谈判。最后还有一点：一月总罢工之后表面上一团混乱的罢工和“毫无组织的”革命行动，竟成了蓬蓬勃勃的组织工作的起点。那些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主者愠怒地守卫着德国工会的幸运之门，而历史夫人却在远处笑着嘲弄他们。在德国，万一要进行群众罢工的任何尝试，事先就应当拥有坚强的组织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并把它们搞得象无法攻克的要塞一样，而在俄国却恰恰相反，这类组织是从群众罢工中诞生出来的！德国工会的守卫者最怕的是这些组织会在革命的漩涡中象珍贵的瓷器一样碎成片段。但俄国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图画：从群众罢工与街头战斗的漩涡、风暴和火焰中，产生了清新、年轻、有力和充满生活乐趣的工会，就象从大海的浪花中升起来的维纳斯一样。

这里再举一个虽小却对整个俄国都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906年2月底于彼得堡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彼得堡工会的代表在他就沙俄首都的工会组织的发展所作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荡涤了加邦联合会的1905年1月22日成了一个转折点。来自群众之中的工人，凭着事件本身学会了重视组织的意义，并且理解到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创建这样的组织。同一月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彼得堡出现了第一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被选出来拟定工资等级表的委员会制定了工会章程，从6月19日起工会就成立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办事员会计师工会也成立了。除了这些几乎是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以外，从1905年一月至十月还出现了一些半合法和非法的工会。例如半合法的有药店伙计及商业职员工会；非法组织中应特别提到的是钟表匠联合会，它于4月24日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议，想召开一次普遍的公开大会的全部尝试都因警察方面和业主们通过手工业协会所进行的反对而失败了，但这种失败并未阻止工会的存在。除了主席团的成员们所举行的多次会议之外，该工会还在6月9日和8月14日召开了会员秘密会议。男女裁缝工会是于1905年春天在一次林中集会上成立的，有七十名裁缝到会。在讨论了建会问题之后，选出了一个负责拟定章程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想为工会争得合法存在的全部努力始终未获成功。该工会的活动仅限于在一些个别的工厂里进行鼓动和争取会员。制鞋匠工会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六月的一天夜里，先在城外的树林里举行了一次秘密集会，参加的有一百多名鞋匠。会上作了关于工会的意义、它在西欧的历史和它在俄国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决定成立工会；有十二人被选入了委员会，负责拟定会章并召集一次广泛的鞋匠大会。工会会章是制定了，但暂时还不能印刷，也无法召开广泛的鞋匠大会。”

这是最初几次的、艰难的开端。继之而来的是十月的那些日子、第二次普遍的总罢工、10月30日的沙皇宣言 [12] 和短暂的“立宪时期”。 [13] 工人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到争取政治自由的浪潮中，以便立即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组织工作。除了每天都举行政治性的集会、辩论并成立各种联合会以外，还立即着手扩大工会组织。十月和十一月，彼得堡成立了四十个新工会。不久又成立了工会的联合机构——“中央局”，出版了各种工会报纸，从十一月份起还出版了中央机关刊物“工会”。上述关于彼得堡情况的报告，大体上适用于莫斯科、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夫、萨拉托夫、沃龙涅什、萨马拉、下新城以及俄国所有较大的城市；至于波兰，那就更加适合了。各个城市的工会谋求互相接触，举行了几次代表会议，“立宪时期”结束，1905年12月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工会虽曾一度停止了公开的广泛活动，但它的生命之火却并未因此熄灭。作为组织，它继续秘密地活动着，同时完全 公开地领导工资斗争。于是，与充满矛盾的革命形势相适应，形成了合法的与非法的工会生活混合存在的特殊局面。但是在斗争之中，组织在十分认真地，甚至是过分认真地继续扩大。譬如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它们有代表一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的五名代表参加了上次（1906年6月）的党代表大会 [14]。这些工会拥有正式的章程、印发的工会会员证和供粘贴的交费凭证等。就是这些曾在1905年1月在街垒上战斗并且在12月又准备只要彼得堡一发出号令就上街战斗的华沙和罗兹的面包匠和制鞋匠、冶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众罢工期间，在坐牢和厂方宣布停工期间，在戒严状态下，仍旧抽空十分严肃地就自己工会的章程进行深入而专心的讨论。的确，由于警方不停地追踪，那些不幸的工会会员证还不能在秘密印刷所里足够快地印出来，所以这些昨天和明天的街垒战士曾不止一次在集会上无情地斥责自己领导人，而且还以退党相威胁。这种热情以及这种严肃性，至今仍持续不怠。譬如1906年7月份的头两周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就成立了十五个新工会：科斯特罗马有六个，还有好几个在基辅、波尔塔瓦、斯摩棱斯克、车尔卡西、普罗斯库罗夫——直至省里一些最小的小城。在今年6月4日举行的莫斯科工会联合会会议上，在听取了各个工会代表的报告之后作出了下述决议：“工会应使会员尊守纪律，使他们不搞街头暴动，因为时机不适于举行群众罢工。鉴于政府方面可能进行挑衅，工会应谨防群众涌上街头。最后，本工会联合决定，在某一工会举行罢工之际，其他工会必须避免开展工资运动。”大部分经济斗争现在都是由工会领导的。 [15]

于是，从一月总罢工开始至今尚未停息的这场伟大经济斗争形成了广阔的革命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上，一再或者在这里和那里爆发一些个别的无产阶级运动，或者掀起一些普遍的、重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与政治鼓动和外部的革命事件不断互相促进。在这样的背景上，斗争的烈火曾在几处相继燃起：1905年5月1日，华沙爆发了庆祝五一节的空前的彻底的总罢工，伴以十分和平的群众游行，游行以手无寸铁的群众同士兵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六月，罗兹的一次小规模群众游行被士兵驱散，结果在为遭士兵杀害的数名牺牲者举行葬礼时，举行了十万工人的大游行，并再次同军队发生对抗，最后形成一场总罢工，进而演变为23日、24日及25日在沙俄帝国爆发的第一次街垒战。同样在六月，敖德萨港“波将金”号装甲舰上发生的一场小事导致黑海舰队水兵的首次大暴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两地立即以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来响应。进一步响应的还有喀琅施塔得、里堡和海参崴等地的群众罢工和水兵暴动。

彼得堡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伟大尝试是在十月里进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以革命方式在彼得堡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这就是说，某一天，彼得堡的全体工人要向厂主们声明他们不愿每天干多于八小时的工作，并要在相应的时刻离开工作场所。利用这个想法开展了活跃的鼓动工作；无产阶级热烈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并付诸实行，毫不畏惧为此付出的极大牺牲。譬如对于一直每天按计件工资工作十一小时之久的纺织工人来说，八小时工作日意味着要损失相当大的一部分工资，然而他们都欣然承受这样的损失。一周之内，在彼得堡的所有工厂里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工人们为此欢呼不止。不过，开始时被搞得目瞪口呆的厂主们，很快起来反攻了：到处都以关厂威胁工人。一部分工人同意与厂方举行谈判，有的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有的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但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中坚——大型国营金属工厂的工人们却巍然不动，接着是厂方宣布禁止这类工人进厂做工，使四万五千至五万名工人被解雇达一个月之久。由于这样的结局，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影响到十二月份统一的群众罢工：大批解雇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次罢工的进行。

但是在这期间，作为对布里根杜马计划的回答，十月份又接着爆发了全俄第二次强大的普遍性群众罢工。这次是由铁路职工带头的。和一月份的第一次主要革命行动相比，无产阶级的第二次主要革命行动的特征已大不相同。政治觉悟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得多。当然，爆发这次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原因，仍然是一个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铁路职工与管理当局在养老储金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但接着发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普遍奋起却具有明确的政治思想。一月总罢工的前奏是为争取政治自由去向沙皇请愿，十月大罢工的口号却是：收起沙皇统治下的立宪丑剧吧！由于罢工立即取得了沙皇于10月30日发表宣言这一成果，这次运动并未象一月份那样为了先去补上开头的经济性阶级斗争而回过头来朝内部进行，而是向外部发展，去积极地运用刚刚争得的政治自由。罢工工人举行游行和集会，创办了一家新的报刊，组织公开的讨论，最后遭到血腥的大屠杀，继而又掀起新的群众罢工和游行——这就是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日子里风起云涌的斗争画卷。在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下，十一月在彼得堡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性群众罢工，表示抗议在里夫兰和波兰所发生的血腥暴行及两地所宣布的戒严状态。短暂的立宪梦和梦醒后的残酷状态所引起的动乱终于在十二月导致了全俄国第三次普遍的群众罢工。这次，运动的过程和终结与前两次相比又大不相同：与一月份不同的是，这次的政治行动并未转为经济行动；与十月份不同的是，未能再一次取得迅速的胜利。沙皇宫廷党没有再拿真正政治自由来作尝试，因此革命行动第一次全面地碰到了专制主义物质暴力的顽固之墙。持续地进行着的事件的逻辑的内部发展，使这次群众罢工变成了一场在莫斯科爆发的公开起义，一场武装的街垒战和巷战。莫斯科十二月份的那些日子是政治行动和群众罢工运动向上发展的顶点，第一个工作繁忙的革命年头就这样结束了。

同时，发生在莫斯科的这些事件作为一次小规模的试验，全面显示了革命运动逻辑发展和它的未来：它不可避免地要以一次普遍的公开起义为结局，但只有通过一系列预备性局部起义的训练，这种普遍的公开起义才能发生，这些预备性局部起义可能暂时以局部的和表面的“失败”告终，而且单个地看来，它们可能显得是“过早的”。

1906年带来了杜马选举和杜马插曲。出于坚强的革命本能和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无产阶级抵制了整个这场沙皇立宪闹剧。有几个月，自由派重又占领了政治舞台的前台。1904年时的局面似乎又再次出现了：发表言论的时期代替了采取行动的时期，为了更加努力地从事工会斗争和组织工作，无产阶级在一段时间里退隐了。群众罢工销声匿迹，而自由派却每天都象放焰火似地哇啦哇啦发表漂亮的演讲。最后，铁幕突然哗啦一下落了下来，演员被赶得七零八落，自由派的焰火只留下一片烟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企图在全俄掀起第四次群众罢工，以表示支持杜马并恢复自由派演说时期，但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单纯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从群众罢工过渡到普遍的人民起义和巷战的时机又尚未成熟。自由派的插曲演完了，无产阶级的插曲又尚未重新开始。政治舞台暂时是空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