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210页）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第226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代表们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 ――编者注］以及《怎么办？》［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 ――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 ――编者注］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见本卷第102页。 ――编者注］讲到《火星报》的组织思想在党章中如何措辞和表述的问题，我不得不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实际考证一下就会知道，我在这一条（即第1条）条文上陷入机会主义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我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认为写得太详细了，并且对我说，他只喜欢第1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去，因为他觉得我的表述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了解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增补，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成员增补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增补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正大”。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有关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情节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亮了出来），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本人记忆（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只好利用次品。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来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可能使我“喜欢”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1条叙述得同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正好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光明正大”！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相反，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他都没有表示异义，没有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 ――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论戒严状态的小册子里再一次地、特别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党章草案。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年2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第Ⅳ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火星报》这个词在他看来就不是狭隘的小组习气，而是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在《火星报》受到的锻炼，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要知道，他马尔托夫同志是要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啊！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的实际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却背离《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而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些话里的“杂音”，马尔托夫同志却听不出。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 “（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 。”]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 “（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 “（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 [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在谈党章第1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第157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158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见第156页和第276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第160―161页）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 “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158页）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九）党章第1条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 ――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123]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 ……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 ――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 “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 ――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象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 ――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注：同上，第108页。 ――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 ――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 ――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 ――编者注］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 ――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127]，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象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 ……“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 ……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

《进一步，退两步》

进一步，退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