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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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1915年5—6月）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有时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某些社会党人，大概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的党，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的《新闻小报》第８号上出来维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样维护民族主义，以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定将促使许多任务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只有那些 不愿意 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从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它们中间为首的、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自己的总参谋部、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人们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造成种种灾祸和苦难，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战争会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的欧洲大战也开始给人类带来明显好处：它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一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有没有可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测这次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事实材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１９１２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决议 [1] 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已被忘记的”社会主义“言论”。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各国大量的反战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国际和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权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没有一个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其全部重要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叫作背叛。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和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于象《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在议会里使用的那种比较文雅的词句来评价和刻画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而用恭敬的（或者说谄媚的？）态度谈论——或者说避而不谈——考茨基“同志”。难道这种态度能够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兼容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是虚伪的和极端有害的，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指向这种观点的 更有影响、更加危险的辩护人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迪马在他的《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是最为详尽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厅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引用”的当然是社会党人过去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也在引用这类声明），而不是巴塞尔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普列汉诺夫也默不作声，却洋洋得意地宣扬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也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 略去了 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即其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也许，巴塞尔宣言不过是一个丝毫没有直接涉及当前这场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的空洞的宣言吧？
正好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它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 正是 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爆发的这场 帝国主义 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 “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 战争 “辩护”！
然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我们就拿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已由取消派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却在寻找（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各种“人民的”（或者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街头小报上抄来的所谓老百姓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们作出博学的样子，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援引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７０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１８５４——１８７１年、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１８９７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说实在的，只有那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信念、没有一点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些理由，才会不把它们称之为闻所未闻的狡诈、伪善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默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如实地评价了考茨基而咒骂它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协约国”警察的帮助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对手吧。——我们只须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因为这个宣言能使人们看清这些领袖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称之为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１７８９—１８７１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 目前的 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 两个 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 非 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阶段了。帝国主义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在理论上已被确定为垂死的、衰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结论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大量报刊上已经成千遍地重复过；我们“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莱齐在《行将到来的战争》 （１９１１年出版！） 这本小册子里已经通俗地说明：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也是掠夺性的。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已经在巴塞尔一致地正式地声明，他们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 策略上 的结论。因此，所谓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８７号和第９０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应该断然加以驳斥的诡辩。这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实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就象任何科学都没有止境一样），而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成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 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 永远 也不会 完结 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谁也不敢试试，剖析一下巴塞尔决议并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真诚的社会党人当初也许是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才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而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革命已不可能发生，是吗？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文章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通过暗示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论据”。库诺断言，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可是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抱有“幻想”，而是装作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竭力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１）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２）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３）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４）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５）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６）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１９０５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 保证 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 事实 和 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１）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２）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３）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 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１９０５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６０年代的德国，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年和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 阶级 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面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１９０５年的经验所证实了。试问，１９１２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当时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它被简略地表述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毫无疑问，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诚实）甚至这样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 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１９１５年柏林版第６页）。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日在《新时代》杂志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它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 仿佛 具有无限威力，全世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仅仅同战争“开始”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更不会把“仿佛如何”和 实际如何 等同起来。
至于说欧洲大战将无比残酷，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看到和承认的。战争的经验愈来愈证实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 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 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如果象库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这个事实或者不谈这个事实，那就是当面撒谎，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４、４０、４１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说明那些 害怕 革命的人，那些基督教的小市民牧师、总参谋部、百万富翁们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革命形势的种种征兆已经存在于欧洲。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 经验 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 “加速” 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月的 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 会 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它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１９１４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８６号和第８７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３０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 双方 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 [1]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 “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 〈即暴力的〉 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 [2]。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 每次 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 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 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它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橡，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８０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１８１３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１８７０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１８５９年、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和１８９７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 预先号召 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 燃起 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８年以后曾经号召去同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１８５９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 [3]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 即 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 即 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象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１８９４年出版的，２０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 除了 “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 以外 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１）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２）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３）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它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 各 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下面就是他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和最新的说明：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１９１５年４月３０日《新时代》杂志第５期第１４４页）“……目前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在这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可能使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民族仇恨也达到极点，使军备和军备竞赛的意图加强起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毁掉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预见，将在极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之俱来的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衰亡〈直译是“经营失败，Ａｂ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ｇ”，破产〉都将大为发展……〈应当指出，考茨基用这种精心雕琢的词儿所指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会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敌视”而已〉……但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请注意这一点！〉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即发展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发展到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么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义上日益衰亡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自然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但是“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造成一个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期待的纪元”（第１４５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用了下述这样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１９１５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 把那些不相信 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 的人统统推到 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１７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
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却用“超帝国主义论” 为机会主义者辩护， 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只是“不相信”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可能出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以归结而且也 只能 归结如下：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 新 纪元的 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 目前风暴时期 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在这里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会产生而且必定产生这个新阶段，恰恰相反，他坦率地承认：就连这个新阶段 “能否实现” 的问题，我也还不能做出判断。确实，让我们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吧。令人惊讶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意图”也算作是经济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小市民空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 和缓。据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削弱了。”但这里哪有一点点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呢？美国那种走到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是削弱了，但保护主义却仍然存在，正象英属殖民地给英国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都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地的无主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 整个 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吧？就连考茨基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 不可能了，破坏了这种竞争立足的基础，而对世界的瓜分又 迫使 资本家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 重新瓜分 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 削弱 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太可笑了。
再来看看几年来 两个 国家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根据统计，例如根据１９１２年哈尔姆斯的统计，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国外的资本约为３５０亿马克（约１７０亿卢布），而英国一个国家就比它们多一倍以上 [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这是唯一真正普遍的和确凿无疑的趋势，它不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也不是两个国家才有的，而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个趋势一定会产生裁减军备的意图，而不是以往那种扩张军备的意图呢？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公司（和生产任何军事装备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１９１５年５月１日）报道说，该公司的 利润 从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度的６０６０００英镑（约６００万卢布）提高到１９１３年的８５６０００英镑和１９１４年的９４万英镑 （９００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织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一些公司为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基以一种十足的庸人的态度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说成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２１页）
这是在１９１５年２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 [2] 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 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 言论 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 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它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 获得利益。 [5]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 排挤出 大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得到公认的、同一个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那本小册子中也承认过的那些矛盾尖锐化的实际 结果。
而现在，当争夺大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却 规劝 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事情，裁军才是好事，这和基督教牧师在布道的讲坛上规劝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归依、是文明的道德规范如出一辙，其结果也一模一样。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 规劝。
靠资本输出吗？ ·但·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已多于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靠抢夺殖民地吗？ ·但·是，殖民地已全部被抢完而且几乎都在争取解放：“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落在另一个外国的统治之下。”（上引小册子第４９页）“任何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不靠国外供应原料的殖民帝国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使所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无尽头的消耗战，不让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７２一７３页）
这难道不是象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就是靠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国家的破产 获利，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积聚，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手破产的斗争愈尖锐、回旋余地愈“狭窄”，资本家就愈是力求辅之以 军事 手段来促使对手破产。向土耳其之类的地区输出资本，可以象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那样十分有利，因为在 这种 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 愈加剧烈。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小市民的“说教”，说什么用不着大发脾气，更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抢夺印度而大动干戈，因为“反正长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按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便成了牧师布道的一个最适当的题目……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为争夺殖民地而同英国兵戎相见，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获得解放！……
从１８７２年到１９１２年，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进行说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７２页）“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 而通过和平的民主 能够实现得 最好”。（第７０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当初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德国金融家也根本用不着发动战争，进军土耳其和采取其它的措施来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所有这些都是误会，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只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领悟到：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转向（为了 按考茨基的办法 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７３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 [3]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这位牧师 在规劝 资本家转向和平的民主，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这位牧师 在安慰 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有些人维护宗教的理由是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作用，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１９０９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在尖锐化（这一点谁都没有驳倒过而且是无法驳倒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的临近。他说，这不会是“过早的”革命，并且说，即使在战斗开始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考虑到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到来了。矛盾变得 更加 尖锐了。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的“前景”（他 不担保 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弗·默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 * * * *
１９０５年８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 [4]。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 答应 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 为了 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 实行统一 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 分裂！ 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 分裂……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５月２８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９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７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象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１９１５年２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６４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 纯粹 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１９０４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 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１９０４年的文章中引来的）…… “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 在 当前 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 人民 群众 （也包括无产阶级 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２７３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 因为 “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 所以 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 因为 “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 所以 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 更加惨重 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 因为 “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 所以 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 仅仅 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 都应当 希望塞尔维亚的 资产阶级 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 任何 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 出卖给 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 没有 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它的东西 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 在帮助 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 而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２７３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２７４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它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 另外的 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 只是 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默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４００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２４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 群众 〈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２７４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默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
不妨想一想：当初 能够 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 只有 “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 群众 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 联系！ 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 两个派别 （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 整整数十年 的斗争的 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 思潮 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十足的人一向当作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６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８６号和第８７号）：指责象盖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
考茨基象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 多年了！ 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 [5] 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 [6] 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 [7] 杂志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它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 [6]
“……４００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４００万，
而是１００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 只是 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 “按照” 一小撮议员的 “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 这个机构里面 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 一个个 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 新的 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２４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 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 完全能够 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 自己的 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 [7] 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 类似的 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 直接地 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