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
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 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 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近来，鲍威尔先生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所换的名字则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简单的术语——观点。 在“轶文集”中两个名字仍然并用，而观点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来作注脚的。 既然“宗教世界本身”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ex professo〔职业的〕神学家——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想不到，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象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 因此，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的形式重复着。 因此，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理论的实践，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把某一特定范畴消融于“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这种做法的理论，批判便油然生出一股怒气。 批判本身的理论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财产等）宣布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其实，反而应该表明，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化为抽象，或者它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象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 凡此种种做法，都是为了能够以老成达练的姿态、洋洋得意的神气从抽象的、普遍范畴的、普遍自我意识的观点，高高在上地傲然睨视这种规定性。 在鲁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着善的观点，就是持着恶的观点，并且他就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范畴来评价一切人；同样，在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一些人从批判的观点出发，另一些人则从群众的观点出发。 但鲁道夫和鲍威尔等人都是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 （5）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或克雷门斯·达尔维尔 在此以前，鲁道夫仅限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赏善和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罚恶。 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看出，他怎样利用恋情来渔利，怎样“使克雷门斯·达尔维尔的优良的天性得到适当的发展”。 施里加先生说道：“鲁道夫给她指出了慈善事业的消遣的一面，这种思想证明了那经历过深刻考验的鲁道夫的智慧所独有的人类知识。” 鲁道夫在同克雷门斯谈话时所使用的那些词句，如“使之引人入胜”，“利用天生的爱好”，“施展巧计”，“利用狡黠和欺诈的癖性”，“把根深蒂固的横暴的本能改造为高尚的品质”，等等，——所有这些词句，就像这里完全是硬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些欲望本身一样，泄露了鲁道夫的智谋的秘密来源——傅立叶的学说。 在鲁道夫的手中，傅立叶的学说得到了通俗的阐明。 就跟上面看到的对边沁的理论的运用一样，对这个学说的运用又成了鲁道夫的批判的财产。 年轻的侯爵夫人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去寻求自己人类本质的满足，她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获得活动的人性内容和目的，从而也得到消遣。 不，相反地，慈善事业只是一种外在的理由，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这种消遣能够同样得心应手地把其它任何一种材料变成自己的内容。 贫穷被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等等”。 这样一来，鲁道夫无意中说出了早已公开的秘密：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 在德国有许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办无数唐·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由此可见，慈善事业也早就已经当做消遣来举办了。 侯爵夫人一听到《amusant》〔“消遣的”〕这个词，便突然无缘无故地转变过来，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她的痊愈是否能持久，或者更正确些说，这种转变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突然的和无缘无故的，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由鲁道夫把慈善事业描述为消遣而引起的。 侯爵夫人爱上了鲁道夫，而鲁道夫也打算跟她一块乔装变服，跟她私通，跟她一起搞种种慈善性的猎奇活动。 后来，侯爵夫人在对圣拉扎监狱作慈善性的参观时，暴露了她对玛丽花的忌妒，并且由于她对自己的这种忌妒心抱着慈善的态度，所以在鲁道夫面前闭口不谈玛丽的被捕。 鲁道夫至多只能教会一个不幸的女人跟不幸的人们演笨拙的笑剧而已。 鲁道夫所发明的慈善事业的秘密被巴黎的一个纨裤公子泄露了。 这位纨裤公子在跳舞之后，邀请自己的舞伴去晚餐，他说： “呵！ 夫人。 为救济这些穷波兰人，只跳几次舞还不能算尽到心了呀……做善人就做到底吧！ ……现在我们去吃一顿为这些穷人义卖的晚餐吧！” （6）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 在路易莎·莫莱尔被捕时，鲁道夫趁机发表了一通议论，这些议论可以概括如下： “主人经常用恫吓、平白无故的殴打或主奴关系的本性所产生的其它情况来虐待女仆。 他陷女仆于不幸，使她遭受羞辱并迫使她去犯罪。 法律不触动这些关系……实际上迫使少女去杀害婴儿的罪犯却并不受到惩罚。” 鲁道夫的议论甚至不能扩展到对主奴关系本身加以圣明的批判。 他虽然是个小统治者，但却是这种关系的大卫道者。 鲁道夫还未能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 他完全忠实于他以前的理论，所以，只感到缺少一条惩办诱奸者并把忏悔和赎罪跟严厉的惩治结合起来的法律。 鲁道夫要能够去仔细考察一下其它国家的现行立法就好了。 英国的立法正实现着他的一切愿望。 它由于过分周到（布莱克斯顿对这一点称颂不止），竟对诱奸娼妓的人也加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施里加先生奏起了欢迎曲： “鲁道夫（！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就是这样（！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想的（！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 现在把这些思想和你关于妇女解放的幻想比较一下吧。 在这些思想中你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解放事业，而你一开始就过于讲求实际，所以你经常因你的努力落空而遭到失败。” 无论如何，我们得感谢施里加先生揭露了一个秘密：某种事业在思想中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得到。 至于他非常可笑地把鲁道夫跟那些宣扬妇女解放的人相比这件事，那末让读者来比较一下鲁道夫的思想和傅立叶的下述（就算是）“幻想”： “通奸、诱奸给诱奸者带来光荣，并被当做风流韵事……但可怜的姑娘呵！ 杀害婴儿，这是怎样的罪行呵！ 如果她重视自己的名誉，她就必须消灭丑行的痕迹，而如果她因为这个世界的偏见而牺牲自己的婴儿，那末她就会受到更大的羞辱并成为法律偏见的牺牲品……这就是一切文明的机械论所描绘的恶性循环。” “年轻的姑娘对于任何一个想把她变为自己独占财产的买主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商品吗？ ……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对于使妇女陷于奴隶状态这件事，男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应该受到惩罚。”（傅立叶）[83] 把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派别的著作拿来同鲁道夫的论断对比，完全是多余的。 小说家从社会主义文献中所挑选出来的这些忧伤的片断，揭露了批判的批判仍然茫无所知的“秘密”。 （7）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ａ）从理论上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第一点揭露：富有常常使人挥霍无度，挥霍无度则使人破产。 第二点揭露：刚才所指出的富有的后果是由于富家子弟缺乏教养的缘故。 第三点揭露：继承权和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必须是这样。 第四点揭露：富豪在道德上有责任向工人说明他使用自己财产的理由。 大宗财产就是托付给英明、坚定、敏捷而宽厚的人的继承钱财、封建采邑；同时也委托这种人卓有成效地处理这宗财产，把它用来影响一切有幸受这大宗财产的辉煌的济世灵光所庇佑的事物，使其富有成效、日益兴盛、日臻完善。 第五点揭露：国家应该以个人节俭的基本原理来教导阅历不深的富家子弟。 国家应该使富有道德化。 第六点揭露：最后，国家应该研究解决劳动组织这个重大的问题。 它应该提供资本和劳动联合的有效例证，并且要是这样的联合：它井井有条、公平合理，它既保证工人的福利，又不损害富人的财产，它用互相倾慕、互相感激的纽带把这两个阶级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保证国家的安宁。 因为国家暂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理论，所以鲁道夫就亲自提供几个实际的范例。 这些范例暴露了这样的秘密：最为人所熟悉的经济关系对于欧仁·苏先生、鲁道夫先生和批判的批判却还是“秘密”。 （ｂ）“贫民银行” 鲁道夫创立了贫民银行。 这个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章程如下： 银行的主旨是对规矩的有家室的工人在失业期间予以救济。 它应该代替施舍和当铺。 它每年有12000法郎的收入，发放20到40法郎一份的无息救济贷款。 在开始的时候，它只在住着大部分工人的巴黎第七区展开活动。 要求救济的男工或女工必须持有自己的最后一家雇主的证明书，上面确认他（或她）的行为规矩并载明他（或她）被解雇的原因和日期。 这笔贷款于债务人重新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始归还，每月偿还全部贷款的六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听债务人的自便。 偿还贷款的保障是具有誓言的借约。 此外，还需要另外有两个工人来担保贷款受主的誓言。 因为贫民银行的批判的目的是减轻工人生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灾难——工作中断，所以根本只有失业者才能受到救济。 主管这个机构的热尔门先生所得的年薪是10000法郎。 现在我们用群众的眼光来看看批判的政治经济的实践。 银行每年的收入共计12000法郎。 一个人发给贷款20至40法郎，因此平均每人30法郎。 第七区的“贫苦”工人的数目，据官方的承认，至少是4000人。 这样，每年能救济400个工人，即第七区的最贫苦的工人的十分之一。 就算失业的平均时间是四个月即十六个星期——对于巴黎，这个数字是太小了。 要是把30法郎分十六个星期去用，那末每个星期的所得就不到37个苏零3生丁，也就是一天的所得少于27个生丁。 在法国，一个囚犯每天的开支平均是47个多生丁，其中仅饮食一项就要用去30多个生丁。 而且鲁道夫所救济的工人是有家室的。 就算除夫妇二人外，一家平均只有两个小孩，那末27个生丁就必须分配给四个人用。 房租每天至少是15个生丁，于是，剩下的就只有12个生丁了。 一个囚犯所吃的面包，平均起来大约要花14个生丁。 可见，工人和他的家庭从批判的银行所得的全部现金，如果撇开其它一切需要不计，只够买不及他本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的面包，所以工人就只得饿死，否则他就得采取这家贫民银行所图谋防止的那些手段，即典当、乞讨、偷窃和卖淫。 可是，无情批判的伟人对于银行的经理却是照顾得挺周到的。 每年经管的收入总共是12000法郎，而经理的年薪却是10000法郎。 因此，管理费占总金额的45％，也就是说，比巴黎其它群众的贫民办事机构的管理费几乎多两倍，因为这类机构的管理费用大约只占全部开支的17％。 就姑且承认贫民银行所给予的救济是真正的救济而不只是虚幻的救济，可是这个由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所发明的机构，仍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幻想上：只要改变一下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 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那就是：750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91个法郎，其它750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120法郎。 可见，已经有1500万个工人的收入比维持生活的绝对必需费用为少。 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用意，按照合理的解释，就在于从工人在业期间的工资中扣除他在失业期间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 是我在他失业期间先给他一笔钱，以便他在开始工作时再还给我呢，还是他在工作期间先给我一笔钱，我在他失业期间再把钱还给他呢，这反正都一样。 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总是他在有工作时把他在失业时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交给我。 这样看来，“纯粹的”贫民银行所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只是两种非常奇异、非常批判的特点：第一是银行贷款给à fonds perdus〔无望的债务人〕，荒唐地断定：当工人想归还贷款的时候就一定能归还，而当工人能归还的时候就总是想归还的；其次是银行一点也不给工人的存款支付利息。 只是因为存款在这里是采取预支的形式，所以银行认为它本身不向工人索取利息就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可见，批判的贫民银行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就是工人失掉利息，银行失掉资本。 （ｃ）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 鲁道夫在布克伐尔建立了一所模范农场。 这个地点选择得非常恰当，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遗迹——封建城堡。 在这个农场作工的六个男工，每人每年可得工资150埃巨或450法郎，每个女工每年可得工资60埃巨或180法郎。 此外，他们还有免费的膳食和免费的住房。 布克伐尔工人的日常膳食是一“大”份火腿、一份不很少的羊肉和一块不很小的牛肉，此外还有作为副食的两种凉拌菜、两大块干酪、土豆、苹果酒，等等。 六个男工每人的工作量比法国的一般雇农多一倍。 法国每年的全部收入，按人数平均分配每人只有93法郎，法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等于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普遍效法这位德国哈利发 ［注：为穆罕默德继承人的称号，通常用以称呼伊斯兰教的教皇。 ——译者注］ 的模范农场，那末不仅在国民财富的分配方面，而且在国民财富的生产方面，都要引起一场革命。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鲁道夫之所以能够把生产这样大大扩充，只是由于他要每个工人比以往多工作一倍，而使每个工人耗费的食物也比以前多五倍。 既然法国的农民已经异常勤勉，那末多工作一倍的工人就应当是超人的大力士了；“大”量的肉菜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有理由假定，这六个工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费一磅肉。 如果把法国生产的全部肉类加以平均分配，那末每一个人每天所得到的肉就不到四分之一磅。 由此可见，鲁道夫的范例在这方面也会引起一场怎样的革命。 这样，单只是农业居民所消费的肉类就会多于全法国的肉类生产量，所以，这种批判的改革最后就会完全消灭法国的畜牧业。 从布克伐尔农场经理沙特林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布克伐尔农场的管账。 ——译者注］ 老爹的眼目看来，鲁道夫除了给工人高额的工资和丰盛的膳食以外，还把农场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给了工人，这笔钱正是他的地租。 本来按平均计算，通常除了一切生产费用和耗费于生产中的资本的利润而外，法国的地主一般还剩下五分之一的总收入，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地租的份额等于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鲁道夫过分增加了用来酬劳工人的费用（根据夏普塔尔的著作“论法国的国民经济”[84]第一卷第239页，一个作雇工的法国农民全年收入的平均数是120法郎），因而无可争辩地过分减少了他所耗费的资本所应得的利润；其次，他把自己的全部地租都送给了工人；尽管这样，沙特林老爹仍然告诉我们，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殿下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从而也鼓舞了其它非批判的地主去经营这样的农场。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不过是幻想的空中楼阁而已；它的潜在基金不是布克伐尔土地的天然富源，而是鲁道夫所拥有的神奇的福尔土纳特[85]的钱袋。 于是批判的批判就此喧嚷起来： “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不是乌托邦。” 只有批判的批判才能在第一眼就看出福尔土纳特的钱袋不是乌托邦。 批判的第一眼乃是“凶恶的一眼”。 （8）鲁道夫，“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使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 道学家们就是这样的——傅立叶说。 要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行动上的软弱无力”[86]。 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失败。 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 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 他是神学道德的代表。 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鲁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执观念（诸如“慈善事业”、“无比忠顺”、“克己”、“忏悔”、“善与恶”、“赏与罚”、“可怕的惩治”、“隐遁”、“拯救灵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也表明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滑稽戏而已。 现在我们只要再分析一下鲁道夫这个“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或被揭露了的“纯批判”的秘密的个人性格就够了。 还在我们这位批判的海格立斯的少年时代，“善”与“恶”的对立就已经以两个化身——鲁道夫的两位教师穆尔弗和波利多里——出现在他的面前。 前者教他行善，而且本人是“善人”。 后者教他作恶，而且本人是“恶人”。 为了使这种构思在平庸方面不逊于其它伦理小说的类似构思，“善人”穆尔弗必须被描写为不太“有学问”、“在智能方面”不“特别突出”的人。 可是他诚实、单纯、沉默寡言，常常以高贵的姿态，用可耻、下流之类的字眼来痛斥邪恶的事情，对卑鄙下贱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 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可以说他是诚实地把善和真的旋律变成了各种音调的平均化的东西，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音符。 相反地，波利多里却是一个聪明绝顶、学识渊博、教养有素的奇材，但同时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并且满脑子都是“最可怕的怀疑论”，作为年轻的虔诚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欧仁·苏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对于欧仁·苏和他的主人公的精力和教养，可以根据怀疑论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这一点来加以判断。 施里加先生说：“穆尔弗同时就意味着1月13日的永世难忘的罪过和通过无比爱戴鲁道夫这个人物并为他作自我牺牲来永远赎补这个罪过。” 就跟鲁道夫是全世界的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 ［注：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这句话的转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 ——编者注］ 和耶稣基督一样，穆尔弗也是鲁道夫个人的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和耶稣基督。 “鲁道夫和拯救人类、鲁道夫和实现人类本质的完美，这对于穆尔弗来说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献身于这个统一的整体不是出于那种愚蠢如狗的奴隶般的忠顺，而是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主的。” 可见，穆尔弗是一个文明的、自觉的、自主的奴隶。 像公爵的每个奴仆一样，他把自己的主人看做人类的救主。 格劳恩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驻法公使。 ——译者注］ 奉承穆尔弗，称他为“勇敢无畏的护从”。 鲁道夫自己称他为仆人的模范，而他也确实是个模范的仆人。 欧仁·苏告诉我们，他tête—à—tête〔私下〕总是严格不苟地称鲁道夫为“殿下”。 有旁人在场时，为了保守匿名微行的秘密，他口里虽然叫“先生”，但心中还是称“殿下”。 “穆尔弗揭开了秘密的秘幕，但这只是为了鲁道夫。 他帮助了摧毁秘密本身的实力的工作。” 关于把穆尔弗跟最简单的人世关系隔绝开来的秘幕之严密，可以从他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中得出一个印象。 穆尔弗以必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法定自卫权为由，得出结论说，鲁道夫有权以秘密刑法官的身分来弄瞎绑得紧紧的和“赤手空拳的”“校长”。 他描述鲁道夫将怎样在法庭面前陈述自己的“高尚”行为，将以怎样华丽的词句来炫耀自己，将怎样吐露自己的伟大心思；这种种描述，说明他够得上做一个刚刚读完席勒的“强盗”的文科中学生。 穆尔弗让世界来解决的唯一秘密，就是这个问题：他在扮演运煤工人的角色时用什么东西涂在自己脸上，是用煤灰呢，还是用黑颜料。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保罗达罗马人书”第二章第九—十节） 鲁道夫自己把自己当做这种天使。 他降临人世，以便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奖赏善人，惩罚恶人。 善恶的观念在他那虚弱的头脑中铭刻极深，以至于他竟相信真有魔鬼，并且像昔日波恩的扎克教授那样，竟想活捉恶魔。 相反地，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把魔与神的对立以缩图的形式复制出来。 他爱“起一些天命的作用”。 正像在现实中一切差别日益汇合为贫富之间的差别一样，在观念中一切贵族的差别也在变成善恶之间的对立。 这种差别是贵族给自己的偏见所赋予的最后形式。 鲁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善人”。 鲁道夫先生的行善和挥霍就跟“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利发一模一样。 如果他不像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根据欧仁·苏先生本人的描写，鲁道夫要是没有一个法国侯爵的庇护因而免于被迫退位，那末他已经属于那些沦为附庸的德国公爵[87]之列了。 根据这个事实就可以判断他那个公国的大小。 其次，鲁道夫对他自身的地位的估价批判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这个小小的德国诸侯，竟认为在巴黎必须半匿名微行，以免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 他有意随身携带一名宰相同行，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宰相为他代表“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好像一个小小的诸侯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镜子以外，还需要第三个什么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的代表似的。 鲁道夫也影响了自己的从人们，使他们同样批判地不了解自己的作用和意义。 例如，仆从穆尔弗和公使格劳恩就没有发觉，巴黎代办巴第诺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先生怎样嘲弄他们，假装把他们的私人委托看做国家大事，并且讥讽地信口开河，大谈其 “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之间可能存在的玄妙关系”。 “是的”——鲁道夫的公使报告说——“有时他竟厚颜无耻地对我说：‘在管理国家的事业中有多少为人民所不知道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呵！ 没有人会说，男爵先生，我呈交给您的报告书对于欧洲事务的进程有影响，可是事实的确如此。’” 公使和穆尔弗认为厚颜无耻的事不是有人期望他们去影响欧洲事务，而是巴第诺把自己的卑贱职业理想化到这种程度。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鲁道夫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场面。 鲁道夫告诉穆尔弗说，他“现在突然间感到很骄傲和快乐”。 可是马上他又发起脾气来了，因为穆尔弗不想回答他一个问题。 他对穆尔弗喊道：“我命令你说话！”穆尔弗请求他不要命令。 鲁道夫对他说：“我不喜欢沉默无言。”他不能自制，竟然有失身分地说起粗话来。 他提醒穆尔弗说，对于他的一切效劳他都是有报酬的。 一直到穆尔弗提醒他1月13日那件事以后，他才平静下来。 在这场风波以后，穆尔弗的奴才本性又显露了出来，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才让自己忘其所以的。 他揪自己的“头发”，不过幸好他没有头发；他感到心灰意懒，因为他曾一度对自己那位显贵的老爷表现得有些粗野，而这位老爷是把他称为“仆人的模范”，称为“我的善良、老成、忠实的穆尔弗”的。 鲁道夫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他随后又重复他那固执的“善”“恶”观念，并且宣扬他在行善中所做出的成绩。 他把施舍和怜悯称为他那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纯洁而虔诚的慰借。 对于被唾弃的卑贱的众生滥加施舍和怜悯，据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离经叛道的亵渎圣物的行为。 道理很清楚，怜悯和施舍是他的心灵的慰借，因此玷污它们就是亵渎圣物。 这就等于“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凡有所施，均应感化人们信仰上帝”。 对被唾弃者加以施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呵！ 鲁道夫认为自己的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 因此，他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和评价。 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场面中，狂人对穆尔弗发了一阵脾气，但他却聊以自慰地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玛丽花的遭遇使他感到很伤心。 “我伤心到流出了眼泪，可是人们还责备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无动于中！”他这样证明了自己固有的善良以后，就对“邪恶”、对玛丽的无人知晓的母亲的恶行痛斥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对穆尔弗说：“你知道，我非常重视某种复仇行为，非常珍贵某种痛苦。”同时他还扮出一付恶魔的怪相，吓得这个忠实的奴仆大声惊叫起来：“唉哟，殿下！”这位显贵的老爷很像“青年英国”[88]社的活动家，他们也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绩，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 关于鲁道夫进行的种种猎奇和他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们首先可以在他那热中于猎奇的天性中找到缘由。 他喜爱“风流韵事、消遣、猎奇、乔装”；他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他感到“需要生气蓬勃的、火热的激情”，他“热烈地渴求强烈的神经激动”。 他这些天生的癖性，在他那想起天命的作用和想按照自己的固执的幻想来改革世界的渴望中获得了支持。 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些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 例如，他解救黑人医生大卫及其情妇，不是出于这些人的命运所引起的直接的人类同情心，不是为了解放他们本身，而是为了要对奴隶主维里斯起天命的作用和惩罚他的不信上帝。 例如，对他说来，“校长”是他为了运用自己早已泡制出来的刑罚理论所欲得之物。 另一方面，穆尔弗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也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观察那些决定鲁道夫的高尚行为的纯个人动机。 殿下所以关心玛丽花，正如穆尔弗所说，“如果撇开”穷人的命运所引起的怜悯不谈，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因为失去了她而感到十分悲痛）如果还在的话这时也是这么大年龄了。 鲁道夫对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同情，“如果撇开”他那博爱的怪癖不谈，是由于这样一种个人性质的原因：如果没有老达尔维尔侯爵及其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友谊，鲁道夫的父亲早就被排除于德国君主的行列之外了。 他对若尔日夫人的仁慈和对她儿子热尔门的关心也是由于同一原因。 若尔日夫人属于达尔维尔家族。 “可怜的若尔日夫人之不断受到殿下的恩惠，与其说是由于这种族谊关系，还不如说是由于她自己的不幸和自己的德行。” 辩护士穆尔弗竭力用“主要是”、“如果撇开不谈”、“还不如说”这样一些词句来掩饰鲁道夫的暧昧的动机。 最后，鲁道夫的整个性格完全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伪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竟可以当自己的面和当别人的面，巧妙地把自己的邪恶的情欲的发泄描述为对恶人的情欲的愤怒。 这种手法使我们想起了批判的批判的类似手法；批判的批判也是把自身的愚蠢硬说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对世界在它之外的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硬说成是这个世界对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最后，把自己的利己主义（它以为自己汲取了、吸收了全部精神）硬说成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 我们将说明鲁道夫的“纯粹的”伪善怎样表现在他对“校长”、对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以及对公证人雅克·弗兰的行为中。 鲁道夫劝诱“校长”到他的住所去偷盗，以便将他诱入圈套并将他捕获。 这时他所考虑的远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是纯个人的利益。 “校长”持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而鲁道夫很想把这个文书夹弄到自己手里。 关于鲁道夫tête—à—tête〔私下〕对“校长”的打算，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描述： “鲁道夫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忧虑。 如果他放过了这个捕获‘校长’的有利机会，那末，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就决不会再碰到了。 而鲁道夫非常想占有的那一切秘密，则都会被这个强盗随身带走。” 鲁道夫捕获了“校长”，也就等于获得了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 他捕获“校长”是出于个人利益。 他弄瞎“校长”的眼睛也是出于个人的激情。 “刺客”对鲁道夫讲述“校长”同穆尔弗的争斗，并且认为“校长”之所以顽强抵抗是由于他知道什么命运将落到他的头上。 这时，鲁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很忧郁，脸也由于前面谈到的那种近于凶恶的表情而显得变了样”。 复仇的念头完全控制了他，他预先尝到了野蛮地惩罚“校长”的那种粗野的乐趣。 于是，当被鲁道夫定为复仇工具的黑人医生大卫出现的时候，鲁道夫就高喊：“复仇！ ……复仇！ ……”鲁道夫是在“酷烈的盛怒”之下喊出这几个字的。 他心中充满了酷烈的盛怒。 于是他附着医生的耳朵密授他的计谋，当医生因恐怖而战栗的时候，他便马上巧妙地大谈其“纯”理论的动机来掩饰个人的复仇心。 他说，这只是“运用”那早就时常闪现在他的高尚的头脑中的“观念”，并且他还没忘记油腔滑调地补充一句：“他将来还是有悔改的无限境界的。”他这是模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做法，这类宗教裁判所在把判定有罪的人交给世俗的法庭烧死的同时，总是要来一套虚伪的祈祷，祈求赐予悔过的罪人以仁慈。 自然，当审讯和惩处“校长”的时候，殿下就坐在自己那间异常舒适的私室里，穿一件长长的、黑得异常的袍子，脸色苍白得非常刺目，并且，为了完全和法庭的情景一模一样，他面前还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陈列着各种物证。 先前当他把弄瞎眼睛的计谋通知“刺客”和医生时所显露出的那种野蛮和复仇的表情，现在当然应该从他脸上消逝得无影无踪。 现在他在我们面前必须表现得“沉静、忧愁而审慎”，摆出一付非常可笑的郑重其事的姿态，俨然以世界法官自居。 为了使人们对弄瞎眼睛一事的动机的“纯洁性”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愚钝的穆尔弗对格劳恩公使表白了一番： “严厉惩罚‘校长’的目的主要是替我向这个阴险的杀人犯报仇。” 当鲁道夫单独跟穆尔弗在一起的时候，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思： “我对恶徒们的憎恨……更加强烈了，我对萨拉的厌恶愈来愈增长，当然罗，这是随着我女儿的死所给予我的悲痛的加深而增长的。” 鲁道夫告诉我们，他对恶徒们的憎恨是很强烈的。 自然，他的憎恨是批判的、纯粹的、道德的憎恨，是对恶人的憎恨，因为他们是邪恶的。 因此他把这种憎恨看做他在行善方面的一个进步。 但是马上就暴露出，道德憎恨的这种加深无非是一种伪善的口实，他就用这种口实来掩饰他对萨拉的个人厌恶的增长。 不确定的道德的幻影——对恶人的憎恨的加深，只不过是确定的不道德的事实——对萨拉的厌恶的增长——的掩饰罢了。 引起这种厌恶的是一种十分自然、十分个人性质的原因，即他个人的悲痛。 这种悲痛也就是他的厌恶的尺度。 当然罗！ 鲁道夫在跟临终的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会面时，表现了更加令人憎恶的伪善。 在揭露了玛丽花是鲁道夫和伯爵夫人的女儿这个秘密以后，鲁道夫“做出威胁的、残忍的样子”走近伯爵夫人身边。 伯爵夫人祈求他的怜悯。 他回答说：“对你没有怜悯，你该死……你这个恶魔，我和我的家族的恶魔！” 这样看来，他是想为“家族”报仇了。 接着他告诉伯爵夫人：他为了赎补弑父的罪过，发誓要周游世界，在世界上赏善罚恶。 鲁道夫折磨伯爵夫人，他忿激如狂，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只是在执行他在1月13日以后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严究邪恶”。 当他起身走出门的时候，萨拉喊叫起来：“可怜可怜我吧，我快死啦！” “‘死就死吧，该死的东西！’曾道夫怒不可遏地说。” 最后这句话——“怒不可遏”——给我们揭示了鲁道夫的种种行为的纯粹的、批判的和道德的动机。 正是这种盛怒使他对他那——如施里加先生所说——已经归天的父亲挥动过宝剑。 作为一个纯粹的批判家，他不同自己身上的这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力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 最后，鲁道夫自己取消了他的天主教刑罚理论。 他想废除死刑，想把惩罚变为忏悔，但这只是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鲁道夫的家属的时候才是如此。 只要鲁道夫的亲属中有一个人遭到杀害，他马上便会采用死刑；他需要双重的立法：一种适用于他这个伟人，另一种适用于凡人。 他从萨拉那里知道雅克·弗兰对玛丽花之死负有罪责。 他自言自语地说： “不，这不够……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着！ ……真是嗜血的欲望！ ……真是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 ……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坏蛋害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弄死这个人没有好处……生活而没有钱，生活而不能满足他那疯狂的情欲，这将是长久的、加倍的折磨……但这是我的女儿呀！ ……我要杀死这个人！” 他冲过去杀害雅克·弗兰，但是他发现雅克·弗兰已处于无需杀害的景况中了。 好一个“善良的”鲁道夫呵！ 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 只是因为幸运、金钱和官衔，这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 为了弥补这位唐·吉诃德在其它各方面的渺小，“批判的威力”使他成了“善良的房客”、“善良的邻居”、“善良的朋友”、“善良的父亲”、“善良的资产者”、“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君主”；而且，施里加先生的赞歌的这个音阶还在那里回响不已。 这比“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成果还要多。 单是这，就足以使鲁道夫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了。 注释： [77]引自德国民间滑稽故事“七个施瓦比亚人”。 ——第208页。 [78]引自歌德所著的“温和的讽刺诗”。 ——第224页。 [79]“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于巴黎创刊。 在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第242页。 [80]“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 在19世纪40年代中，该报反映了那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法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第242页。 [81]指的是报纸“小广告”（《Petites affiches》），这是法国最老的一种期刊，1612年创办于巴黎；它是一种刊载各种广告和通知的新闻小报。 ——第242页。 [82]“撒但”（《Satan》）是资产阶级的小型讽刺报，1840—1844年在巴黎发行。 ——第243页。 [83]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沙·傅立叶的下述几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第一版于1808年问世），“经济的和公有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第一版于1829年问世），以及“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见本卷注25）。 ——第250页。 [84] Chaptal．《De l’Industrie franoise》．Т．Ⅰ—Ⅱ．Parisre．1819．——第255页。 [85]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钱袋和一顶魔帽。 ——第255页。 [86]引自沙·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二部的跋。 ——第255页。 [87]这里指的是那些丧失了自己权力的德国小公爵，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期间（1814—1815年）由于重新划分德国的政治地图，他们的领地被并入较大的德意志各邦的领土之内。 ——第258页。 [88]“青年英国”是属于托利党的一些英国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集团，组成于19世纪40年代初。 “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们流露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蛊惑性的手法，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 在“共产党宣言”中，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把他们的观点确定为“封建的社会主义”。 ——第26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卷――第九章 批判的末日的审判（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九章 批判的末日的审判（马克思） 批判的批判曾两次通过鲁道夫拯救世界免于灭亡，但这只是为了现在能够亲自宣布世界的灭亡。 我们又听见并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希采尔高踞于苏黎世的上空，并划破空际飞向远方；他手里拿着书卷是展开的，好像是“文学总汇报”第5期；他右脚踏群众，左脚踏沙洛顿堡；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每一句话像鸽子一样，噗喳！噗喳！飞上批判的末日的审判的感染力和雷鸣般的外貌的境界。 “当一切终于汇合起来反对批判的时候（我确实，确实对你们说过， ［注：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加了一些讽刺性的插语。――编者注］ 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整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命运注定它与圣徒争战）为了最后的攻击而在它的四周结成集团的时候，那时批判的勇敢和作用就会博得最大的承认。我们不必为斗争的结局担忧。一切的结局将会是这样：我们对各个集团分别加以清算（我们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我们把绵羊赶到右边，把山羊赶到左边），并给敌对的骑士们拿出有关贫困的全部证据（这是魔鬼的灵，出去到普天之下，叫大家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这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将为之一惊。”[89] 天使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 《Dies irae，dies illa Solvet saeclum in favilla． Judex ergo cum sedebit， Quidquid latet，apparebit， Nil inultum remanebit． Quid sum，miser，tunc dicturus？》ect． ［注：“世末之日，主怒可畏，火烧世界，万物成灰。判主开讯，大彰义怒，凡诸隐微，无不显露，无罪不罚，逃避何处。可怜罪人，何言答对？”等等。（引自天主教圣歌“世界末日的审判”）――编者注］ 你们可以听到交战时的喧嚣声和士兵的杀喊之声。这一切在开始时都必须经过。因为，接着就会出现冒牌基督和冒牌先知――巴黎的毕舍先生和卢先生，苏黎世的弗里德里希・罗默尔先生和泰奥多尔・罗默尔先生，并且他们会说：基督在此！而那时，鲍威尔兄弟的标志就会在批判中显现出来，鲍威尔兄弟的作品［Bauern―werk］ ［注：双关语：《Bauernwerk》一字在此既有“鲍威尔兄弟的作品”的意思，又有“乡下人的创作”和“粗糙的作品”的意思。――编者注］ 的圣语就会灵验： “犍牛能成双， 田地耕成行。”[90] 历史的结语 我们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 注释： [89]马克思加了讽刺性的插话的这段引文，是引自希采尔的苏黎世的通讯，此通讯登载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上（1844年4月）。――第267页。 [90]引自法国的席间小调。――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