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七 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七 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自己突然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 他们 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的事业来了。 他们 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 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一点！）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 他们的 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和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须 立即 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8月22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 ［注：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 ［注：即威廉一世。——编者注］ 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 ［注：即列奥波特。——编者注］ 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它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它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de l’audace，de l’audace，encore de l’audace！〔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 毫不退缩的 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 他 （后者对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1852年8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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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小资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在5月最初几天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勒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 真正的战斗的 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 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他们也会参加其它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他们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或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1848年资产阶级所做过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status quo〔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它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其它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雇农通常是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小农民私有者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了），可以被认为是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运动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德国的大城市，所以小资产阶级（它在中小城市里经常是占优势的）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人，因此，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危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勒斯顿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 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 ［注：乌克兰称作：木卡切沃。——编者注］ 监牢里。由于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这次起义被粉碎了。

在莱茵普鲁士，只发生了一些不大的搏斗。因为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大批的军队一集中，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使南德得到了时间来组织运动。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落在小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在巴登（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他们坐在阁员的安乐椅里深感内咎。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它分散行动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使它软弱无力，从而摧毁这个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因而让布伦坦诺这样一些比较圆滑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至于军事方面，过去还从没有见到过比巴登总指挥济格尔（他过去是正规军的中尉）所指挥的更粗率、更蠢笨的战斗行动。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巨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这样对抗着四倍于他们的敌人。梅洛斯拉夫斯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在瓦格霍伊泽尔作了虽未胜利但很光荣的一战，进行了一次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作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由于起义军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也像在所有其它起义战争中一样，革命军队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英勇顽强，但同时也有许多次表现了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一样。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旬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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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起义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软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九百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一切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迴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 ［注：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 的 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此，因为 沃尔弗 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 [39] 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末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像闪电一样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质问和宣言），他们就很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 护照 的人都发给护照。它不断发表宣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予以积极支持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 ［注：波兰称作：奥列斯尼察。——编者注］ 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征募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谍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 曾有过 革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农村居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 十分 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 路易·波拿巴 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 [40]。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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