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Ⅰ．英国的一次罢工

在我那本论述上述题目的书中，我不可能逐点提供事实的依据。为了使那本书不致于太厚和太不好读，我在引用了官方文件的材料，没有偏见的作家的材料，或者引用了我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派的文章来证明我的论点之后，不得不认为我的这些论点是有足够依据的。而在我不是根据亲自的观察来对一定的生活状况进行详细描述的情况下，这样做足以使我经得起反驳。但是这还不足以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 事实 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此外，当事情涉及重大结论、当事实概括为原则的时候，当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的一小部分人民的状况，而是整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实就十分必要了。我不能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我的书中到处提供事实。现在，我将在这里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随时从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提供事实。为了同时证明我的描述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只引用了去年我离开英国后才发生并且在我那本书出版后才得知的事实。

我那本书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现在我再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对于这些英国资产者我已经充分发泄了我的愤激之情，我不想在补充评述时再一次由于他们而情绪激动，因而我将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和善的先生和好当家人，是一位老朋友，或者确切地说是两位老朋友。 波林 先生和 亨弗莱 先生早在1843年就同他们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天晓得是第几次了。工人不管怎么说也不肯放弃他们提出的增加了工作就要增加工资的要求，因而停了工。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这两个雇有许多烧砖工、木工和其他工人的建筑业大承包商招雇了别的工人，这样就引起了争执，最后，在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发生了一场动用枪枝和棍棒的流血战斗，这场战斗以六个工人被放逐到凡迪门岛而告终。[148]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在我那本书中可以读到。可是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年总要对他们的工人耍点花招，否则他们就不舒服。于是，他们在1844年10月又挑起了争端。这次是博爱的建筑业承包商打算为木工谋福利。自古以来，在曼彻斯特及其四郊的木工中间就通行一种习惯，从圣烛节 [注：二月二日。——编者注] 到11月17日不用“点灯”，这就是说，在天长的日子里，从早晨六点劳动到晚上六点，在天短的日子里，天一亮开始劳动，天黑就收工。从11月17日起就要点灯了并且出全工。波林和亨弗莱早就讨厌这个“野蛮的”习惯了，他们决定用煤气照明来消灭这个“黑暗时代”的残余。于是有一天晚上，不到六点钟，干活已经看不清楚了，木工就放下工具，去拿自己的外衣，这时工头点燃了煤气灯并且说，他们必须劳动到六点钟。对这件事感到不快的木工召开了一个同业工人大会。波林先生非常惊奇地问他的工人，既然他们召开大会，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几个工人说，这个会不是他们直接召开的，而是手工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波林先生回答说，他跟手工业者联合会毫不相干，不过他倒愿意向他们提个建议：只要他们同意点灯，他准备每星期六让他们提前三小时收工，而且还允许——慷慨大方的先生——他们每天额外多干一刻钟，为此他们将获得额外的报酬！当然，这样一来，在所有其他工厂都开始点灯的时候，他们就要多劳动半个小时！工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建议并且算了一下，照这样办，在天短的日子里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天将赚去整整一个劳动小时，每个工人就得分文不拿地总共额外多劳动92小时即９1/4天，而这两位先生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在冬天的月份中从公司雇用的全体工人身上节省工资400镑（2100塔勒）。因此工人召开了他们的大会，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说，假如有一个公司实行这个计划，所有其他公司都会仿效它，结果就会出现一次普遍的、间接的降低工资，使这个地区的木工每年被夺去约4000镑。于是作出决定：波林和亨弗莱雇用的全体木工都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个季度后辞职的声明。如果他们的雇主置之不理，届时他们就停工。为此手工业者联合会保证，一旦发生罢工，就用普遍募捐的办法来支援他们。

星期一，10月14日，工人前去提出辞职声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可以马上就走。他们当然照办了。当天晚上召开了另一次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在会上，建筑业各工种的所有工人都保证支援罢工者。星期三和星期四，附近地区所有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木工都停了工。这样一来， 罢工 就全面展开了。

如此突然地陷入窘境的建筑业承包商们随即派人到各地去，甚至派人到苏格兰去招雇工人，因为在整个附近地区找不到一个愿意为他们干活的人。过了几天，果然从斯泰福郡来了十三个人。可是罢工者一找到机会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说明由于什么纠纷和什么原因才停工，有些新来的人就不肯继续干下去了。对付这种情况，老板们倒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违抗者连同他们的“教唆者”一起带到治安法官 丹尼尔·莫德 先生那里去。但是，在我们跟随他们到那里去之前，必须首先对丹尼尔·莫德先生的品德作一番应有的了解。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曼彻斯特的“stipendiary magistrate”，或者说领取薪俸的治安法官。英国的治安法官一般都是由内阁在富有的资产者或地主中，有时也在神职人员中委任。可是这些“道勃雷”[149]丝毫不懂法律，所以总是大大失策，给资产阶级丢脸，使资产阶级受到损害，因为即使碰上一个工人，只要这个工人有一名机智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们就常常仓惶失措，不是在判决他时忽略了某些导致胜诉的法律程式，就是被弄得只好宣布他无罪。此外，大城市和工业区富有的工厂主没有功夫天天在治安法庭消磨时间，他们宁愿找一个代理人。因此在这些城市里多半是应城市本身的要求任用领薪的治安法官，即谙熟法律的律师，这些人善于利用英国法律的诡计多端和微妙差别，并且在必要时加以补充和修改，从而使资产阶级受益。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辉格党内阁大量任用的自由派治安法官之一。至于他在曼彻斯特市法院内外的英雄业绩，我们且举出两件事。1842年工厂主迫使南郎卡郡的工人于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顿举行了起义，8月9日以宪章主义者 理查·皮林 为首的约一万名工人从那儿向曼彻斯特进发，

“去同曼彻斯特交易所中的工厂主谈判，并且看看曼彻斯特市场的情况如何”。[150]

在城关迎接他们的是丹尼尔·莫德先生和全体可敬的警察，一队骑兵和一连步兵。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走走形式，因为使起义扩大，强行废除谷物法[138]，是符合工厂主和自由派的利益的。在这一点上，丹尼尔·莫德先生和他那些可尊敬的同僚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开始和工人谈判，允许他们进城，条件是他们保证“不扰乱治安”和走一条指定的路线。他清楚地知道，起义者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也根本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他要是稍加努力也许会使整个被迫举行的起义在萌芽状态中瓦解，但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为他那些要求废除谷物法的朋友谋利益而是为 皮尔 先生谋利益了；所以他撤回武装部队，让工人进了城，工人立刻使城里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可是，既然起义带有坚决 反对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根本不理睬“可诅咒的谷物法”，丹尼尔·莫德先生就重新摆出了他的法官的威严，成批逮捕工人，并且以“破坏治安”为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进监狱，——可见是他首先破坏治安，然后又惩办工人的。

下面是这个曼彻斯特的所罗门的生涯的另一特点。反谷物法同盟自从在公开场合多次遭到冲击以后，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必须凭票入场的秘密集会，可是在广大群众面前却要把这种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公开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曼彻斯特的“舆论”的反映。为了制止自由派工厂主的这种欺人之谈，有三、四个宪章主义者，其中有我的好朋友 詹姆斯·李奇，弄到几张票去参加了一次这样的集会。当 科布顿 先生站起来要发言时，詹姆斯·李奇向大会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次公开的集会。这位主席没有作任何答复，反而叫来警察，立即将李奇逮捕！第二个宪章主义者又提出这个问题，接着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聚集在门口的“绿头苍蝇”（警察）抓住并押送到市政厅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出现在已经得悉一切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他们被控告扰乱会场，他们刚要说话，又不得不聆听丹尼尔·莫德先生的训话。他对他们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政治游民，专门在所有集会上起哄，闹得规规矩矩坐着的人不得安宁，这种事情必须制止。丹尼尔·莫德先生清楚地知道，他无法给他们判处真正的刑罚，所以他这次就判决他们缴纳诉讼费。

正是在 丹尼尔·莫德 先生这个刚被我们描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品德的人面前， 波林 和 亨弗莱 的不服管束的工人被拖来受审了，工人为了谨慎起见带了一位律师来。第一个受审的是从斯泰福郡新来的工人，他不肯在别人为了自卫而停工的地方继续干下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手里有来自斯泰福郡的工人的书面合同 [注：这份合同包括以下内容：工人履行为波林和亨弗莱劳动六个月的义务，并且 同意他们付给他的工资。但是，波林和亨弗莱不受雇工六个月的约束，可以随时通知他一周后解雇。波林和亨弗莱虽然预付工人从斯泰福郡到曼彻斯特的路费，但是应该每星期从他的工资中扣除2先令（20银格罗申）来偿还这笔钱！——你们喜欢这个美妙的合同吗？]，现在这份合同已经交给了治安法官。工人的辩护律师反驳说，这份合同是在一个星期天签订的，因而是无效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带骄矜之气承认，在星期天签署的“业务协定”是无效的，可是他不能相信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会把这个合同看成是“业务协定”！于是，他不再问一问这个穷工人是否把这个文件“看成”“业务协定”，就向他宣布，他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就到踏车 [注：用人力或畜力踩动装在滚筒上的踏板以产生动力的装置。这里指当时在监狱里用踏车劳动惩罚囚犯。——译者注] 上玩三个月。——噢，曼彻斯特的所罗门！这个案子结束以后，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把第二个被告带了上来。这个人姓 萨尔蒙，是公司里停工不干的老工人之一。他被控威胁新工人，唆使他们也举行罢工。证人——一个新来的工人——作证说，萨尔蒙曾经拉着他的胳膊和他说话。丹尼尔·莫德先生问，被告有没有威胁过他或者打过他？证人说，没有！丹尼尔·莫德先生在对资产阶级尽了义务之后，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显示他的公正无私，他宣布对被告的起诉不能成立。被告完全有权在街上散步并且和别人交谈，只要他不说出威胁的话或作出威胁的行动。——因此，他宣布此人无罪。不过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起码得到了这样的满足：已经把萨尔蒙拘留了一夜，以抵偿他们所付的诉讼费，——这总算够本了。萨尔蒙高兴的日子并不长，因为他在星期四，10月31日，获释之后，在星期二，11月5日，就再一次被告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说他在街上袭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在萨尔蒙获释的那个星期四，来了一批苏格兰人，他们是被诸如什么纠纷已经结束、波林和亨弗莱在他们那个地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他们扩大了的承包合同等等谎言骗到曼彻斯特来的。星期五，有不少长期在曼彻斯特干活的苏格兰细木工前来向自己的同乡说明停工的原因。他们有一大批同行，大约四百人，聚集在苏格兰人下榻的客栈周围。可是他们让苏格兰人象囚犯似地呆在那里，还派了一个师傅在门口站岗。过了一会儿，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来了，打算亲自护送他们的新工人到工作地点去。当这些人走出来时，聚集在外面的工人就劝告这些苏格兰人，不要违反曼彻斯特手工业者的规章去干活，不要给自己的同乡丢脸。果然有两个苏格兰人有点退缩，波林先生亲自赶上去，拉着他们往前走。人们一直沉住气，只是不让这些人走得太快，并且劝告这些人不要参与别人的事情，还是回家去等等。亨弗莱先生终于发怒了，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几个老工人，其中有萨尔蒙。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就抓住了萨尔蒙的胳膊。波林先生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胳膊。两个人扯着嗓子呼唤警察。警官来了并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一问倒弄得这两个合伙人非常尴尬，但是，他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噢，警官说，这就够了，我们可以暂时放他走了。急需对萨尔蒙提出某种控告的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遵照他们的律师的建议，提出了上述控告。在讯问了所有认为萨尔蒙有罪的证人以后， 威·普·罗伯茨 ——“矿工的总顾问”，所有治安法官都害怕的人——突然站起来为被告辩护。他问道，鉴于对萨尔蒙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控告的理由，他是否应当把自己的证人带来？丹尼尔·莫德先生让他讯问了他的证人，这些证人证明，直到亨弗莱先生抓住萨尔蒙时为止，后者一直是心平气和的。在辩护和控告的发言都结束以后，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他将在星期六作出判决。显然总顾问罗伯茨的出庭促使他在作出判决之前要考虑再三。

星期六，波林和亨弗莱除了原先的控告外，又对他们的三名老工人—— 萨尔蒙、司各脱和梅洛，提出了搞阴谋和恐吓活动的 刑事 诉讼。他们想借此给手工业者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为了有把握对付这位可怕的罗伯茨，他们从伦敦请来一位著名的律师 蒙克 先生。蒙克先生首先把新雇用的苏格兰人 基卜生 带上来当证人，上星期二控告萨尔蒙时这个人也作过证人。他作证说，星期五，11月1日，他和他的同事从客栈出来时，一群人连推带拉地围住了他们，这三个被告就在人群中。现在罗伯茨开始讯问这位证人，让他同另一个工人对质并问道，他，基卜生，昨天晚上是否对这个工人说过，他上星期二作证时 不知道这是起誓作证，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和怎么说。基卜生回答说，他不认识这个人，他昨天晚上同两个人在一起，但由于天黑，所以他不能说这个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鉴于苏格兰的起誓形式和英格兰的不同， 他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记不太清了。这时蒙克先生站起来说，罗伯茨先生没有权利提出这类问题。罗伯茨先生回答道，假如有人要为一桩丑事辩解，提出这样的指责是完全恰当的，不过他有权利问他想问的问题，不仅要问这位证人出生在哪儿，而且还要问以后他每天住在哪儿以及每天吃些什么。丹尼尔·莫德先生承认罗伯茨先生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善意地劝他尽量扣住主题。罗伯茨于是让这位证人证实，他是在指控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才真正开始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在这之后，罗伯茨先生就让他走了。现在亨弗莱先生自己出来作证，他对这个事件的供述同基卜生的一样。对此罗伯茨先生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力图超过您的竞争者，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蒙克先生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出反驳。罗伯茨说，好，我把它说得更明确一点。亨弗莱先生，您知不知道曼彻斯特木工的劳动时间是按一定的规章确定的？

亨弗莱先生：我不管这些规章，我有权利制定我自己的规章。

罗伯茨先生：完全可以。亨弗莱先生，您发誓，同其他建筑业承包商和木匠铺老板相比，您不是要求您的工人劳动的时间更长吗？

亨弗莱先生：是的。

罗伯茨先生：大约是几小时呢？

亨弗莱先生记得不太准确，于是掏出他的记事簿来计算。

丹尼尔·莫德先生：您用不着花许多时间来计算，您只要告诉我们大约共计多少小时就行了。

亨弗莱先生：好吧，在通常点灯前的六星期内大约是早上一小时和晚上一小时。在通常停止点灯那天以后的六星期内也是这样。

丹尼尔·莫德先生：那就是说，您的每一个工人在点灯前那段时间多干72小时，点灯后那段时间多干72小时，也就是在十二个星期内多干144小时？

亨弗莱先生：是的。

这一番供述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蒙克先生气得瞪了亨弗莱先生一眼，亨弗莱先生不安地看着他的律师，波林先生则拉了一下亨弗莱先生的衣角——但是太晚了。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又得扮演公正无私的角色的丹尼尔·莫德先生，听完了自供并且把它当众宣读。

又讯问了两位无关紧要的证人以后，蒙克先生说，针对被告而提的证据现在可告结束。

这时丹尼尔·莫德先生说，起诉人没有提出被告犯刑事罪的根据，因为他没有证明这些受到威胁的苏格兰人在11月1日以前就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因为既没有雇工合同，也没有证明这些人在11月2日前已经受雇的任何证据，而起诉是在11月1日提出的；可见这些人在这一天还没有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被告有权利以任何合法手段阻止他们到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去工作。——蒙克先生反驳说，这些起诉人从他们离开苏格兰上船时起就被雇用了。丹尼尔·莫德先生指出，诚然，有人说订过这样的雇工合同，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交出来。蒙克先生回答说，这个文件在苏格兰。他请莫德先生在文件拿来以前暂缓处理这件案子。这时罗伯茨先生插话说：这对他来说倒是新鲜事。已经宣布起诉的证据提完，而起诉人为了提出新的证据却要求延期处理案子。罗伯茨坚持继续进行。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这两种要求都是多余的，因为起诉没有任何根据。——于是被告就被释放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他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木工会堂或社会主义者会堂召开大会，向各手工业者联合会呼吁支援（这种支援源源而来），随时随地揭露波林和亨弗莱的所作所为。最后，他们向各地派出代表，在波林和亨弗莱招工的地方向自己的同行揭露这次招工的原因，从而劝阻他们别去为这家公司做工。罢工开始后几个星期就有七位代表奔赴各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街头巷尾张贴的启事则要求失业的木工对波林和亨弗莱保持警惕。11月9日几位归来的代表作了关于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位到苏格兰去的名叫 约翰逊，他说，波林和亨弗莱派去的人如何在爱丁堡招雇了三十名工人；但是，这些人从他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马上就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在这种情况下到曼彻斯特去。第二位代表是到利物浦去监视抵岸船只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前来，所以他无事可做。第三位代表走遍了柴郡，而他在所到之处都无事可做，因为工人的报纸《北极星报》已经到处宣传了事情的真相，打消了人们去曼彻斯特的任何念头；甚至有一个城市，也就是在麦克尔士菲尔德，木工已经募集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捐款，并且答应必要时每人再捐助一先令。在其他地方他鼓动同行募集这种捐款。

为了再一次给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提供同工人洽商的机会，星期一，11月18日那天全体建筑业工人在木工会堂集会，推选了一个代表团去向这些先生递交请愿书，然后举着旗子和会徽结队游行，向波林—亨弗莱公司的所在地进发。代表团走在前面，罢工组织委员会随后，接着是木工、砖模工和烧砖工、短工、泥瓦工、锯木工、镶玻璃工、粉刷工、油漆工、一个乐队、石工、细木工。他们路过自己的总顾问罗伯茨下榻的旅馆，一边走一边向他欢呼致敬。到了公司所在地，代表团走出队伍，其他的人则继续前进，到斯蒂文森广场去举行群众大会。代表团遇到了警察，警察盘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后，才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走进办公室， 沙普斯 先生和 波林 先生这两个合伙人向他们宣布：不接受仅仅出于威吓的目的而纠集起来的群众的请愿书。代表团否认有这种目的，因为游行队伍甚至没有停顿就立即继续前进了。在这支拥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的同时，代表团终于受到了接待，被领入室内，在场的有警察局长，一名警官和三名新闻记者。沙普斯先生——波林和亨弗莱的合伙人——以主席自居，指出代表团讲话应当慎重，因为全部讲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反对他们。然后开始问代表团有什么不满等等；并且说，他们想按照曼彻斯特通行的规章给这些人工作。代表团问道，在斯泰福郡和苏格兰招来的这些工人是不是按照曼彻斯特的手工业规章工作的？——回答说：不，我们同这些工人订有特殊的合同。——那么您的工人应该重新得到工作，而且是按通常的条件？——噢，我们不和任何代表团谈判，而只要让这些人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愿意按什么条件给他们工作。——沙普斯先生补充说：所有在他名下的公司总是宽待工人并发给他们最高的工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他象他们听说的那样参加了波林—亨弗莱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强烈反对工人的切身利益的。——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烧砖工被问道，他的同行究竟有什么不满。——噢，这会儿倒是没有，以前可多呢 [注：见前述有关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里的流血斗争。]。——哦，你们以前的不满可多了，是吗？波林先生冷笑着回答，并且趁此机会大谈手工业者联合会，罢工等等，大谈它们给工人带来的贫困，——对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指出，工人决不愿意让人把他们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夺走，例如就象现在要他们做的那样，每年白干144小时。——沙普斯先生说，也应该算一下，游行参加者由于那天没干活所造成的损失，如罢工的花费、罢工者的工资损失等等。——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要求您为这件事从您的口袋里掏一文钱。谈到这里代表团就离开了，并向聚集在木工会堂的工人作了汇报，同时发现不仅所有在这个地区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工人（他们不是木工，因此没有停过工）都来参加了游行，而且不少新招来的苏格兰人也在今天早晨罢了工。一个油漆工也说道，波林和亨弗莱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正如向细木工提出的那样，同样无理，不过他们也要反抗。为了加快事件的进程和缩短斗争的时间，作出了决定：波林和亨弗莱公司的全体建筑工人应当停工。工人执行了这一决定。星期六油漆工停了工，星期一装玻璃工停了工。几天以后，在波林和亨弗莱承包修建的新剧院里干活的只有两名泥瓦工和四名短工，而不是二百名工人。在新来的工人中也有许多人停了工。

波林、亨弗莱等人气得发狂。当又有三个新来的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就在星期五，11月22日，把工人拖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受审。先前的失败对他们毫无作用。首先受审的是一个叫 里德 的工人，他们控告他违反了合同；同时交出了被告在得比签订的一份合同。又一次担负起自己职务的罗伯茨马上指出，合同和起诉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丹尼尔·莫德先生立刻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严厉的罗伯茨已经把这一点指出来了，但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对方的辩护人明了这一情况。最后，这位辩护人要求允许改变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又来提出起诉，这次起诉比第一次更糟。当他发现这也行不通时，他请求继续延期。丹尼尔·莫德先生允许他考虑到星期五，11月29 [注：杂志上误印为11月30日。——编者注] 日，即考虑整整一个星期。他这次是否达到了目的，我不能断定，因为我正好缺少应该刊登判决的那一号报纸。这时罗伯茨转入进攻，他把几个招雇的工人以及波林和亨弗莱的一个工头传上法庭，因为他们闯入一个罢工工人的家里，侮辱了他的妻子；在另外两件案子中几个罢工工人遭到了袭击。丹尼尔·莫德先生不得不遗憾地判处全体被告，不过他尽量从宽处理，只要他们担保今后安分守己。

在12月底，波林、亨弗莱等先生终于达到了对他们的两个反对者进行判决的目的，理由仍然是殴打了他们的一个工人。不过这次法庭就不那样宽大了，它立即判处他们一个月徒刑，并且要他们保证刑满后安分守己。

此后有关罢工的消息少起来了。1月18日那天罢工还在全力进行。以后的消息我就没有看到了[151]。大概它同其他大多数的罢工一样已经停止了；波林、亨弗莱等人逐渐在外地、在罢工的个别叛逃者中招到了足够的工人；大多数罢工者经过长期或短期的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对此他们足以自慰的是，他们没有损害自己的尊严，而且维持了自己同志的工资——之后，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至于争议之点，波林、亨弗莱等人已经明白，不能一意孤行，因为罢工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损失，而在这么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其他的企业主也不想马上改变木工业原有的规章。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下半年

载于1846年1月和2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注释：

在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提出了贸易完全自由的口号，从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工资。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第266、281、397页。

这篇文章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6年一月号和二月号。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份杂志“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99页）。恩格斯计划要写的这组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在第一次发表之后，作者没有把它收进他生前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任何一种版本。——第277页。

凡迪门岛——欧洲人原来称它为塔斯马尼亚岛，是流放地。——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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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9－1845.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301]

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献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这本书译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议的。不过他还是可以讲几句话，为他没有阻止出版这个译本“作个辩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粗鄙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谷物法的废除[302]、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303]，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病痛。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304]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的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305]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对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306]，——“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我刚刚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307]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充分显露出来。这就是：私人购买土地容易和廉价以及移民的流入。在许多年中，这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青力壮的时候就“退出”雇佣劳动，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佣劳动，当一辈子无产者的境遇，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但是美国已经度过这个早期阶段。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更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越来越快地从国家和各州的手里转到私有者手里。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目前存在着一个终身的甚至世袭的无产者阶级。一个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顽强地——而且十分有可能成功地——力图成为世界上主导工业国的国家，是不能经常给自己输入雇佣工人阶级的，即使每年有50万移民流入也不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经常受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对和抵抗，在美国还是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强有力；结果就形成了美国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诚然，他们和移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但是他们一天天地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和移民的团结，日益尖锐地感觉到自己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的那些日子。所以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末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居主导地位。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做到过得去，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而翻译本书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使我不能着手这项工作；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即将出版），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注：见本卷第224—231页。——编者注] 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第293页。

“七日规”（《Seven 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街区。——第294页。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页。——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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