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

第六章世界原料市场与购买原料条件的变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六章世界原料市场与购买原料条件的变化 1、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均衡。2、土地是垄断性占有；工农业之间不均衡的发展。3、原料的缺乏与原料市场的缩小。4、世界原料时常竞争的尖锐化与资本主义扩张。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怎样使商品的价值愈来愈难以实现，因而迫使各“民族”集团的统治阶级实行扩张政策。但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限于销售阶段。在再生产公式 M-C …… P …… C ’ -M ’ ，只是在后面这部分（ C ’ -M ’ ）表示产品价格的实现。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强调 C ’ -M ’ 过程即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争夺销售市场的竞争，特别是工业危机，促使经济学家去分析处于 C ’ -M ’ 阶段的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发展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这个领域里也引起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大家知道， M-C 这一活动包括两个部分： M-L 与 M-MP ，在这里， L 表示劳动力， MP 表示生产资料，因此，公式 M-C 的展开形式应该是 M-C （ L-MP ），现在我们就分别考察这个公式的两个部分。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引起了社会结构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这一过程的表现是：社会的各种对抗变得非常尖锐，有组织的对立阶级的力量彼此针锋相对。在这里，表面上的均衡状态包含着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之间施加的极大压力。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引起增加劳动强度的趋向，另方面寻求廉价劳动力并且延长劳动时间。而且后者也是通过殖民政策实现的。 [1]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所要讲的是，工业的发展与制造业提供原料的农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制造业需要日益增多的原料，如木材（造纸业、建筑业、家具制造业、铁路建筑等），畜产品（皮革、羊毛、猪鬃、马尾、毛皮、骨头、肠、各种动物脂肪、作为食品制造业原料的肉类等），纺织业原料（棉花、亚麻、大麻等），最后还有诸如橡胶（它在工业生产的各阶段都起巨大作用）之类的商品，等等。但是，农业的发展不能同工业的发展并驾齐驱。因此，出现了下述基本情况：农产品的高昂价格已成为一种极重要的的国际现象，特别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中更是如此，由于工业进展得十分迅速，甚至连大洋彼岸的农业生产也不能满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农产品的世界价格在下跌之后，又迅速上涨，关于商品的价格上涨情况，下表可以提供一个概念：每普特的卢布价格年份未加工的黄麻未加工的棉花阉制牛皮俄国小牛皮美国咸猪肉（伦敦市场）（汉堡市场）（汉堡市场）（汉堡市场） 1903 1.77 9.12 6.11 19.62 6.62 1904 1.76 9.57 6.49 20.93 5.57 1905 2.42 7.72 6.93 28.64 5.79 1906 3.04 8.96 7.90 28.82 6.31 1907 2.51 9.87 7.96 27.90 7.67 1908 1.88 8.47 6.52 28.65 7.01 1909 1.83 9.46 7.22 25.38 8.97 1910 1.98 11.72 8.35 27.33 9.52 1911 2.62 10.51 8.40 26.54 7.04 1912 2.86 9.65 8.57 25.50 8.17 1913 3.93 10.35 9.47 24.60 8.66 [2] 在 1903 ― 1913 年十年里，黄麻价格上涨 128% ，棉花价格上涨 13% ，牛皮― 55% ，小牛皮― 25% ，咸猪肉― 31% 。 [3] 诚然，在任何环境中――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样――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侧重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并不以为着社会生产力分配的不均衡。相反，如果对原料的“需求”同原料的“供给”增长得一样快，那么，这个发展过程就会是顺利的、协调的。问题并不在于整个工业的相对增长，而在于各部门增长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决不应象马尔萨斯及其公开的与隐蔽的追随者所描述的那样，把这个发展过程看成是阻碍生产发展的“绝对的”或“自然的”规律的表现。这里，主要的障碍在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范畴――土地占有的垄断。马克思在论绝对地租的一章里写道：“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他不能增加或减少这个就业场所的绝对量，但能增加或减少市场上的土地量。所以，正如傅立叶曾指出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是无人耕种”。 [4]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地租，就不能对从来没有耕种或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然新耕种的土地是属于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就是说，由于土地质量的不同而获得的地租。――布哈林注）的土地，并且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会被人耕种，从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是使这个最坏土地的耕种者得到他的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布哈林注）。 [5] 农业与制造业的差异是：当工业制造品的价格上涨时，通常会引起需求的缩减，因而需求曲线随着价格的涨落而迅速变动，而在农产品的分配领域中，需求却是比较稳定的（不应忘记，制造业所需原料的生产，在许多情况中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例如皮革、肠衣、部分的羊毛等的生产是与肉食品加工工业联系着的。）因此，在农业里，尽管按严格意义理解的垄断组织很不发达，但是竞争所起的作用是小得多的。大量生产的规律、资本的加速积累规律等，对于农业远不如工业适用。可见，出去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不均衡之外（这种不均衡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尽管发生了卡特尔化或托拉斯化过程，它仍然继续存在），还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特殊的、日益扩大的不均衡。近年来，这种工农业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极为明显，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最近十年来生产力有了蓬勃的发展，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其中首先是美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因而对于农业的需求日益增长。其他农业国也发生了同样情况，例如奥匈帝国在很短时间就成为小麦、面粉等面包原料输入超过输出的国家。近几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大大改变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致数量上的变化以达到即将发生质变的程度。因此，农产品的缺乏，各地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上涨，就成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一种现象。原料价格的上涨，又直接影响到利润率。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升降和原料价格的涨落是成反比例的，所以，各个“国民经济“的资本家要求扩大原料市场的倾向愈加强烈。但是，既然原料的市场过去与现在都主要是作为销售制成品的“国外”市场的国家，即欠发达国家（包括殖民地），那么，造成销售市场大大缩小的过程，也同样地影响了原料市场。在这里，各列强国家资本家在争夺原料方面的利害冲突，与在销售方面的竞争同样激烈。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需要重视这个循环链条 M-C …… P …… C ’ -M ’ 中的最后阶段即销售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且需要重视在 M-L ・阶段，即购买生产资料的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不仅是买主，而且也是卖主。他不是单纯的卖主兼买主，而是资本主义卖主，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买主。他的购买与售卖行为都包括在资本循环的公式里，都是这个公式的构成部分。因此很明显，弗朗兹・奥本海默提出的关于买者之间的竞争具有“和平的性质”而卖者之间则是敌对关系的理论，完全是杜撰的。 [6] 他的论点是从下述命题出发：卖者通常只把一种商品带进市场，他的命运只寄生于这一种商品，即寄于该商品的价格，但是，奥本海默说，“买主关心的是很多种商品和它们的价格，而他对那些商品中每一种商品的注意却比较小，因为一种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下降”等等。奥本海默没有认识到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现代的买主主要是资本主义买主，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个人的消费与生产性消费比起来，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为了从事生产，需要大量购买比较少数几种商品，通常是购买大宗的主要原料品，而往往一种商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棉花对纺织工业的重要性）。 [7] 可见，没有任何理由象奥本海默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争夺原料的斗争比较缓和。由于兼并那些拥有煤、铁、铜、石油等矿藏的领土的倾向，因而在争夺原料方面的竞争大大加强了，并已成为具有愈益重大意义的事实。那些依赖于自然条件并起重大作用的工业部门都的很容易被垄断的，而一旦这些部门落入几个“民族集团”手里，就不能再有其他人占有了。当然，如果竞争舞台上出现一个以“占领”为手段的“民族集团”，那末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是如此。英国在埃及的政策――把整个埃及转变为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原料的巨大的棉花种植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在原料领域里的冲突也尖锐起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愈迅速，经济生活的工业化与农村的都是化进程愈强有力，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均衡就愈严重，工业发达国为占有落后国而进行的竞争也愈激烈，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它们之间的公开冲突。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扩张也是解决矛盾的一条“出路”。这些矛盾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政策的决定性时刻――战争。到现在，我们已经分析了世界商品流通条件下所发生的那些促使“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极度尖锐化的变化，也分析了因此产生的侵略性政策。但是，表明我们时代特点的变化，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产生了其他形式的国际经济关系。我要讲的是资本价值的国际流动，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 我们这里不谈那些使殖民政策声名狼藉的剥削方法，我们只提醒大家注意，这种政策完全没有成为“过去”，而是现在仍在推行的政策。 [2] 《 1913 年俄国与外国主要市场物价表》， 1904 年俄国工商部编，彼得格勒。 [3] 关于在高价格情况下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请参阅奥托・鲍威尔所写的译本短小而精辟的小册子《涨价》。 [4]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下），第 853 ― 854 页。 [5]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下），第 859 页。・原书如此。从本章第 2 段及这里的上下文看， L 应为 MP 。――中译本译者 [6] 请参阅他在 1915 年 8 月号《新评论》上关于战争原因的论述（弗朗兹・奥本海默：《战争的根源》）。他在一本名为《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 1912 年耶拿版）的“批判性”的著作中，阐述了他对社会发展途径的总看法和他的“对问题的积极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并没有越出亨利・乔治与资产阶级“土地改革主义者”的观点），只有普・马斯洛夫先生受到这个经济学家的巨大影响。 [7] 甚至“生产者”也生产不止一种商品，更不用说一般的卖者了。百货商店就是例子。我们并非以此来否认专业性的重要性。我们只不过是希望恢复买者“被玷污的名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八章世界经济和“民族”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八章世界经济和“民族”国家 1. 世界资本的再生产与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源。2. 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农产品的生产不足与资本的生产过剩是同一现象的三个方面。3. 世界经济和“民族”国家局限性之间的冲突。4.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5.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从社会统治集团的观点来看，在现代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发生“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倾轧与冲突，发展下去，将导致战争――战争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倾轧与冲突是由于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建立在各种对抗性因素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以痛苦的危机为代价，才能维持相对的平衡。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以及各个部分对整体的适应，只有通过浩大的浪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所发生的，也就是说，是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付出庞大的“杂费”才能够实现。我们已经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征服政策的三个基本动力：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市场和争夺投资范围的竞争的激烈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转变成金融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结果。然而，金融资本主义政策的三个根源，实质上不过是同一现象――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组织的“民族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制成品的生产过剩，同时也就是农场品的生产不足。农产品的生产不足在下述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工业方面的需求过度巨大，即有大量制造品不能换到农产品；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被破坏了（而且程度愈益严重）。因此，不断增长的工业寻求农业的“经济补充“。在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即金融资本的范围内，这一情况必然表现为以武力征服农业国家。我们已经论述了商品交换问题。但是，资本输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本输出是因为一定程度的资本的生产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商品的生产过剩的另一表现罢了。马克思说：“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 [1] 反之，如果资本的生产过剩减少了，那末，商品的生产过剩也就减少，因此，资本输出在减少资本的生产过剩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商品的生产过剩（附带说明一下，例如把铁条输往别国出售，这是单纯的商品输出；但如果铁条制造厂在别国建立企业，该厂输出它的商品去装备这个企业，那就是资本输出了。很明显，这里区别的标准要看是否发生买卖交易）。但是，撇开采用以商品形式输出资本的办法单纯地“减轻充血”这点不谈，在资本输出与减少商品的生产过剩之间还有进一层的关系。奥托・鲍威尔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关系如下： “欧洲国家的资本家对经济上落后国家的剥削，产生了两种后果：直接的后果是，在殖民地国家里创造了新的投资领域，同时给统治国的工业创造了更多的销售机会；间接的后果是，在统治国里也为资本的使用创造了新的领域，并且扩大了所有工业部门产品的销售。” [2] 如果我们全面地、客观地考虑问题，就是说，从现代社会对于其生存条件的适应性的观点来考虑，那末就会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与这个社会特有的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不谐调。在这种阶级结构中，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分裂为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民族”集团，它们一面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对立，同时它们本身又为瓜分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进行着竞争。生产是社会性的，国际分工使各个私有的“国民”经济成为几乎扩及全人类的、无所不包的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获取权却具有“民族的”（或国家的）性质，其受益者是金融资本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大公司。在国家疆界的狭隘范围里，已经超越出这个范围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而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就要以流血的斗争为手段，通过扩充国家疆界来解决。这个解决办法，又将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这个矛盾的社会具象，是组织在国家内的利害关系相冲突的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导致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另方面导致经济均等化。而且，这个发展过程极大程度地加强了资本家利益“民族化”的趋向，即组成狭隘的、全身武装的民族集团，准备在任何时刻相搏斗。希法亭极其中肯地描述了现代政策的基本目标。他说：“金融资本的政策追求三重目标：第一，建立尽可能最大的经济领土；第二，这个领土必须要用关税壁垒保护起来，以防国外的竞争；从而第三，这个领土必须成为本国垄断公司的剥削场所”。 [3] 经济领土的扩大给民族卡特尔开辟了农业区，从而开辟了原料市场，并且扩大了销售市场和投资范围；关税政策可以抑制外国的竞争，取得超额利润，并且使倾销这个破城槌发生作用。这一整套有助于垄断组织提高利润率。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这种政策意味着施用暴力的方法，因为扩张国家将导致战争。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是不对的。不是一切战争或者一切国家领土的扩大都意味着帝国主义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于这个战争究竟是不是金融资本的政策的表现（金融资本一词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定义理解）。在这里，与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会发现某些中间的形式，但这些中间形式的存在决不会使这个根本的定义失效。所以，象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希尔・洛里亚所提出的两种帝国主义概念，是根本错误的。洛里亚企图创立具有“完全异质的关系”的两种帝国主义概念。他把帝国主义区分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和“商业的”（或“贸易的”）帝国主义。 [4] 他说，前者的目标是热带国家，后者的目标则是其环境适于欧洲殖民的那些国家；前者使用的方法是武力，后者使用的方法是订立和平的条约；前者没有差别或等级，而后者情况各异，从最大限度的全面同化或者实行统一的关税到不完全的形式，例如在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实行特惠关税，等等。这就是洛里亚的理论。显然，这个理论纯属捏造。“商业的”帝国主义和“经济的”帝国主义，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实质上都是同一个趋势的表现。建立排外的关税壁垒与提高关税，虽然不致立即引起武装冲突，但会给以后带来这种冲突。因此很明显，我们不能把“和平的条约”同“武力”对立起来（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订立和平条约意味着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也不能断言，“经济的”帝国主义仅限于“热带国家”。最好的证明就是比利时、加利西亚的命运，以及南美洲、中国、土耳其与波斯很可能遭到的命运。总而言之，近几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阔步的发展。在竞争战中，大规模生产在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它把“资本巨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支配全部经济生活的强固的组织。金融寡头掌握着国家政权，管理着由银行联为一体的生产。这个生产的组织过程，是自下开始的，并在现代国家的构结里加强起来。现代国家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利益的充分体现。每个资本主义先进的“国民经济”都转变为某一类的“民族的”托拉斯。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经济中经济先进部分的组织化，它们相互间的竞争极度尖锐起来。与大企业的发展相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过剩；卡特尔的输出政策；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与关税政策而造成的销售市场的缩小；高度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日益加深的不平衡；资本输出的巨大增长和整个地区在经济上受“民族”银行业联盟的支配――所有这一切，使资本的“民族”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极度尖锐起来，这些集团就以国家组织的权力，首先是海陆军作为最后的凭借。在争夺强权的斗争中，军事军力强大的国家是最终的胜利者。因此，在世界市场上的战斗力，取决于“民族”的统一与实力，取决于它在金融上与军事上的资源。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一个可以无限制扩张其巨大势力的经济单位，直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王国――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这就是金融资本所树立的理想。 “金融资本以坚定而清晰的目光注视着巴比伦王国的混杂的各族人民，其中首先看到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民族是真实的，生活在强大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不断地增加它的权势，提高它的威严，竭尽全力使各族人民更加伟大，这就需要个人的利益服从于整体的利益――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存在。与人民敌对的民族与国家，结成了一个整体，而作为动力的民族意识是服从政治的。阶级冲突消失了，由于它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因而被消灭了，被吞没了。对于有产者来说，充满了未知后果的、危险的阶级斗争，被民族的共同行动所代替，这个民族为争取民族的威严伟大这一目标而联合起来。 [5] ” 金融资本的利益，于是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堂皇的表述。人们尽力把它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因为，正如一个德国帝国主义者从他的观点正确说过的：“我们必须赢得权力，不仅支配兵士们的双足，而且控制他们的思想与心灵”。 [6][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 卷（上），第 285 ― 286 页。 [2] 奥托・鲍威尔：《民族国家和社会民主党》， 1907 年维也纳版，第 464 页。 [3]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 1910 年维也纳版，第 412 页。 [4] 阿希尔・洛里亚：“帝国主义的两个概念”，载于《国际经济》杂志， 1907 年第 3 卷，第 459 页。 [5]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 1910 年维也纳版，第 428 ― 429 页。 [6] 《政变或改革》第 3 卷：《将来的德国财政改革》，“一个国外的德国人”著， 1997 年苏黎世版，第 203 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九章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三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竞争是扩大的再生产第九章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1、对于帝国主义的庸俗理解。2、政策在社会生活的作用。3、社会科学分类的方法论。4、作为历史范畴的金融时代。5、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已经阐明，帝国主义政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出现的。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纠缠成一个扭结。这个扭结虽然被战争之剑所斩断，但在战争之后却缠结的更紧了。因此，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产生的统治阶级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应当具有作为特殊现象的特征。 [1] 在目前充斥于市场的著作中，流行着两种关于帝国主义的所谓理论。一种理论把现代政府政策看作是种族斗争，认为“斯拉夫”人种或“条顿”人种在追求支配权。按照作者的国籍，他们把一切善与恶都分到这些“种族”身上。尽管这一“理论”已陈旧庸俗，但是由于它在统治阶级的“民族自觉”的增强中找到了温床（利用旧时心理上等级区别的残余，以利于金融资本的国家组织，对于统治阶级是直接有利的），因而能带着固执的偏见而继续存在。只要提出几个事实，就可以把这个“理论”粉碎无余。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与日耳曼人同出于一源，却是日耳曼人最凶恶的敌手；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是纯粹的斯拉夫人种，几乎操同样的语言，却是战场的冤家对头。在波兰人当中，既有坚决的亲奥派，也有坚决的亲俄派。乌克兰人同样如此，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赞同俄国人，而另一部分人却赞同奥地利人。另一方面，交战的每个联盟都包括极不同的人种、民族或部族。从种族的观点来看，英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西班牙人与被所谓“光荣共和国”驱赶去遭受屠杀的黑人，在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联合在一起而与协约国联盟对抗的德国人与捷克人、乌克兰人与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与土耳其人，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很明显，领导这个斗争的不是种族，而是一定的资产阶级集团国家组织。同样非常明显，列强之组成这一或那一集团，不是决定于种族的某种共同任务，而是决定于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目标。因此，不久之前曾经共同对土耳其进行战斗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现在却分裂成两个营垒。因此，从前曾经是俄国之敌的英国，现在却是俄国的盟主。因此，尽管仅仅十年之前日本资本家还曾对俄国资本家兴师作战，现在却又与俄国资产阶级步调一致了。 [2] 如果从纯粹的科学观点如实地观察问题，这个理论之毫无根据是显而易见。但是，只因为这个理论对资本家先生颇为有益，所以，尽管它荒谬无稽，但无论在报刊上或大学讲坛上，却仍然不懈地加以宣扬。 [3] 还应当指出，随着军国主义把不同的种族统一在它的铁拳中，又出现了一种虽然不那么粗俗但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企图，提出了地域――心理学说。“中欧人”或“美国人”等成了“种族”的代用词。 [4] 这种理论也是荒谬的，因为它忽视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即阶级结构，并且以所谓“全体”的“普遍”利益来代替社会上层阶级的利益。第二种流传很广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把一般的政府政策作为帝国主义的定义。从这个观点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与西班牙征服者、迦太基与伊凡三世、古代罗马与现代美国、拿破仑与兴登堡都可以相提并论，当作帝国主义了。这个理论虽然很简单，却是绝对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解释了”一切，也就是什么都没解释。统治阶级的一切政策（“纯”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都有特定的职能。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政策，其职能就是促进该种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就是要加强和扩大封建的生产关系；商业资本的政策，就是要扩大商业资本的统治范围；金融资本的政策，就是要在更大范围里再生产金融资本的生产基础。十分清楚，上述论点对于战争来说也是一样。战争是再生产一定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征服性的战争就是在再更大范围内再生产这种关系的手段。但是，如果只给战争下定义，说它是征服，那就远远不够了，因为这种说法没有指明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战争所巩固或扩大的，究竟是什么生产关系；这一“征服政策”所扩大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基础。 [5] 资产阶级科学界是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的。资产阶级科学界不理解，各种“政策”分类的基础必然存在于产生这些“政策”的社会经济之中。况且，资产阶级科学界还有意忽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存在的差别，即使在现在。当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切特质已经暴露的如此明显的时候，最不注重历史大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英美经济学派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筑起了安乐窝。 [6] 政论家和学者们都努力想给现代帝国主义描上与拥有“至上权”的古代英雄任务的政策相类近的色彩。・资产阶级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手法”，是把带有商业资本的萌芽与手工业的“古代”奴隶制同“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掩盖起来。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把劳动者的民主思想与流氓无产者、古代劳动者和手工业者放在同等地位，以“证明”前者是枉费心机的。从纯科学的观点看，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根本谬误的。如果要从理论上理解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那就必须理解它的全部特殊性，理解它特有的发展趋向和具体特点，而这些特殊性、发展趋向和具体特点是其他发展阶段所不具备的。如果有人象“托伦斯上校”一样，把原始人的棍棒看作资本的起源，或者象奥地利经济学派一样，把资本解释为就是生产资料（实质上这与前者一样），那么他们将永远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向，把这些趋向概括为完整的理论，任何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如果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即现代生产关系与从前所发生过征服性战争的各种形态的生产关系同等看待的话，那末，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毫无理解。我们应当找出能够说明我们时代特点的特殊因素，并且加以分析。这是马克思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帝国主义时必须遵循的方法。 [7] 现在我们很了解，不能仅仅限于分析一种政策所借以表现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不能满足于给政策下这样的定义，说它是“征服的”政策，“扩张的”政策，“暴力的”政策等等。我们必须分析这个政策所产生的基础以及由这个政策所扩大的基础。我们已经给帝国主义下了定义，认为它是金融资本的政策。这就揭示了这个政策的职能：它支撑金融资本的结构，它使全世界服从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以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代替古代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象金融资本主义（我们不应把金融资本与货币资本混为一谈，因为金融资本的特征在于它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仅限于近几十年一样，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帝国主义是一种征服的政策，但并非任何征服政策都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是不可能施行其他政策的，所以当我们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时，它的征服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了这种征服性政策所再生产出来的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此外，当我们谈到金融资本时候，是指高度发达的经济有机体，因而具有一定广度与一定深度的世界性的联系而言，一句话，就是指存在着发达的世界经济而言，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是指一定状况的生产关系、一定状况的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一定的阶级关系以及经济联系的一定的前途等等而言。甚至斗争的形式与手段、国家政权的组织、军事技术等也不同程度地看作一定的实体。反之，“征服的政策”这个定义，既可以用于海盗、商队，也可以用于帝国主义。换言之，“征服的政策”这个定义没有说明任何东西，而“金融资本的政府政策”这个定义却把帝国主义作为一定的历史实体来确定其特征。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历史地限定的现象。当然，不能因此而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好象古希腊戏剧中用机关送上舞台的神灵一样，是突然出现的事物。实际上，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继续，就象工业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继续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现在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表现在竞争上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情况也是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性质的表现是：社会经济不是一个由统一意志指导的、有组织的集合体，而是一个通过交换相互联系起来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各自从事生产，自己担风险，根本不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社会需求量及其他单个经济的生产。这就引起各个经济单位彼此间的斗争，引起资本主义的竞争战。竞争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竞争战的形式之一。在下一章里，我们就来对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实例，即金融资本时代的竞争进行分析。 [1] 我们说到帝国主义时，主要把帝国主义看作金融资本的政策。但是，也可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产业资本主义的政策（自由贸易等），另方面也是指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等等）。 [2] 考茨基绝妙地嘲笑“种族论”，请参阅他在大战中发表的《种族和犹太教》一书。（英文版书名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吗？》， 1926 年版――英译本编者注） [3] 战争时期的所谓“科学”著作，充满了粗暴破坏这个最基本真理的荒谬实例。为了证明地方“种族”的根性和文化的彻底破坏，一切可能的手段都使用尽了。一家法国杂志发表了一篇所谓的“调研”，极力向读者证明，德国人的尿比协约国的人特别是法国人的尿，要多三分之一的毒素。 [4] 参见弗・诺伊曼所著《中欧》一书。 [5] 大家都知道，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政治本身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内的一种积极的“继续”。 [6] 人们奇怪的是，甚至象俄国历史学 R ・家威伯尔这样的科学家，也非常喜欢漫无边际地把事情“现代化”，喜欢抹杀历史的特征。最近，由于威伯尔已暴露了他是一个信口开河的沙文主义诽谤家，因而成为利亚布辛斯基先生的上宾（利亚布辛斯基是过去俄国一个著名的工厂主――英译本编者），这是毫无以外的。・帝国主义，英文为 imperialism ，来源与拉丁文 imperium ，拉丁文原意为“至上权”或“绝对的统治权”。――中译本译者。・・ “在野蛮人用来杀掉他所追逐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见罗勃特・理查德・托伦斯爵士所著《论财富的生产》， 1821 年伦敦版第 70 ―― 71 页。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上），第 209 页附注（ 9 ）――中译本译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给资本下了如下定义：“资本一词，是指作为获得商品的手段的那些产品的总和。在资本的这个总概念下，我们可以分出比较狭义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社会资本一词，是指作为获得社会经济商品的手段的产品组。或者简言之，即一类中间性产品”（庞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 1909 版第 2 卷第 1 篇第 54 ― 55 页。转引自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英译本 1927 年伦敦版第 51 页）。――中译本译者 [7]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了卓越的说明（由考茨基作为最新版的《经济政治学批判》一书的附录发言， 1897 年斯图加特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章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十章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再生产 1、资本的积聚；单个企业的资本的积聚；托拉斯资本的积聚；有组织的“国民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资本的积聚。 2、资本的集中。 3、单个企业之间的斗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 4、作为资本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的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相类似的组织的合并（横向集中）；农业区域的合并（纵向集中、联合体）。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过程，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两个过程往往被混同了，但应当明确地加以区别。马克思给这两个概念下了如下的定义：马克思写道：“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 ……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黑体字是我标的――布哈林注），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在这里，马克思是指所有权等的划分。――布哈林注）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涨，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1] 概括来说，我们所理解的积聚，是资本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于该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而我们所理解的集中，则是各单个资本的合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更庞大的单个资本。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经过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加以研究的。还应当附带指出，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这两个过程是互为影响。资本的强烈的积聚，加速大规模企业对小规模企业的吞并；反之，资本的集中又促进单个资本的增大，因而又加速积聚的过程。积聚过程的最初形式，是单个企业的资本积聚。这个形式，知道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还占着统治地位。当时社会资本的积累表现于作为竞争者彼此对立的单个企业家的资本的积累。股份公司的发展，使它有可能运用许许多多单个企业家的资本，并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企业的个人所有制原则，这就为企业家的巨大的垄断同盟创造了前提。于是，资本积累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托拉斯内的积聚形式。于是，资本的积累不再是增加单个生产者的资本了，而转变成为扩充企业家团体的资本的手段。积累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远远超过了很少数资本家的需要，转变为资本，而开始新的循环。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止于此。各个生产部门，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成为一个集合体，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了。这样，金融资本就把整个国家置于其铁钳的夹榨中。“国民经济”成为一个由金融资本集团与国家合伙组成的巨大的联合托拉斯。这个组织，我们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当然，不能把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构与按其本来意义理解的托拉斯的结构看作的相同的东西。真正的托拉斯是更加集权而无政府状态较轻的一种组织。然而，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相比，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把它们看作巨大的、象托拉斯的组织，或者说，如我们在上面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资本积累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经济统一体即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诚然，早期的经济学家已经论述了“一国之内的资本积累”，因为这是他们特别注重的问题之一，例如，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的标题就是证明。但是，在当时这种表述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因为“国民经济”或“一国的经济”并不表示资本家的集体企业或统一的巨大托拉斯联盟，而这却是现在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形式。伴随着积聚形式的变化，集中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企业的个人占有制的条件下，单个资本家在竞争战中相对立。那时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不过是通过商品流通相互联系并且主要是在“国家”范围内相互竞争的那些比较小的经济单位的总和。集中的进程，是小资本家被大资本家吞并，是个人占有大规模企业的扩展。随着大规模企业的成长，竞争的广泛性（在一定的范围内）愈益缩小，竞争者的数目随着集中的进展而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少数大企业以空前未有的大量商品投入市场，因而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大增强。资本的积聚与集中的最终结果，便是形成了托拉斯。竞争发展到更高阶段。从前是许许多多个人所有的企业相互竞争，现在则出现了少数几个巨大的资本家盟国之间进行的最顽强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同盟实行一种复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计算的有计划的政策。最后，在整个生产部门中竞争归于停止。但是，在不同部门的辛迪加之间，为瓜分剩余价值而进行的斗争，则更加激烈了。生产制成品的组织反对生产原料的辛迪加，生产原料的辛迪加也反对生产制成品的组织。集中过程迅速进行着。工业中的同盟与银行业辛迪加也反对生产制成品的组织。工业中的同盟与银行业辛迪加统一了全部“国民”生产，全部“国民”生产又形成由公司形成的公司。竞争达到最高、最后的发展状态，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在世界上的竞争。在“国民经济”的范围内把竞争降到最低程度，是为了向国外展开先前任何时期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竞争。当然，在从前，就已存在“国民经济”之间即统治阶级之间的竞争。但是，由于当时“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根本不同，因而竞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当时“国民经济”还没有作为具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同质的、有组织的整体的出现在世界市场舞台上；在它的内部，完全的自由竞争占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远不激烈。现在，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当重心已转移到了在世界各国的竞赛中拥有极大战斗力的、巩固而有组织的巨大经济体的竞争时，一切都完全改观了。竞争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与此同时，资本的集中过程随之发生变化，转入更高的阶段。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并，脆弱的托拉斯被吞并，甚至大托拉斯被更大的托拉斯吞并，拿这些同整个国家被吞并，被强迫脱离其经济中心而包括在战胜国的经济体制之内比较起来，不仅退居其后，而且就象是轻易的儿戏。帝国主义兼并不过是资本主义普遍的资本集中趋向的一种特殊情况罢了。这个战斗的舞台，就是世界经济。这个战斗的经济和政治极限，就是一个世界性托拉斯，一个服从于战胜的、同化了其他一切的金融资本的统一的世界性国家――这是以前时代甚至最容易头脑发热的人也没有梦想过的理想。我们可以把资本集中区分为两种：第一种称为横向集中，即一个经济单位吞并与之同类的另一单位。第二种称纵向集中，为即一个经济单位吞并与之并非同一部门的另一经济单位，也就是所谓的“经济补充”或者联合体。现在，当竞争与资本集中正在世界范围里再生产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上述两个类型。当一个国家或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时，这就是资本的横向集中，但是，如果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吞并一个在经济上是补充的单位，比方说，吞并一个农业国家，这就形成一个联合体。实质上，在这里，与在“国民经济”的范围内一样，表现了同样的矛盾和同样的动力，具体地说，就是原料价格的上涨导致联合企业的成立，这样，在斗争的更高阶段，在不同部门之间再生产同样的矛盾，但规模大大扩大了。现代世界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具有上述两种集中的形式。德国征服比利时就是横向的帝国主义兼并的例子，英国征服埃及则是纵向兼并的例子。虽然如此，但人们一般还是习惯地只把征服殖民地看做帝国主义。这个根本错误的观念在从前曾找到一点理由，即由于资产阶级遵循阻力最小的路线，因而倾向于夺取那些阻力较小的、未被占领的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其领土。但是现在，进行重新分割的时候已经到来。在国家疆界之内相互斗争的托拉斯，起初是以牺牲没有参加托拉斯的“第三者”而成长起来，只是在把中间集团消灭之后，他们才彼此展开特别凶猛的厮杀；同样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战，起初表现在争夺尚未被占领的土地，为取得“先占权”而相互斗争，然而进行重新分割殖民地，最后，当斗争愈益激化时，连本国的领土也被卷入重新分割的进程。在这里，事态仍然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发展，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最先从地球上消失。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被推翻时，这个规律才能消灭。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卷（下），第 685 ― 686 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一章竞争战的手段和国家政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十一章竞争战的手段和国家政权 1、个人所有的企业之间斗争的手段。2、托拉斯之间斗争的手段。3、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斗争的手段。4、国家政权的经济意义。5、军国主义。6、国家政权结构的变化。在上一章里我们扼要论述了竞争的发展，可以归纳为：较弱小的经济单位间的竞争陆续消灭，引起强大的经济单位间更激烈的竞争。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斗争的方法也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个人所有的企业之间的斗争，通常是以降低价格为手段；小作坊售价低廉，它们把生产标准降低至最低标准；资本家则以改进技术和降低工资等办法，力求降低生产成本，等等。当个人所有的企业间的斗争为托拉斯间的斗争所代替的时候，斗争的方法（仅就在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方法来说）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国内市场上的低廉价格消失了，而代之以高昂的价格，以便推进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就是说，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的以低价为手段的斗争，是以在国内市场上支付高昂价格为代价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增长了――利用了关税率及运费率；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上相互对立的托拉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运用其他方法。如果一个托拉斯已经成为巨大的联合企业，比方说，如果它拥有铁路、商船、电力等，从而成为“国中之国”，那么，它就可以对竞争敌手实行极复杂的政策，如规定铁路运费、航运费、电力价格等等。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剥夺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以及断绝信贷。在有联合卡特尔的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封锁原料来源。在有联合卡特尔的企业所生产的原料，“原则上”不卖给局外企业（所谓“同业内部往来”）；至于销售市场，属于卡特尔的企业约定不向局外企业购买任何物品；而且，在卡特尔的压力下，这条规定也施用于约束那些通常从卡特尔购货的“第三者”（为此目的，有时给予佣金或降低价格）。最后，我们应当特别谈一谈为了扼杀竞争敌手而施行的降价和亏本出售。在这里，卡特尔宣布：“它的意图不在于企业自身赚取利润；进行这个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垮竞争对手，所以完全不顾蚀本。降价的最低限度，不是取决于卡特尔的资本实力和得到信贷的能力。因此，问题归根到底就要看卡特尔的参与者对于暂时不会向它们提供任何利润的一场斗争能够支撑多久了”。 [1] 在国外市场上，这个方法只是用来消灭竞争敌手的最后顽抗；在国外市场上，这个方法只是表现为扩大倾销罢了。然而，这种斗争还有更使人惊心的例子。我们要讲的就是美国托拉斯之间的斗争手段。在这里，施用的方法远远超出了法治国家的所容许的范围：雇佣匪徒破坏铁路，炸坏油管，纵火，暗杀，大规模收买政府官吏、包括整个机构，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布置密探，等等。在美国的巨大联合企业的发展历史中，这类事件是屡见不鲜的。 [2] 最后，当竞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利用国家政权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种可能，开始起很大的作用。国家机器从来就是统治掌握的工具，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捍卫者和保护者”。但是，它从来没有象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随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竞争几乎完全移向国外，所以很明显，在国外进行斗争的工具，其中首先是国家政权，必须大大加强。使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国外市场上增强战斗力的高关税，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必定会更为提高；各种“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更为加强；国家只向“本国的”企业订货；对于各种各类冒有风险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有益的”的企业，担保它们的收益；以各种办法妨碍“外国人”的活动（例如第二章 * 中叙述的法国政府对股票交易所的政策）。每当修订商务条约发生争端时，缔约资本家集团的国家政权则出面干预，而这些国家的实力对比――归根到底是军事实力的对比――决定着条约的内容。当对某一国家提供贷款的时候，政府就凭借军事力量，为其国民获取尽可能最高的利息率，保证强制性的订货，规定享有特权，以便与国外竞争者进行斗争。当金融资本为了开拓一个尚未被任何国家正式占领的领土而开始斗争的时候，又是由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决定究竟谁将占有这块领土。在“和平的”时期，军事的国家机器隐藏在幕后，但从来没有停止活动；而在战争时期，则登场直接参加。世界舞台上斗争的形势愈紧张――我们时代的特征，正是“民族的”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基极度紧张――就愈加经常地诉诸国家政权的武力威胁。从前的“自由放任”观念的残余消失了，新“重商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到来。 “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向，使经济现象与强大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一切都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不久以前还是思想家和事业家们深为向往的经济力量的自由作用，已经消灭殆尽。各处都有起伏的移民浪潮，这个过程受到国家的监督。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新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都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建立了新的组织，包括大批官吏与许多机构。在任何地方，国家的活动在一切领域都由于有新的职能而扩大了。它对于国内生活与国外关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广。不管在地球上哪个角落，只要是人民的（当然，在阅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时，对“人民”一词应当作有条件的理解。――布哈林注）利益所在，政府无不加以保护。国民经济与政治是紧密相结合的。现时代和主张自由放任、宣扬利益相协调论的旧自由主义时代的分裂，在愈益扩大。这个事实使人们认为，整个世界出现了更多的残暴性与好战性。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一切事物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与此同时，人们彼此冲突，互相打击。” [3] 如果说，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正在全面增长，那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即海陆军的扩充。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军事实力对比，因为一国的军事实力是斗争中的“民族”资本家集团所凭借的最后手段。在迅速增长的国家预算中，“防务费用”（军国主义化的饰词）所占比重愈益扩大。下表说明军费支出及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的增长情况。（见 99 页）现时军事预算的数字如下：美国（ 1914 年）――陆军费 173 ， 522 ， 804 美元，海军费 139 ， 682 ， 186 美元，合计 313 ， 204 ， 990 美元；法国陆军费 983 ， 224 ， 376 法郎，海军费 476 ， 176 ， 109 法郎，合计 1 ， 450 ， 400 ， 485 法郎（ 1914 年为 1 ， 717 ， 202 ， 233 法郎）；俄国（ 1913 年，只计算经常支出）――陆军费 581 ， 099 ， 921 卢布，海军费 244 ， 846 ， 500 卢布，合计 825 ， 946 ， 421 卢布；英国（ 1913 ― 14 年）――陆军费 28 ， 220 ， 000 英镑，海军费 48 ， 809 ， 300 英镑，合计 77 ， 029 ， 300 英镑；德国（ 1913 年，包括经常支出与临时支出）―― 97 ， 845 ， 960 英镑，等等。 [4]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扩充海陆空军军备的狂热时期。每一次军事技术的改进都引起军事结构的改组与整顿；一国军事力量的每一次革新、每一次扩充，都刺激其他各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象我们在关税政策方面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一个国家提高关税立即反映到各国海陆军军费国别年度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军费支出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家全部支出军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百分比年度按人口平均支出的军费支出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家全部支出军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百分比英国 1875 16.10 41.67 38.06 1907 ― 08 26.42 54.83 4806 法国 1875 15.23 52.71 29.0 1908 8.49 37.01 22.8 奥匈帝国 1873 5.92 22.05 26.8 1908 8.49 37.01 22.8 意大利 1874 6.02 31.44 19.1 1907 ― 08 9.53 33.24 28.7 俄国 1877 5.24 15.14 34.6 1908 7.42 20.81 35.6 日本 1875 0.60 3.48 17.2 1908 4.53 18.08 25.1 德国 1881 ― 82 9.43 33.07 28.5 1908 18.44 65.22 28.3 美国 1875 10.02 29.89 33.5 1907 ― 08 16.68 29.32 56.9 [5] 所有其他国家，造成关税的普遍提高。当然，这里所讲的也只是竞争的一般原则的一种情况，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军事力量就是它在经济斗争所利用的武器。既然扩充军备给冶金工业创造了需求，因而大大提高了重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提高了如“军火大王”克虏伯之流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认为军火工业是引起战争的原因，那就是肤浅的论断了。 [6] 军火工业决不是独立自存的工业部门，不是引起“国际战争”的人为的罪恶之源。从前面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军备是国家政权必不可少的一种属性，它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发挥特定的职能。就象不可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战争一样，也不可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军备，同样，诚如不是低价引起竞争，恰恰相反，而是竞争使得价格跌落；战争的原因和动力，不是军备的存在（尽管如果没有军备，则不可能进行战争），恰恰相反，而是经济冲突不可避免性，决定了战争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冲突已经发展到极度紧张的时候，我们目睹疯狂的军备竞争。可见，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就这个意义来说，军国主义和金融资本本身一样，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现象。随着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增长，它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越发成为“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的确，国家政权从来就是反映“上等阶层”的利益 [7] 。但是，由于这个上等阶层曾多少是乌合之众，因而有组织的国家机器面对一个无组织的阶级（或几个阶级）而体现了后者的利益。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国家机器不仅一般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体现统治阶级集体地表达出的意愿。国家机器面对的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分散成员，而是他们的组织。于是，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企业家的组织的代表们所选出的“委员会”，而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司令部。所谓的议会制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从前，议会是统治集团各部分之间（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等等）斗争的舞台。金融资本把几乎所有这各部分统一在许多集中化的组织里，结成一个“牢固的反动集团”。“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被现代帝国主义公开的君主制趋向所取代，而现代帝国主义历来是需要国家独裁的。现在，议会更加成为装饰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只是把企业家的组织事先已准备好的决定通过一下，对结为一体的整个资产阶级的集体意愿给与正式批准而已。“强权”已经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想，这种观点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封建主义的残余”，也不是残留到现代的旧时代的遗骸。它是因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全新的社会与政治产物。如果说，旧时封建的“铁血政策”在这里曾经能够从外部作为模式，那么，其所以有可能，只是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原动力在驱使资本沿着侵略政策和全部社会生活军事化的道路行进。人们不仅可以从诸如英国、法国、比利时（请特别注意比利时的殖民政策）和美国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中，而且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如法国的军国主义化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增长，所有各国愈益加紧攻击劳工组织的自由，等等）发生的变化中看到最好的例证。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大股东，现代国家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发展的最高的、囊括一切的组织形式。因此它拥有惊人的巨大权力。 [1] 弗里茨・克斯特涅尔：《强迫假如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企业斗争情形的研究》， 1912 年，柏林版。希法亨有一篇文章“组织化的力量和国家权力”对克斯特涅尔作了评论，该文载于《新时代》杂志第 32 年卷第 2 分册。 [2] 请参阅古斯塔夫・迈尔斯所著《美国大富豪史》， 1909 年芝加哥版。 * 原文如此，可能的第二篇之误。作者在第二篇的第七章叙述了这个问题，但第二章中无此内容。――中译本译者 [3] 伊萨耶夫教授：《世界经济》，第 261 ― 262 页。 [4] 引自《 1915 年政治家年鉴》。 [5] 奥・施瓦尔兹：《现代财政》，载于《国家学词典》。应当指出，作者关于德奥两国的数字，因为没有把一次拨款的特别预算包括在内，所以不是很正确的；关于美国的数字，未包括各州的“民政支出”，因此表中的增长（ 33.5 ― 56.9 ）比实际大了。 [6] 参阅巴甫洛维奇所著《未来的大铁路和航线》， 1913 年圣彼得堡。这个论点还有一个更肤浅的变种，那就是考茨基提出的，他竟然宣称：战争是由于动员而引起的（参阅他所著《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以及战争期间载于《新时代》杂志的许多文章）。这真是把事物颠倒了。 [7] 在少数资产阶级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例如，弗朗兹・奥本海默认为国家是占有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用以剥削人民大众的那些阶级的组织。他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马克思的学说。但他的修改（特别着重于“土地”）损害了这个定义的价值。令人奇怪的是，象阿道夫・瓦格勒这样的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权威人物，在与奥本海默论战的文章中也基本上承认了奥本海默的定义的正确性，但认为这个定义适用于“历史的”（！）国家。参阅他写的“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国家”一文。该文载于《国家学辞典》第 3 版第 7 卷第 731 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